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扶九家乡观念很浓，其经理中除陈鉴臣是南昌人外，其余都是吉安人。他选择经理有三个条件：一稳、二久、三有源。即既要稳重，又要在店服务时间长，具有悠久历史，更要同他有些渊源，方能择优录用。这三条中，第二条很难得。因为要工作做得久，才能慢慢升至头等营业员，取得每年八十元的工资，到年终可补给八十元，合计全年实得一百六十元。美其名日“一底一面”的工资。当了头等营业员才有条件吃到“厘头”（即分红帐之意）。以后如有人保举，遇缺即补上经理。
周家各分店历任经理之中，只有刘柳泉一人是由庄客出身，未经过吃“厘头”阶段而当了经理，年仅三十二岁，深得周扶九器重。其余均按步就班，年龄都已超出四十，才能当上经理。
周家店号所有店名都有一个“裕”字，以表示联号，在商场中这种例子很多，不足为奇。不过“裕”字的涵义，据周扶九解释，是要有吃有穿，多赚些钱，达到”衣”“谷”俱丰的目的。
当年周家的花票发行，在常德推销最大，单就德裕孚钱号一家就发行了一千几百万吊之巨。为什么这家钱号能这样大发花票呢？因为他的经理刘铭盘（吉安人），是个候补官员。他利用他的地位交结常德府所辖各地的大小文武官员。官员们的私款，均存在德裕孚钱号，取得较高利息。他们便在各自管辖的县境内贴出布告，极力宣传这家钱号信用昭著，宣扬大盐商、大富户周扶九资金雄厚，因此一般乡人看待德裕孚的花票，就比金子还更贵重。而德裕孚钱号又贴出通告，接受客户随时兑现花票。这样就使人们更信任花票而不来兑现。其实店内所存现银，早已库空如洗，一概调往外地做投机倒把、操纵居奇的生意去了。
德裕孚钱号能迅猛赚钱，原因主要是*商勾官**结。而经理刘铭盘那时也就以功臣自居，慢慢有些尾大不掉了。周扶九虽忌在心，但也不便撤换他，只在暗中责成该店副经理肖达珍严密监视。以后果然找出了刘铭盘的破绽，将刘开除出店。
原来刘铭盘的女婿在常德开了一家杂货店，店内亏空，欠下德裕孚一笔债款还不出来。周扶九乘机把这笔呆帐划到刘铭盘帐上，就在德裕孚的红账内，将应当分给刘铭盘的一份扣住不放。刘铭盘当然不肯认帐，因而诉讼于公庭。诉讼结果，刘铭盘虽取得胜利，可是从此与周扶九关系破裂而被开除出店。以后德裕孚改牌通恒钱号，经理由肖达珍接替。
在旧社会的工商企业中，钱盐两业范围最广，资金最雄厚。操纵市场力量最大，剥削人民手段最强。
盐是官督商办，商靠官势，官得商力，狼狈为奸，利市百倍，盐从江苏扬州十二圩起运，每票规定四千担，每担一百零九斤，每斤十七两二钱，名叫司码秤。盐在沿途船户每包抽售二斤半，美其名曰津贴蚀耗，虽经派员随船押运，也是装聋作哑，渗杂灌卤，是很平常的事。盐到口岸遵照盐局规定出售，每票要卖六百六十七引，按六担一引计算，合计出售四千零二担。内中多出斤两，又出售免税盐二十六引半，合计一百五十九担，以上总共售盐四千一百六十一担。这些售款，由盐商出具收条，”向榷运局领回商本。除此以外，还有额外余盐，榷运局就不开给凭证，仍由当时担任经手司秤者，监督出卖，彼此分脏，各饱私囊。这种额外余盐，其数量究有多少，要看舞弊人员手段巧妙程度而定。如渗杂灌卤，克扣斤两，以及将草包绳索浸得特别潮湿等等，这些手段施展得越发巧妙，则暴利更多。总计利润，盐商每票实可获得一万多元，比较别的商业，其利之厚不知高出多少。
再说钱业，钱行为百业之首。职司存放，活泼金融，调剂盈虚，它都可以起决定作用。开设钱号的目的，经营范围的大小，并不决定于股本的多少，而是全靠信用，虚张声势。一般来说，任何一家钱店总要搭上几十万元的架子，其真实股本恐怕都是三几万元。用有限的股本，作无限的经营，以一当十，其中剥削的严重，自不用说。
