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作者杜建时，原标题《从接收天津到垮台》
杨伯涛（前排右一）和杜建时（前排右二）、文强（后排右一）、沈醉（后排右二）1988年元旦摄于政协礼堂
之前一直对“榆林”这个地名认识比较模糊，因为北方有个榆林市——陕西一个挺大的地级市；南方有个榆林港——位于海南三亚市郊的军港。同时印象里在渤海湾有个简称“榆”的地方，有时想当然认为是个也叫“榆林港”的地方。所以看到此文中“津塘榆”有些一头雾水，“榆”到底是哪个地方的简称？
拜访了一下度娘，才知道这是个挺拐劲的词儿。此处的“榆”应该是指临榆镇，而这个镇又位于山海关，“清乾隆二年（1737年），撤卫置临榆县”，比较有趣的是:
解放初期，先后设秦榆市（今秦皇岛市）山海关办事处，辽西省（现辽宁省）山海关市。1952年11月，划归河北省。1953年，撤市建区，属秦皇岛市。
不管怎么讲，这个“榆”不太顺。
正文
我为什么回到我的家乡——充任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驻津塘榆代表——担任北宁路护司令——国民*党**接收天律——充当国民*党**天津市市长——粮食问题我于奔命——国民*党**政府从通货膨胀到通货崩溃——阴谋破坏学生革命运动——执行国民*党**“戡乱建固”的反革命政策——构筑天津反革命的城防工事——平津解放前夕蒋美勾结的一幕——在天解放战事中的一些反革命活动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从峨眉山上下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随即勾结美帝国主义，用美国的军舰、飞机起运在西南的美装备的蒋军到华北和东北进攻解放区的前线。布置就绪后，蒋介石就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重庆政协各项协议，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发动全国规模的大内战。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解放时，蒋家王朝已陷于无可挽回的覆灭境地。作为天津人和美国军事学院留学生的我，以还乡为名充当了执行美蒋反革命路线的急先锋。从一九四五年九月到一九四九年一月这三年零四个月间，历任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驻津、塘、榆代表北宁路护路司今和天津市长等职，为维护蒋介石的*动反**政权,竭智尽忠。值此天津解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以沉痛的心情写述这篇回忆资料，藉以向天津人民表示忏悔谢罪之忧。
（一）我为什么回到我的家乡——天津
为什么派我到天津来？我是一个科班出身的军人，为什么到天津当国民*党**的市长？就从这个问题说起吧。
我是美国军事学院留学生。第二次大战期间，蒋介石派我效法美国的办法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筹办“国防研究院”，蒋介石自兼院长，实际工作是我负责。因此，蒋对我很熟识。珍珠港事件爆发，由中、英、美发起成立联合国，划中国战区（包括中国和越、泰、缅），以蒋介石为中国战区统帅。从此，不断有英、美高级将领来到中国，蒋介石对此特别重视,凡英、美来华将领，都由他亲自接洽。派我兼任侍从室中将高级参谋及国民政府中将参军，担任蒋介石与美国高级将领的联络工作。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美国魏德迈中将继史迪威任中国战区参谋长，我又作了蒋、魏之间的联系人。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间，蒋介石同意魏德迈提出中美联合部队在天津登陆的计划，以美国海军陆战队一个军团和中国五个军，在美国海、空军协力下进攻占据华北地区的日本*队军**，摧毁北平、天津、河北*政府伪**，以隔断华中与东北日军联合。当时蒋介石与魏德迈商定，派卫立煌为总司令，美国将领为副总司令。由于我是天津人，又与东北军出身的军官有过关系，内定我随军进入天津地区充任天津地区军事管制司令兼天津市长。蒋曾当面告我预作准备。后因太平洋战争盟军迅速取得胜利，此案未付诸实施。
一九四五年三月蒋介石派我到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首次制宪会议。
联合国首次制宪会议
八月在华盛顿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随即接蒋介石急电，催促我和商震迅速回国。九月上旬我和商震回到重庆。当日下午即与蒋介石见面。他对我说：我们大部队现在西南，华北、东北空虚，部队不能很快到达华北、东北地区，派你先到天津，担任第十一战区驻津、唐、榆代表，在天津成立驻津办事处，招收满洲和冀东伪军替我们作事，并接应从天津登陆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在成立临时“中美联合参谋处”，指挥中美联军行动；还派你担任北宁（从北平到辽宁）线区警备司令（后改为北宁路护路司令），隶属于东北行营，指挥收编伪军，配合美国海军陆战队迅速打通并保持从北平到沈阳的铁路、公路，守住北平、天津、沈阳等飞机场，和塘沽、秦皇岛、葫芦岛等海口，肃清北宁线区内*产党共***队军**，以便于我们大部队调往华北和东北。最后他说（说时脸上忽然变得很严肃）：“还派你担任天津市副市长，听我的话，不要推诿。张廷谔市长是张伯苓先生推荐的。有关天津事要尊重张伯苓先生的意见，要与张廷谔合作，与他摩擦会引起伯苓先生的误会。”我唯唯称是，没敢提出任何意见。随后他让我尽快去见魏德迈和熊式辉，商量去天津的事情。
张廷谔(1890—1973)
张廷谔 (1890—1973)字直卿，直隶丰润人，家贫。早年毕业于遵化州官立中学堂（河北省遵化市第一中学前身，是我国清末首批公立学堂之一），后赴日本入大阪工业专科学校短暂读书。1911年考入直隶高等工业学堂，毕业后在大沽造船所任机械师。张官至国务院秘书长，两任天津市长，饱含抗日救亡思想，不与亲日分子同流合污。1973年病逝于台北，享年83岁。
第二天上午我去见魏德迈（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他告诉我，美国已决定派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从冲绳岛调赴天津。它的任务：第一是为国民*党**开拓从北平到沈阳的交通，以便从南方输送部队到华北、东北。第二是制压日本投降*队军**，迫使他们顺从国民*党**政府指挥，因此，天津地区对日本受降由美军担任，北平地区受降由第十一战区担任。第三是遣送日本俘虏和日本侨民归回他们国家。我们对外宜称美军进入天津的目的只是遣送日俘。日侨，其他两种任务，而不宜。他还告诉我，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参谋长瓦尔顿准将已率领先遣队到达天津，他我尽快地去天津接应。他亲笔写了一封给第三军团长骆基中将的介绍信，信上略谓：杜是美国军事学院同学（魏德迈、骆基都是军事学院毕业生），希望精诚合作等语。
随后我去见熊式辉（东北行营主任）。一见面他用说笑话的口吻说：“派你为先行官、开路先锋，你赶快去天津，联络满洲和冀东伪军，给他们国军名义和番号，协同美国自天津登陆部队打通从北平到沈阳的通路，以便中央军从海上运输到天律、秦皇岛、葫芦岛登陆，开往东北。”随着(“即”可能更合适)他给我一本由国民*党**军令部第二厅第三处搜集的关于满洲和华北伪军名册，看见上面驻北平附近部队长有栾乐山，驻冀东部队长有姜鹏飞、李海天，都是东北讲武堂的同学。我对熊式辉说：“我这个先行官可能达成任务。”
九月下旬我同张廷谔乘专机飞抵天津。
我衔有第十一战区驻天津代表、北宁线区警备司令和天津市副市长三个任务来到天津。我用全部精力从事勾结美帝海军陆战队和收编伪军，为国民*党**打通并守住北宁线区内的铁路、公路、飞机场和海港等工作。对于市府张廷谔则虚与委蛇，作些社会活动，以掩护我前两项不可告人的秘密。
(二)充任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驻津唐榆代表
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十月七日到达北平，我于八日去北平见他请示工作；顺便*十月在**十日参加孙连仲在太和殿举行的对日敌的受降仪式。
十一日由孙连仲正式发表我作他的驻津、唐、榆代表，天津至山海关一带各军事机关部队均由我节制。当日返回天津。十三日假伦敦道（今成都道）成立第十一战区驻津、唐、榆代表办事处及北宁线区警备司令部。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长骆基中将于十月一日到达天津，暂住利顺德饭店（后移住旧法租界公议大楼）。十月二日我到利斯德饭店作礼节性拜会。骆基同我见面后，说有机密相商，让我遣开随从人员，室内仅留我、骆基和他的参谋长瓦尔顿三人。骆基拿出一个文件，念给我听，说他来天津要完成以下六项任务：
①布置接受日军投降事项；
②与北宁路护路部队协同占领自北平至山海关的铁路交通线，指挥并控制沿铁路上的日军；
③办理天津地区所有日军的缴械，并接收日军一切装备，军事物资和日军仓库；
④控制日军驻津司令，保留其对外通信系统，以便于指挥日军为国民*党**政府利益服务;
⑤在北平至山海关之间，如受*军共**攻击发生危险时，美军可执行必要而适宜的军事行动；
⑥收管日军战俘和管理日侨，并遣送回国。
很明显，这就是蒋介石、魏德迈秘密协定的具体内容。骆基并没有给我看原文，但我心中是了然的。十月四日我与骆基首次会谈，主要商谈天津区由美军受降事，并召见日敌在天津驻屯军司令内田银之助，指示他在受降仪式上应行事项。
十月八日上午九时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军团部门前举行对日敌受降仪式，由骆基主其事。日敌代表内田银之助及另外六名日敌军官将各自佩刀交给骆基，以示缴械之意，然后双方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仪式完毕后，将内田银之助扣押，另外日敌六个军官送往南货厂战俘营发落。
十月十四日我与骆基举行第二次会谈，决定成立中美联合参谋处，由美军第二处（情报处）处长布朗上校和战区驻津代表办事处少将高级参谋刘大凯主其事。其主要业务是交换*产党共**在北宁线区内活动的情报，拟定处理措施呈报高级会谈决定。每星期举行汇报两次。
十月二十四日我与骆基举行第三次会谈，讨论美军在北平、天津、塘洁、唐山、昌黎、滦县、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等处的部署问题。按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所属部队共两个师及直属部队。第一师师长派克少将率其所属三个团进入天律，第二师仍留驻冲绳岛待命。经双方决定：第一师以一个团的主力驻在天津，以一部分驻北平、塘沽；以一个团驻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以一个团分驻唐山、昌黎、滦县等北宁铁路沿线各站。团部设在唐山。其直属部队空军、机械化骑兵、炮兵、工兵、战车，以及后勤部队均驻天津塘沽一带，并商定驻防北宁路沿线部队应确保铁路畅通。以后每隔十天会谈一次，一直到一九四六年三月底才停止。每次所谈的内容，主要是有关为国民*党**维护北宁铁路，维护海港，输送部队至东北，遣送日俘、日侨，维持美国士兵的军纪，维持天津治安，供应美国部队副食品和蔬菜水果，安排美国士兵的乐旅游以及其他问题。我除了与骆基会谈，解决一切事务外，还做了以勾结美军的丑事：
①成立“盟军招待委员会”。为了取悦于美军，安排美国士兵的娱乐活动并供应他们一切生活上的需要，我在旧日本大使馆馆址成立“盟军招待委员会”。约请天津曾留学美国的知名人士为委员，由我兼任主任委员，请杜用文为副主任，负实际责任。在一九四五年圣诞节新年时节，乘机举办各种各样招特会。直到一九四七年六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全部撒走，该委员会才停办。
②仰仗美军舰艇遭送日俘、日侨。日敌无条件投降后，在华北日本机关部队的官兵约十万人，被缴械后，徒手官兵先在天津、北平、保定各地区集中，伙同日本在华北散居各地侨民约十八万余人，总计日俘、日侨共二十八万人，均陆续来到天津。用美国登陆艇一百只，从塘沽新港遣回日本，预计四个月送完。由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后勤运输处长某上校和第十一战区少将高级参谋马友松、刘云楷组成“日俘日侨管理处”，在我和骆基监督指导下，负责管理和造送事务。
日本占领天津期间，曾修建一座大型仓库称为南货厂，储存*用军**粮、被服、*器武**、*药弹**等。仓库四周设有围墙、外壕、电网，极其坚固。日俘、日侨集中营即设于此处，由美军看守。仓库内可容日俘、日侨万余人。在集中营等待遣返的战俘，组成千人为一大队，三百余人为一中队，一百余人为一小队，各级队长由士兵普选日本军官充任。中美联合管理处对日俘施行政治教育，其内容主要是：①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同是黄种人，不应自相残杀；②日本入侵中国是日本军阀犯罪行为，他们应负完全责任；③士兵们应忏侮在中国杀人放火的罪过；④揭发神权是迷信，武士道是*行暴**；③讲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讲遣返战俘是蒋介石“仁德为怀的宽大政策”。管理处设有医疗所并组织文娱活动、体育活动。每周放映抗日电影或表演话剧。一九四五年圣诞节期间，我与骆基曾到集中营视察。日俘经过短期教育即送往塘沽新港，由美国登陆艇遣回日本。遣送日本战俘后，即遣送日本侨民。侨民也在南货厂集中，经过组织、教育及检查行李后，也由美国登陆艇从塘沽新港遣回日本。从遣返日俘、日侨来看，国民*党**离不开美国，许多事情都要仰仗美国援助。
③“安平事件”的丑恶表演。日本投降初期，平津公路有些地方为*产党共**部队所控制，国民*党**车辆不能通行。一九四六年春我想用收编的部队打通平津公路。初以载有士兵的大汽车试经平津公路往复巡行，均通行无阻。后来有时行经河西坞等处有身穿农民衣服的群众拦车盘查，查后放行，未起冲突。有一次我又派两辆装有面粉的大汽车，在平津公路上行驶，行抵杨村、北仓之间，被穿农民衣服、自称是八路军的群众持枪将汽车劫走。一次我与骆基会谈时，讨论打通平津公路问题，经决定由美军乘大汽车在平津公路行驶，以观动静。最初几次均顺利通过。七月二十九日美军一班士兵又从平津公路去北平，行抵安平附近，遭到八路军的阻挡，美国兵开枪，八路军还击，结果美兵四人被打死，许多人受伤，狼狈逃回天津。美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参谋长准将到战区代表办事处，告诉我美国兵被打死事，并要求我向北平三人小组提出抗议。他说，盟军在中国战区过去与中国部队并肩作战，现在为中国遣俘遣侨，国共既是合作，何以*产党共**部队向盟军阻击，应“立予缉凶”。实际上他完全明白，他所以要来抗议一番，不过是应付和欺骗他们伤亡士兵而已。
