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鼓在中国古代具备特殊的文化意义，甚至被视作是礼乐的主导，在卤簿仪仗和合朔伐鼓仪中，鼓的作用延续前代。但在被视作国之正声的雅乐中，因不同的鼓背后的政治意义不同。

对自身的文化感召力颇为自豪却始终未能恢复汉唐旧疆的宋朝君臣，在现实矛盾与纠结心理的交织下对雅乐复古形成一种执念，力求通过乐制复古彰显自身的正统与权威，即使符合圣古典故的鼓已长期不行，依然逐次恢复到了北宋雅乐的序列中。

一、雅乐乐器中鼓的变迁

雅乐为古代王朝用于礼仪活动时所奏之乐，与王权政治关系密切，一般用于祭祀、朝会等严肃的国家仪式场合，它代表了国家的正声。

在中国古人的知识体系中，“乐由天作，礼以地制”，乐的本身蕴含了变化无穷的“数”的关系，与数、律、度量衡等一样源自于自然的和谐；在古代社会的礼制中，“乐”是辅佐“礼”进行“礼乐教化”的重要存在。

《乐记》将二者描述为“乐由中出，礼自外作”，正是因为“乐”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和地位，所以制作礼乐便成了一代帝王宣示治统，把自己的统治风格和印记留存于历史上的表征。

“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历代帝王也因此纷纷制作区别于前代的礼乐制度，这一作风在宋代皇帝中有明显的体现。

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尚属于雅乐的草创阶段，真宗朝签订“澶渊之盟”后，政治风格趋于清淡平和，真宗的精力也转向“天书封禅”。

但是真宗统治后期频繁的大规模礼乐仪式，将雅乐仪式性所带来的感召力进一步扩大，波及之处，臣民对皇权的认同感必定会加深。

可以说，北宋王朝从真宗开始，政治与雅乐的结合才真正变得愈加紧密，北宋最具声势的雅乐改制发端于仁宗亲政后，首先是仁宗朝是宋代文化的鼎盛时期，士大夫阶层走向集体自觉，将朝廷礼乐制度的重塑看成儒学在政治上振兴的重要部分。

其次，宋仁宗即位的前十年由刘太后垂帘听政，仁宗颇受压抑，因此仁宗亲政后采取了诸多措施刷新政治，有宣示皇权之用的雅乐改革也是其中之一。同时，经过上百年文治的熏陶，北宋中期已经具备了大规模制礼作乐的条件。

在多重条件的叠加下，宋朝开启了雅乐改制的时代，乐器中鼓也随着这一浪潮而更张频繁，其最大特点是复古。

北宋对雅乐乐器的选择呈现出一个逐渐“雅化”的过程，自仁宗开始到徽宗时期，终于实现对乐器的一步步清理，逐渐使所有的乐器都有源自先圣的出处，并且将之推广至全国，从而为南宋所沿用，终南宋之世而无甚改动。

二、卤簿仪卫与殿庭立杖

卤簿制度向来是古代中国一项重要的政治等级制度。皇帝出行，千乘万骑，须有专门的仪卫队伍，既负责安全保卫，也有彰显皇帝权威的仪仗功能。用于卤簿仪仗的鼓，种类多样，数量众多。

宋初大体仿唐制，但在细处有所改变，太祖、太宗时的卤簿制度尚质，并没有太多华丽的修饰。而后卤簿制度愈发奢靡，至徽宗时达到顶峰，规模装饰极为宏大华丽。

宋廷南渡后，卤簿车辂尽丧于汴都，高宗缩减卤簿规模，务从省约。孝宗皇帝同样对卤簿制度进行了删削，其制度沿用至宋亡。辽金同样仿照宋朝设置了卤簿：“金初得辽之仪物，既而克宋，于是乎有车辂之制。熙宗幸燕，始用法驾。迨至世宗，制作乃定，班班乎古矣！”。

卤簿制度一开始只是单纯的车辂制度，但随着皇帝权威的增加，结合安保的需要，卤簿制度逐渐变为了一种集交通运输、朝廷仪式、安全保卫于一体的制度。其最大的特色是充满着礼制色彩，具有强烈的政治内涵。

就使用卤簿的人员而言，只有皇室及高品官员才有使用卤簿的权力。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所使用的卤簿规模是其他人无法企及的，而不同位阶的官员之间的卤簿规模，亦依照其官品高低有所区别。

