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分道而行——卡尔纳普、卡西尔和海德格尔》
(美)迈克尔·弗里德曼 ,张卜天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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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一章中就注意到，石里克1927年写信给卡西尔，请他帮忙出版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卡西尔非常友好，但在这一时期，他显然没有机会回应卡尔纳普的书。[1]不过，卡西尔的确有机会回应石里克本人。勾画出把这三个人联系在一起的一些哲学关联将是特别有益的。石里克的重要著作《普通认识论》（Allgemeine Erkenntnislehre）[1918]与卡西尔在这一时期发展的理论科学观念以及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都有着非常有趣的关系。
石里克的认识论观点基于概念认识（Erkennen）与直观亲知（Kennen）之间的一种截然而普遍的区分。认识一个对象就是成功地（明确）通过概念来描述它，因此，认识本质上通过概念思想来中介。而亲知一个对象则只是去体验它，就像我们体验独立于一切概念思想的直接呈现给我们意识的东西[Schlick, 1918, p. 311 (p. 365)]：“在直观的体验、意识的直接所与，例如纯粹的感觉中，我们发现了独立于一切思想的纯粹事实。”这种认识与亲知之间的截然区分同概念与表象之间的类似区分相联系。表象属于构成我们意识之流的直接所与，从而分享着私有性、主观性以及缺乏精确定义的边界等一切直接所与都具有的特征，而概念则是带有确定边界的公共的或客观的表征。以希尔伯特关于几何基础的工作为例，我们看到，典型表现于数学精密科学中的精确而客观的概念通过隐含定义而成为可能，这些定义通过它们在一个严格公理系统中的彼此关系而完全指定概念。
遵循亥姆霍兹符号理论的例子，石里克就能够彻底反驳知识的“摹本”论。表现在精密科学中的纯形式意义不能包含任何种类的对实在的“摹写”，而只能涉及一种纯逻辑的“匹配”（Zuordnung）关系：
于是，就这个概念被认为意味着相同或相似而言，一致（Übereinstimmung）的概念就在分析的射线前消融了，余下的只是单义的匹配。真判断与实在的关系即在于此，所有那些认为我们的判断和概念能够以某种方式“摹写”（abbilden）实在的幼稚理论原则上被摧毁了。对于“一致”这个词来说，唯一的含义就是单义的匹配。[2]
在石里克看来，抽象的形式公理系统与实在之间至关重要的“匹配”或“描述”（Bezeichnung）关系由他所谓的“一致方法”所确立。这种方法以广义相对论中的时空度量和时空坐标的运用为模型，通过将我主观知觉场中的直观个别项（例如，在我的视觉场中知觉到的我的笔尖与指尖之间的一致）匹配到数学物理学的时空世界中客观的或“超验”的点（例如我的铅笔与我的指尖实际相遇的物理空间中客观的点）来进行，这些点本身是通过数值坐标来描述的。[3]
通过采取一种纯形式的数学物理学含义模型，并相应地以一种纯粹的“匹配”关系来拒斥知识的“摹本”论，石里克得到了一种与卡西尔在《实体与函数》中已经达到的立场非常类似的科学知识观。石里克的观念显然完全是二元论的。一方面是一个概念与判断的形式系统，另一方面是“实在”本身——在石里克看来，它既包括意识的私人的、直接所与（它们构成了直观亲知对象的整体）的领域，又包括由现代数学物理学（电磁场等等）所描述的“超验”对象的领域，这些对象（在客观的或“超验的”空间和时间中）远远超越于直接呈现给意识的直观所与这一贫瘠的领域。于是，“一致方法”的要点在于，将我们概念与判断的形式系统同“超验”实在的客观领域联系起来，而这又是通过将后者与直接亲知的主观领域联系起来而做到的。