假戏真唱。为了应付美国士兵，八月八日我在战区代表办事处邀请临时参议会、总工会、商会、农会、教育会、妇女会、律师公会、基督教联合会，报告盟军为国民*党**而“捐躯”的经过。决议派代表向骆基及受伤士兵慰问，并邀集数百人为被打死的美国士兵举办大规模的追悼会。
一九四七年四月，北宁路新河站美国*火军**补给站被解放军袭击，被打死五人，打伤十六人。因那时解放军声势日隆，美军将死者秘密运送回国，未敢再行声张。
（三）担任北宁路护路司令
我到天津后，即在伦敦道成立北宁线区警备司令部（后改为护路司令部），直接隶属于东北行营。收编了伪军李海天集团、刘德溥集团、栾乐山集团……等部队，给予师的番号，配合美军陆战队，首先打通从北平到锦州的北宁铁路交通，占领北平、天津、杨村等飞机场和塘沽、秦皇岛、葫芦岛港口。十月底接应国民*党**九十四军、九十二军从南方飞到北平、天津；十一月一日起接应国民*党**第十三军、五十二军。一九四六年二月接应新一军、新六军，五月接应六十军、九十三军、七十一军，七月接应五十军、四十九军，分别从秦皇岛、葫芦岛登陆，开往东北，完成了“开路”任务。
打通北宁铁路，并不容易。北宁铁路西北方面三、四十里以外是解放军活动区域，因我勾绪美军在北宁路上驻有重兵,且时常用一师兵力对较大村镇进行“扫荡”，才勉强维持通车。当时解放军常以小部队利用夜间奇袭，遮断交通，尤以一九四六年十月张家口被傅作义部队占领后，北宁路上更为紧张，北仓、新河、胥各庄、滦县、昌黎等处车站常被袭击。十月十五日夜，北宁铁路上多处地雷爆炸，从天津到山海关的运输，时常停止。为了保持北宁路通行，当时我采取了以下措施：
①加强铁甲车队。原接收日本方面留下的行驶铁路上的装甲车两列不敷应用，又新装铁甲车一列，列车上驻有李海天师的一个营，置驻于天津车站，应付从杨村至塘沽之间的意外事故。
②构筑碉堡。从东北行营领来大批钢筋水泥，在北宁铁路沿线构筑钢筋水泥和红砖水泥碉堡数百个。大碉堡住兵一排,小碉堡住兵一班或半班，日夜防守。
③组织“爱路村”。在我和美帝勾结下，沿北宁铁路西北方面，组织所谓“爱路村”，拉拢铁路沿线国民*党**县政府和农村地富分子伙同护路部队看守铁路。每隔二十里左右配美制步话机一部，如有解放军接近铁路，即用步话机传送情报，使护路队有所准备。在护路司令部曾召集沿铁路各县县长及知名地主开会，教以送递情报和联络办法，并发给交通通信地图作为依据。尽管如此，农村地富分子于解放军的威力，并未发生多大效果。
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去东北，首至长春，国民*党**中央军尚未进入东北。熊式辉让我把刘德溥师用飞机运往长春，以维持长春治安。原住北平孙连仲的第十一战区改为保定绥靖公署，孙连仲必须从北平移驻保定。孙连仲统率的部队极为薄弱，为保护平保线通行，孙连仲要把李海天、栾乐山、刘化南等部队编为新二军，先由护路副司令谢敬舆任军长，后改由十一战区高级参谋高卓东任军长，将原在北宁路的护路部队调驻平保路。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于一九四七年六月撤回美国，原守护北宁路的美国*队军**也全部调走。
原属于北宁路护路司令部的部队全部调走后，由国民*党**中央军第九十四军第四十三师留光天部队与六十二军一五一师侯志磬部队接防。护路部队虽仍归护路司令部指挥，然其调动多接受其军长命令。至此，北宁护路司令部形同虚设。
（四）国民*党**接收天津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来的很突然。重庆国民*党**政府惊喜交集，他们对于接收、处理敌伪*队军**、机关和产业、物资等项毫无准备，因而乱作一团。
国民*党**接收天津市，主要分为军事与*党**政两部分。关于军事接收是由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担任，上面已经说过。这里只说*党**政接收部分。首先成立*党**政接收委员会，以当时市长张廷谔为主任委员，我和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主任委员时子周为副主任。张将委员会设在旧意租界二马路他自己住宅内，只开过两次会，一切由张个人摆布。委员会的主任秘书裘洁忱是他的把兄弟。会内职员四十多人和外派接收人员一百多人，大都是他亲友同乡。接收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先将日本的企业、机关封门，要日本人交出清册，听候处理；另一种是对一般工厂、商店按日本人清册接收后，另派经理人员，继续开工、开业。无论那种方式，日本人有些先送给接收人一笔价值颇大的贿赂，免受留难和挑别，接收人自然“笑纳”，马虎了事；跟着就自己大走后门，进行盗窃。从十月上旬到十二月底，他们接收了日本工厂四百处，机关、商店、医院、学校共约四百处，德国商店、住宅百余处。他们还接收了伪组织的一所存粮很多的粮食仓库，在前门上锁，从后门把粮食一车一车地拉运出来，变卖肥私。
在原应由经济部接管的在天津比较好的十六家工厂中，张廷谔伙同其财政局长李金洲，将其中的最好的十家(原注: 这十家工厂是：兴满橡皮工厂、流星化学株式会社天津油墨厂、石城化学肥皂工厂、三菱酱油株式会社、天津工业株式会社味之素厂、和信株式会社制钉厂、华北水产畜产协会冷藏工厂、天律炼铁厂、水府机器制作社农具厂、三隆印刷厂。)，由市政府接收，成立公营事业管理处，以李金洲兼任处长。李金洲扬言替市政府管理各厂，实则贪污中饱，公开变卖所存成品，渔利肥已。张廷谔所得为数甚巨，后来李金洲告诉我，张仅贪污黄金就有四百两。估计李的贪污比张的数额更多。
天津警备司令是由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兼任，该军于十一月中旬陆续空运到律。天津警备司令部无权接收敌伪产业，牟廷芳另打主意，派员密查敌伪隐匿不报的物资，因而也掠夺了不少东西。他查出一百多条华贵地毯，查封一个仓库，储存大量米面杂粮，还接收了机器设备颇为完整的报馆，均由牟廷芳变卖私己。
天津接收既是这样昏天黑地，其他大城市也不例外。国民*党**行政院长宋子文，为了独吞胜利果实，通令全国，凡是接收的敌伪物资概由行政院统一处理，款项统归国库。因此，将全国分为四区，每区设立敌伪产业处理局，代行政院接管敌伪产业。第二区为河北、平、津区。宋子文派孙越崎充任“冀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在北平东交民巷成立处理局，并组织审议委员会，由行政院派令顾毓瑔、张子奇、谷钟秀、石志仁、王翼臣、杜建时等为审议委员。处理局开始工作后，遭到多方面困难。孙越崎电宋子文，宋就在同年十二月来平。在中南海居仁堂设立行政院在平临时办事处，召*会集**议。宋要各方面在三天内把接收的原始清册，送到居仁堂临时办公室。各方面不敢不遵，均于三日内将原始清册交给宋子文，宋转交处理局，处理局才开展了工作。几天后宋子文来到天津。首先找我谈话，尽我所知详述了天津接收凌乱以及许多仓库被盗情况。
宋问我有什么办法，我建议用*队军**看守。宋问用哪些部队合适，我说，最好用我改编的伪军，因为他们长期在日本严格管制下，比国军老实，不敢为非作歹。宋拨给我一亿元法币的维持费，要我派改编的部队把守仓库。我从唐山调来一团人住在天津专守仓库，从此仓库被盗事情逐渐减少。处理局的工作进展的比较顺利，毕竟不负宋子文的委托，从一九四五年底起，积极变卖物资，出售企业，到了一九四六年底，达到了一千亿法币的额定数额，为国民*党**政府增加了一笔不小的接收财。
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各地滥肆劫收，引起人民的极大愤恨。
国民*党**监察院组织所谓“接收清查团”，到各大城市走走过场，借以应付舆论的指摘。天津清查团长李嗣璁(原文为璁的异体字+总,拼音：cōng )偕团员梁上栋、黄宇人、荣照、白瑞、何梅林等于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七日到，清查*党**政接收委员会接收情况，下榻于第四招待所。设置密告箱，以便市民投函。曾分别在市府及临时鑫议会召开会议，团员黄宇人在会上扬言：“要打老虎”。张廷谔与李金洲做贼心虚，唯恐有人告发，心神不安，坐立不宁。清查团八月三十日离去。
利顺德大饭店
九月一日记者节，下午四时市政府在利顺德饭店招待记者，张廷谔致辞已语无伦次。晚七时记者工会假中国大观院举行庆祝游艺大会。在《大公报》记者严仁颖表演草裙舞时，张廷谔忽然发生脑血管痉挛，晕倒地上，几乎丧命。
（五）充当国民*党**天津市市长
一九四六年九月廿八日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来到北平。我和北平警备司令侯镜如一同去见陈诚。陈诚一见我的面就说.
“委员长对你很重视，等我们拿下张家口之后，就给你调动职务。”我没有好意思问他调动什么职务，但我意识到陈诚说的调动职务必然是军职。当时我暗自高兴。
十月廿二日上午国民*党**行政院举行七*四六**次会议，决定我为天津市长，何思源为北平市长，王耀武为山东省主席。当日上午十一时我接到行政院秘书长甘乃光电话，告知此事。听了这个消息我并不高兴，认为我是个军人，在军界多年，事通人熟；我到天津以后，勾结美军、开辟交通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应回南京从事军事旧业，不愿搞地方行政工作。因我对行政工作是外行，况且那时国民*党**在华北统治区域，除北平、天津两直辖市外，河北省仅有残破县二十多个，其余都是解放区；平汉、津浦两铁路均不通车，天津与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南京，在大陆上完全阻隔，只能从海上、空中通行，天津已成孤岛。天津是华北重镇，通货膨胀，工商调敝，人民食粮等重要问题均难解决，前途暗淡，地方官太不好做。为此，我于二十四日径电蒋介石辞市长职务，请调中央任军职。蒋介石未复。显系对我违背他的安排有些恼火。
十一月一日我在市府礼堂宣誓就职。国民*党**中央政府派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来津监誓，北平行辕也派其秘书长萧一山来津道贺。当时我经过思维，宣布了所谓“施政方针”：
①“实行地方自治”。就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成立正式参议会；
②“增进市民福利”。就是想方设法地要市民有粮食吃;
③“扶植工商业”。就是协助工业不停产，商业不关门；
④“转移社会风气”。就是改变官僚们贪污渎职，*棍党**横行，*党**同伐异。
我对天津的现实有悲观情绪，因而我“施政方针”的调子是低沉的，没有开展建设的美好打算，只是维持现状不使垮台而已。
十一月四日我去南京向蒋介石和行政院长宋子文作就职的请示，并与各部、会取得联系。我首先见了宋子文，我对他说，我是个军人，没有作行政工作的知识，天津是中国第二大城市，惟恐不能胜任。宋子文说：“你的事是委员长亲自决定的。”我问，我是否可以直接向委员长请调军职？宋说：“你要当心，违背他的意旨是不行的。”最后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条，让我派刘如松为工务局局长。我说，工务局长已决定由熟悉天津工务情形的阎子亨继任。宋说：“你把他调开，让刘如松作工务局长。”我只好接受了。
第二天上午去见蒋介石。蒋问我的是：华北*产党共**活动情况怎样？北宁铁路是否畅通？美军协助是否得力？在我提到担任市长时，他说：“你在天津首要是配合军事维持治安。”“你可以利用你市长地位和部队取得联系，部队中很多是你的同学和学生，鼓励他们好好为民族为国家尽力。”“你要注意平津一带的情形，有什么事情，随时直接向我报告。”最后他问我市府组织是否已经决定？我说，要和各部、会协商，还未作决定。蒋对市政府唯一关心的只是人事问题，对于天津行政应兴应革的事情，没有一点指示。虽然我沼滔不绝地陈述天津市政的前景和目前的通货膨胀、民食缺乏、工商业调敝……等等困难问题，他只是“哼哼”了之，未作一字答复。事后，我想,蒋介石让我当天津市长的目的，在于军事而不在于政治。
南京中央饭店
我到南京，为了主动争取办事，扬言住在中央饭店，让一位秘书住在那里替我招待来访的宾客，我则秘密住在中国银行。尽管如此，还要拿出很长时间在*场官**应酬。有一天晚饭竟有九处请客，都是当朝显贵或老友，不好不去，只好东一家西一家地走过场。教育部长朱家骅请客，让我维持郝任夫继任教育局长：内政部长张厉生请客，让我维持胡梦华继任社会局长。他们都是当权的大头头，惹不起，只好答应。警察总监唐纵请客，推荐军统大头目某人当警察局长；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请客，推荐警官派的人当警察局长，这些人对我无关轻重，都婉言谢绝。还有一些老朋友们请客自要到天津当局长，也都谢绝了。我感到“长安不可久居”，遂离京去上海。
何廉（1895-1975）
何廉 （1895-1975）字淬廉。湖南邵阳人。毕业于湖南长沙雅礼书院。1919年赴美留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历任南开大学教授、财政系主任、经济学院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1936年后历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经济部次长兼农本局总经理、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副局长、联合国社会经济及人口两委员会中国代表。1948年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1949年定居美国，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和东亚研究所教授。著有《财政学》、《中国工业化之程度和影响》、《所得税比较论》等。
到上海住在当时著名经济专家何廉家中，想听听他对国民*党**财政问题的展望。谈到通货膨胀问题时，何廉表示：“财政没有办法，有崩溃危险。”给我泼了一瓢冷水。访上海市长吴国桢，想从他那里知道一些处理市政的好办法。他对我发了一大堆牢骚，这也不好办，那也没办法，说了半天，没有一句使我开心的话，只告诉我一个可喜的消息，他说，张群后天从美国回来，将出任行政院长。张群是培养我的主要人之一，他出任行政院长我自然欣喜。
大概是十一月十二日张群从美国回到上海。我和何廉、吴国桢到飞机场欢迎他，又同张群一起回到张在上海的住宅。张群向我询问了平津的情况，他最关心的是平津国民*党**官吏的作风。我向他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时，他说，还是老一套，要我们自力更生，在我们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才能给予援助。最后他郑重地对我说：“委员长把你放在华北是有长远打算的,要认真作事。”
(六）粮食问题疲于奔命
