第七章 “我们确想宽恕，但不知宽恕谁”
第七章 “我们确想宽恕，但不知宽恕谁”
当我聆听来到委员会的人讲述他们常常是难以承受的痛苦经历时，当我翻阅那些犯下滔天大罪的罪犯在申请大赦时披露的事实时，我总是不禁要问，上帝是否有时也要嘀咕当初为什么把我们造出来呢？
写作此书时，正值北约进攻科索沃和塞尔维亚。我们听说塞尔维亚人在米洛舍维奇总统的领导下正在赶走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开始了又一次的所谓种族清洗。不时有不可言状的恶行的报道：妇女儿童被告知逃离家园，并保持沉默，否则就会被杀；男人被成群驱赶着，执行集体枪决。我想整个世界都无法忘记一个年轻人用手推车把岳母推到安全地带的情景。这已经成为上帝的一些子孙遭受另一些子孙带来的痛苦的形象定格。或许，这会像越战期间那个赤身裸体从汽油弹的轰炸中死里逃生的小女孩一样，成为这场*杀屠**难以磨灭的形象。
我斗胆想象上帝巡视着人类历史上的遍地残骸：血腥的十字军东征和以上帝名义进行的其他战争。大地浸透了在*行暴**中死去的无辜者的鲜血。还有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对犹太人的大*杀屠**、在柬埔寨和卢旺达的大*杀屠**；在苏丹、塞拉利昂、两个刚果、北爱尔兰和中东的可怕仇杀以及让拉丁美洲深受其害的*政暴**。这恶毒的清单记录了我们丧失人性、彼此伤害可以达到何等地步。我可以想象上帝巡视着这一切，哭泣着，就像耶稣对着铁石心肠的耶路撒冷在哭泣，因为他回到自己人中间却得不到接纳。如果上帝真的感到创造我们是个错误，那么我们的确为他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创世记》中记载：“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第六章）
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杰弗里·斯图德尔特·肯尼迪牧师在他的诗中思忖着人类的行为给上帝带来的痛苦：
面对可悲可耻的故事
还有阳光下的人类罪恶，
如何能够安之若素？
上帝的主宰何来荣耀？
何处能安享他的慈爱？
永恒的心中难道无泪？
上帝的灵魂难道未被痛苦撕裂？
他定是阴间地狱的魔王，
挥舞大棒将人间击成了碎片。
如果上帝基督让你睁开双眼，
如果你第一得到了上帝的感召，
你就定是受难者和抚慰者
让利剑的苦痛刺透了你的心。
这意味着，你的悲苦
将你击倒在那孤苦的树下，
而今朝今昔、明日明夜，
圣明的上帝还将与你同在。 [1]
当我听到在我们彼此间发生的痛苦行为时，我多次想到上帝的悲哀。这些可怕的事情难以用言语表述，也让我们对自己是否有权利被称为人产生了怀疑。在这样的时刻，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把这些可怕行为的实施者叫做魔鬼，而不值得再把他们视为人。他们的行为使所有正直的人充满了义愤和憎恶。这些罪犯来自长期困扰我们这块土地的冲突各方。
5名警官在大赦申请中，详细讲述了他们在比勒陀利亚地区是如何残酷折磨几十个所谓“恐怖分子”，杀害他们并处理尸体的。电击这种刑罚已经司空见惯，以致其中的一个警官可以无动于衷地说“我们像对付前两个人那样审讯了塞法鲁”，如同例行公事，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实际上，委员会确认，安全警察认为使用酷刑是理所当然的事。
请看看5个警官之一、准尉保罗·范·弗任警官的证词。他曾属前德兰士瓦省北安全分局，被同事称为“电工”。
我们像对付前两个人［杰克逊·马科和安德鲁·马库贝］那样审讯了塞法鲁（哈罗德·费罗）……我们使用了一种黄色的罗宾牌便携式发电机，对他的身体进行电击，逼他开口……一共两条电线，分别接在他的脚上和手上。我们打开发电机时，他的身体挺得僵直……塞法鲁是个坚强的人，而且坚信……自己做的是对的……审讯后，他供认自己是沃特班克非国大的高层组织者……
乔·马马塞拉把刀子从下面捅进他的鼻子后，他给我们提供了更多消息。他请求饶命，还问是不是可以唱“Nkosi Sikelel’iAfrika”（《上帝保佑非洲》） [2] 。然后，他说我们还不如把他杀了。他还说非国大终有一天会掌权，种族隔离不会长久……（我们把马科电死后）马马塞拉用非国大旗帜盖住了他的尸体，而塞法鲁在一边唱着“Nkosi Sikelel’iAfrika”。然后，我们把马库贝也电死了……
我们只有杀了他们，才能摧毁整个组织。谁也不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事。之后，我们用地雷把他们炸成了碎片，让别人无法辨认……必须搞得好像他们是在布地雷……我们不喜欢干这种事情，也不想干，但我们必须阻止他们杀害无辜的妇女和儿童。此外，我们和非国大在交战，也必须除掉他们。塞法鲁在我们杀害他的过程中的表现，让我对他深感佩服。
德克·克埃兹曾是比勒陀利亚附近“Vlakplaas”的头目。这实际上是臭名昭著的警察死刑队的总部。克埃兹、阿尔蒙德·诺夫梅拉和大卫·施卡兰加为谋杀德班著名律师格里菲斯·姆先格而申请大赦。
克埃兹对大赦委员会说：
决定是纳塔尔港安全警察局的扬·范·德霍芬准将……作出的，他告诉我（姆先格）是肉中刺……因为他是所有非国大干部的教官……而且他严格以法律为依据。因此，他们拿他没办法……我以前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直到接到指示，制订针对格里菲斯·姆先格的计划。这只意味着一件事——除掉他，杀掉他，再无其他……就是要害了他、杀了他。
克埃兹在接受南非广播公司安吉·卡佩里安妮斯的采访时，讲述了如何选择下述黑人警官实施谋杀计划的：
……布赖恩·恩古兰加被选中，因为他是祖鲁人，了解那个地区，通晓……当地语言……我1973年就认识大卫·施卡兰加，他为我干事……我则帮他当上了警察，而且进了Vlakplaas，所以是个信得过的人。阿尔蒙德·诺夫梅拉是个严肃的家伙，很合适……有猛虎一样的胆量。如果你要办什么事，阿尔蒙德没有二话。他有胆量。乔·马马塞拉更是再合适不过，有杀人的“本能”……烟酒不沾，简直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杀手。他根本住不了手，他的枪也一样闲不着……