此外，正是基于这种截然二元论的知识观，石里克也明确反对康德和新康德主义的先天综合学说。在石里克看来，任何先天综合的观念都要求心灵有能力在认识活动中将它的“形式”强加给实在。在反对这一观念时，石里克特别集中在马堡学派的“发生学”的知识观上，根据这一看法，科学认识的对象不是“被给予（gegeben）”的，而是“被确立为一项任务（aufgegeben）”（这项任务的目标在于由发生过程本身所规定的无法完成的“X”，但它却永远无法实际达到这个“X”）。在石里克看来，这无异于将我们关于对象的认识与对象本身混为一谈。因为实际对象本身当然是完全独立于我们对它的认识而“被给予”的，我们关于对象的认识必然缺乏一切“构造”能力：
思想从未创造实在的关系；它没有可以印于其上的形式，实在不允许任何东西被赋予它，因为他本身已经被赋予形式……于是我们就不再有任何希望能够在认识实在的过程中获得绝对的确定性。关于实在的确信无疑的真理超出了人的认识能力，不可能为其所通达。先天综合判断并不存在。[4]
但在卡西尔看来，石里克在认识的“质料”（“所与”）与认识的“形式”（公理化的概念系统）之间的截然对立无异于对一种只可能是科学知识进步内部的相对对立的形而上学实体化。纯粹未被赋予形式的质料，或者纯粹无内容的形式，都只是从本质上统一的发生过程中的抽象。[5]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卡西尔[1921b]提出广义相对论可以被“毫无困难地”纳入一种“批判的”认识论。在其参考书目中，卡西尔列出了石里克的《空间与时间》[1917]和他的《普通认识论》，但却没有同石里克展开任何实质性的哲学讨论。[6]而石里克则对卡西尔的书展开了全面的批评，这就是他1921年的论文——《对现代物理学的批判性阐释抑或经验论阐释？》。石里克否认相对论与知识的“批判”论有任何特殊关系，方法是通过挑战这样一种观念，即这种理论与先天综合完全相容。因为不仅相对论完全*翻推**了例如欧几里得几何学这一特殊学说，而且基于这种理论，任何特殊的几何命题是否是确定和不可修正的，就不再清楚了。因此，石里克明确要求卡西尔给出先天综合原理的例子，[7]然后他认为，要表明卡西尔在这里并没有说出什么重要的东西并不困难。[8]
在这一点上，石里克当然是正确的，但他的要求代表着对卡西尔关于先天性的观念的一种基本误解。卡西尔在《实体与函数》中的“‘经验不变量理论’与‘先天’概念”一节中概述了他的想法[Cassirer, 1910, Part Two, chapter 5, § III]。卡西尔诉诸与几何学中的不变量理论的类比，认为在批判的经验理论中，“我们试图确定在经验的特殊经验内容的一切变化中得以保持的那些普遍的形式要素”。他给出了“在任何经验判断或这种判断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那些形式要素”、“空间、时间和量的‘范畴’，以及量的函数依赖性”的例子，但他接着指出，这些“范畴”的特定内容无法被事先确定：
如果能够以这种方式成功确立科学经验的一切可能形式最终共同的东西, 即从概念上固定那些从理论到理论的进展中得以保持的要素，那么批判分析的目标就达到了，因为它们是每一种理论的条件。在任何一个既定的认识阶段，这一目标可能永远都无法完全达到；但它仍然是一种命令，并且在经验系统本身的连续展开和发展中确定着一个固定方向。
从这一观点看，“先天”的严格界定的客观意义清晰地显现出来。我们只能称那些最终的逻辑不变量是先天的，它们是一般而言对自然的律则性关联所做的每一种规定的基础。[9]
正如在马堡学派看来，自然科学知识的对象是科学的整个历史发展向之会聚的从未完全实现的“X”；在卡西尔看来，科学知识的先天形式只能被确定为那些“范畴”原理，从完成的发展过程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回溯起来），它们被认为在任何一个阶段都保持不变。因此在任何既定阶段，我们都不知道空间几何学的特殊内容必定是什么，但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可以大胆作出猜测，必定存在着某种空间几何结构。[10]
