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重要奠基人顾拜旦说过：“体育不仅锻炼体魄、培养意志、促进身心健康，而且还具有社会职能……”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仅大力提倡国民体育，增强全国人民的体质与自信心，而且非常重视体育项目，尤其是球类运动在外交中的纽带作用。

相比一提及“中国女排”“跳水梦之队”“国乒”“国羽”等国家队就与有荣焉的骄傲、自豪洋溢， 中国体育一旦与风靡全世界的足球运动相联，人们难掩失望、痛心、愤懑之情。

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中国足球的发展之路十分崎岖。

1952年，毛主席与周总理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观看第一届全军运动会

毛*东泽**：全长沙最优秀的足球守门员

众所周知，毛*东泽**主席身材魁梧，酷爱体育锻炼，尤其喜欢游泳，不仅游遍了黄浦江、钱塘江、珠江等，一生还畅游长江13次，留下了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的豪迈词句，76岁高龄都还能在长江中游泳30里远。

其实，青年时期的毛*东泽**也很擅长打篮球、打乒乓球、踢足球。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念书时，特别喜欢足球运动，是校足球队的主力球员。

毛主席打乒乓球

凭借着超过一米八的高大身材、耐久的体力以及非比寻常的沉着敏锐，防守球门时，他能够扑住飞射而来的大多数球，因此赢得了 “全长沙最优秀的足球守门员” 的赞誉。

同时，毛*东泽**偶尔在球队中客串前锋或者后卫也十分出色。

无论所司何职，他都表现得认真、勇猛，身体力行地积极实践着自己1917年以笔名“二十八画生”所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中 “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 的理念。队友们亲切地称呼他为 “足球健将” 。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百忙之中也会抽空关注重要的足球赛事。

1955年秋，身着灰色风衣的毛主席现身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国家联队与苏联列宁格勒“泽尼特”足球队进行比赛，主席兴致盎然地观看了整场球赛。

1955年，毛主席与运动员李长平握手（当时大连造船厂队员）

赛后他与客队球员一一握手，连连朗声夸奖国家队顽强拼搏扳回的平局 “打得好” ，一边与李凤楼教练、队长史万春及全体球员一一握手。

第二年，蝉联奥运会亚军、实力强劲的南斯拉夫足球队来到中国进行访问和交流比赛。

刚从匈牙利留学归来不久的中国足球队，与国际顶尖球队的相比可谓是相去甚远，两场比赛都大比分输了。

毛主席赛后热情接待南斯拉夫球队时，却表现得毫不气馁，也放出豪言要在“13年后赢你们！”

1955年，毛主席与贺龙到北京体育馆参观排球比赛

新中国的足球事业尽管起点很低，但经过十来年的刻苦努力，竞技水平显著提升，成为亚洲强队之一，国内也开始有了比较系统的足球竞标赛。

在1960年与朝鲜、越南、蒙古的四国对抗赛中，中国国家队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然而随之就陷入了漫长的低谷期，直至今日，国家足球队距离世界冠军的目标仍然遥不可及……

周恩来在足球场上接见运动员

周恩来、*小平邓**：革命知己的足球情怀

周恩来总理有着“世界上最忙的总理”之称，根本没有机会再与人踢一场酣畅淋漓的足球赛了。

他就在自己的办公室中留出一面空墙，在繁重工作之余对着墙壁踢球，放松锻炼。

由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认为风行于西方世界的足球运动有助于“强种强国，塑造民族性格”，于是大力普及。

受此影响，少年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念书时酷爱踢足球，曾担任班足球队“勇”队中锋，还作为校童子部部长，率领校足球队去北京参加球赛，在与清华校队的对决中成功胜出。

周恩来与*小平邓**前后脚抵达法国勤工俭学，在此期间，他们结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深厚革命情谊。*小平邓**的长子邓朴方曾说，他们是真正的知己。

两人不仅有着共同的坚定共产主义革命信仰，而且还有许多共同的习惯与爱好，都对足球情有独钟。

周恩来在旅法求学的闲暇之余不忘看球、踢球，而当时*小平邓**年仅18岁，是一群革命志士中的*弟弟小**，他宁愿挨饿也要挪出一天5个法郎的饭钱，去买奥运足球赛的门票。