谋杀伪装成一次抢劫，小组的人用刀和车轮扳手袭击了姆先格：
……施卡兰加首先动了刀……他没法把刀从姆先格的胸上拔出来……然后姆先格显然自己把刀拔了出来，并拿着刀追他们，这时阿尔蒙德用车轮扳手把他*倒打**在地……接着阿尔蒙德和乔开始疯狂地用刀捅他。
大赦专门委员会的副主席安德鲁·威尔逊法官在大赦听证会上询问了诺夫梅拉：
威尔逊：你能说出……他被捅了那么多刀的原因吗？
诺夫梅拉：我想原因就是……他总是不倒下。他一直在反抗。
威尔逊：他反抗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是不是？
诺夫梅拉：是的，先生，没错。
威尔逊：他有*器武**吗？
诺夫梅拉：没有，据我所知没有。
克埃兹在广播采访中说，他们捅刀子的时候，他正在“德班城里喝酒兜风……欢宴狂饮，就等着跟他们的接头时间一到，跟他们见面，问一声一切顺利吗？没出什么岔子吧？好，（咱们去）庆祝一番”。
广播采访还报道了维多利亚·姆先格太太是如何在政府的停尸房找到丈夫尸体的：
在他身上、肺部、肝部和心脏，共45处被割被捅的伤口。他的喉咙被割断，两个耳朵几乎被割了下来。肚子也被开了膛。
杀手处在疯狂之中，但话说回来这又只是他们的工作，冷酷无情执行的工作，因为他们跟姆先格并无个人恩怨。他们好像没有情感，不过是一部无情的效率极高的杀人机器的部件。
下面是德克·克埃兹在大赦申请中就杀害被警察绑架的一个东开普年轻人提供的供词：
水里滴了药水，然后灌进希茨维·孔迪勒嘴里……之所以（这样）把昏*药迷**给他灌下去，是因为我觉得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可能有胆量就那么……面对着另一个清醒的正常人……用枪抵住他的脑袋把他杀死。阿奇·弗莱明顿少校手下的一个人拿了一把装上消音器的手枪，趁……孔迪勒先生仰面躺在地上的时候，冲他头顶开了枪。人抽搐了一会儿，就完了……4个尚未进入现役的下级军官……每人提起一只手或脚，把尸体扔到轮胎和木柴堆上，浇上汽油，点着了火……这一切进行时，我们在喝酒，甚至还在火堆边吃烧烤。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显示我们的“胆量”，而是要告诉委员会这一切是多么残忍，而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又走到了什么样的地步……需要7个小时才能把尸体完全烧成灰。大块的肉，特别是屁股和大腿，必须在夜间不断翻动，才能保证一切都烧成灰……第二天早晨，我们把灰烬仔细检查了一遍，确定没有剩下一块肉、一根骨头，然后各自散去了。
人能够枪杀另一个人，并竟然在尸体火化时在一旁吃烧烤，这令人毛骨悚然。他们这么做，人性何在？他们怎么能咽得下去？对大部分正常人来说，焚烧尸体的臭气令人翻肠倒肚地恶心。难道他们带着双重人格——把自己分裂为两个人——生活下去吗？在这样的外出之后，他们如何还能回到家里，拥抱妻子，享受——比方说——孩子的生日聚会呢？
在东开普的许多案件中，人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尸体被烧成了灰。但是在“科拉多克*人帮四**”的案件中，1985年6月几个活跃分子在从伊丽莎白港到克拉德克小镇去的途中被绑架，失踪一个星期后，人们发现了他们被肢解的尸体。然而，杀害马修·格尼维、福特·卡拉塔、斯贝罗·穆孔托和西塞罗·姆拉乌利的全部真相和凶手的身份，直到委员会成立后才披露出来。
代表被害人亲属出庭的乔治·比祖斯大律师，询问了申请大赦的警官之一约翰·马丁·范·泽尔。
比祖斯：范·泽尔先生，在27日晚你们杀害的4个人身上发现了63处刀伤。你是否同意地区法医对此的报告？
范·泽尔：主席先生，我不能不同意。
比祖斯：你是否同意这63处刀伤是野蛮行径的证明？
范·泽尔：主席先生，反省之后，当然是这样。可事实上，下达的指令是这次要杀得像联防治安袭击，如果用稍微仁慈一点的做法，就达不到同样的效果。
比祖斯：你的回答是否意味着你愿意像一个残忍的野蛮人一样行动，以便误导那些可能调查这起*杀凶**案的人呢？
范·泽尔：主席先生，实际上是的。
被捕的非国大活跃分子，面对监禁甚至死亡的威胁，有时会同意为警察办事。他们被叫做“askaris” [3] ，在Vlakplaas的乔·马马塞拉就是其中的一位。根据他自己的供词，他曾参与了几十起对政治活跃分子的杀害活动，常常是打入青年团体内部，假装招募他们进行军事训练，然后把他们引入警察设下的死亡圈套。首席检察官想让他作为国家证人，并以此换取免于公诉。在首席检察官的保护下，乔拒绝了申请大赦，这既是藐视委员会，也是对他前主子表示愤恨。在他过去同事的大赦申请听证会上，他就1985年杀害伊丽莎白港黑人公民组织领导人“培伯克三人组”（Pebco Three）一案提供了证词：
在这个魔窟的所有经历中，我从没听说什么叫干脆利落地杀。根本没有这么回事，这只存在于那些到这里来、不想让其他人承受不必要痛苦的诚实和体面的人的心里。根本没有这回事——人总是被残忍地杀掉，死得连猪狗都不如，这才是事实……安全警察的目的，不仅仅是杀人，还要……在你断气之前尽量挖出他们想要得到的消息。施加的痛苦越重越好。这是一种施虐狂似的、精心设计的杀人方式，他们知道这一点，我也是其中一部分。
培伯克三人组包括斯波·哈舍、尚比龙·加勒拉和恰恰乌里·戈多罗兹。他们在克罗多克附近一个废弃的派出所被杀。马马塞拉告诉委员会，哈舍先生对他的审讯者说，非国大“代表着民主的南非”。
这一回答似乎比什么都更让［吉德昂·］纽武德中尉恼怒，他抓起一根铁管，朝那可怜的老人头上不停地击打，其他人见他这样也一拥而上……他唯一的一点反抗就是击打声中的哀号。接着，纽武德中尉命令我把他的手塞到他的嘴里，止住他的叫声，免得惊动附近的农民。我和皮埃特·莫格埃拼命止住老头的叫声，我说的其他人则对他拳脚棍棒相加。
纽武德中尉用铁管数次击打老人的头部时，我看到鲜血从他的鼻孔、耳朵和嘴巴里涌了出来。我看到老人的眼球翻成了白色，而且还在转，似乎他就要昏迷或是死去……殴打一直没停，直到我看见老人满头满脸是血地趴在地上……