一九四七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经济上由于“中美商约”的缔订，民族工商业于破产，农村调散，农民生活困苦不堪。再加上美国独占资本和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剥削压榨，造成了极度的通货膨胀。在这个时期，华北曾发生严重的粮荒。
（1）天津粮荒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统治在河北省仅有廿多个残破的县，其余绝大部分是解放区。北平民用粮食除极小部分来自北平四郊外，大部仰仗从天津转口。天津民用粮食的主要来源是依靠南粮北运。
按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粮食政策，江南粮食首先扣作*用军**,由国防部后方勤务总司令部收购；其次为粮食部所控制，分储于上海、武汉、重庆等地，非有粮食部命令不得移动，而粮食部重点供应的是首都所在地的南方。可以流动的零碎粮食，又为官僚资本所囤积，非有适合他们胃口的高度利润不肯出售。这样北平、天津就不能按时按需的得到粮食补给。
一九四七年一至二月间，天津面粉价格与上海相差不多，粮商无利可图，从江南北运的粮食越来越少。而粮食储存的多少有无，市民感觉极为敏锐，在粮食恐慌与通货膨胀双重影响下，抢购粮食的越来越多。那时的情况是：
工厂企业要粮：——因为购买粮食不易，粮价上张的太快，天津各工厂工人强迫资方在每月工资中配发面粉。资方慑于工人之威，不敢不抢购粮食来敷衍工人。如天津市政府公用局所属电汽车管理处，在工人*工罢**的威胁下，答应每月在工资中配发面粉。有一次因买不到面粉而未按时配发，工人将办公室包围，呐喊非即刻配发面粉不可，弄得局、处长十分狼狈，结果还是设法弄到了粮食，才算了事。因此，抢购粮食成为资本家头号关心的事。
学校要粮食：——当时学生“反内战”的运动风起云涌国民*党**教育部在学生运动的震骇下，曾在各校实行““匪区”（原按：解放区）学生优待办法”和“清寒学生补助条例”来麻醉学生的革命意识。因为学校要以公款供给学生伙食，势必得抢购粮食；为了敷衍教职员工，免得间接影响学生情绪，学校当局也不得不搜寻粮食，以便在教职员工的薪水中搭发面粉。
机关要粮：——各机关预领的办公费、事业费、临时费等，因法币贬值，不敢储存现款而存放实物，因而也抢购粮食。为此天津市政府曾召集各机关开会，劝阻囤积粮食。当时有人提出：“不存实物如何保障公费？初一领来公费可买十令纸，到三十日则只能买进五令，亏欠部分如何补偿？”因为事实的确如此，谁也作不出答案来。结果是议而不决，各机关仍旧抢购粮食，市政府也就不再过问。
投机商人抢购粮食：——粮食越少，买粮的越多，粮价越涨，商人唯利是图，自然而然地把资本投向了粮食。一九四七年三月我为压制投机粮商，曾亲自率警察视查仓库，将无粮食营业执照的囤粮查封，声言要将这种非法囤粮派给粮店“平价”出售。囤粮户据“理”抗拒，纷纷来信质问市长，法币几日一贬，不存实物，如何保证资本？市长也无言答对。因此，市政府也不敢认真执行，因循敷衍了事。商人囤粮，依然如故。
跑“单帮”的由津向各处运粮：——天津面粉价格比北平便宜，当时无法维持生活的人就利用平津面粉差价，随身携带三、两袋面粉从天津运到北平或铁路沿线较大市镇出售。这样跑一趟“单帮”所赚的钱，除付车费外（当时火车票价低），还可以维持一、两天生活。从天津到北平办事的人，也往往有人携带面粉来抵补车费。这些人每天从天津也运走不少粮食。当时平津线火车上，立无隙地，倒处都是面粉，形成极度的混乱。
此外，市民抢购粮食，也成为风气。只要手里有几个钱,就马上买成粮食存起来。许多人家作夹壁墙来存粮或在楼顶层里堆放粮食。他们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手里存法币就等于在怀里揣冰核儿，不久就化没了”。
这样持续下去，到了一九四七年四月，天津粮荒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了。市民在市上买不到粮食，粮食市场几天开不出粮食价格来，粮食零售店关起门来，小饭铺和饭摊也陆续停止营业。拿着面袋子买不到粮食的人三五成群地在粮店门口骂街，运输工人和小本经营的商人买不到饭吃。就在这个时候，学生掀起了“反饥饿”运动，强烈的口号声震撼着整个天津。
反饥饿反内战大*行游**
（2）我东捂西盖，窘态百出
我这时十分惊慌失措，只好又采取了国民*党***动反**派对人民惯用的欺骗与制压相结合的卑鄙手段。首先由市长办公室向新闻记者暗放假消息，假说南京粮食部已将价格低廉的大批稻米批给天津，现在正筹划起运中。市长造谣当然有效。第二天在平津长途电话中就听到一些天津粮商密告其北平伙伴，将有大批南粮北运，粮价看落，只能抛出不可买进。这一谣言曾吓住了一些小粮商。其次又让警察、社会两局暗中开放粮价，对*市黑**交易暂不闻问。这样一来，粮价虽然有些提高，但到处都可以买到粮食。第三步是组织警察、社会两局人员清查仓库，勒令出售存粮，违者以囤积居奇论处。一些资本不大担不住风险的中小囤户，在谣言和强压之下，只好抛出了粮食。粮食活动起来了，粮价曾一度软下去。
但是贼人胆虚，骗人的人终于坐卧不宁。一九四七年五月初旬，我乘赴北平行辕开会之机，飞往南京。我首先到后方勤务总司令部、粮食部和美援运用委员会去摸底，通过私人拉拢,得到了以下三个消息：
①美国援助国民*党**的粮食，将定期定量运来中国，粮种是小麦或面粉，开始日期最迟不过一九四七年年底。供给平津数量每月不少于两万吨。就是说，自一九四八年一月起，平津每月每人可有十多斤进口粮食。果能如此，平津粮食就有了可靠的指望。
②粮食部控制着一批淮南米(数量已记不清楚)，有可能供给华北。经与粮食部磋商，粮食部允将这批淮南米运往天津。一个月以前我凭空造谣说将有大米北运，不想竟弄假成真，圆全了我所暗放的谎言。六、七月间这批大米陆续运到天津，惜为数不多。
③汉口、上海粮商掌握有一批面粉，大部存在上海，如有利可图，粮商愿意运往天津出售。听到这个确实消息我就跑到上海，到上海市政府和中央信托局探听实际情况，并和一些与钱粮有关的大囤户了解上海存粮数目，他们希望知道出售的价格和海运的能量。据各方面的材料，当时估计上海及沿江待价而沽的浮存面粉在十万吨以上。我见粮起意，竟采取了争夺粮食的办法。我在中央信托局招集上海粮商和一些天津驻沪采购粮食的人开会，宣称平津缺粮，鼓动他们将粮食运往天津出售，并声言将开放粮食限价，面粉运到天津保证售价每袋十五万元以上；如在市场不能售此价格，天津市政府以每袋十五万元负责承购（当时上海面粉市价每袋约十万元，天津平价每袋为十一万元，*市黑**则已涨至十三、四万元）。粮商见能赚钱，当时就有人表示：“市长如能保证价格，马上即可起运面粉去津。”我满口答应，表示一定保证。
在上海折腾一阵之后，我又回到南京，备好两份签呈，面见蒋介石，花言巧语，痛陈“利害”，要求蒋介石在美援面粉中最少每月以三万吨供给平津，并要求蒋介石指令粮食部将现存的民用粮食，尽可能运往天津，由天津市政府控制，于必要时向市场抛售，并说非此不足以维持北方“人心”。蒋介石都答应了。
在旧社会里，只要有利可图，投机商人象苍蝇一样马上就会飞过来。我回到天津不到一个月，天津南站和海河码头的仓库都装满了面粉。在一九四七年七月间，天津粮食便松缓下来。我这时有些躇满志，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了。
谁想天津的这一筹粮举动，影响到南方的利益。因为南粮北运较多，引起江南粮价上涨。南京方面见势不佳，下令限制南粮北运，每月按固定限额，凭许可证向北方运输粮食。而能够领到许可证的多为和官僚资本有关的企业，如中粮公司、扬子公司等。这样一来，那些资本不大而为数不少的粮商就无法往天津运售粮食。没有松缓多久的天津粮食问题，又逐渐紧张起来。
每年秋后，天津总要聚积一些粮食，但一九四七年却完全不同。除北宁路沿线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十几个县份以内的地主把一些杂粮运入天津外，几乎没有大批粮食运进天津。市政府购粮委员会在东北购买的杂粮，大部分储存在四平街，又在四平街解放战争中全部被毁。在西北购粮，因绥远地区要“差价”，也未成功。委托中粮公司，虽然在平绥沿线上购得一部分杂粮，但为数太少，无济于事。总之根据当时现状，预料一九四八年春季粮荒将甚于一九四七年。这种情况我不敢对任何人说，一透露出去就会出现更大的乱子。
为了与北平共同研究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我于九月间去北平与市长何思源商量。在我说明来意之后，何很爽快地说:“粮食的事不要管，越管越坏。”这种以不了而了之的办法，对我是一个出乎意外的、但也是新的启示。当时我想，北平粮价历来高于天津，天津只要有粮，自然会流入北平。北平可以坐享其成，而天津则不行，必须想方设法地弄到粮食，才能维持下去。
（3）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第一次来天津的活动
莱普汉来天津
一九四七年九月，美国驻天津总领事施迈斯对我说，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中国分署署长菜普汉将来津，看看天津的一般经济情况。施迈斯详细介绍了莱普汉的经历和他的地位的重要性。莱普汉曾充美国旧金山市市长多年，在国内比较负有声望，对于处理实际问题很有办法。他这次来津考察,将要决定美国对华北对天津如何“援助”。
美国经济合作总署是美帝国主义假慈善、救济、援助为名，对半殖民地国家进行经济文化侵略的机构，在许多落后的投靠它的国家内都设有分署。通过分署，美国以其剩余物资送到这些国家里去，向人民示惠，藉以扼杀人民的革命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国人民革命力量蓬勃发展，美帝势必望而惊心。它供给国民*党**政府以大量*器武**，那是杀气腾腾的，令人一望而知其恶毒的性质，而美国经济合作总署则用另一种姿态出现。针对着中国粮荒、物资缺乏的现状，美国经济合作总署要以一批粮食和物资“援助”中国，秦以蒙敝一部分认识不清的中国人民，缓和他们对于国民*党**政府*动反**统治的不满情绪，这样就可以使他们认敌作友，就可以延续国民*党**政权的寿命，减弱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以性质而论，美国经济合作总署正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外婆。”
我当时却不是这样看法。我本人是个美国留学生，是个典型*美亲**、崇美而且认为国民*党**政府只有投靠美国才有出路的人。在我正为一九四八年春季粮荒发愁的时候，听到施迈斯报告的消息，真是喜从天降。心里马上联想起春天在粮食部听到的美国粮食将定期定量供应平津的消息，当时就打了一个如意算盘，想在莱普汉来之后向他要平津四百五十万人的粮食。我把这项如意算盘告诉了施迈斯，并且请他从旁帮衬，敲敲边鼓，施迈斯满口答应。
莱普汉到津在市府会谈。莱普汉在倾听我乞怜之后，装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样子说：“我们很同情天津人民的处境,愿意协助中国政府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十分可能运来大批粮食供应平津。”在谈到什么时候可以作出决定，什么时候可以运粮到天津时，莱普汉却又假惺惺地说：“我们是讲“民主”的。援助中国用的是美国纳税人的钱，必须由他们作出决定，才能成为事实。时间当然越快越好。还有许多事要和你们中央政府商量，看来今年是来不及了。”会谈后我陪同莱普汉到海河码头、天津南站等处视察了存粮的仓库。莱普汉离津时对我说：“美援粮食决定后，会有人来商谈具体的办法。”
吉尔派垂克来津
吉尔派垂克是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秘书，于一九四七年十月来律，两次由美国总领事施迈斯陪同来市府与我会谈。他通知我以下各项决定：
①美国决定以面粉按月无偿供给平津用作民食，但数量尚未核定；
②如中国中央政府无意见，可能从一九四八年二月开始;
③在天津设立“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天津办事处”，美国将艾维充任办事处主任，办事处一切开支由美国自负；
④天津应在市长亲自主持下成立一接受并处理美援粮食的机构，其组织由市政府决定，其经费由出售粮食收回的价款开支；
⑤出售粮食价款随时送交中央银行储存，并将储存数目通知美国经济合作总署天津办事处；
⑥售粮收回的价款可用作救济和举办其他有救济性质的建设事业，但须预先提出计划，经南京美援运用委员会批准后方能动用。
斯提奎门来津
美援粮食似已“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忽然从南京传来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据说美国认为东北败局已成，华北势难久保，拟向南京政府建议，在必要时放弃华北。为此，美国将促使南京政府将华北可以移动的工业向南转移，用在平津的美援计划，也将停止。美国已派员来华，不日将到平津视察作出决定。
我听了这个不妙的消息之后，当晚即到美国总领事家中，以私人闲谈的方式探听上述消息。施迈斯含糊其词未作正面答复，只说：美国以前曾决定将前日本总领事馆拆除，重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美国总领事馆，这项工程现已奉命停止了。我听了越发觉得不妙，只得怏怏而回。
两、三天后，忽然听说美国经济合作总署顾问斯提鲁门来津了。这是一个冰面人，到市府和我会谈，仅仅十分钟，只询向开滦矿务局的情况，其他事情一点也没谈。他在天津只停留了半天，就去唐山参观开滦煤矿，随即由唐山转北平赴上海。事后据施迈斯谈，斯提鲁门来津目的是来看华北重工业。据他说美国并无停止平津美援粮食的打算，我才稍稍放下了心。
（4）五大都市粮食配售会议
一九四八年一月底，天津市政府接得行政院电令，其内容是:
①行政院已与美国协定，自本年三月份起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广州五个院直辖市举办粮食配售；
②粮食配售由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主持；
③二月五日在南京粮食部举行五大都市粮食配售会议，各市市长率领社会局长及必要人员来京参加。
我奉令后即偕社会局长胡梦华、秘书处科长孔令朋、外事处长李大为赴南京参加会议，开会地点在粮食部会议室，会议由美援运用委员会主任缪云台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五大市市长和社会局长。国民*党**中央出席的有粮食部长俞飞鹏、次长关吉玉、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中央信托局副局长沈祖同等。会期为两日。
会议通过事项：会议根据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与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事先洽妥的配售原则进行了研究，决议通过了下列九项决定：