虽然距离赛场遥远的看台票连足球都看不清楚，但直到晚年，他都清楚地记得1924年那次足球比赛的冠军是乌拉圭队。

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对足球的热爱，以及对普及国民体育的重视， 周总理在工作中将足球运动提升到为国为民的高度， 大力为中国足球事业的起步发展保驾护航，更带出国门，促使其成为灵活的外交纽带。

1957年秋，首都北京迎来了首次访华的日本国家足球队。

虽然中日并没有建交，但周总理与贺龙副总理一起现场观看了八一足球队与日本国家足球队的比赛，并亲切接见了日本球员。这样的友好交流为未来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埋下了和谐的因缘。

1959年，中苏“蜜月期”一去不回，关系日趋紧张。为了在美苏*锁封**的夹缝中寻求生存空间，新中国的外交对象势必要转向亚非拉新兴国家。

周总理认为以足球运动为代表的体育文化无疑是加强与亚非拉民主力量沟通、合作的良好媒介，于是通过与这些国家开展多场足球比赛等交流方式，增强互信与了解，建立外交关系。

在上世纪60年代出访缅甸的外事活动中，周总理率领的代表团*特中**意加入了一支足球队，他因此成为了 “最高级别的足球团长” 。

在此期间与缅甸国家足球队进行的两场友谊赛中，中国队大比分获胜。

而*小平邓**一生更加热爱足球运动本身，正如他的警卫员所言：“他喜欢足球是出了名的，而且一向都喜欢。”

即使工作再繁忙，他也不忘抽空观看足球比赛录像，政治生涯几经起落，1974年恢复工作后第一次公开露面就是去北京工人体育场看足球赛。

*小平邓**对足球比赛的结果态度比较超然，但看重队员的努力与水平，十分关注我国足球运动的发展，1985年留下了 “中国足球运动要搞上去，要从娃娃、从少年抓起” 的名言。

1992年，他观战兴致正浓时，突然中央电视台插播新闻打断，立刻要求 “今后凡是转播中国足球队的比赛，不要插播新闻” ，值得数亿球迷欢呼雀跃。

改革开放后，中国各大体育项目纷纷在世界竞技场上斩金夺银，而足球队俨然“老大难”。

*小平邓**难掩心焦，指出 “要创办足球特区” ，迅速推动第一个“足球特区”在大连建成，并且力促中国足协不断派遣青年球员走出去，远赴足球强国巴西、德国等学习先进的足球意识和战术技能……

也许中国足球的辉煌未来正在悄然孕育，希望这一天不会太久了……

陈毅：“陈四号”与足球外交

陈毅元帅自小就活泼好动，他曾幽默自诩“没学走路便凫水，未曾识字先下棋”。毛主席则称赞他“上马能打仗，下马能赋诗”，定国安邦，文武双全。

他一生爱好体育运动，在新中国的外交活动中更是与周总理等领导人一起默契配合，将体育 “会友人、搞外交” 的和平、友好纽带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陈毅青年时期在成都中学和甲种工业学校求学，读书之余经常驰骋于足球场上。当时的很多足球爱好者都见过这位身着四号球衣足下生风，满场游走的中锋。

其实陈毅的家境并不富裕，一家人连吃饭都捉襟见肘，根本没有余钱给孩子买足球这样奢侈的“洋货”。那么，他那一身好球技从何而来呢？

老话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只要敢想敢做，办法总比困难多。

陈毅和几个同样喜欢踢足球的小伙伴想方设法鼓捣了一个“土足球”。

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去屠宰场捡别人不要的猪尿泡，用烧酒搓洗干净后，再用竹管吹气扎进充作球胆，最后用搜罗来的破旧皮子缝合起来，哪怕双手多次被针扎得流血也不在意。