宋代皇帝的卤簿主要分为三种，大驾卤簿、法驾卤簿和小驾卤簿，其中规模最大、仪制最全的是大驾卤簿，大驾卤簿是皇帝出行时专用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车驾仪仗。

殿庭立仗的黄麾之制，应属于“武谓之卫”的宣示武威的军事性较强的仪仗，《通典》曰：“黄帝振兵，设五旗五麾”可知黄麾的创制即具备军事色彩。

宋代黄麾仗作为卤簿时，功能也是“亲征、省方还京用之”，大概是其规模相对简约，人员构成以武官和兵器为主，便于在军中使用，队列中的鼓以“揭鼓”为主。

三、合朔伐鼓与衅鼓

在以“天人感应”为知识背景的古代社会，日食被视为一种灾异，认为是对君主治理得失的警示，还意味着君主的权力受到威胁。因此每当日食发生时，官方要进行“伐鼓救日”的礼仪活动，以此来禳除日食之灾。

伐鼓救日的起源是在古老文化中，日食的发生是“天狗食日”，所以每当日食出现时，人们就要敲锣打鼓来惊吓天狗，这成了“伐鼓”之礼的起源。

元代史学家马端临进一步解释说：“瞽奏鼓，古者日食则伐鼓用币以救之。”据此可知，在中上古三代的夏朝“伐鼓救日”的活动已经产生，并且形成了固定的礼仪形式。

宋史《礼志》中的“合朔伐鼓”仪规定：“太史称日有变，工齐伐鼓。明复，太史称止，乃罢鼓。其日，废务而百司各守其职如旧仪。”且对伐鼓礼的流程有详细记载。

政和年间的《合朔伐鼓仪》则规定：有司陈设太社玉币笾豆如仪。社之四门，及坛下近北，各置鼓一，并植麾斿，各依其方色。坛下立黄麾，麾杠十尺，斿八尺。

*队军**出征前有衅鼓礼，“衅”就是用血涂抹，《说文解字》云：“衅，血祭也，像祭社也。”高诱注解说：“杀牲祭，以血涂之曰衅。”所以衅鼓就是用血涂抹于鼓。

衅鼓之礼的原因应与先秦时期的祖先崇拜有关，战前用牲血涂于鼓，以祭祀祖先求得保佑。战后衅鼓，则是告慰祖先神灵。此外，以血涂鼓似乎也是一种体现鼓的威刑作用的仪式，因为鼓是主帅威严所系，所谓“将死鼓，御死辔，百吏死职，士大夫死行列。

四、鼓用作官方娱乐的乐器

宋代竞技游艺活动丰富多彩，既继承了历代的竞技游艺的精华，又融合了时代的特征，不断完善创新，有了新的发展。

马球运动有益于参与者的身心、骑术和技艺的锻炼，一般提到马球往往想到充满尚武气息的唐代，在人们印象中处于“守文”形象的宋代宫廷，马球活动同样盛行。

宋太宗时详细规定了打球的仪制，打球前先设置球场，皇帝与宗室群臣骑马击球时基本全程伴有鼓声，既可伴奏，也有调节赛场气氛的作用。

宋代的宫廷宴乐中的重要内容就是娱乐表演，宴乐又称燕乐，燕乐一词在周代即有，“燕”即“䜩”，也是“宴”或“醼”的意思，指的是宴飨时演奏的音乐。

宴乐不仅是一种娱乐活动，也是对“以乐侑食”传统的继承，鼓正是宋代的燕乐表演中一种很重要的乐器。

教坊是宋代的宫廷音乐机构，教坊作为宫廷的音乐机构，专门供奉皇室祭祀、朝会宴飨之事等。宫廷中的宴乐表演主要由教坊来承担，每到宫廷中举行一些重要的节日、宴飨活动时，都会汇集教坊的乐人进行歌舞表演。

鼓单独提到的次数不多，但这并非是鼓不重要，而是因为鼓的主要职能并非方响、琵琶等独奏表演的乐器，其主要功能在于伴奏，杖鼓的数量达200面之多，显然是伴奏和烘托型乐器。

总结

在政治场合，鼓因本身的政治属性化为了政治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昔者圣人之作乐也，所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的乐与天通的思想观念中，鼓位列“八音”中的革类，又被誉为“群音之长”，具有“乐教”、“乐化”的意义。

是天地间和谐景象的摹写，其形制和种类反而比音乐效果本身更加重要，比如带有浓郁异族色彩的羯鼓在唐代是君臣上下流行的风尚，唐玄宗就以善击羯鼓而著称，并且还堂而皇之的列于雅乐乐器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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