①配售粮食暂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广州五个院直辖市举办，其他市区是否举办，将来再议；
②五大市配售的期限，暂定试办一年，期满是否续办，容后再议；
③凡五市报有常住户口的市民包括外侨在内，不论年龄。性别、职业，每人每月得凭证配购美援粮食十五市斤，上海、南京、广州三市以大米为主，天津、北平两市以面粉为主
④每人每月除用美援粮食配给十五市斤外，另由国民*党**政府配给粮食十五市斤，每人每月共配售三十市斤，亦即由国民*党**政府和美国各半负担；间月轮流供应，收回的配粮价款，粮源属于国民*党**政府部分用于续购粮食，继续供应，属于美援部分的用于举办救济或具有救济性质的建设事业；
⑤五市各另组民食调配委员会，在委员会下设民食调配处主办配粮业务；组织细则由各市自行决定。
（5）天津民食调配委员会
一九四八年二月在参加了五大都市配售粮食会议之后，我从南京回到天津，接着就发表了一篇“告天津市民书”，说明在南京会议的经过和内容，为国民*党**中央解释并无重南轻北不顾平津人民的意思，并已决定即拨发大批面粉北运，同时宣布天津自三月份起实行粮食配售的消息。
在我的主持下成立天津民食调配委负会，由我兼在主任委员，并聘任下列人员为委员：天津市政府秘书长梁子青、社会局长胡梦华、民政局长冯步洲、中央银行总裁代表凌志斌、中央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卞喜荪、中央信托局天津分局经理恽思、中国粮食公司天津分公司经理刘友芹、参议会代表严仁颖、社会人士代表李东园、天津美国商会会长何德士。
在天津民食调配委员会下设民食调配处，负责办理有关配售粮食的实际业务，初由胡梦华兼处长，孔令朋任副处长，后由孔令朋担任处长。
（6)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第二次来津的活动
艾维来津
美国经济合作总署在天津镇南道设立办事处，办事处主任艾维，于一九四八年二月来律就职。艾维是个不满三十岁从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人，他就任伊始，就对我交代了两件事：
①办事处的任务是确保美援粮食按时来津，至于如何处理美援粮食，由中国自行办理，办事处只立于协助的地位。事实上艾维是美国经济合作总署派来的监视员，监视着天津市政府对于美援粮食的处理，他随时将天津处理的实际情况向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反映。
②美国认为如果能在美国援助的面粉的布袋上加印美国*旗国**和“美援面粉”字样，就可以使吃面粉的中国人感到美国人对于他们的“关怀”。
对于第二点，我当然是奉命唯谨，立即照办。所以以后天津美援面粉袋上都印有美国*旗国**和“美援面粉”的字样，要从这些面粉袋把美国的“恩惠”渗透到每一个天津人的心里去。
莱普汉二次来津
在天津实行配售美援面粉之后，莱普汉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又来天津。他公开对天津记者说，他来天津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是要看看美援面粉配售后，在天津人民中所收到的“效果”如何：第二是来看看天津市政府民食调配处（处理美援面粉的机构）接受和处理美援面粉的实际情况。
美帝拿来的财物当然是要用在刀刃上的，“效果”当然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所以并不讳言。莱普汉到达天津后，即在美国总领事施迈斯住所，召集施迈斯、北平总领事迈耶、艾维、美国在天津的商会会长何德士、副会长甘成恩及在天津的美国牧师狄克逊等开会，了解所谓“效果”如何。会后据狄克逊太太对我说，在会上何德士曾说：“吃美国面粉的中国人，都很感谢美国。”而施迈斯却说：“有些人士和大学的教师学生虽然吃着美援面粉，仍然呐喊*倒打**美帝国主义。”说着他还拿出他所搜集的材料，如北平清华大学朱自清教授拒绝购买美国面粉等等。莱普汉不悦地说：“这是*产党共**的影响。”
为了第二个目的，莱普汉要求我陪他去看看民食调配处和几个粮食零售店。他在调配处视察时很注意调查统计和宣传工作。他仔细询问：“你们是如何对市民说明配售美援面粉的来龙去脉的？”“市民是否清楚配售面粉所收回的价款仍用在中国建设上面？”
他参观了几个粮食零售店，带着一个中国人（似是美国总领事馆职员）替他作翻译。通过翻译，他在各零售店中询问面粉零售价格和每天售出的数量。他在烟台道东头一个零售店门前站了二十多分钟，观察买面粉人的情况。来一个买面的,他就问他的翻译：“你看这个人象是干什么的？”翻译就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回答，因为站的时间久了，围上来一群三轮车夫和小孩子，一个孩子呼吆，“来呀！来看毛子！”莱普汉问他翻译：“那孩子喊什么？”翻译踌躇了一下，望了我一眼，回答说：“那孩子喊：‘美国人又送面粉来了！’”莱普汉满意的微笑，向那孩子频频点头。
在离津的前一天，莱普汉在我的“官舍”参加午宴，饭前作了一个多小时的闲谈。莱普汉首先为我打气，当面赞扬说五大城市粮食配售，以天津的配售办法和成绩最好。他强调说我每月主持召开的，“有充分民主气息的‘粮食配售扩大会议’，开得很好。”因自施行粮食配售之后，我每月召集天津市参议员代表、工会、商会、粮食公会、公教人员代表、各区长和各分局长等三百多人举行“粮食配售扩大会议”，让大伙根据粮食配售的优缺点发表意见。每次开会我均邀请艾维出席，会后并将开会纪录送给艾维。我这样做，一方面要显示我的“民主”作风，一方面也就给美援面粉作了宣传，更主要的是我要讨好于艾维。我深知高级美国人在蒋介石面前言重九鼎，讨好于美国人就等于给自己制造了“官声”。果然，莱普汉去南京后不久，从蒋介石身边的翻译员传来消息，莱普汉在蒋介石面前夸奖了天津粮食配售办得最好，表扬我“认真执行了这项任务”。
但是谈到美援面粉的“效果”时，莱普汉似乎也知道中国有民气节的人会看穿美国的把戏。他追问我，天津各大学对美援面粉的反应究竟如何？我只好据实地说：“各大学学生都吃着美援面粉而反美，‘反饥饿’的呼声越来越高。”莱普汉向：“学校教师不能影响学生吗？你们对教师作些解说工作不行吗？”我回答说：“不行。反美、反饥饿是政治思潮，解说只会更增加反感。”莱普汉又问：“你不可以到学校直接对学生进行公开的诱导吗？”我听这句话觉得有些尴尬，我直言不讳地说：“那需要慎重。上海市长吴国桢在上海大学里讲演，被学生打了出来，教育部长朱家骅在天津北洋大学讲演，被学生赶了出来。在今天的情势下，到大学校里去诱导，只能得到与他们俩同样的结果。”莱普汉大失所望，午宴就在不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
（7）各部之间因粮源发生矛盾
五市配售粮食的来源，根据规定，中美双方各半供应，逐月轮流更替。配售实行后，开始数月尚能如期供应，偶有脱期为时较暂。其后因粮价飞涨，中国方面购储会收回的粮款，不足以补齐售量，资金周转发生问题。再加上运输困难，每每不能如期如额供应。购储会主任杨绰庵数次来津和我商量。为了尽量维持配*信用售**，曾向美国方面商借面粉，美国则以各有计划、不便挪用为词，拒而不与。几经商量才在提前配售美粉的方法下勉允协助，中美双方在粮源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配售后期，购储会供应拖欠太多，只有以美粉作为配售的主要来源，配售脱期现象更为严重。直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解放时为止，天津配售大约只供应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份。
北平方面脱期更多。因美粉系由海上运来，必须从天津转口，解放前夕，平津交通不便，应运北平面粉，存津待运的原有不少。天津方面为满足本身需要，曾提出先将北平存粉在律配售，北平方面坚持不允。双方摩擦甚烈。
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一再觊觎这项存粉。司令陈长捷多次派人向民食调配处要求借粮，备充军粮，民食调配处以调拨军粮，专有所司，事关民食，不容挪借，未允所请。其间也发生很多抵触。这些都反映了国民*党**各自为政的矛盾。
天津解放，天津存美援面粉尚有六十余万袋，仍存中央信托局仓库，由天津人民政府贸易接管处粮油部接收。
(七)国民*党**政府从通货膨胀到通货崩溃
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其所赖以维持财政的唯一法宝。
就是法币。这个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开始执行的所谓“法币政策”，帮助国民*党**度过了抗战期间的财政难关。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动反**派仍然妄想沿用法币政策，作为打内仗的资本，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只有十四亿五千万元，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经过八年零一个月的抗战，法币发行额增到五千五百六十九亿元，膨胀近四百倍。膨胀数字是惊人的。但和胜利后的情况相比，则微不足道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中央银行掌握了五百多万两黄金和七亿多美元的外汇。如果国民*党**不挑起内战，走和平的道路，是有条件进行币制改革的。但蒋介石一心一意要打内战，宋子文当上了行政院长后，并没有认真考虑币制改革，而只企图以开放外汇市场、管理进出口贸易的办法，延长法币的寿命。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我当了天津市长，那时法币发行额增到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二亿元，已膨胀到两千三百多倍。由于开放外汇市场，黄金美钞在市面上流通，在金融上投机的商人日益增多，交易所到处皆是。法币价格数日一跌，带动物价不断上。我对于财经是外行，时常邀请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给我讲财政经济的形势，也邀请银行、钱号实际工作者给我讲述天津银钱业的现状，知道了开放外汇市场、管理进出口贸易的办法，不能抑止法币迅速贬值，即便是用抛售黄金的办法，也只是“扬汤止沸”，挽救不了国民*党**政府崩溃的命运。
一九四七年一月底，上海忽然黄金、美钞波动的厉害，随之天津也受到影响。我探为忧虑，曾用电话与上海市长吴国桢联系，问他如何对待这种情况？吴说，正在研究，尚未决定处理办法。又召集市属各局、处长会议，听取他们的意见，谁也提不出有效办法。二月四日我自己作出了决定，决定实行“黄金美钞紧急管制”，以政治力量强制停止黄金、美钞交易。但此措施有违中央法令，当日即急电行政院请示，等了五天仍无指示回来。在此五天中天律黄金、美钞的动已追上上海。我子二月九日在市府召集交通银行李钟楚、中央银行卡喜荪、中国银行潘述庵、农民银行赵普巨、市民银行袁绍瑜以及各商业银行经理陈亦侯等、各钱业经理王西铭等开会。当面宣布：自二月十日起天津实行“黄金美钞紧急管制”，限制游资之具体措施：①禁止各银行钱业承做黄金、美钞抵押放款；②各银行钱业不得经营黄金、美钞、纱布、粮食等交易。会上潘述庵说，中央并无此项指示，天津单独停止金钞交易，是否适宜。我强调说，不管中央如何打算，为了刹刹天津的涨风，必须作此紧急措施。
会后又召集天津新闻记者，由市府秘书长梁子青宜布天津从十日起实行“金钞紧急管制”
我估计只凭一纸命令，金钞投机商人不会停止买卖。为了强力制压金钞交易，我亲自出马，于二月十二日清晨带领警官到经营*市黑**的交易所突击视察。我走进一家住户模样的*市黑**交易所，所内装有三部电话。我站在电话旁边，电铃不断，都是谈黄金交易，当即让警官将电话剪断。视察七、八个交易所,所到之处都是同样情形。看来，投机商人把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当作耳边风。尽管如此，在广泛地强力压制下，各行号还是停止了公开的交易，物价平稳一个短时间。北平也在二月十五日实行了“金钞紧魚管制”。
二月十七日，国民*党**中央国防会议通过实行经济紧急措施，禁止黄金买卖及外币流通，国人在国外存款应申报，由中央银行收买。
二月十九日，国民*党**行政院颁布经济金融紧急措施，放弃抛售黄金政策，限制金钞交易，这一处置，非同小可，全国金融陷于混乱状态。
就这样维持到一九四八年七月。经过东北、淮海解放战争，国民*党***队军**陷入败局，此时法币发行总额已到六百多万亿元，用一卷万元一张的票子买不到一袋面粉，恶化程度已达顶点。当时我很怕孤立的平津两市，不待解放军进而市民自乱。在无可奈何中，想起中央银行天律分行存有大批银元（硬币），拟用这批银元兑换法币，以毯定市面。经与中央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卞喜荪商量，卞不敢作主，我让他迅速请示总行。
不久，卞对我说，中央已决定发行新币代替法币。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介石在南京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其要旨如下：
①从即日起，以金元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元参，限期收兑已发行之法币；
②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
③限期登记本国人民存放外国之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
④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予算及国际开支。
另在《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规定：黄金每两兑金元券两百元，一银币兑两元，一美元兑四元。凡持有黄金、银币、美钞者，限九月卅日以前向中央银行或其他委托银行兑换金元券。
改革币制消息传到天津，市场曾一度混乱。天津存有黄金、美钞的大户，纷纷将其财产逃往香港。一时从天津开香港的船票忽然紧张起来，且有船票*市黑**出现。据市府调查室报告，天津股商富户很多人搭轮赴港，显然各将其金钞带走。因此，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金钞这一条，并未震动黄金、外币的大存户，只是小存户有些张惶，一些金融投机者和专作不法行为的行庄受到威胁。一般被蒙在鼓里的小市民认为从此生活可以安定，盲目称庆。