这样的“足球”事实上踢不了几次就“开口笑”了，他们也依然乐此不疲，接着找来胶水贴上“狗皮膏药”补丁，继续开开心心地“比赛”。

1961年，*小平邓**、陈毅、贺龙、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观看足球比赛

新中国成立后，陈毅经常关注着我国足球队的发展水平。

他不满足于肤浅的大比分胜出战绩，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队赢豆腐队不算本事，能赢强队我向你磕头。”

同时，陈毅也非常重视体育外交在扩大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打破被巨头国家孤立、*锁封**的困局上的灵活作用。

1963年，*少奇刘**、陈毅又一次访问最早承认并与我国建交兄弟之邦的缅甸时，受到了其最高领导人奈*总理温**予以的最高规格礼遇。

在此次缅甸之行中，年过花甲的陈毅即兴下场，用一场宾主尽欢的足球友谊赛留下了一段外交佳话。

1963年，陈毅与缅甸外交部长交谈

在缅甸西海岸的额不里，东道主奈温与陈毅一道兴致勃勃地与一支临时组建起来的足球队，在水清沙幼、海风清凉的沙滩上展开你追我赶的“角逐”。

两位领导人都已不再年轻，62岁的陈毅宝刀未老，一身短打装扮更是将发福的身材和圆圆的“元帅”肚暴露无遗，但功底还在，一看就是“练家子”。

脚下接连踢出几个漂亮的好球，引得观战的众人鼓掌喝彩，欢笑不已。

眼见对方过来抢球的球员离自己只有一两步远了，陈毅迅速左脚立定，踢出了一个标准的右脚内侧推球动作，传球给奈*总理温**。

现场的影像被捕捉、定格，成为外交史上著名的精彩瞬间。

陈毅打太极

贺龙：新中国第一任体委主任，大怒解散国足

贺龙元帅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重要开创者，上个世纪50年代，他欣然兼任第一任国家体委主任，在我国的体育发展史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辉煌印记。

贺龙雄才大略，在战场上勇于开拓局面，善于指挥千军万马，统率体育大军也展现出了“军令如山”的强硬管理作风，主张日常从严进行军事化的高强度训练。

在贺龙的亲自主持下，中国乒乓球队、羽毛球队渐渐在世界体坛崭露头角，足球队却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

建国前后贺龙主政西南军区时，就在当地着手组建了部队和地方队两支足球队，分别从*队军**选拔体能素质过硬、跑得快的干部战士，以及由高校中热爱体育运动的青年学生自愿加入。

1952年，贺龙在第一届西南运动会上为足球比赛开球

这两支队伍的实力虽然与世界级的足球水平堪称云泥之别，但激烈投入的比赛过程还是给西南地区的军民带来了不少欢乐，足球运动迅速普及开来。

后来随着西南军区足球队随着大区调整解散，队伍中的主力球员大多在贺龙的指示下被编入新组建的国家队或者各地青年足球队，成为 “传、帮、带” 的骨干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后起之秀，奠定了新中国足球事业的基础。

在战场上习惯运筹帷幄的贺龙目光长远，早在经营西南军区足球队“试验田”时，就已经雄心勃勃想要与世界级的足球队争雄了，因此琢磨着外聘强援。

他将橄榄枝伸向了定居香港的“球王”李惠堂 ，委托与之熟识的林绍洲亲笔写信邀请他到西南军区部队执教，诚恳地表示是贺龙亲自相聘，薪酬由李先生自己定，要多少给多少，保证他在西南生活舒适，不会低于在香港的水平。

香港“球王”李惠堂

可惜李惠堂并不了解刚刚解放的大陆时局，接到信后犹豫不决，与朋友商量后最终还是婉拒了邀约，贺龙对此深感遗憾。

他认为选择优秀足球教练的重要性不亚于*队军**择帅，看中的帅才不来，只能在国内慢慢寻觅了。

为了跟上世界足球的发展趋势，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后，贺龙一力主张让足球运动员“走出去”，去国外训练、学习，周恩来、陈毅等资深球迷都非常支持他的意见。

但当时的困境是西方国家全面*锁封**中国，能够接受外派足球运动员前去学习的只有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