在殴打尚比龙·加勒拉的时候，发生了极为野蛮的事……准尉比斯拉尔掏出尚比龙·加勒拉的*丸睾**用力捏，直到挤成了高尔夫球大小。然后，他用右手使劲击打，打得很重。我眼看着他在变，他的脸色由惨白而发青，一些黄色的液体从他的生殖器中溅射出来。这是我在Vlakplaas的整个生涯中经历的最野蛮的事。我在这个魔窟中已经待得够久的了，我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但我作为这些人的战俘，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丧尽天良的事。
马马塞拉曾渗透进去并把他们引向死亡的另一群人，是后来所谓的“克瓦恩德贝利九人团”（KwaNdebele Nine）。1986年7月，这群年轻人在从比勒陀利亚以东的黑人城镇马梅洛地逃往农村的克瓦恩德贝利黑人家园途中被杀。马马塞拉对委员会说：
在“克瓦恩德贝利九人团”的案子里，他们在一所房子里遭伏击，九人全部被枪杀。杀他们用的是AK-47冲锋枪，然后［雅各·］厄克特中尉……拿来一大（桶）25升汽油，浇在所有尸体上，点着了火。有的人还活着，可以听到他们的惨叫，所有人都被焚烧了。
在斗争的另一方，不断有人指控纳尔逊·曼德拉的前妻温妮·马蒂奇泽拉―曼德拉说1988至1989年由她在索韦托操纵的所谓“曼德拉联合足球俱乐部”，并非一群改邪归正的小青年和她的保镖。据说他们是一群小流氓，恐吓、纵火、绑架和杀害那些被他们视为“出卖者”，即为警察充当奸细、与“制度”合作的人。据说那些被怀疑为此类的人被施以酷刑，并常常被处决。人们说，他们这样做不仅得到曼德拉夫人的怂恿，而且得到她的支持和鼓励，甚至更令人不安的是，得到她的指使。在多项主要指控中，有一个轰动事件，涉及的是14岁的活跃分子斯登皮埃·赛伊佩伊。他从家乡奥兰治自由州的警察局逃了出来，躲避在循道宗牧师保罗·维尼（后来成为主教）家中。1991年，曼德拉夫人被判从那里绑架了斯登皮埃。她称自己是从维尼那里救出了孩子，因为她发现牧师对前来避难的男孩子有鸡奸行为。1989年1月，在荒野里发现了斯登皮埃被肢解的尸体。
我们对曼德拉夫人的保镖进行了特别听证。听证共持续了9天，是对一个政治领导人进行的为期最长的听证。一个接一个的证人指证她参与了袭击和杀害行为。足球俱乐部的“教练”是杰里·理查森，在委员会成立前几年，就被控杀害斯登皮埃，并被判处终身监禁。他从监狱来到委员会，讲述了斯登皮埃和另外三人是如何被绑架和审讯的：
我们用布尔人折磨自由战士的方式折磨这些孩子。我对斯登皮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两侧把他举起，然后把他摔在地上。“妈咪”［曼德拉夫人］坐在一边看着。
一两天之后，一个被他称作“快刀”的帮手把遍体鳞伤的斯登皮埃带到了索韦托郊外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
……我把他给宰了，就像宰一只羊似的宰了。我们让他趴在地上，我把剪枝用的剪刀插进他的脖子里。剪子扎进去后，我就开始动手了……
我是按照妈咪［曼德拉夫人］的指示杀死斯登皮埃的。妈咪自己从不杀人，但她利用我们杀了很多人。她甚至不到监狱来看我们。她利用了我们！
理查森说他还杀了普莱斯拉·莫索郁。她别号谷奇·泽瓦尼，是足球俱乐部一个成员的女朋友，被怀疑是内线，1988年12月死于多处刀伤：
我用刀捅她，还割断了她的喉咙。我们把她的尸首扔了……我向妈咪报告说：“妈咪，我已经完成了您的命令。我已经把谷奇杀了。”妈咪拥抱了我，说：“我的好孩子，我的好孩子。”
尼克德姆斯·索诺先生向我们讲述了最后一次见到儿子的情景。曼德拉夫人用小面包车把还活着的他的儿子带到他这里：
……他浑身是伤，脸上全是青紫色，实际上全肿了，好像有人把他打了一顿，又撞到了墙上……曼德拉夫人对我解释说鲁罗是个奸细……我开始求她。我跟她说，求求您，既然鲁罗已经挨过揍了，就把他交给我吧。如果要惩罚，他受到惩罚我可以理解，您难道不能把他交给我吗？……她拒绝了，还提高嗓门大声说：“我不能把他交给你。他是个奸细。”
又央求了一会儿之后，曼德拉夫人坐在车里绕着索诺先生的住处转了一圈，然后同意鲁罗的父母给他拿一件套头衫。索诺先生回到车边看到了儿子：
我看到鲁罗的时候，他状态很糟糕，他浑身发抖……我又开始乞求曼德拉夫人：“求求您，我的儿子已经挨了打，您就不能把他留给我吗？”……她断然拒绝：“这是个奸细。”她又对……司机说：“开车。”于是他们开走了。司机启动车的时候我一直在求她，直到她说：“我要把这条狗带走。（解放）运动组织会看着办。”
彼得·斯多利主教是当时约翰内斯堡地区循道宗的领袖，曾任教会的主席和南非教会理事会的前主席。他向我们详细讲述了教会为救出斯登皮埃和其他被绑架男孩子所作的努力。他的结论是：
我认为曼德拉夫人知道斯登皮埃出了什么事，也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如果斯登皮埃真的是在她的住所被杀或被折磨得半死的话，我想她应该知道……
阿扎尔·卡查利亚和墨菲·莫罗贝是大众民主运动这个松散的内部反种族隔离组织的领导人。他们告诉我们，斯登皮埃死后，他们公开发表声明，疏远曼德拉夫人和足球俱乐部的行为。卡查利亚先生解释说：
当时我们认为已经存在客观事实。首先，包括斯登皮埃的4名男性被从牧师的住处带到曼德拉家里。其次，他们被迫滞留曼德拉家时遭到毒打。第三，一个叫肯尼斯·克加塞的年轻人1月7日逃了出来，并报告了他的遭遇。第四，斯登皮埃不仅在家中被拷打，而且随后被残酷杀害了。
对曼德拉夫人来说……从好处说她是知道而且鼓励了这一犯罪活动。从坏处讲，她可能指挥并积极参与了这些活动。第六，保罗·维尼被陷害。第七，教会、社区领袖、曼德拉先生和［非国大］主席奥利弗·坦博寻求曼德拉夫人的合作、遣散这群小流氓的努力，均告失败。
斯多利主教总结说：
主要的毒瘤可能是、过去是、将来也是种族隔离压迫，但二级感染（Secondary infection）已经影响到许多种族隔离的反对者，侵蚀了他们分辨善恶的能力。生活的悲剧之一，就是我们可能变成我们自己所憎恨的东西。我总觉得这场悲剧就是一个例证。
下文讲述的是1986年在德班海滨的“Why Not”和玛古酒吧外发生的非国大汽车*弹炸**事件。格莱塔·阿佩尔戈兰和罗伯特·麦克布莱德一起被捕。爆炸使3人丧生、69人受伤。格莱塔本是罗马天主教徒，后改信伊斯兰教，取名扎哈拉·纳克迪恩。我们在南非广播公司制作的纪录片中通过安吉·卡佩里阿妮丝的报道了解到事情的经过：