八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为切实执行掠夺人民财产新的财经方案，特派俞鸿钩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派蒋经国协助督导；特派宋子文为广州区经济管制督导员，派霍宝树协助督导：特派张厉生为天律区经济管制督导员，派王抚洲协助督导。
八月二十八日张厉生到津。随行者有财政部钱币司司长王抚洲，国库局局长夏晋。二十九日我假“市训团”邀集天津各机关*长首**、经济金融界头头及参议会代表举行座谈会，首先由我介绍张厉生来津的任务，后由张厉生讲话。他说：改革币制是国民*党**中央的伟大措施，币制改用金本位，盼全国人民部能热烈拥护。他强调要管制物价和收兑黄金、外币。随后中央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卞喜荪、交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李钟楚，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副经理潘述庵和工业界李烛尘等提供了意见。银行界提出的意见都是些隔靴搔痒，接触不到要害的问题，只有李烛尘的意见打中了国民*党**政府骗人的鬼胎。他说:既用金本位就必须有充分的黄金准备，如无此项准备，仍以发票子来弥补亏空，金元券仍会走法币的老路。张厉生只是“嗯、嗯”地点头，未作答复。李烛尘的话对我很有启发，当时我就想起上次我去南京与熊式辉、翁文源闲谈时，都谈到抗日胜利后，国民*党**中央银行还掌握五百多万两黄金和七亿美元的外汇，宋子文充行政院长时花去了一大半。既然如此，所谓“十足准备发行金元券”完全是鬼话，他们又一次布下魔术式的大*局骗**欺骗掠夺人民，我做了*局骗**中的一个魔术师。
张厉生住在市府招待所，只接待属于他的派系的天津社会局长胡梦华、金融管理局长施奎龄和一些诚社分子，很少与天津财经方面人员会晤，很少过河以金元券收兑黄金、外币和管制物价情形。那时天津市政府驻京沪办事处主任马慰青从上海来信，说蒋经国在上海用所谓“戡乱”大队特务分子以政治压力到处搜查黄金、美钞，勒令兑换金元券，已搜得金钞甚钜。我持此信给张厉生看，张漠然置之，只说：“我不行，天津也没有那样多黄金、美钞。”
十月一日蒋介石来北平。我先见了他，把天津收兑金银、外币和限制物价的情形向他作了汇报。第二天张厉生去见蒋，谈不甚久即出来。我见张走出客厅时，面现阴沉而去，看来。没有得到蒋的夸奖。张厉生在天津呆到十月中旬才回南京。
市政府勒令人民用金银、外币兑换金元券后，我于九月一日到中央银行天津分行看看兑换金元券的情景。中央银行出纳某窗口，持金块、银币、美钞、手饰兑换金元券的人寥寥无几。当时我面对用金块换走几张票子的人，有说不出来的一种滋味。我亲眼看见，在兑换金元券的人中，有一位忽然发现金元券是纸币，便大声说：“呦！金元还是纸钱，我以为是真金的呢，拿金子换纸钱，那不是找倒霉吗？”经他这一嚷嚷，其他人也说：“真的，拿金银换纸币，老打仗，纸币靠得住吗？”有些人就离开窗口走了。看来，人民对于国民*党**长期通货膨胀的深刻印象，很容易识破国民*党**再玩弄的鬼把戏。
根据我的经验，用政治压力管制物价根本就是恶作剧。我也不相信，在炮火连天、国民*党***队军**到处被歼灭的情况下，发行新币能够控制物价？九月三日我带着社会局主任秘书张瑞南、警察局督寨处长王清溪视察物价情况。未出发前先在市府商量，到物价波动最敏感的地方去。据张瑞南说，物价波动最微感的是纸烟，决定首先到估衣街侯家后中街纸烟市场看看。我一年前曾到过这里，熙熙攘攘，非常热闹，这次却大不相同，买的卖的都不多，虽现出萧条景象。各铺子摆出来的烟牌子很少。查问原因，他们说，大公司不卖了。据以前调查,天津纸烟存货丰富，足够半年之用，而市场上的纸烟突然匿迹，显系有大户囤积拒售。我让警察、社会两局深入调查以明*象真**。经检查纸烟仓库，共查获六千大箱纸烟，其中数量较多者为忠信仓库，囤积八百箱，中兴货栈囤积五百箱；并查出非纸烟商而国积纸烟者也为数甚多。从这一调查，已充分证明,想以新币来管制物价，是痴人说梦。
九月二十六日济南解放。同时，国民*党**在东北的挣扎，影响天律市场，抢购风炽，供不应求，物价猛涨，金元券日益贬值。至十一月初，兵船面粉已涨八十元一袋，稻米两元一斤，大象牌纸烟十元一条，火车票涨价五倍，平津客车三等五元四角。至此，金元券崩溃的现象已完全暴露。在此紧张时期，国民*党**行政院又颁布：《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汇处理办法》，又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并开放限价，企图以金银、外币在市面上再行流通，来缓和金元券迅速贬值。这时国民*党**政府搜括得差不多了，蒋介石在下野逃亡的前夕，密令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把所搜括的黄金、白银、外币悉数运往台湾。从此金元券又起上法币的老路。至十二月十五日解放军包围天津后，黄金*市黑**每两兑换金元券五千至一万元，且有行无市。金元券从八月二十日开始使用，至十二月十五日，不足四个月就寿终正寝了。事后我才明白，蒋介石在准备逃脱以前，发行新币金元券,其主要目的在于拽刮民间金银、外币，席卷而去。
（八）阴谋破坏学生革命运动
（1）“沈崇事件”激起学生义愤
美国人侵中国的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于一九四六年九月退休回国，派何华德来津顶替骆基职务。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廿四日（圣诞节前夕），美国士兵皮尔逊在北平东长安街南操场，将女学生沈崇强奸。此消息传遍平津以及全国各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卅日北平八校学生激于义愤，*课罢***行游**，到北平行辕向李宗仁*愿请**，要求严行惩办美国犯罪士兵。
我订于一九四七年元且下午四时至六时，在市府大礼堂，邀请各国领事、外宾、国民*党**各机关*长首**、绅士、高级知识分子、大工商业资本家举行酒会，庆祝一九四七年元旦。一月一日清晨接警察局局长李汉元电话：南开大学学生激于“沈崇事件”，出校*行游**。我当时嘱告李汉元：学生上街*行游**，应派徒手警寨沿街维护，勿加干涉。下午一时许又接李汉元电话：南开大学学生*行游**已毕，在归途中有美国兵驾驶吉普车在学生队伍中横冲直闯，学生激动，*行游**队伍已转向市政府。我电知秘书长梁子青，让他到市府接见学生，答应要求，劝他们回校。后接梁子青电话：学生一定要见市长，不见市长绝不离开市政府。当时我想，我少年时代，在“五四”运动中，曾反对过直隶省长曹锐、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我今日岂能步曹、杨后尘成为学生运动的对象，便毅然去市政府与学生会晤。我到达市政府，礼堂上已站满了学生。我登台讲话，表示，同情他们爱国行动，斥责美国士兵违法乱纪，并声明要向美国驻律司令提出抗议。随后由学生派代表数人上楼和我谈判。学生代表提出：“即日把美国兵从中国全部赶出去。”美国部队之去留,非我所能决定，但我为了摆脱困境，只好含糊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备好大汽车送学生们回校。学生离开市政府时已下午八时，原订的元且酒会，未能举行。
我耽心其他学校在年假后也要为“沈崇事件”上街*行游**,为了平息学生和天津人民的愤慨，于一月三日我找美军驻津司令间华德谈判，要他对于“沈崇事件”公开发表声明，严惩犯罪士兵皮尔逊，以平中国人民愤慨。何华德于一月六日发表声明，略谓：犯罪美兵将由中美双方进行审判，该案性质严重,必须假以时日，详细调查，作为审讯之根据，此案不能在数日内处理完毕，请中国人民鉴谅。
与此同时，由市政府致函大、中学校当局，略称：北平美兵非礼事，政府正在谋求合理解决，盼各校当局劝导学生勿再*课罢***行游**，以免荒废学业。
这样处理之后，天津学生未再举行*行游**。通过这次*行游**，我提高了警觉。
（2）三青团分子殴打*行游**的进步学生
国民*党**各省及直辖市的“*党**政军联席会报”是专门对付*产党共**的组织。参加天津会报有市政府、警备司令部、国民*党**市*党**部、三青团天津支团部、军统、中统、宪兵团的头头们。在一九四七年一月份的会报上，我提出，要在大中学校了解学生在政治上的动向，责成三青团担任此项任务。当时全国各省市的三青团组织均奄奄一息，惟天津支团在王任远领导下反革命劲头很大。他接受此项任务之后，即利用三青团所办的进修中学及失学失业学生补习班、进修班、收容站等单位的学生打进各大、中学校，并通过打进的学生拉一部分学生参加三青团或与三青团暗中发生关系，用打进去与拉出来的鬼祟办法了解学生活动情况。他们掌握了不少进步学生的黑名单。三青团成为天津反*运学**的主要力量。
一九四七年五月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到处失败。*产党共**为配合军事胜利，在各大城市发动进步学生的革命运动，以唤起人民反对国民*党**的*动反**统治。五月十日首在南京中央大学起学生运动，很快延及平津。五月十七日北平清华大学为支持南京中大要求增加副食费及公费数额，实行*课罢**。十八日天津南开大学、北洋大学为响应清华也*课罢**三天。
各处风起云涌的学生革命运动，震动了国民*党**中央。教育部长朱家骅电令平律院校，指示处理*潮学**办法，并颁布“临时法令六条”，严禁*课罢***行游**。天津市政府得此临时法令后，即召集“*党**政军联席会报”，商量执行办法。三青团天津支团主任王任远在会上报告：北大学、南开大学、河北省立工学院、国立体专学生自治会决定，五月二十日为“反内战、反饥饿”*行游***威示**，提议在会上讨论对策。当时我的意见是放任学生*行游**，派徒手警察随行监视，防有“越轨”行动，王任远则主张：“以组织对组织”，用三青团豢养的失业学生进修班、补习班学生也*行游***威示**和各大学*行游**队伍进行对立的斗争。我认为如此对立的斗争，不但会把事情扩大，而且给政府惹出无法应付的麻烦，绝对不可。王任远在会上放弃了他对立斗争的穷凶手段，可是他回团以后仍然秘密准备武斗。
五月二十日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学生，同时分别上街*行游**。北洋大学学生三百多人，浩浩荡莎从西沽经东马路向罗斯福路（今和平路）前进，高呼：“立刻停止微兵微粮”及“反内战、反饥饿”口号。三青团组织的暗藏棍棒的所谓“爱国学生联合会”也出发向罗斯福路前进。高呼：“*课罢**不能救国、*行游**扰乱社会”。两队相遇于美琪电影院（今人民剧场）门口。三青团分子拨口骂人，并持棍棒*威示**，双方引起冲突，一时秩序大乱。警察以拉架姿态而偏向三青团分子，因而很多北洋学生受伤，有些学生被警察带往警局。三青团分子呼吆而去。随后北洋学生二百多人到市府质向，我让学生派代表六人来和我谈判。代表要求惩办警察局长，治疗受伤学生，释放被捕学生。我立即答应，当时即电话通知警局，将受伤学生送往医院免费治疗，被捕学生立即释放，备车送回学校。对学生说了不少好话，陪了不是，代表才悻悻而去。
南开大学部分学生四百多人，与北洋大学同时上街*行游**，行抵迪化道（今鞍山道）口也与三青团组织的“爱国学生联合会”相遇，发生冲突，经警察排解，双方各自回校，幸未发生武斗事件。
我于五月二十二日邀请各大学当局在市府磋商复课问题。各校当局认为学生*课罢***行游**，出于爱国热忱，内战影响生活，无法安心读书，乃有“反内战、反饥饿”之举。我对各校当局说，学生*课罢***行游**是在*产党共**领导下进行的，学校应以学习为主，政治不应主宰学校，请各校当局劝告*产党共**地工学生离开学校或放弃政治活动，以免影响全 校学生的学业；如在*产党共**领导下再*课罢***行游**，政府就不得不以各种手段进行限制，这样，就使学校处于混乱状态，无法进行教育。各学校当局均未发言而去。
同日下午有北洋大学学生代表两人，提出两个问题，找我进行谈判。第一，让我到北洋大学慰问受伤学生；第二，北洋大学*行游**与三青团分子冲突时丢失或损坏的自行车、手表等物应由市府赔偿。我想起吴国桢到上海大学演讲被学生打出来的前车之鉴，对于去北洋大学有些游移；但看到学生代表态度庄重，料无报复之意，就满口答应了。
五月廿三日我偕秘书孔令朋到北洋大学。先与学校当局会谈后，即到宿舍慰问受伤学生，随后又招集学生在主楼前对学生讲话，说了一些慰问、道歉和劝勉的好话，幸未惹起学生反感。从西沽回家途中，秘书孔令朋说：“三青团捣乱，市府遭殃。”
（3）压制“六·二”学生运动
五月二十五日“*党**敢军联席会报”召开会议，研究学生动向。三青团王任远报告：全国各地学生在*产党共**领导下，订于六月二日同时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威示***行游**，并准备沿途粘贴标语、演讲，制*反造**国民*党**统治的声势。我得此消息后即与北平行辕李宗仁联系。李让我到北平商量。经与李宗仁、陈继承、何思源等人集议，决定于六月一日，平津同时成立戒严司令部，颁发戒严令，以阻止各校学生*会集**、结社、*行游**。我回津后即召天津警备副司令卢济清传达李宗仁指示。六月一日警备司令部成立戒严司令部，颁发戒严令，并由司令部专函各校当局，在戒严期间严禁各校学生上街*行游**，或其他扰乱治安情事，违者将以军法制裁。在颁布戒严令的同时，我指示警察局在六月二日凌晨以大队徒手警察（或持枪不带*弹子**）堵在南开、北洋大学门口，不让*行游**队伍出来。就这样压制了天津学生的革命运动。
（4）“八·二O”逮捕革命学生
八月初北平行辕召开“*党**政军联席会报”，特邀我去北平参加。在会上宣布国民*党**中央教育部通知：*产党共**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地下工作人员，多以大学校为根据地，全国各大城市政府务乘学校暑假期间，大部分学生不在学校的机会，同于八月二十日夜突击逮捕住在学校的*产党共**地下工作人员。根据我的经验，如此行事，只有自己倒露，在会上力陈不可，但行辕却要执行。
为了保守机密，八月十七日我才召集天津“*党**政军联席会报”，宜布北平行辕指示，研究逮捕学生的步骤。三青团认为*产党共**地工人员的基地在北洋大学，逮捕应以北洋为重点，决定由三青团提出革命学生黑名单，警察局派刑事队逮捕，交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押。我对于这次逮捕再三考虑，必须慎重行事，决定让警察局长李汉元亲自前去，他年纪大，经历多，作事稳当。十九日下午召李汉元到市府，当面嘱告，必须慎重，逮不着人不要紧，千万不要惹出不易收拾的持局面。
二十日通宵未睡，等候逮捕消息。拂晓才接到李汉元电话，即召其来。李汉元说：他于夜二时率刑事队乘车到达北洋大学，按黑名单上所列学生的住处，进行逮捕，逮捕了十几个学生，由刑事队押送车上。此时住在宿舍的学生从梦中惊醒，一群学生跑到车上与刑事队搏斗，将捕去装在车上的学生救回。学生反抗的声势越来越大，将李汉元包围于会客室内。李汉元惟恐黑名单落到学生手中，急将全部黑名单塞在沙发缝里。在刑事队掩护下，突出重围，狼狈而归，幸而没有闯出祸来。
（5）阴谋破坏学生运动
有一次我和北洋大学一位知名的教授闲谈，他说，现在学生最苦闷的还是生活问题。当时我想，如能解决学生的生活问题，就能拉住学生不跟着*产党共**走，就能冲淡或消除学生对国民*党**政府反抗的情绪。我想用“助学金”办法达到这个目的。