1954年，经过慎重的对比研究，贺龙谢绝了主动表示可以接收中国足球队员去学习的苏联，选择了技术、战术水平都更加先进的匈牙利，安排由柯轮带队的青年足球队远赴匈牙利进行为期一年的训练和学习。

中国足球队的这次留学之旅促成了自身实力水平的一次飞跃，迅速蜕变为亚洲劲旅。

贺龙陪同外宾观看比赛

贺龙却并不满足于中国足球队在亚洲“打内战”，他的目标始终都是要与世界强队较量。

为此，他多次利用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参与外事活动的机会，千方百计安排中国足球队对世界强队切磋。

1955年波兰成立十周年，贺龙率领代表团出席纪念典礼。出发前，他了解到华沙足球队实力很强，于是提前安排中国青年足球队以 “北京足球队” 的名义随行，以便打一场友谊赛。

在那次比赛中，北京足球队以二比三的比分败北，在看台上观看了整场比赛的贺龙却十分满意。他看到了年轻的中国球员不畏强敌，积极主动勇进两球的果敢，更欣慰于他们在技术、战术方面已经与欧洲先进水平接轨了。

贺龙与第一届全国工人体育运动会运动员在一起

尤其是在比赛中表现得沉着、灵敏，准确判断接下险球的守门员张俊秀，不仅赢得了波兰权威体育媒体的盛赞，回国后还得到了贺龙的亲自提名，光荣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举国轰动。

通过“走出去”实现了中国足球队水平的大幅提升后，贺龙重提出 将优秀足球教练“请进来” 的设想，在坚持由中国人自己担任主教练的前提下，聘请外国足球教练前来执教。

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下，已经非常认可匈牙利足球水平的贺龙，力邀匈牙利一流的足球教练阿姆别尔·约瑟夫来中国赴任，他是国家队聘请的首位外籍教练。

阿姆别尔·约瑟夫教练与中国足球队员

同时贺龙又考虑到还应该再引进另一种风格的足球教练，才能更好地进行取长补短，全面学习，于是又请来了一位苏联足球教练。

经过两位不同风格的世界级足球教练的强化训练，1956年中国足球队在印度客场战胜了印度全国冠军、刚横扫了东南亚的莫罕巴根队以及印度国家队，成功跻身亚洲强队。

1959年，中国足球队迎来了“出师”级别的胜利，战胜了匈牙利国家二队，接着力克瑞典“尤哥登”队，然后又在与苏联、匈牙利的三国对抗赛中获得了亚军。

这是新中国体育运动史上国家足球队最辉煌的时期。

然而，在1960年摘下“中、朝、越、蒙”四国足球友谊赛的冠军头衔后，中国足球队渐渐开始一蹶不振，在接下的几年里连连输球，不敌印尼弱旅棉兰队。

贺龙大为光火，但也始终严谨地保持着虚心的态度，首先当众主动承担起球队成绩滑坡是自己松懈了的责任，接着开始了风风火火地“严抓”工作。

周恩来与偶遇的小球员们亲切交谈

主要从“抓小足球”（在少年儿童中打好中国足球的基础）、在北京等重点城市和地区全面开展足球运动、把足球队拉到解放军“硬骨头六连”去学习*刀刺**拼杀的战斗作风，这三个方面进行系统地整顿。

1964年，中国足球队在北京主场以零比二的比分输给到访的巴基斯坦队。 贺龙不由得大怒，当即解散了这支国家队。

1965年第二届全运会后，重新组建的国家足球队以脱颖而出的年轻运动员为主，比赛成绩又迎来了一次回升，在1966年底的首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上，赢得了亚军。

1956年，贺龙副总理接见越南国家足球队

贺龙曾说过：“我看不到‘三大球’（足球、篮球、排球）翻身，我死不瞑目！”

时至今日，还未扬眉吐气的就只剩下中国足球了，深化改革势在必行。中国足协脱离国家体育总局后，实现长远发展任重而道远。

然而，事在人为，在新形势下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与时代潮流，中国足球逐步告别急功近利，按照市场规律融入产业系统，让足球运动回归运动本身，相信终有一天中国足球会迎来彻底翻身的春天，告慰开国元勋们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