1986年冬。扎哈拉·纳克迪恩和罗伯特·麦克布莱德在远东兰德省的尼杰尔被押上车。他们的双手被铐在背后。厚重的呢大衣把他们从前到后遮住，挡住了整个脸。他们就这样坐了三个小时的车，汗水浸透了大衣。在德班的CR斯瓦特警察局，扎哈拉·纳克迪恩被审讯并受到折磨。在13层楼上，酷刑日复一日，整整持续了一个星期。当他们辱骂她的时候，她就转动手中的念珠……默默祈祷。
纳克迪恩女士也因其在爆炸案中的角色而到委员会接受讯问。她在约翰内斯堡的一次听证会上，讲述了未经庭审便被监禁的人和囚犯在狱中受到的待遇。她首先讲述了她遭受的酷刑和单独监禁：
开始7天，他们的确没少折磨我，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合作……我为自己是MK ［Umkhonto we Sizwe，非国大的武装派别“民族之矛”］的同志而骄傲，为自己参加了斗争、是个革命者并愿意承担后果而骄傲。他们想从我嘴里得到一些东西，所以折磨了我7天。但最终把我打垮的，是他们威胁要到我姐姐住着的我的住所，把我4岁的外甥抓来，从13层楼上扔下去。
这时候我感到极端的虚弱，因为我觉得我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冒险，把我自己交给这些人，任他们糟蹋，但是我不能把别人的身体交出去，于是这时候我答应与他们全面合作。此时，我已经变得越来越虚弱……［他们］常常在7点半或8点早饭后，把我提出来审讯一整天，接着持续到夜里，一直折腾到凌晨两三点钟。我始终都得站着，他们一群人对我谩骂尖叫，但我可以忍受，因为我可以默默祈祷，对他们的谩骂充耳不闻。
他们开始意识到我可以忍受这种谩骂，于是找来了一只塑料袋……一个人抓住我的双手，另一个则把塑料袋套到我的头上……然后，他们把口扎紧，使我不能呼吸，并持续了至少两分钟。塑料袋已经粘到我的眼睑、鼻孔和嘴巴上，我的整个身体开始抽搐，因为我真的无法呼吸……
折磨我的时候，他们总安排一个女的在场。他们问她是否要避开一会儿，因为他们要加重刑罚。这些日子我一直穿着同样的衣服，一条长裙，而且还有月经……血流得很多。他们让我躺在地上做各种运动，用手把身体支撑起来，即他们所谓的俯卧撑，然后减少手指数量，直到我只能用两个手指支撑身体。这时，我已经不行了，因为我太累了，浑身酸痛，我只能摔在地上，再撑起来，每摔下去一次，膝盖都磕得生疼。我倒下去时，他们就踢我、踩我……
接着，她被关了100多天的单独监禁：
真正让我难受的是那些老鼠……老鼠很大，像猫似的，囚室里有，走廊里更是从没少过。我坐在那儿吃东西，三只老鼠就会蹲在旁边看着我。我在院子里祈祷时，老鼠就在周围，我把它们轰走，但一会儿它们就又回来了……一天晚上，一只老鼠爬到了我的身上，我没有在意，直到它一直爬到我的脖子上。我像疯了一样，尖叫声响彻整个监狱……看守跑了过来……看到我蜷缩在角落里，啃着自己的T恤衫。我给惊吓到了这样的地步。
在彼得马里茨堡庭审时，她被女狱监当做危险的恐怖分子，并根据监狱规则，每天被迫两次脱得精光：
我不得不赤身裸体地站着。我曾说：不，我再也不给你脱裤子了。你尽管搜吧，你搜完了，我会很快脱下来的。
被判监禁后，在种族隔离下被划分成“有色人”的纳克迪恩女士，因为和其他囚犯发生冲突而受到黑人同志的指责。她被送进单人囚室关了7个月：
所以，我必须为自己是有色人付出代价。这是我第一次面对自己属于少数人这一事实……即使我的同志也利用我不是真正的非洲人这一点。我很痛苦……我的父母一直教导我，祖鲁祖先对他们多么重要，因此还要被自己的同志折磨，令人痛心……
我简直不愿再提我必须具备怎样的心理状态才能活下来。总有一天，我会写下来，但我说不出来。不过，我的确学到了点东西……即人不能单独活着……因为自己一个人是无法生存下来的……随着日子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我感到自己在一点点沉入地狱……孤独的日子一个月一个月过去，我觉得上帝抛弃了我，整个世界抛弃了我，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处在整个宇宙中……
现在我已经出狱……7年，但还没有恢复，也永远不会恢复了。我知道，我不会……出来后的前两年，我尽量使自己正常，但我越努力，越感到不安。我必须承认自己受到了伤害，我的一部分灵魂被蛆吃掉了。这听起来很可怕，但我永远找不回来了。
比尔·莫叶斯为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制作了题为“面对真相”（Facing the Truth）的有关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纪录片。其中也不乏相似的故事。他采访的人中有一位叫唐迪的索韦托妇女，在监禁期间也遭到折磨。她屡遭奸污。她说她能活下来，是因为她把自己的灵魂从身体中取出来，放在了奸污发生的囚室的角落里。经过这样的分解之后，她就可以冷眼观瞧这些人*躏蹂**她的身体，他们想让她恨自己，也说她肯定会恨自己的。她一边想象着不是自己而是一个陌生人在遭受*辱侮**，一边嘴里念叨着充满同情的话。她眼中噙满泪水，说自己还没有回到那房间去取回她的灵魂，它还待在她把它留下的那个角落里。
从1982年起，国家安全部队的秘密行动有所增加。例如，在“零零行动”（Operation Zero Zero）中，乔·马马塞拉引诱8名东兰德的年轻活跃分子，答应训练他们如何使用*榴弹手**以对付警察。8个人拿到的是做过手脚的*榴弹手**，一拉引信，便被炸成了碎片。一个叫玛姬·斯克萨娜的姑娘，自己也是参加斗争的活跃分子，好心把马马塞拉介绍给了这群年轻人。结果，她被怀疑是“出卖者”，是奸细，遭到一群人的攻击，并成为所谓“项链”——把轮胎套在脖子上、灌满汽油点燃——这种残忍杀人手段的最早受害者之一。这种没有心肝的杀人手段被媒体广泛宣传为黑人对黑人的*力暴**行为，并为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大肆利用。
玛姬的家人因为自己的亲人是奸细，不得不在耻辱中生活，并长期遭到排斥和诋毁。在委员会的工作中，令人欣慰的时刻之一，就是通过大赦进程，真相终于大白，弄清了8个人的死是由于国家的“肮脏伎俩”，玛姬不是奸细。玛姬的家人恢复了名誉，重新为社会接纳，这真是社会和解的一个壮举。她不可能复生，但人们将充满敬意地缅怀她，而不是认为她死得不干不净。
