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中的“中国（China）”一词源自拉丁语“秦（Chin）”的发音，英语对“中国”这个国名的涵*解义**释是“中央之国”。

不过，国外网民对于“中国”为何叫“中”国，却充斥着诸多嘲讽和误解。在国外某知名问答社区，就有很多关于中国国名的讨论，国外网民认为中国自称是“中央之国”是盲目自大的表现。

比如一位老外写道：“在知道世界是一个球体之前，所有愚蠢的古代人都会认为自己处于世界的中心，而东南西北方向都是野蛮人。但只有中国人至今仍相信他们是世界最好的，即使他们的木制帆船被西方钢铁舰队击得粉碎”。

那么“中国”一词的涵义到底是什么，真的是“中央之国”的意思吗？

事实上，“中国”作为一个特定词汇，目前已知的出现的最早年代是西周时期。在西周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上曾刻有“余其宅兹中国”等字样，但这里的“中国”二字并不是指代国家，而是指周王朝中心城市—洛邑。

此后，“中国”一词又逐渐衍生出指代诸夏（区别蛮夷）、天子直辖地区、中原王朝等涵义。但值得一提的是，历代中原王朝从未有用“中国”一词作为国号或者朝代名的，只有地处西南的大理国曾在公元1095年叫过“大中国”，1096年“大中国”国号被段正淳所废。

周武*克王**商后，为了有效统治殷商遗民，便在镐京和商朝都城殷之间选定洛邑作为新都进行营建，这是因为在当时人们的地理认知当中，“八方之广，周洛为中”，所以，称洛邑为“中国”无可厚非，这也符合自古以来“处中以领四方”的治理模式，即“中央之国”（国的意思是城圈，而非国家）。

所以，这个时候的“中国”还是个地理方位词汇。但现如今的“中国”一词，其内涵早已发生变化，依然把“中国”一词的涵*解义**释为“中央之国”，显然是错误的。

虽然“中国”一词在历史上被广泛使用，但真正上升为国家名称，却要到了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建立了中华民国，简称为“中国”，至此，“中国”一词才成为具有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

然而这个时候的中国，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政治都并非世界的中心，都城南京以及后来的北京也并未处在中国实控疆域的居中位置，“中国”一词已经不是地理概念，而成为一个意识形态概念。

那么，“中国”的“中”到底指代什么呢？陶寺的考古发现给出了完美解释。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陶寺村，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前1900年，上承炎黄，下启夏朝，是中国国家文明形成前夕的关键历史时期，一经发现即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范畴。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度认为先夏时期的中国是“古国—方国—王国”三段式的演进模式，但陶寺的考古发现却颠覆了这一点。陶寺遗址的宏大规模、四级聚落衍射模式以及金字塔式社会结构，呈现出的完全是一个“国上之国”的文化面貌，具备了国家文明诞生所应具备的一切功能和要素。

2002年，陶寺中期M22王墓中出土了一件墨绿相间的漆木杆，残长171.8厘米，加以粉色带分隔。经考古专家判定，这件漆木杆就是测量日影所在的“圭尺”。

所谓“圭尺”，是通过夏至正午时漆木杆影子的长度判定“地中”的工具。

果然，经过实际测量，陶寺当地的夏至实际影长为1.69尺，与圭尺第11号色带影长标志吻合。同样，第1-10号色带的影长则与陶寺以南至北回归线之间的夏至影长一致。换言之，陶寺作为“国上之国”，已经形成了万邦之主的统治模式。

陶寺王国以都城所在地日影长度作为“地中”基准，颁行了直达北回归线（两广）以北的日影测量标准，在这一体系下，被纳入陶寺治下的其它方国则自觉服从陶寺“独占地中以绍上帝”的内涵思想。

这一模式，完全有别于西方城邦制的文明发展模式。在大一统模式创立之前，“独占地中以绍上帝”模式，是古代中国最有效也是最直接的政治意识形态。这颇有点像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旧址被指定为中时区，而中国则属于东八区。陶寺遗址著名的观象台就如同4300年前的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陶寺王国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方国多元归一向心力的那个中心点，成为国家控制领土的象征。

也正因为此时的“中国”是意识形态概念而非地理概念，所以，“地中”内涵会随着王权更替而发生变动。如大禹继位后以王城岗夏至影长1.5寸为基线；西周时，周公以洛邑观星台的日影来作为“地中”依据。

所以，共同的认同和向心力才是“中国”一词的完美诠释，而绝非所谓的“中央之国”如此粗浅的释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