再谈钱店经营方式，争取吸收存款，固然是扩大经营范围的一种方法；但是要使周转灵活，又全靠买卖汇票，在进出中间赢得期限的伸缩，翻来复去，相互周转，以资辅佐。况且钱业既居百业之首，它在旧社会丝毫不受业务上的限制，表面上名为开设钱店，实际上什么生意都经营，只要有利可图，就争相趋赴。所以周扶九也就选择这两个行业来展开业务。加上他手下又有一批经验多的老手经理，都有一套剥削手段。其中要算吉安裕通钱号经理周丽川的本领最高明，周丽川的家财当时也达到百万开外可与周扶九比肩。
周扶九在江西公益事做得不多，虽然散过救济米粮、发过救济棉衣、散过暑天解暑药品，但花钱数目不大，从未出过一笔惊人的数目。在南昌市，只在重建江西万寿宫的庙宇时捐赠了一万元。在吉安，周扶九创办过凌云工艺厂，拨款五万元，经理人为颜丕丞，后换王筱岩。这个厂收集吉安县内的孤儿，以工代赈，教他们学做木器、竹器、籐器一类的东西。后因办理不善，资金蚀去一半，剩下的一半资金被周收回。当时孤儿们向他请求保留，未得许可而终被解散。听说孤儿们曾唱歌谣讥笑挖苦他：“我县周扶九，家财世少有，多多行方便，才能享长久。”
周扶九身材高大，方脸高鼻，目光炯炯。晚年胡须黑白混杂不分，走起路来腰背稍弯，脚步缓慢，有时扶杖。他酷信迷信，凡在他所开庄号担任经理的，必先看相貌举止，然后决定取舍。南昌昌记钱号副经理刘柳泉初去上海见周时，周即注意到刘的动作。见他坐不端正，左脚架在右脚之上，边谈边摇腿，周即对他说：“看你坐不端正，两腿相交，摇摇摆摆，好比风吹落叶，切宜忌之。”
周扶九自奉俭朴，布衣粗食，习以为常。他做事无论大小，务必亲自过问。到各分号检查工作，也总是微服潜行。
有一次，他到南昌，清晨走到店内还是冷冰冰的。只见店员陈鉴臣独坐在外柜看门。陈并不认识这位老东家，因此毫未注意，而周一见陈就藉故同陈攀谈交易，东扯西聊，问长问短，陈对答如流，周很高兴。不久，陈鉴臣就被提升为经理。吉安凌云工艺厂经理王筱岩原是一个读书人，他与周初次见面时，周便有意劝他用心学习生意经。他对王筱岩说：“你是一个清朝秀才，不懂商务，我今问你馊饭的馊字怎么写法？请以教我。”
又有一次，周家办喜庆事，需买鸡、鸭很多。根据一般习惯，卖鸡的必先将鸡喂饱沙子，然后过秤，希图增加重量，多卖点钱，而周扶九深知其隐，一见卖鸡的来了，便同他客气攀谈，甜言蜜语，藉此拖延时间，使吃下沙子的鸡、鸭拉出沙子。到开饭时间，他又必恭必敬地把卖鸡客待如上宾，安置他饱餐一顿；看看天色晚了，又拖住他们留宿。等次日起床，拿鸡、鸭过秤，则斤两已大减，弄得卖鸡的啼笑皆非，自认晦气。以上事经常在乡为人所传说，就象讲故事一样，津津有味，令人捧腹。
有人说周扶九“刻薄处世，理难久享”，确实并不过分。周扶九家规很严，每天清早，他就坐在大厅里一把藤椅上，身旁备有些糕饼、糖果，要他的子孙辈在他身旁走一趟，喊他一声。然后给儿孙们一些糖果，嘱咐几句“不准顽皮”。成人的儿孙清早应过卯，叫了他一声，却仍返卧室去睡觉。夜间，他规定时间息灯就寝，亲自下锁。可是成年的子孙各有各的打算，有的将黑色厚呢遮蔽玻璃窗户，房内五百支的电灯照原大放光明；有的架起天桥木板，往外溜之大吉。
周扶九平时外出总是步行，常言安步可以当车，何况上海有这么宽敞平坦的马路，还要雇车，岂不浪费。但有一次他经过海宁路转弯处，曾遇到歹徒。据说是因借贷未遂，歹徒用石灰打伤他一只眼珠。事后有人进言：如果坐了车，跑得快，就可以幸免这场灾祸。从此以后，他才备了一辆人力车。这也足见他生平的吝啬。
周扶九妻妾三人，儿子六个，孙五人。结发妻谭氏，主持家务；长子和次子虽已娶妻，但均早逝；三子从小夭亡，四子周微阁，是河南省捐班候补道，未曾到任；五子周锡藩，是七品小京官，经常寓居北京，交结清朝肃亲王，送礼聚赌，先后耗金一百余万元。六子周黻卿，佐理家务。
孙周紫珊，毕业于南京武备学校，其妻名梅懿辉，是南昌县前清翰林梅启照的孙女。周紫珊夫妻二人性好念佛，凡庵堂庙宇向他化缘，无不慷慨捐赠。对于贫苦的人，常施舍米粮、寒衣，暑天散发丸药膏丹。他曾向定海普陀山长生庵捐款五千元，在南昌佑民寺内散过冬赈，给贫苦人施粥。其它如一、二百元的零星捐款，则不知凡几。他都以无名氏捐赠，所以人多称颂。