这里石里克正试图将卡西尔与康德原初的先天综合概念联系起来，而卡西尔本人则正在阐述一种完全不同的观念。康德认为，在理论认知领域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先天原理：归因于知性能力和感性能力的建构性原理（例如欧几里得几何和牛顿力学的原理）和归因于理性能力和判断能力的范导性原理（例如，最大简单性和一致性原理）。前者必须在人的感性经验的现象界来实现，因为它们是其可理解性和主体间的有效性的必要条件。而后者则永远无法在经验中完全实现，而是呈现给我们的理想目标，即追求永远无法完全获得的整个自然科学。同样道理，尽管康德的建构性原理的内容可以被事先完全确定，但范导性原理的内容却是永远不确定的（至少是就理论认识而言），因为我们永远无法事先知道理想的整个自然科学可能是什么内容。现在很清楚，卡西尔对于先天的看法乃是基于康德的范导性原理建立起来的。正因为卡西尔自觉地拒斥了康德关于知性能力与感性能力的原初区分，所以他也认为，康德关于建构性原理与范导性原理的区分也是站不住脚的。对康德而言，建构性原理源于将理智能力（知性与理性）应用于与之相区别的感性能力，而范导性原理则源于独立于这种应用的理智能力本身。通过拒斥康德关于知性相对于与之相区别的感性能力的先验图型法的原初论述，而主张一种目的论指向的知识的“发生学”观念，卡西尔（以及更一般地说，马堡学派）用一种纯范导性的理想取代了康德的先天建构。
卡西尔[1927, § 3]较为详细地讨论了石里克的《普通认识论》。如人所料，卡西尔赞扬了石里克对知识的“摹本”论的拒斥，而主张纯逻辑的“匹配”，他特别高兴地看到，石里克因此而拒斥了幼稚的实体概念，而主张普遍定律的概念。[11]然而，同样如人所料，卡西尔[p. 76]悲叹石里克明确拒斥了“批判”论及其对“被这一理论视为经验可能性条件和它的‘对象’的可能性条件的某些最高原理”的承诺”。卡西尔[p. 76n]提及了我们讨论过的他与石里克就相对论的争论，但他主要集中在石里克在《普通认识论》中对因果性原理的运用，即要求自然必须由真正普遍的数学定律所描述。卡西尔主张的要点在于，石里克本人也必须假设因果要求的“先天有效性”——即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作为一种康德原初意义上的范导性原理的“先天有效性”。卡西尔在这里发现了一种张力：一方面是对这种“先天有效性”的显然需要，另一方面是石里克本人将一种纯形式的或“符号学的”意义观念与“约定”概念联系起来：
当石里克强调一切思想和认识的纯指示性的“符号学”特征时，当他试图由此导出不仅形而上学的对象概念的无效性，而且还有批判的对象概念的无效性时，他似乎只强调了“指示”功能的负面因素，只强调了符号的任意性及其“约定”特征。某种单纯事实性的东西，比如语言的声音，如果只是根据其“物理”存在而被当作噪音或“声调”，那么它从来都不是一个“符号”：只有首先分配给它一个“意义”（它被引向这一意义，并且通过这一意义而成为“有所意谓的”[bedeutsam]），它才变成了这种东西。实现这样一种分配是如何可能的，如何以及基于何种原理和预设，感性事物才能变成一种“意义”的代表和承载者——这显然构成了认识批判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如果不是一般认识批判的唯一问题的话）。“物”的客观性问题成为这个问题的一部分：严格想来，它只不过是“意义”的客观性这一系统上全面得多的问题的一个推论。[Cassirer, 1927, pp.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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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卡西尔在这一时期唯一一次提到卡尔纳普是在[Cassirer, 1929b, p. 493n (p. 423n)]中，那里他以[Carnap, 1922]代表他本人对直观空间与理论空间之关系的讨论（参见前面注释12、79–83、128和152）。
[2][Schlick, 1918, p. 57 (p. 61)]. 关于对石里克与亥姆霍兹符号理论之间关系的详细讨论，参见[Friedman, 1997]。关于对石里克与卡西尔关于“匹配”观点的讨论，参见[Ryckman,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