为倡导助学金，我拟订了一个助学金办法。一九四七年十月的一天，在市政府召集天津各银钱工商企业的资本家开会，我在会上说：法币贬值，物价上涨，许多大学学生生活陷子困境，提倡由各个企业担负助学金，帮助下一代安心向学，将“助学金办法”发给各资本家，并将各企业应负的助学金名额分配给他们。
“助学金办法”的大意是，由市政府决定助学金的总名额（大概是五百名，已记不清楚）分给各校，由学校当局分给需要补助的学生，然后按学生学习的系别分配到和他们学系有关的企业，领取助学金（如学经济的分到银行，学化学的分到化工厂等），使学生与资本家发生关系，要求学生在假期到领助学金的企业探视，要求资本家关心学生学业和生活等。
在助学金名额分配好了之后，我曾几次在“市训团”大礼堂举行茶会，招待资本家与领取助学金的学生，请资本家讲爱护青年之至意，让学生说受到照顾的思想感情，来融和他们的关系。当时我认为这样就可以同*产党共**争夺青年，目的还是为了破坏*产党共**领导下的学生运动。
我被俘后，改造初期，在《天津日报》上看到南开大学学生的颂歌：“吃大米反饥饿，吃小米扭秧歌”。这两句话对我很有启发：国民*党**无论用什么阴谋破坏*产党共**领导的革命事业，都是枉费心机。
（九）执行国民*党**“戳乱建国”的反革命政策
自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在豫鄂边区公开发动内战之后，被人民解军击溃、歼灭，惊心动魄的战报不断传来。国民*党**李仙洲指挥的*队军**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在鲁南莱芜附近打了一仗，其第七十三军、第四十六军被歼灭。李仙洲、韩浚被俘，韩练成逃跑，损失六万多人。国民*党**不得不把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随之而来的一九四七年五月蒋介石全部美式装备的王牌军第七十四军，在鲁南孟良被解放军全部歼灭，军长张灵甫被击毙。一九四七年六月鲁西南战役，人民解放军在菏泽、郓城、巨野地区展开攻势，歼灭了国民*党**四个军共六万多人。同时，东北战区也到处处于被动地位。迫使国民*党**从重点进攻改为全面防守。败不但使南京恐慌，震动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域，也吓坏了蒋介石。色厉内荏是蒋介石的特性，越在倒霉的时候，他表现得越凶恶。
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国民*党**中央政府举行第六次会议。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为保障民族生存，巩固国家统一，提请威行全国总动员，以平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完成宪政。”
七月五日国民*党**行政院长张群发表谈话：“总动员令即付诸实施，集中全国力量，从事积极建设。以戡乱求统一，以苦干求复兴。”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北平也替国民*党**说大话：“*产党共**以*力武**争夺政权，政府戡乱自属当然。现无任何政*党**能代替国民*党**。”
七月五日天津市政府接到国民*党**中央政府快电谓，在“七七”抗战十周年纪念会上，蒋介石将向全国广播，指示全国人民收听。天津市政府除指使天津电台届时转播外，并由警察、民政，社会等局在各处设广播站，传令各机关、学校、工商业者及全体市民，家中无收音机者均须在各广播站收听蒋介石的讲话。蒋介石在广播中说：“要唤起人民警觉，以抗日精神剿共，加强军事乱，努力完成建国。……”在蒋介石广播时间，我乘车在天津旧城的东、北、西、南马路走了一圈，看看各广播站的情况。因市民不关心政治，听不懂蒋介石的宁波话，坐在广播站的人都三三两两地闲谈，认真听广播的几乎没有。
七月八日天津市政府接到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的“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实施纲要”，又指令天津成立“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我仔细阅读了文件，又与秘书长梁子青研究，觉得文件过于空洞，没有显明提出为什么要“戡乱”。许多人民知道是国民*党**发动内战，已经一年之久，为什么现在又提“戡乱”？我想不出怎样宣传才能使人民相信，才能产生动员的效果。同时我非常耽心在市政府成立“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宣传“戡乱”，不但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反而会促使在*产党共**地工人员领导下，掀起学生“反内战、反饥饿”的革命运动。因此，我就把它搁置起来，没有对外宣布。
这个文件一直搁置到年底未发表。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初冀、平、津监察使李嗣聪忽然来津，到市政府找我。对我说:国民*党**中央监察院来电，有人在监察院告状，说天津市不成立“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也不做“欺乱建国”的动员，监察院让我对你进行警告。李嗣聪大我二十岁，是受我尊敬的多年的好朋友，我对他说：“天津不成立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是我的错，经过你的警告，我马上筹备成立”。不过我总觉得，在“戡乱”的宣传上说不出动听的理由，究竟为什么要“戡乱”。说不出道理来，怎么动员群众。李嗣聪直言不讳地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请他到我家吃午饭。饭后我问李：“告状者何人？”李说：“你先猜猜看。”我说：“可能是天津临时参议会。”李仰面大笑：“一点也不错。”
过了几天我到北平去开会，顺便去看胡适，向他聆教“戡乱”有什么有力的理由？(以下几句比较*动反**，请自行脑补或考古。)
又过了几天，天主教南京主教于斌，为了整顿他的《益世报》来到天津。当时我认为于斌环游世界，对世界形势清楚有分析的能力。我去访问他，对于“戡乱有何高见”。(以下几句比较*动反**，请自行脑补或考古。)
我想来想去，仍然认为由我组织“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会招来灾难。因而想出一个金蝉脱壳的办法：“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既属于动员群众性质，可让临时参议会承办。
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我邀请天津警备司令马法五、临时参议会议长时子周、国民*党**市*党**部主委郭紫唆以及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和买办资本家，在“市训团”开会。我在会上说，国民*党**中央政府为对抗“*产党共**发动内战”，指令各省及直辖市成立“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领导民众实行“戡乱”。“欺乱”的目的是为维护祖国几千年的伟大文化遗产和保持孙总理自由、平等、博爱的遗教，“乱建国动员委员会”既属群众运动性质，临时参议会议长应为委员会的当然主任委员，就请时子周议长邀请参议员及各界人士为委员，即日成立委员会。全体通过了我的建议。随后让秘书宣读了“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实施纲要”。
一月十二日在临时参议会会议室成立了“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由时子周主持会务，我派秘书长梁子青参加。在会上通过了一个由参议会拟定的“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宣言。委员会成立后，时子周派参议员到天律各文化馆做“戡乱”宣传。因为他们要竞选正式参议员，就借文化馆讲台为自己竞选作宣传，很少提到“戡乱”的事，也就没有闯出乱子来。
天津正式参议会于六月九日成立，中纺公司经理杨亦周、三青团书记长刘*民泽**当选为参议会正副议长。我对杨、刘两人说：“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还要继续成立。刘*民泽**表示积极。过了几天，在正式鑫议会成立了新的“乱建国动员委员会”，刘*民泽**主持会务，并派一部分参议员为委员。刘*民泽**在成立大会上提出：“戡乱建国要组训民众，肃清*产党共**”的口号。有一条小小地头蛇，即由天津郊区产生的农会代表、国民*党**中统局的喽罗王连珂上台演讲，他说：“我有一万多人，*产党共**要来，我那一万多人拿起铁锹锄头就会把他们赶跑”，惹得哄堂大笑，草草收场。后来战事越来越紧张，参议员各投门路，就无暇及此了。
(十）构筑天津反革命的城防工事
一九四六年介石签署停战协定后，密令国民*党**各战区：“严密监视*军共**的活动，待机进攻。”就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在豫鄂边区外围集结十个整编师包围*共中**中原军区。*共中**中原军区处于劣势地位，为了保存人民革命的武装力量，突破蒋军的*锁封**，越平汉路西进。从此国民*党**公开发动了内战。
自一九四六年六月起，到一九四七年二月止，人民解放军已经击退了国民*党**数百万*队军**的疯狂进攻，并消灭几十万*队军**，追使国民*党***队军**转入全面防御。
国民*国党**防部长白崇禧于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来北平，二十七日在北平行辕召开北平、天津、河北、热河四省市“绥靖会议”，召集平、律、冀、热的军政头头出席会议。天津由第十一战区副长官兼天津指挥所主任上官云相和我去北平参加。在会上首由李宗仁介绍白崇禧来平的任务，次由白崇禧发言。他说：解放军声势日大，冀、平、津地区将有大战,指示各省市作好准备。他强调在平津外围要构筑永久工事，以防不测。我听了这番话，有长江以北将为*产党共**所有的预感。国民*党**军官贪财怕死，士兵均无斗志，势已如此，徒唤奈何。当时我想，受蒋介石培养多年，只能顺从其意旨行事，不能有所违背。
上官云相（1895-1969年8月8日）
上官云相 （1895-1969年8月8日），字纪青，山东省商河县人。1910年入山东陆军小学堂，四年后入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7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两年后毕业。历任孙传芳部排长、宪兵营长、团长、第七师第十三旅旅长。曾参与对红军的"围剿"，发动皖南事变。1969年8月8日在台北病死。
会后在回津途中，我与上官云相商量，天津应如何构筑永久工事。上官云相是从北洋军阀投效蒋介石的、已是有职无权的将领，但富有打内仗的经验。他说：“构筑永久性的防御工事是有计划的长期工作。警备司令林伟俦经常在外地作战，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调走。副司令卢济清是个外行。他们都不能担负这项任务。”他又说：“你是富有军事学识的军人（指我曾充任中央军校分校主任、陆军大学教务长、国防研究院主任等职）。且能久住天津，应当挑起这付担子，不然，就会搞不成。”上官云相的话，使我想起，在一九四六年七月间，当时的天津警备司令牟廷芳，以构筑碉堡为名，向市政府要去法币两亿元（当时法币贬值的程度还不太大，两亿元能作不少事情），只在南围堤上修了两个红砖碉堡，不久，他的部队调走了，把钱也带走了。
这是北京的，天津的估计类似
同时我又想起，我就任天津市长去见蒋介石、他告诉我，在天津主要任务是配合军事。因此，我就想我自己干。
回到天津就开始筹划构筑天津永久防御工事。我曾召集北宁路护路副司令谢敬、参谋长孟宪尊、市政府专员洪涛、警察局长李汉元、警备司令部参谋处王处长、天津指挥所夏高级参谋，共同商量构筑永久工事问题，他们都提不出适合情况的具体意见。当时在专作反革命策划的“*党**政军联席会报”上，时常提到*产党共**经常从天津购买*用军**器材，如无线电收发报机、修理军械的五金器材、通信器材、电料及中西药品、布匹等物品，运往解放区。为了防止物资流入解放区，我设想把天津永久防御工事与控制物资结合起来，就决定修建一个环绕天津市区的城防工事。
市府地政局新测量了大比例尺的天津市区地图，我在地图上研究城防线如何划法。天津是五大河汇集之处，地势低洼，北有子牙河、运河，东有海河、西南从八里台、卫津河到南大堤一带是池沼地带。为了利用天津河道多的有利条件，划定南北长二十五华里、东西宽十华里，周围共八十四华里一道蜂腰形的城防线。预计在城防线上构筑高四米、宽二米的一道土墙，墙外面挖一道宽十米、深三米的护城河，由内墙顶到河底高达七米。环绕城墙的护城河，必要时，可在三元村附近将南运河与护城河沟通，使南运河水流入护城河，并在赵各庄、陈塘庄附近，堵塞护城河通入海河，使水向天津西南方广大郊区倾泻，造成一片水淹区。
当我策划此城防线时，游移不决的是，东西蜂腰处东在东局子，西在西头监狱，两处相距甚近，惟恐解放军进攻时，重兵指向蜂腰处，容易突入市区内部。本想将西边防线，向西推出三华里，因顾虑西头监狱以西的广阔地区内，坟墓密集，如在坟区挖宽十米深三米的护城河，势必要挖掘很多坟墓。惟恐挖坟惹起公愤，乃将城防西线仍划在西头监狱附近。城防线就这样决定了。
市府专员洪涛，军事学术较好，我和他研究在城防线上碉堡的类型和配置等技术问题。当时认为解放军的装备差，没有大口径炮，决定构筑碉堡以防御步兵进攻为标准，就在城墙上构筑红砖水泥立式大型碉堡。重点方面每隔三十米设一座碉堡，一般的每隔五十米设一座碉堡。在环城上共设大碉堡一千多个。在重点方面还设有纵深配备的小型碉堡群五百多个。环城围绕一道铁丝网，于重点处通有电流。每隔三、四个碉堡装上电话。大型碉堡足够一班兵力驻用。在城防线上内墙里还修了一条马路，将全城防联贯一起，于必要时，可以使用汽车运送人员、*药弹**、粮食等补给。城防四面只留八个门，设岗把守，以防物资流人解放区。预计所有工程从四月开工，到年底完成。
城防上的防御工事以及城防上的副防设备计划完成后，由洪涛绘制一张天津城防构筑工程计划要图。我携此图赴北平，请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第十一战区司今长官孙连仲审阅。李问：“这样大的工程在短期内办的到吗？”我说天津人力物力财力丰富，一定可以如期完成。孙表示赞成并促早日实现。我回津后又将此工程计划迳呈蒋介石，并报行政院、国防部备案。最后向上官云相汇报了计划的经过，并和他商量实施办法，决定成立“天津城防构筑委员会”，以上官云相为主任委员，我和警备司令林伟俦、临时参议会议长时子周为副主任委员。当时林伟俦在外地打仗，未能参与其事。