第三个孙子周芝田，人极聪明，熟识英文。他所豢养的马，据说能值几十万元。置有汽车三部，第一部汽车号码为“3333”，第二部号码为“12”，第三部号码为“99”，都是三的倍数。这三部汽车每天招摇过市，人人都知道这是周三少爷的汽车。
周扶九久居上海，声名很大，惹人注目。当时旧上海盗匪如毛，有一次，周黻卿的独生子，一个才五岁的男孩，被土匪绑架而去，化去了十多万元，才将绑票赎回。但幼儿受惊过甚，不久便一命鸣呼。周黻卿由此抑郁成疾，隔年也与世长辞。
周扶九管教子孙虽严，无奈后人挥霍过度，在周未去世之前，已经出现各房子孙捏造假招牌，扯用大宗款项，包认重息；而各号经理，因怕得罪少东，莫不言听计从，敷衍了事。周扶九年终查帐，看见放出的款，既有招牌，又有利息，并不生疑。开始由一家带头，其后各省各号都来效尤，如此釜底抽薪，长此以往，怎得不败。
辛亥革命以后，金融改革，如“改两为元”等，周扶九吃亏很大。接着南北军阀混战，借款捐款，发行库券，相逼而来。北伐时期，湘、鄂、赣三省发行临时流通券，南昌市江西银行倒闭，邓如琢所出的复兴隆钞票，都使周扶九受到巨大损失。抗战期间，当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同金元券不断贬值时，周家的后代还派郭继辉（吉安人）向大余县收购钨砂，输出海外销售，企图大发洋财，结果一败涂地。在汉口，他翻造的汉润里房屋，也耗去数十万元。其它投资如汉口既济水电公司的股本，南通纱厂的股本，九江久兴纱厂的股本，南浔铁路的股本，泰兴所置的盐亩，以及他自己所存的一百一十张盐票，到那时都毫无价值。
周扶九的许多钱号又迭次遭受大宗倒账，弄到后来现金周转不灵，只能出卖房产接济度日。汉口五常里卖给刘峙，得价八十万元；汉口汉润里房屋早已抵押在兴业银行，年深日长，积息很多，折价偿还账款外，所剩无几；南昌市房产原值三十万元，因受江钞亏损，已由升记靛号经手出卖，只抵还欠款；在吉安、赣州的房屋，除出卖外，还有一部分已经拨作罗家衡律师的酬劳费。最后仅剩下周紫珊在各处所保留的一小部分产业。综观周扶九发家之快，败家之速，前后几十年光景，不过是一场过眼云烟。
周扶九于1920年逝世，终年九十一岁。当年在上海文监师路长春里开吊，出殡时与他四子周徽阁同时举行，丧事极一时之盛。他所用的两副龙槓，是从北京搬运到沪，为清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出殡时所用过的。扛夫是蒙古人，有一百二十四人，也是由北京雇来的。他们久经训练，脚步整齐，所穿衣帽服装也是清室皇宫里的那套。
出殡路线经过公共租界南京路。凡非送殡的各种车辆，一律禁止通行，由周家包偿营业利润。挽幛挽联足有二千多副，周家在外省的各店号都派有专人收受。亲戚朋友送来奠敬礼品，随即回给描金饭碗几只，毛巾几条，素饼几盒，灰色或白色薄绸二正或四正，多则六正，还发给送礼物人的脚力现金二成，其回仪的多少，按所送礼品的价值而定。
执绋者有来自各省的亲戚朋友，有上海市商会和各工商业公会、团体、大中小学生，上海市各机关、军警、各国侨民、*藏西**喇嘛僧等，中西乐队，和尚道士，一应俱全。还有乘坐汽车、马车、人力车的送殡者。
所过街道马路，人山人海，争先恐后前来观看，挤得水泄不通。沿街商店和住户，凡与周家有交情的，就在门口摆祭，路祭祭完，即散素饼、毛巾，作为回敬。当时茶楼酒馆藉此敛财营业，预先定坐，每人收费二元，真是闻所未闻。据说这次丧费总计达三十几万元，经办人员从中大揩其油，塞满腰包。出殡后，灵柩仍由上海运回江西吉安老家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