由于种族隔离本质上是邪恶和不道德的，因此它也必须使用同样邪恶和不道德的手段加以维持。1988年6月12日，即索韦托*动暴**12周年纪念前夕，马梅洛地公民协会秘书长斯丹察·伯帕佩被拘留三天之后死在狱中。当时的警察署长阿德里安·弗洛克宣布斯丹察·伯帕佩在被从约翰内斯堡押往南边的法尔时逃跑了。难以置信的是，戴着*铐手**的伯帕佩显然是找到了钥匙，打开*铐手**，逃过了三个忙着换轮胎的警察，跑到了也许是莱索托。谁都知道警察动辄开枪，而这三个警察竟无一人对他开枪，这怎么可能呢？弗洛克先生公然说谎，并误导公众。结果，伯帕佩的家人在与南非北部相邻的“前线国家”的*亡流**者中，徒劳地寻找着亲人。在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的母亲几次泣不成声，说她只要“那些和他一起的警察到这里来，告诉她尸骨在哪里”。
一个内阁部长和警察署长可以大言不惭地伙同其部下，大肆掩盖事实，迷惑公众。从后续的大赦申请中，我们得知斯丹察·伯帕佩受电刑后死去。警察害怕在这样一个敏感的纪念日前在一触即发的民众中引起不测，于是撒了谎，并在混淆视听时得到内阁部长和警察署长的支持和怂恿。他们将尸体秘密运到当时的东特兰斯法尔，扔进了鳄鱼四伏的河里。如果没有大赦进程，这一切将永远掩藏在种族隔离隐藏其秘密的阴暗角落里。伯帕佩一家知道了自己亲人的尸骨所在，至少心中可以有个了断。
在东伦敦进行的首次受害者听证会上，最后一个上台的证人是辛括瓦纳·马尔加斯先生。他现在不得不坐在轮椅里，但正当年时，他作为非国大的一员，在政治上非常活跃，因而也不可避免地为法律所不容，被警察骚扰。他照例受到折磨，并在关押黑人政治犯的罗本岛服刑。这一切使他在一次中风后半身不遂，说话困难。他告诉我们他受到酷刑折磨。于是伯莱恩博士请他讲述一下他遭受的酷刑。我当时觉得自己这一天表现得还不错：尽管聆听着一个个揪心的故事时，我几乎泪水盈眶，但我还没有泣不成声，而这已经是那天最后一个证人了。伯莱恩博士终于让我无法再控制自己的感情。马尔加斯先生讲述了施加在他身上的一些酷刑手段。他讲到了一种后来我们又多次听到的刑罚——所谓的“直升飞机”——警察将犯人双手反铐在背后，双踝捆在一起，然后将人倒吊旋转。
马尔加斯先生费力地讲述着。是他不忍再回忆起这一切，还是他的舌头无法讲清他对我们的诉说，我不得而知。（他在我们向曼德拉总统提交《报告》之前就去世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干脆用正常的那只手掩住自己的脸，痛哭起来。我已经听得太多了，已经无法再承受下去。我无法止住自己的泪水，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我伏在桌上，用双手掩住了脸。后来我对别人说，我这个人爱笑，也爱哭，恐怕并不是领导委员会的合适人选，因为我知道我很脆弱。
好在那是我在委员会期间最后一次当众哭泣。我向上帝祈祷，不要让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因为媒体的注意力会一下被吸引到我身上，而忽略了他们本该关注的证人。我有几次几乎泣不成声，但终于还是忍住了。
正是这类证词让我意识到我们会堕落到何等地步，我们每个人都有邪恶的超凡能力。我已经讲过，这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什么可自命清高或指责他人的。我们已经给了上帝足够的证据，让他可以像大洪水前一样扫净一切，重新开始。应该注意的是，具有这些行径的人实际都是普通人。他们既不头上长角，也没在屁股上拖着条尾巴。他们和你我没什么两样。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讲到过“邪恶的平庸表象”——卷入邪恶的人外表当然不一定丑恶。无论其居心如何，他们就是像你我一样的正常人。
值得庆幸的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委员会得到的证词反映出的阴暗的一面。证词同时也揭示了令人骄傲的另一面。有时上帝在巡视自己的杰作时，可能也会洋洋得意的。据载，上帝在完成了创造世界的工作后，宣布他的所见不仅像他每完成一件工作后所说的那样好，而且是很好。我们仿佛能看到上帝为他创造的生命的美和善，而搓着双手兴奋不已。上帝在《约伯记》中对撒旦讲话时就断言他的创造之善美。当时撒旦还没有堕落成处处与上帝作对的邪恶源泉。在这个故事中，撒旦仍是上帝天庭中的一员，尽管他已经明显地在变成一个上帝的仆人的资格检验官，就如同当今法庭上检察官总是揭出证人的痛处，削弱其证词的分量一样。上帝骄傲地指着约伯问撒旦，他是否已经考虑过上帝的仆人约伯。实际上，上帝是在炫耀，他实际上是在问撒旦：“你不觉得他很了不起吗？”不管怎么说，是上帝为他消灾免祸，让他飞黄腾达的。让上帝如此娇宠的人，本没有什么自身的长处。上帝是把自己的名誉押到了约伯身上，而约伯不得不忍受种种苦难，因为撒旦希望约伯为自己承受的无名之苦而谴责上帝。
上帝一定看到过他创造的人类高贵、热诚和慷慨的时刻。当他看到那些不畏暴君的人、那些为信仰而死的人所表现出的正气和勇气，当他看到圣方济各、特蕾莎修女 [4] 、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时，上帝一定说过：“不，这个险还是值得冒的。他们没有辜负我对他们的信任。”上帝会又一次得意地搓着手说，他的所见不仅仅好，而且是很好。
在东开普进行的听证会上，也有一个故事表现出人类精神的崇高。解放运动之一的泛非大会通过其武装力量阿扎尼亚人民解放军，决定加强武装斗争，宣布1993年为“大风暴之年”，尽管当时种族隔离政府和反对派的谈判已经开始。首先袭击的目标是1992年11月在威廉王镇高尔夫俱乐部举行的品酒会。4人死亡，蓓丝·萨维芝女士是重伤员之一。她接受了开胸手术，在特护病房住了整整7个月。出院时，她仍然生活不能自理，靠她的子女为她洗浴、穿衣和喂食，为她料理我们连想都不愿想的事情。这对她是很大的不幸。她的双亲对此特别想不通，因为他们从来都是教育孩子要尊重他人，无论其种族或地位如何。在当时的南非，这样做的确勇气可嘉。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在一个反对种族隔离及其疯狂政策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反而成为他们竭力相助的人的袭击目标。他们不能接受没有特定目标的袭击，即任何白人都是目标，因为在高尔夫俱乐部举行的聚会上，任何人都无法区分谁支持谁、谁反对谁。