在市政府成立了天津城防构筑委员会。先以上官和我的名义函聘天津金融界各经理，工商业各资本家以及买办、富绅，各机关*长首**，市府各局、处长等为委员。一九四七年三月廿日在市府召开第一次委员会，由我首先发言，宣布成立委员会的意义。我说：内战的形势、*产党共**声势越来越大，华北可能发生战事，为了保护国家和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应未雨绸缪。天津市周围平坦广阔，解放军随处可以突入。天津市是个水网地区，可以利用水路构筑城防工事，这样既可以保持城内治安，防范物资外流，还可以防止解放军进袭。天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共襄此举。有钱的委员们听说向他们要钱。没人说话。随后由我提议，在城防委员会下设:
①构筑委员会，由我任主任，工务局长刘如松为副主任，管理城防构筑业务；
②财务委员会，由时子周任主任，中国银行副经理潘述庵为副主任，管理城防款项的支付，
③监察委员会，由上官云相任主任，林伟倦任副主任，监察城防构筑和款项支付。
会后即开始行动。一面由市政府财政局向天津金融界，如四行两局，工商企业界，如开滦矿务局、中纺公司、东亚毛织公司、仁立毛织公司、华新纺织公司、同仁堂、宝华金店等,买办如雍剑秋等，富绅如徐世章等，陆续募集城防捐。至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底陆续募得法币共约八百亿元，随募随交财务委员会委托的中国银行储存。城防工程完成时，共用法币六百多亿元，尚余一百多亿元存于中国银行。一面由市府工务局测量城防线，确定城防工程各种图纸，分段投标召商承包工程。包商直接向财务委员会领取支票，再向中国银行换取现款。工程自一九四七年四月开始，至十二月基本完成。
华北“剿总”在北平成立以后，在一九四八年一月涞水战役中，傅作义部所谓“精锐主力”第三十五军的第三十二师首先遭受解放军歼灭性的打击，师长李鼎铭阵亡，军长鲁应麟自杀。从此，傅作义仅能维持平、津、保、唐和张家口、承德等几个大据点。一九四八年六月，傅作义派其亲信陈长捷来天津任警备司令。陈到津后，即对我说：“我是来准备打仗的。”我曾陪同陈长捷巡视城防，经过细密勘查后，我俩曾认真地讨论过几次。主要讨论的是解放军主力进攻方向问题。我认为解放军主攻方向，在于城防的蜂腰处，西面在西头监狱的和平门，东面在东局子的民权门。但陈长排则认为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在城防西北角、天津西站方面(原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力量尚未到达天津时，解放军曾从西站方面突入过天津市）。根据他的判断，要在城防西北角再构筑钢筋水泥小碉堡群，以求巩固。从九月开始在警备司令陈长捷的计划和指导下，做了小型钢筋水泥碉堡十几个。工程尚未完成，解放军包围了天津。
解放战争在天津展开后，解放军以六个纵队进攻天津。由四个纵队在城防蜂腰处进攻，其中用两个纵队从西面和平门突进，用另外两个纵队从东面民权门及民族门楔入。两路部队在金汤桥会师，胜利解放了天津。
城西北角、西站方面并无重兵进攻，陈长捷补修的碉堡是徒劳了。
自一九四七年二月接受国民*国党**防部长白崇禧给予天津构筑永久工事的任务后，不久上官云相即离职他去，林伟俦经常在外地指挥打仗，陈长捷于一九四八年六月才来天津。构筑天津反革命城防工事，是经我一手计划和实施的，应由我一人承当罪责。
（十一）平津解放前夕蒋美勾结的一幕
（1）白吉尔来天津一九四七年，美帝派驻国民*党**政府的代表人物马歇尔、赫尔利、魏德迈等，以及盘据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在强大的革命力量压力下，相继撤走。但其贼心不死，于一九四八年春，又来个回光反照，派西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中将白吉尔率领舰队进驻青岛（青岛是国民*党**政府允许作为美国海军基地的)。该舰队司令直接受美国海军部指挥并与驻日美军总司今麦克阿瑟确取联系。西太平洋舰队驻扎青岛的主要目的,是观察并相机干涉我国解放战争的。
八月间我在天津接到国民*党**参谋总长办公厅通报，大意是：已进驻青岛之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可能以其一部舰队进驻天津，希预为准备。我接到通报后，即转知水上警察分局、海河工程局、新港工程局注意并预为筹备。过了几天接蒋介石直接电令，美国海军中将白古尔将访问天津，必须热诚接待，如询向天津附近及北宁路*产党共**的活动情况时，应如实答复。我接得蒋的电令后，就找美国驻天津总领事施迈斯，询向白吉尔是否有来津消息？施迈斯说，他要来天津作礼节性访问，但日期未定，他如来津必然有专电通知你。过了几天施迈斯来市政府，携来白吉尔给我的电报，说他将于八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时访问天津。施迈斯对我说，只请市长和陈长捷司令到飞机场迎接，请勿通知别人，免去一切欢迎仪式，他准备呆一天就回去。二十六日上午我偕外事处长到机场迎接，陈长捷、施迈斯和几个领事已在机场等候。十时白吉尔僧其夫人并带着两个参谋走下飞机。他首先对我说：“我知道你是美国军事学院毕业的学生。”对我表示关切。他邀我和陈长捷乘飞机同他们一起去看看天津港口和秦皇岛港口。我和陈长捷、施迈斯上了白吉尔的飞机，首先飞到塘沽，在塘沽新港低空飞行。白吉尔的参谋携有大比例尺的、用从空中照像制做的渤海湾地图对照实地进行勘察。当时我问白吉尔，是否有一部分美国海军将驻天律？白吉尔说：塘沽港口沙多水浅，不能供军事使用。随即飞往秦皇岛作同样活动，返回天津已将中午，由市政府招待午餐。下午三时白吉尔中将传总领事到市政府作礼节性拜会，商谈了天津附近及北宁铁路情况。我告诉他天津市八十里以外，北宁铁路沿线西北方四、五十里以外，都是*产党共**控制地区，北宁铁路线上的北仓、胥各庄、滦县等处均曾受*军共**夜袭，因有护路队防守，拂晓即撤退。一九四六年十月，张家口被国民*党**占领后，铁路曾多处被爆炸，平榆间各次列车均停驶。一九四七年四月北宁路新河站美军陆战队*火军**补给站被*产党共**部队攻击，美军被打死五人、伤十六人。一九四六年七月美军由天津乘汽车经平津公路赴北平途中行抵安平附近，受*产党共***队军**“攻击”，伤亡多人。我指着地图说，天津南郊曾有*产党共***队军**几次从胜芳、独流向李七庄、灰堆进攻，几乎打进天津。白吉尔听我汇报之后说：天津是华北重镇，经济集中的城市，是国际间重要海口，你们应当作好准备。我问：天津美国财产侨民很多，在天津处于危急时候，美国是否可以出兵援助？白吉尔沉思了一下，低声说：“事情要你们自己努力去做，在你们经过努力还做不到时，美国才可能考虑援助，不能指望美国帮助你们打内仗。”以后又谈了北平、天津仰赖美国救济总署授助的面粉维持人民生活等等问题。他下午五时离市政府赴美国总领事馆休息。翌日上午回青岛。
白吉尔走后，我即将其在天津活动全部情况，迳电蒋介石，蒋复电：“应与其保持联系。”尔后我与白吉尔曾有书信往还。我原想赴青岛向白吉尔作礼节性的回访，因天津情况日益紧张未去。
（2）白吉尔派人与傅作义进行勾结
九月间一天晚上，美国总领事施迈斯来见我。他说：从青岛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派来两个武官，一个名叫顾德门，另一个叫×××（名字已忘记），已到天律，要求和我会晤。我约订翌日上午九时在市长“官舍”见面。见面后，我问其来意，他们说：希望了解华北“剿总”傅作义的情况。我河他们：对傅作义的情况已经知道了一些什么？顾德门说：傅是山西阎锡山的部下，后久居绥远，拥有自己长期训练的建制部队，业已成为一个可以独立作战的力量。他继续说：如国民*党**在东北失策，华北将成为主要战场，美国认为如加强傅作义部队的装备，可能保住津、塘国际海口地区。听了顾德门的话，我已经明白，他们有直接援助傅作义的打算。我说：傅作义集团是经傅多年一手扩编的部队，其团结精神与协同作战力量均强。现在解放军尚无海军，守住津、塘、海河三角地带，作为海口的桥头堡，以待形势变化，可无问题。为了为傅作义争取美援，我继续说：傅作义部队装备很差，并非解放军的对手。随将一九四八年一月在涞水附近一次战斗告诉了他们：傅部最精锐的部队第三十五军与解放军作战，因装备不好，惨遭失败，军长鲁应麟自杀，三十二师师长李鼎铭阵亡，几乎全军复没。两个美国武官听了，面面相觑，似有惊色。顾德门问：如加强傅部装备是否可以抵抗解放军。我说：加强装备自然增强战斗力。顾德门说：我们想到北平访问傅作义。我问：见他有什么事？他说，我们想访问早已闻名的“华北总司令”，想知道他是否愿意接受我们的援助。“请你问一下是否愿意接待我们？”并说，越快越好，最好是明天就去。
美国人走后，我即用电话与傅作义直接联系，告诉他，西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派来两位武官要到北平见他。他问：“有什么事？”我说：“可能是好意的对我们进行援助。”他说：“请他们明天上午到北平来。”随后我把傅欢迎他们去北平见傅的话告诉了施迈斯。
片刻之后施迈斯又到市政府，要求我明天陪同他们去北平见傅。我考虑了一下，以明天有事不能脱身为辞，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我不同意他们见傅的原因是，天津市政府直辖于国民*党**行政院，因处于华北范围以内，应受华北“剿总”领导。我过去和傅作义毫无渊源，在傅的集团中，我是个外人。傅作义认为我与蒋介石关系较为密切，对我似有戒心，我如陪同前去，惟恐傅对美国人不能畅所欲言。
次日晚上美国总领事邀我晚餐，顾德门等已从北平回来也在那里。我问顾见傅的情况，顾说：傅衣服朴素，说话诚恳，提到美援问题时，傅不肯直接接受美国援助，接受美援应通过国民*党**中央政府。
我将顾德门等来津及去北平见傅作义的全盘情况电告蒋介石。
九月初山东济南解放，十月底东北解放，华北更为孤立。傅作义指挥的部队应付一个华北*战野**军，已经感到非常吃力,如果再加上东北*战野**军，那就更无法应付。傅对此形势必须扩充其部队，计划在三、四个月内增兵二十万，拟将护路旅、保安团改编为正规部队，但*器武**尚无着落。
十一月初傅作义应召赴南京见蒋介石。蒋指示傅要固守津沽海口，扰敌华北，以待形势转变，并让傳直接接受美援。傅归来后，没有通过我直接与美国联系，要求美国援助装备其*队军**。
十一月五日国民*党**《中央日报》载有：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中将，由青岛抵上海访问。四日招待记者时声称,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并无放弃青岛基地之意，并称美海军部命令，一千二百五十名海军陆战队由关岛增援青岛，必要时可能派遣海军陆战队来护保侨的消息。
十一月中旬我去北平见作义。见他的目的是再陈述并促其迅速放弃张家口，集中兵力于平、津、塘地区，总司令部应早日移驻天津。傅未作正面答复，反而问我：“白吉尔在上海对记者的谈话，你知道吗？他们既有支援上海之意，何以不能支援形势已经紧张的天津？”我说：“国民*党**中央有保守江南、隔江与*产党共**对之意：江北败局已定，美国不会出兵相助。”傅说：“你还是和他们联系，请他们来津保侨。”
我回到天津，即写信给白吉尔，转述傅作义提出的意见。白吉尔复信谓：“去津保侨事，可以考虑。”我将原信送给傅作义，并电告蒋介石。
据我的外事处长报告，昕天津美国商会传说，有一船支援傅作义的*器武**，现停泊于渤海湾内。我以此事询问美国总领事施迈斯，施迈斯瞪着眼睛摇头说：“我不知道”。接着他像是发牢骚地说，到今天傅作义西去绥远还是东守海口尚未决定。把部队摆在缓远、张家口、北平、天津、唐山、山海关，兵力如此分散，处处都有危险。傅作义不把部队集中于天津海口地区，“如美国装备了傅的部队，谁能保证不把这些*器武**转交给解放军。”
（3）傅作义祈求美军来津参战
十一月底，张家口外围战斗开始，傅作义令其基本的王牌军第三十五军乘汽车驰援。继而北平东方密云县告急，傅惟恐北平直接暴露，遂令第三十五军星夜撒回。该军在撤回途中,被解放军包围于新保安，连同派往支援第三十五军的第一〇四军和一O五军以及第十六军的一部一起被歼灭，同时被包围在张家口第十一兵团也被全歼。至此，傅系的主力部队完全被消灭。
傅作义在无可奈何中，又想起美国。十二月中旬傅作义的副秘书长焦实斋打电话给我说：傅让我到青岛找白吉尔，恳求他以保侨和美国财产为名出兵天津。我明明知道势不可为,美军绝对不会在此无望的情况下出兵天津，但为执行傅作义的命令，还是以我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白吉尔，要求美国以海军陆战队在天津登陆，派外事处长全绍武乘专机去青岛送信。过了两天，全绍武从青岛迳飞北平，把回复傅的信交给傅作义。信上说：顷电美国政府，奉批示：“在现在情况下，采取任何行动都是无益的。”全绍武又从北平飞回天津，另带回白吉尔给我私人信，信上说：“傅作义迟疑不决，不早日把兵力集中于海口地区，以致处处失利，美国不能投入兵力于必败之地，因为时太晚了。”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三日解放军对天津开始总攻击，十五日天津解放。美帝国主义原想对“能独立作战”的傅作义部队直接予以援助，希望保住天津海口地区，为其入侵作一桥头阵地的美梦破灭了。
（十二）在天津解放战争中的一些反革命活动
（1）蒋介石最后一次来北平
一九四八年十月一日，蒋介石最后一次来北平。我到北平去迎接他，他对我说：“明天我到东北，经过天津。”他让我和他的侍卫长命济时商量行程。俞济时用电话和在塘沽的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联系后，决定蒋介石于朋日上午八时半从北平飞往天津，我去天津飞机场迎接，乘汽车至塘沽码头，由桂永清在塘沽准备舰艇，驶往葫芦岛。俞济时嘱我千万守密，不可使任何人知道。我问是否通知陈长捷，俞请示了蒋介石，可以通知陈长捷。我回津后亲自布置去飞机场迎接人员，分派汽车及沿途警戒。二日上午八时电话邀陈长捷到我家中，告蒋今晨从天津经过去东北，遂同往机场迎接，去塘沽码头。在码头上蒋介石对我说：“有话和你讲，等从东北回来再说。”
十月八日蒋介石从东北回来。我通知天津铁路局备专列火车在塘沽码头，迎候从葫芦岛回来的舰艇。蒋乘火车去北平，在火车上蒋对我说：“华北将有大战，天津是最重要的地方，你要努力在此工作。必须长期保住天津海口，以待国际变化。”我问：东北情况如何？蒋只“哼、哼”了几声未作答复。我说：傅作义地方观念很深，总以绥远、张家口为后方,要集中兵力确守天津海口，必须放弃西北。蒋说：“很对。你应时常向他建议，促他将重兵集中于天津。华北军事真实情况即时地向我报告。”他让我把陈长捷召来。蒋对陈长和我说：“天津很重要，你俩要倾心合作。”对陈说：“你来天津不久，杜市长在天津已经三年多，遇事要和他商量。”陈长捷不识蒋的脾气，滔滔不绝地陈述天津城防与天津新编的警备旅的情况，蒋只是“呼、哼”地表示首肯。最后又叮嘱我两人，工事设计和运用要自己掌握，特别注意军事机密，他痛责王耀武失守济南败坏鲁局及孙连仲冀中的失败，都是内部参谋作了润谍，没有察觉而完全泄露了军机所致。同时他还说明他亲临东北面授军机，调度部队，并不通过国防部第三厅，均由侍从参军传达意旨，都为的是极端慎重保守机密。说到这里车已行至天津站。陈下车，我随蒋去北平。