蓓丝·萨维芝认为她的父亲是伤心而死。她告诉我们，即使到了1996年听证开始时，她仍然不能通过机场的安全检查。各种警报警灯都会启动，因为她身上仍存留着弹片。她讲述的这场经历给她带来的影响，颇为震撼人心：
总之，我必须说，经过这一切创伤之后，我感到更加充实。我觉得对我来说，这的确是一种丰富了人生的经历，是一条成长的曲线。我借此与遭受同样创伤的人们产生了共鸣。
她说这一切丰富了她的人生！这才真是出语不凡，再一次表明我们中间的确有出类拔萃的人。如果仅此而已的话，她的话已经不同凡响。可是，当被问及她对给予罪犯大赦有何看法时，她接着说：
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但是，正像我对许多人都说过的那样，我真心希望的，是以宽容的精神，和向人群扔*榴弹手**的人见面，并希望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也能够原谅我。我的确很想和他们见面。
她的崇高姿态令我们许多人肃然起敬，并为几乎所有的受害者——无论黑人还是白人——表现出的宽容大度，而充满了深深的感激之情。这似乎是我们国家的好兆头。
在东伦敦同一场听证会上，我们还听取了科拉多克*人帮四**的遗孀们的证词，其中包括诺蒙迪·卡拉塔、诺布依塞罗·姆拉乌利及其女儿巴巴尔瓦·姆拉乌利。巴巴尔瓦意思是“幸运儿”，而她在听证会上所说的一字一句，也的确给听众带来了幸运和祝福。
这4个人致力于为其生活的乡村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乡村遭受的种族隔离之苦比城镇更为深重。（不过很难让城镇居民相信这一点。他们都认为自己的生活状态形同地狱。）4人在被绑架和杀害之前，都经常*到警遭**察的拘留、拷打、威胁和骚扰。
受害者之一福特的妻子诺蒙迪·卡拉塔在我们的第一次听证会上作证：
［东部省］《导报》送到的时候，我看了看大标题。我的一个孩子说：“妈妈，看这儿！爸爸的车被烧了。”当时，我浑身颤抖，害怕丈夫会遭不测……尼亚米［格尼维，科拉多克*人帮四**中另一受害者的遗孀］总是非常帮忙，当时我才20岁，不能应付这一切，于是我被送到尼亚米家。我到的时候，尼亚米正在嚎啕大哭……
证词讲到此时此刻，卡拉塔太太忍不住放声痛哭。这种哭声几乎成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特征之一，人们来到这里，可以哭泣，可以敞开他们的心胸，可以把心中郁闷已久、无人理会的愤怒发泄出来。我宣布休会，让她平静下来。重新开始时，我带领众人唱起了Senzenina？（《我们做了些什么？》）。
后来，诺布依塞罗·姆拉乌利太太讲述了他们是如何对待她的丈夫西塞罗和巴巴尔瓦的父亲的：
我阅读了验尸文件……在上腹部有25处伤。这些伤表明，他们要么用不同的凶器捅了他，要么许多人同时在打他。下腹部也有伤，但是伤口数量达到43处。我们还知道，他们往他的脸上泼了酸。然后，他们齐腕剁下他的右手，怎么处置的那只手，我就不知道了。
事实上，那只手被泡在酒精里，保存在伊丽莎白港的警察总部。警察就用这被叫做“狒狒之爪”的手，恐吓拘留的人。他们说，如果不与警察合作，拒不交代，那么这就是他们的命运，而且可能更惨。
巴巴尔瓦（西塞罗的女儿）知道所有这一切。她经历了母亲在安全警察手下遭受的所有骚扰和*辱侮**。她讲述了自己作为一个活跃分子的女儿的故事。这中间既有城镇人民给予的温暖和支持，也有警察带来的无休止的折磨。
她讲述完自己的经历后，说她想见到杀害她父亲的人。她说得很平静，带着她同龄人少有的成熟和尊严。整个大厅静得能听到一根针掉在地上，只听她说：“我们确想宽恕，但不知宽恕谁。”
当时还不知道罪犯的身份。种族隔离政府曾进行过死亡调查，并任命了司法委员会负责将此血腥案件调查到底。警察部门把这一切变成了一场*局骗**。他们使出浑身解数串通一气提供伪证。直到罪犯们利用委员会的大赦进程申请大赦时，方才真相大白，揭露出杀害科拉多克*人帮四**的凶手实际上是警察部门。
1992年9月，发生了后来被称为“比绍大*杀屠**”的*案惨**。比绍在东开普省，是奥乌帕·格阔佐准将统治的“独立”家园西斯凯伊的首府。开始时他对非国大颇为友好，但后来关系逐渐紧张。他宣布西斯凯伊为该*党**的禁地后，关系更加恶化。非国大决定在比绍组织*行游**，宣传在所有家园特别是西斯凯伊、博普塔茨瓦纳和夸祖鲁应有政治活动的自由。（这些以及其他家园都是在种族隔离政府分而治之的政策下建立起来的，其目的是要剥夺所有南非黑人的公民身份，使他们成为遍布南非的、以种族为基础的、七零八碎的班图斯坦的公民。夸祖鲁*制抵**住了政府迫使其“独立”的努力，但三地的领袖都感受到了非国大的威胁。）
非国大举行政治活动自由*行游**时，西斯凯伊的国防军士兵开枪射击手无寸铁的*行游**者，造成30人死亡。28名*威示**者当场中弹死亡，一个西斯凯伊士兵被同伴误杀。另一个非国大的支持者于1995年因伤重不治死亡。
委员会就比绍大*杀屠**进行了两次听证会,而第一次举行的地点就在离*案惨**发生地点不远的比绍。现场挤得水泄不通，人群中既有当年受伤的人或死者的亲属,也有参加过那场最终变成了*案惨**的*行游**的人。会场气氛紧张浓烈。一些曾参加*行游**的非国大高级领导人将出面作证，其中有当时的非国大秘书长谢里尔·拉马福萨，他后来成为制宪议会的主席，为我们奉上了令世人称颂的宪法；还有现任水利事务部长罗尼·卡斯理尔斯。
最早的证人之一是西斯凯伊国防军的前首领马里奥斯·奥埃尔齐格少将。他激怒听众的，与其说是他说话的内容，不如说是他说话的方式。也许他保持着军人的姿态，充分控制着自己的情感。或许这是军人本色，不应喜怒形于色。但当人们受到了伤害，感情极其脆弱的时候，这种态度就显得过于冷漠和铁石心肠了。他讲完证词后，大厅里的气氛骤然升温。
其他证人是前国防军军官，包括一个白人，其他都是黑人。白人军官赫斯特·舒贝斯伯格上校是他们的代言人。他说，的确，他们命令士兵开了枪。会场的气氛紧张得好像凝成了硬块。听众的情绪越来越充满敌意。接着，他转向听众提出了不同寻常的请求：
我要说我们非常抱歉。我要说我们终生都将背负比绍大*杀屠**的重负。我们无法让它消失。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我特别请求那些受害者不要忘记——我无法提出这样的请求——但是求你们宽恕我们，让军人们重新回到社会中去，完全接纳他们，设想一下他们当时承受的压力。我只能做到这些。我非常抱歉，这个我可以说，我非常抱歉。
原本恨不得绞死他们的人群此时作出了出人意料的举动。大厅中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难以置信！气氛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上校的同事一一表示抱歉，等掌声渐渐停息时，我说：
我们是否可以静默一会儿，因为我们现在经历着极其深刻的历程。我们都知道，请求宽恕并非易事，宽恕他人也同样不容易，但我们也都知道，如果不能宽恕别人，就没有前途。如果夫妻吵架，其中一方不说“我很抱歉”，而另一方也不说“我原谅你”，那么关系就难以维持。我们的总统和许多其他人都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谁也没有料到那天事情的转机。仿佛有人挥动特殊的魔棒，将愤怒与紧张瞬间化解为了社会宽容、前嫌尽弃的壮观场面。面对这样的场面，我们感到自己的渺小，也深深地感谢所谓普通人所表现出来的大度和崇高。
1985年圣诞节前夕，南非*队军**袭击了内陆高山王国莱索托的首府马塞卢。袭击导致9人死亡。4天之后，夸祖鲁―纳塔尔省的海滨小镇阿曼泽姆多蒂的一个购物中心发生爆炸，5个从北部来此进行圣诞购物的人丧生。年仅19岁的非国大活跃分子苏布西索·安德鲁·荣都坚持说这是对袭击莱索托的报复。他被判有罪，判处死刑，并在1986年9月执行。他的两个同伙也被警察处决。
爆炸案中的死者之一是科尼留斯，即到委员会作证的约翰·史密特先生8岁的儿子。（前面我已经提到他在儿子死后作出的不同凡响的反应。）
我告诉报界，我认为我的儿子是个英雄，因为他是为自由、为被压迫的人民而死。很多人因此批评我，认为我是个叛徒，并谴责我，但我仍然这样认为。人人都把非国大叫做“恐怖主义者”，却看不到事情的另一面。如果我不是因为自己的亲身经历，不是亲眼看到［黑人］是怎样斗争的话，我也不会意识到这一点。
这番话的确不同寻常。一个父亲本来应为自己的儿子被夺去幼小、无辜的生命而怒火冲天。然而，这个白人父亲，而且还是个阿非利卡人，所说的话令人感动莫名。这本是我们梦想得到但又不敢希冀的东西。奇迹在我们眼前发生了，我们不是在做梦。我们亲耳听到了他的话，却又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1993年8月，泛非学生组织（PASO）联合支持非国大的南非学生大会（COSAS），在开普敦举行*威示***行游**。学生们砸了很多汽车，全然不顾非国大对其行为的谴责。他们的口号也充满杀气，如“一个定居者，一粒枪子儿”、“杀了农场主，杀了布尔人”等。一些年轻的黑人活跃分子在大赦申请中说，是这些口号煽动他们进行了血腥的活动。
艾米·比埃勒是来自美国加州的富布赖特基金资助的西开普大学学者。来到南非之前，她曾长期参加斯坦福大学的反种族隔离学生运动。1993年8月25日，她开车送几个学生朋友到古古乐图去。一群年轻人用石头砸他们的车。艾米和朋友们下车后，人群开始追赶他们，用石头砸她，用刀砍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此献身正义的她，竟死在她支持的人们手中。
她的家人显然悲痛欲绝。然而，他们没有满怀仇恨、寻求报复，没有反对那些残忍地杀害了亲人的凶手申请大赦。比埃勒夫妇参加了大赦申请听证，并表示完全支持和解与大赦进程。他们与杀害女儿的凶手的家人拥抱在了一起。
更值得称道的是，他们建立了艾米·比埃勒基金会，其宗旨是要帮助镇上的年轻人，而镇上的居民很可能就有人参与杀害了他们的孩子。比埃勒夫妇经常回到南非，关照基金会的事务，并经常经过他们的女儿命归九泉的地方。他们作证说，女儿的死使他们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他们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帮助女儿死去的那个社区的年轻人。他们热诚地致力于拯救古古乐图的青年，拉他们走出命中注定的死胡同，把他们从*力暴**犯罪中解救出来，走上具有责任心的成长之路。
20世纪80年代，非国大开始爆炸行动。它声称爆炸的目标是安全部队人员或其工作场所，如警察局和军事设施。但是，与非国大宣布的意图相反，爆炸中死伤的大部分是平民。
第一次大规模爆炸发生在1983年5月20日比勒陀利亚的教堂街。威力巨大的汽车*弹炸**在南非空军总部所在的市中心爆炸，21人死亡，219人受伤。其中11位死者为空军总部工作，两位是非国大武装力量成员，其余均为平民。
219名伤者中，有一位双目失明的内维尔·克拉伦斯先生。他费尽周折才从空军得到伤残赔偿和抚恤金，但是他却对违反*权人**案件委员会说：“我对汽车爆炸案的罪犯，无丝毫怨恨，从来没有过，将来也不会有……”
策划这场爆炸的人申请大赦时，他参加了听证会。主要申请人是阿布巴克·伊斯迈尔先生。内维尔·克拉伦斯没有对大赦提出异议。相反，他走到已经为造成平民的伤亡而道歉的伊斯迈尔先生面前，与他握手，并说尽管他的行动让自己双目失明，他还是要原谅他，希望携起手来，为所有人的幸福共同努力。他后来说，他们的手紧握在一起，仿佛不愿松开一样。他们握手的场面在电视上*放播**，并登载在报纸的头版头条。这比语言更能说明和解与抚慰进程的意义，成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标志之一。
我把到委员会作证的受害者形容成“出色的”、“非凡的”和“特别的”，他们也的确名副其实。但是从另一重要意义上来讲，他们又不是“出色”、“非凡”和“特殊”的，因为他们并非唯一的例外或是不合常情。否则，南非应对分裂的、可怕的、伤痕累累的过去的方式，就不可能成为世人仿效的典范，因为那样说来它就不可重复。那种说法也有不顾事实之嫌——比埃勒一家就是例证。他们不是南非人，而是美国公民。因此，南非人没什么特别。或许更好的说法是，每个民族都有平凡的人能够成就不凡的事，都有人民在面对过去时可以让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进程成为可行的选择。犯下滔天*行暴**的人是如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很可能就是自家邻居；同样，那些显示出非凡的宽容和大度精神的人，也可能就是附近的街坊。令人欣喜的是，宽容与和解在哪里都是可能的，而且也确实常常无声无息地发生着。