（2）蒋介石在北平召开军事会议
燕介石回到北平，在傅作义总部召开军事会议。出席的有：蒋介石、国民*党**参谋总长顾祝同、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河北省政府主席楚溪春、热河省政府主席刘多荃、天津市长杜建时、兵团司今李文和傅总部参谋长李世杰等十几人。蒋介石在会上概略说明东北形势“发炭可危”，根据东北经验，强调华北作战必须有计划的集中兵力，必须坚守津塘海口，以待国际形势变化。顾祝同概要地讲了内战全盘情况。傅作义在会上一言未发，因而未作出任何决定。
（3）向傅作义建议早日集中兵力争取主动
一九四八年九月初济南解放，十一月二日沈阳解放。傅作义的华北“剿总”更为孤立。东北解放军入关，联合华北解放军形成绝对优势。对此形势华北“剿总”所辖部队仍然从张家口经北平、天津、唐山到山海关排成千里一字长蛇阵，毫无集中的迹象。在十一月初，我到北平找“剿总”中央系统的副参谋长郑长海（郑曾与我在陆军大学同学同事）了解情况。据郑说，傅作义内部原属察绥系统的倾向西去，保察、绥基地，但不能带动所谓“中央军”。蒋介石的意旨想放弃平津，免踏辽沈复辙，给傅以华东军政长官，依青岛为后方，企图挽救准海危局。如傅的部队不能向南转移，则须集中兵力，踞守津沽海口，扰乱华北。我问：傅的倾向如何？郑答不知。我又找晋察绥系统的参谋长李世杰探听傅的腹案，西去察绥还是东保津塘？李世杰说：“老总的主意在他心里，他不说谁也不知道。”他又说傅的主力部队都在平绥路上，可能有西保察绥之意，也可能还没有拿定主意。
我携带预先准备的防守津塘作战计划意见书去见傅作义，是想促动他早下决心，放弃察绥，确保津塘。我对傅说，部队南调，因船支不够用，海运宁护有困难，如沿律浦线南下，以几十万*队军**连同军属物资通过解放区，通过黄河，势不可能,况淮海会战败局已成，远水不能解近渴。既然如此，就不如西去缓远或固守平津。但西去缓远不仅带不走“中央军”，且无后路。守平、津、唐地区，既可指挥全部华北部队，还可以受到美国支援，而且可以长期守住，以待国际变化。请早下决心，早日将兵力集中于平、津、唐地区，迟则遣误戎机。随着，将我防守平、津、唐地区作战计划意见书交给傅看。计划内容概分三部：
①放弃千里一字长蛇阵，把兵力集中于平、津、唐地区,在此地区内准备打运动战，以攻为守，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走，避免固守点线，不得已时舍平唐确保津沽海口；
②乘东北解放军未入关以前，抓紧扩军，将保安团队、护路队改编为正式*队军**，*器武**、装备、给养可由美国从海上补给；
③“剿总”总部早日移驻天津。
傅作义对我的意见表示同意。这是我和傅相识一年以来最长的一次谈话，也是第一次承他对我表示关切。我们共进晚餐后离去。
回津后即将我向傅的建议全文，派外事处长李大为径送南京蒋介石。蒋亲笔复信：“此案可行，盼与得总司令多取联系。”又将建议全文送给陈长捷一份，希其支持并盼其向傅作同样的建议。
（4）傅作义决定集中兵力于平津唐地区
十一月间傅作义被蒋介石召赴南京。傅归来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兼介石随侍秘书郑彦芬来津，向我传达蒋、傅会谈情况。他说，经蒋对傅淳谆指示，傅终于决定放弃察、绥，逐步转移到平、津、唐方面，支撑华北。蒋授权于傅：①可以直接接受美国援助；②付与傅华北*党**政军以及经济全权(包括中央银行的支付权）；③编成渤海舰队，在长山列岛建立海军据点，支援塘沽作战。郑对我传达后，嘱告我：傅总部移住天津后，要与傅和傅的部下精诚合作，即时将军事真实情况报告蒋介石。郑当日乘原机回南京。
傅从南京归来后，曾作东移之行动：
①派其副总司令宋肯堂赴塘沽修建飞机场及防御工事，并指示我予以协助；
②部署“中央军”第九十四军于杨村，第六十二军于芦台，第八十六军于唐山，九十二军于塘沽、军粮城，第八十三军从北平移住北塘、塘洁；又将两个护路旅配置于天津到廊坊和天津到马厂铁路沿线，占好天津、塘洁、唐山三基点相犄角的形势;
③把张家口的家当和在那里的军官眷属三千多户移到天津安顿，我和陈长捷寻找房屋，并筹办给养；
④傅总部准备从北平西郊移住天津，并派其总务处长来津和我商量总部驻所；我将天津图书馆的大楼给傅作总部，并为其安装指挥系统各项通情设备;
⑤傅作义密令其军需处长将傅的一部分私人钱财，通过美国进口汽车公司美国商人甘成恩购买大量汽车轮胎，在天律付款，在香港交货，将财产转移香港；
⑥傅作义将其家眷刘芸生及其子女送往重庆；
⑦天津张各庄飞机场远离市区，在激战中将无法利用；我为保持天津市对外运输，在市区南面旧跑马场处，指使工务局赶修长一千米、宽二十米临时飞机跑道，自十一月中旬*用军**飞机和民航飞机均在此起降。
从各种事实来看，傅作义的作战计划确保津塘，已成定案。当时，我认为如此定案，可攻，可守，可走。自十月以来惊心动魄的心情有些稳定下来。但仍顾虑傅作义的基本实力第三十五军、一O四军、一O五军仍在北平张家口之间活动，尚无东移迹象。这样就有被解放军华北*战野**军从南口附近裁断的危险。如果傅系部队不能调来，津塘方面完全指望“中央军”，则津塘难于确守。
（5）东北解放军乘胜进入华北
出乎意料之外的消息继续传来。东北解放军长驱入关。达八十多万人。其中有改编了的蒋军美械装备的炮兵部队，先趋于张家口，与华北*战野**军协同进攻张家口。
傅系第九兵团司令孙兰峰在张家口被解放军攻击。傅作义派其主力军第三十五军乘四百多辆汽车从丰台向张家口增援。张家口危机解除后，因北平空虚，又调回北平。走到鸡鸣驿、新保安时，受华北和东北解放军联合袭击。傅令在北平第一〇四军安春山部和在张家口第一〇五军袁庆荣部增援。十二月十日强大的解放军将傅部三十五军及一〇四、一O五军全部包围。傅又把已经部署好的第九十二军、第六十二军调到南口怀来方面。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战术，正落入解放军之环围中。不但把三十五军一O四、一O五军傅系的基本的十几万部队完全覆没，而且使芦台、杨村空虚，塘沽、天津暴露于解放军直接*攻围**之下。以上情况，我都及时地电告了蒋介石。
当时天津外围只有两个护路旅，天津市区只有一个新编成而尚未完成训练的警备旅，又两营宪兵和一个公安局的保警总队。
十二月二日深夜，忽然接陈长捷电话说，总部参谋长李世杰来电话说：“据空军情报，有解放军一大纵队，已从宝坻县向天津急进中。”我问：“天津空虚怎么办？”陈答：“李参谋长让我们急抓，现从丰台调六十二军即乘火车急运天津。”那时，我想宝坻距天津仅百余里，如急行军，明晨可达天津，甚为焦急，急让两个护路旅向天津收缩。三日天明后，接得护路旅电话，说第六十二军先头部队已到天津站。随后又接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电话，三日上午六十二军全部可到达天津，我才放下心来。没想到第六十二军的一五O师行抵廊坊，铁路十一道桥被解放军拆断，又退回北平。第六十二军仅有两个师到达天津，其中一个师是由地方团队成，战斗力薄弱。所谓六十二军只有一五一师尚有战斗力。
十二月五日，第八十六军由军长刘云瀚带进天津，也只有两个师，都是由地方团队新近编成的部队，装备差，战斗力极为薄弱。
傅系主力部队完全覆灭，平津路断，傅作义不会再来天津，天津已成气息奄奄的孤岛，处于绝望的境地。在陈长捷的主持下，把这些残缺部队配备于城防线上。我及时地将天津微弱的防守情况，迳电蒋介石。
（6）国民*国党**防部参谋次长李及兰等来津
十二月十八日，国民*国党**防部鑫谋次长李及兰、蒋介石参军罗泽闿、后勒总部鑫谋长吴光朝乘专机到达天津。因李、罗、吴三人都是我在陆军大学学习时的同班同学，且多年一起共事，接到我的家中。李及兰给我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大意是让我和李、罗、吴等商量，将守天津部队撤退塘沽，从海上逃走，以加强华中力量。当时，我认为防守天津是死路一条,与其等死不如突围。天津至塘沽之间，军粮城、灰堆虽有解放军，但兵力不大，如立即行动，可望突围至塘沽，上船逃跑。李、罗表示同意。李说：“给你一个军方名义把他们带走。”但此事必须与陈长捷、林伟，刘云瀚商景。我用电 话邀请陈、林、刘三人来我家与李、罗、吴会商。林、刘两军都是“中央军”，向我暗示愿立即行动。陈长捷是傅系将领，受傅之命来津负责，他关切着北平方面傅作义的处境，说如防守天津部队撤走，将置北平于死地。当夜陈几次向北平请示，傅无表示，以待考虑考虑作答。陈表示决心：“一切应为傅负责。”
陈拉我到另一室内，郑重表示：“如你们把部队带走，我只有自杀。”我看陈长捷如此坚决，暗中与李及兰商量，为北平免于孤立，也为避免在转移中被歼灭，就决定坚守下去，不实行突围。十九日天明时，我个人送李及兰等至飞机场（回南京）。临行时，有生离死别之感。
（7)企望北平早日“和谈”以免天津覆灭
和平谈判的消息，不断从北平传来，但迄无确切消息。每次电话询向总部参谋长李世杰（我在国民*党**陆军大学充教务长时，李在那里当讲师，早就熟识），答均含糊其词：“正在进行，”“再等几天就有希望，”“坚定守住，就有办法”等。林、刘两军长因与总部无熟人，也常向我打听消息。
旧晋军前辈刘后同老先生在旧晋军充当旅长时，傅作义在其部下当排连长。傅作义任天津警备司令时，刘老先生已退休于天津租界，往来甚密。经人介绍我与刘老先生相识，亦以前辈尊之。刘老先生在傅作义丧其主力部队时去北平。临行时与我会晤，道及去平目的是劝傅投降解放军，以免平津毁于炮火。到平后住北京饭店，和我常通电话，告知我一些和谈内幕情况，因而我一面在津抗拒解放军，一面企望北平早日“和谈”，以免天津覆灭。
（8）纵火焚烧宜兴埠
自从十二月二十日起，每晚八时在防守司令部陈长捷办公室会商。参加会商的人有陈长捷、秋宗鼎、林伟俦、刘云瀚和我，以及必须参加的高级军官。我们判断解放军的行动，研究防御配备，讨论作战指导和补给等问题。一天晚上讨论第六十二军派出的加强团防守宜兴埠据点问题，大家感到宜兴埠的据点过于突出，易受解放军摧毁破灭，决定将防守宜兴埠的加强团撤回，作为军预备队，并指使该团撤出时，将所构筑的工事加以破坏。那知该团长于撤退时竟然纵火焚村，给村民造成严重灾难。我接到警察局电话说，六十二军在宜兴埠纵火焚村，急往见陈长捷，陈闻讯大哭说：“广东部队真野蛮，这不同于长沙大火吗！”我俩共筹善后，遂责成六十二军抢救，并令*防队消**全部出动，将火扑灭，并由我和陈出了布告，按所宣布的“布设城防阵地拆除民房赔偿办法”，由市政府拨款赔偿。结果军事日渐紧张，无力顾及灾区，等于一纸空文。当晚在司令部会商，陈长捷责林伟俦律兵不严，要惩办纵火的团长，以平民愤。林伟俦以昨晚会商时，在会上曾作出破坏宜兴埠之决定，陈、林之间发生争执。我从中和解，我说，昨晚决定是破坏工事而非纵火焚村，该团长按律当办，惟在此时严惩该团长于作战不利，应令其带罪图功。陈、林双方均无意见。纵火焚村危害人民的罪责，竟不了了之。
（9）拒绝和平解放的通牒
一九四八年年底，外围各据点已经被解放军扫荡干净，全城防线处在被包围之中。解放军各以两纵队集中于小西门和东局子方面。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炮火趋于激烈，解放军战士逐步灵活地迫近阵前，攻击部署已经完毕，即将开始总攻。
十一日拂晓，西郊城防线前，发现一个身穿军服的人，站在高土堆上叫喊，说是解放军通信员带来信件。那个通信员到达六十二军军部，交出第四*战野**军司令员林彪亲笔签名写给陈长捷、林伟传、刘云瀚三人的一封信。大意是；“辽沈战役取得胜利后，百万大军已进关，劝告你们放下*器武**，不得破坏工商业。……”林伟俦持函先找刘云瀚商量，随即往见陈长捷、秋宗鼎。陈看信后电召我去共同商量，我看信后向大家有何意见，他们四人均沉默无言。由于他们以前彼此都不相识，不能交心(原注: 陈长捷与林，刘两军长原不相识。陈长捷是晋系军官，一九四八年六月从西北调来天津充警备司令。林伟俦、刘云瀚是“中央军”。林带六十二军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日来津，刘带八十六军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五日来津作防守部队，陈与林、刘才开始相识。我与林、刘两军长同属“中央军”。我和林伟是老朋友，与刘云瀚着是陆军大学的同学，均相交甚厚。因此，我在陈与林、刘之间起着联系作用。)。谁都不敢说出内心实话，谁也不肯带头作具体主张。我请陈长捷到另一房间里，问陈如何打算？陈说：“我让他们打，谁不打就不行。我让他们降，他们不降我就毫无办法。还是等待北平和平谈判成功，一起行动。”我又请林、刘到另一房间内，问林、刘如何打算。林、刘说：“陈是司令，要他说话，我们不能领头。”他俩问我：“刚才陈对你如何表示？”我说：“陈的意见想等待北平和谈成功，一起行动。”他俩说：“那也可以。”我问他们：“敌人发动总攻，你们能顶多久！”林说：“一个星期可能没问题。”刘说：“一个星期怕顶不了。”当时我想，我受蒋介石培养多年，不能反他,我也不便出头，北京已在“和谈”，同意陈长捷的意见，等待北平傅作义主持全局的动向。但是耽心解放军总攻后，守不长久。我让陈长捷打电话给傅总部追问北平和谈发展如何？得到参谋长李世杰的回答，还是那句“坚定守住，就有办法。”大家经过简短商量，都同意坚持据守，等待北平。为了拖延时间，复了一封模校两可的信。信上说：“*器武**是军人第二生命，放下*器武**是军人之耻。如果共谋和平解决，请派代表进城商谈。”……复信仍由原送信人带回。就这样拒绝了和平解决的通牒。
（10）作了解放军的俘虏
十四日拂晓，北平和谈仍无消息，解放军总攻天开始。我于晨八时率亲随数人到中原公司（今百货大楼）楼顶用望远镜观察全盘情况。环城碉堡主阵地线，到处发生激烈战斗，炮声隆隆，较前任何时候都为强烈。尤其东北和西门监狱南运河地区，烟雾朦胧，远不见人，解放军在密集炮火掩护下，冲击前进，*榴弹手**密集爆炸，火花四射，突破了西门监狱附近的城防，攻占了一些碉堡。第六十二军战车向前增援，也被密集*榴弹手**所击退。城防已破，危在且夕。十时许我离开中原公司回市政府，亲笔写打给蒋介石为天津送终的电报，并焚毁与蒋介石来往机密函电。忽然轰的一声，一个炮弹落到市府大楼楼顶，全楼震荡。挂在我办公室墙上装有蒋介石大幅照片的镜子，乒然落地，摔得粉碎。我呆若木鸡。我亲随人员谢壮图从我身后忽然把我身上带的手枪抢走，卫士们都劝我离开楼上办公室移到地下室。我继续将机密文件烧完，才下楼去。
十四日夜，巷战愈形激烈。陈长捷又召林、刘两军长和我到警备部地下室作最后会商，共同认为第三线是不能也无力可守。再打下去“分区的核心战”，无非顽抗到底，牺牲到底。解放军战士英锐威猛，没有攻不开的核心堡，支持时间亦不会太多。多坚持地方多糜烂，而无救于大局。在无可如何的情况下，决定放弃“核心抵抗”计划。我让陈长捷电北平总部李参谋长询问和谈消息？答：仍然是那句话：“再坚持两天就有办法。”陈将电话摔在桌上，骂道：“让我们牺性，作他们讨价还价的资本。”大家商谈了一下，决定我们自己发表一个和平宣言。
我深夜邀请天津工业知名人士李烛尘、参议会议长杨亦周商量，写一放下*器武**的和平宣言，由杨亦周在电台广播。十五日凌晨杨亦周广播和平宣言时，解放军已进入市区。为时太晚了！
十五日天津完全解放。翌日，我与秘书长梁子青同时被俘，当晚被押在“市训团”的一间房内。我知*产党共**的政策，虽首恶必办，但不杀俘虏。一个多月来的紧张心情，一旦放松，酣睡了一整夜。
（一九七九年五月）
资料来源: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