下面的故事发生在美国。玛丽亚塔·杰埃格和丈夫带着5个孩子在蒙大拿州度过了愉快的暑期野营假期。假日的最后一天，她最小的孩子7岁的苏西失踪了。玛丽亚塔抱着一线希望，盼着找到女儿。一天晚上，劫持苏西的人打来电话，她以为有希望了，但那人不过是想嘲弄她。最终，罪犯落入法网，孩子的尸体也找到了。她见到了杀害女儿的凶手，并说她宽恕他。下面就是她对这段经历的讲述：
我终于认识到，真正的正义不是惩罚，而是恢复，不一定是恢复原来面目，而是恢复本应该具有的状态。在我信仰的希伯来和基督教的教义中，那里描写的上帝是充满慈悲和爱心的上帝。上帝寻求的不是惩罚、毁灭或把我们置于死地。他总是不懈地努力着，帮助和抚慰我们，让我们恢复与和解，让我们重新获得我们生而应有的丰富而充实的生活。现在，这就是我要对杀害我女儿的凶手行使的正义。
尽管他可被判死刑，但我觉得以苏西的名义处决劫持犯，会玷污了她的可爱、美丽和善良。她值得我们用更加高尚和美好的方式来纪念，而不是把这个已经毫无招架之力的囚徒，以既定的方式冷冰冰地处死，无论他的罪行是多么该死。我觉得我对她最好的纪念，不应是做出我所痛恨的事，而是告诉大家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都值得保留。因此，我要求检察官采纳另一判决——终身监禁，不得保释。我的要求得到了满足，而且这一判决作出后，罪犯才供认了杀害苏西和另外三个孩子的罪行。
我承认，一开始我真想亲手杀了这个家伙，但他的罪行结案后，我深信我最好和有益的选择莫过于宽恕。在失去女儿后的20多年里，我一直在帮助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而我的经验一再得到证实。受害者的家属当然有权感到愤怒，这是人的正常反应，但是始终抱着复仇心理的人，最终只能给罪犯又送去了新的受害者。他们为过去困扰、折磨，无法解脱，生活质量受到严重损害。无论我们多么有理，我们的不宽容只能伤及自己。气愤、仇恨、恼怒、痛苦、报复——这一切是死神的精灵，会像夺去苏西的生命那样，也夺去我们的“一部分生命”。我相信，我们要成为全面、健康和快乐的人，就要学会宽容。这就是玛丽亚塔福音中永恒的教训和经验。尽管我不愿事情如此，但从我女儿之死中得到生命礼物的第一人就是我。 [5]
故事震撼人心。
无独有偶，爱尔兰总统玛丽·麦卡利斯在其著作《不屈的人生——乱世之爱》 [6] 中，讲述了格登·威尔逊在其女儿惨遭杀害后的非凡举动：
能达到如此平静的精神状态，绝非一般人之所为。我想他们该是某种圣人，不是那些被美化、被册封的圣徒，而是与他们在一起我们可以感到上帝就在身边的那种人，因为无论他们身处何处，都有上帝相伴。上帝不是他们的保镖，也不会像苏联坦克一样为他们开道。他的陪伴就如同女高音的纯净声音与妙曲相伴，如同露滴与玫瑰相依。
格登·威尔逊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那么恪守仁爱的准则，以至当自己可爱的女儿玛丽在恩尼斯基林爆炸案中惨遭不幸时，爱和宽容的话语是那么从容地从他的口中道出，自然得如同孩子的眼光必然追逐着母亲。他的话让我们羞愧，让我们始料不及。他的话和我们所想到和习以为常的是那么不同。这些话带着平静和超然，来到了我们甚至不忍目睹的丑恶的地方。然而，他也遭到了*谤诽**，而且令人难以置信地收到大包大包充满仇恨的信件。人们叫喊着，你怎么胆敢宽恕？宽恕杀了自己女儿的凶手，你算什么父亲？他们好像从未听说过爱和宽容的教义，好像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听别人讲话，而从不知基督曾经说过“父亲，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自己的所为”。一个教徒就格登·威尔逊的事对我说，“这个可怜的人一定是悲伤过度了”，好像给予爱和宽容，是意志脆弱而非精神力量的表现。
上帝可能的确有后悔把我们造出来的时候，但是我想更多的时候，上帝看到的是那些在邪恶、酷刑、*辱侮**和痛苦的暗夜中闪亮的人，是那些勇于宽容、具有崇高精神和宽宏大度的人。他们驱散了阴霾，带来了清新的空气，改变了事情的面貌。人们因此满怀新的希望，希望绝望、黑暗、气愤、恼怒和仇恨不会最终占据上风，希望丧尽天良的罪犯找回他们的人性，而化敌为友的新局面得以最终形成。这不是不负责任的胡思乱想。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而且正在发生，噩梦有望过去，乱麻终将解开。上帝拥有一支出色的人马和非凡的同道。
我们每个人都有成就大善的能力，上帝也一定因此会说值得冒险把我们创造出来。非同一般的是，全能的上帝要依靠我们——我们这些渺小、脆弱、不堪一击的人，才能实现他要达成的善良、正义、宽容、抚慰和大同。上帝只有我们。希波的圣奥古斯丁说：“上帝不能没有我们，就如同我们不能没有上帝。”
一个冒冒失失的年轻物理学家对一个土里土气的俄国牧师，陈述了所有无神论的理由，然后傲慢地说：“因此，我不信上帝！”那个小牧师不仅不生气，反而平静地回答道：“哦，不要紧。上帝是相信你的。”
上帝相信我们。上帝依靠我们帮助他把这个世界变成他所希望的样子。
[1]诗名“The Suffering God”，引自北爱尔兰Gorrymeela News杂志，1988年秋冬季号。
[2]一首民间赞美诗，曾在自由运动支持者中传唱，现已改编为南非*歌国**。
[3]祖鲁语，保安。——译注
[4]Mother Teresa，印度天主教仁爱教会创建人，197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译注
[5]R. D. 英赖特与乔安娜·诺思合编：《透视宽恕》（Exploring Forgiveness），威斯康辛大学出版社，1998年。
[6]Unreconciled Being ― Love in Chaos，伦敦与伯克姆斯特德，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