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1935— ），东京大学法国文学系毕业，日本著名作家，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生于四国爱媛县。1957年《死者的奢华》入围芥川奖，翌年（1958）以《饲养》获第三十九届芥川奖，1967年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FOOTBALL》获第三届谷崎润一郎奖，1973年长篇小说《洪水淹没我的灵魂》获第二十六届野间文艺奖，《个人的体验》获第11次“新潮文学奖” 。短篇小说《奇妙的工作》获《东京大学新闻刊》“五月祭奖”。
“我已经不能重生,但是/我们却可以重生 ”
大江健三郎 王智新 译
摘要:面对现实、正视现实是需要勇气的,从根底上彻底重新考虑人的未来行为也是很困难的,但对将来不能丧失希望,要具有“作为意志行为的乐观主义”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够说:虽然死者不能重生,但生者却可以重生。
今天的研讨会,对我来讲就像经历了一场梦，如此高深、精彩的演讲大家能够坚持听到最后,这对我来讲就像是做梦一样。我就觉得奇怪了,为什么人们都说我的小说太艰涩了,都不读了呢?(笑)刚才沼野先生说了,大江的新作与村上春树的新作有着偶然却惊人的一致。对詹弗雷泽的引用、有关父亲的情节、王权、杀王等都是一致。这个也一致,那个也一致,我禁不住有点儿想起哄了。(笑)有没有不一致的地方呀,书籍的发行量就不一致嘛!(笑)我一边听,一边浮想联翩,非常快乐。
刚才我还怀着十分愉悦的心情倾听了朝吹女士（朝吹真理子(1984一),日本青年女作家,著有《贵子和永远》等。）的发言,我为如此随便地称呼她是否妥当而感到有点儿担心。我一边听她的演讲,一边回想起往事。她在发言的最后部分讲到“有力量的话语”,当然,她的话语是纤细温柔、和颜悦色的,大家也都听到了。我真的恍若在梦境中聆听各位发言,感到非常愉快。例如,她所提到的“意志”一词。对我来讲,“意志”属于最重要的词语,譬如我常用该词组成的句子是“作为意志行为的乐观主义”。我在以前也曾经讲过,记得这是爱德华·萨义德在去世的两周前吧,他通过他的女儿给我来信说,卧病在床的父亲是这样说的。萨义德去世后,有好几个朋友都证实了萨义德生前确实是这么说的。他说,自己现在尽管处在非常痛苦的状态之中,但对将来并没有丧失希望,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所具有的对将来的展望,是作为意志行为的乐观主义态度,自己是具有作为意志行为的乐观主义的。这是他对“意志”一词的意愿,是非常人性化的。这与刚才朝吹提到的“意志”是一样的,具有同等的分量。我在想,如果萨义德还活着,不,他已经去世了,如果萨义德的灵魂在这一带游荡的话……萨义德的缺点是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个*男美**子,(笑)而且更不可救药的是,他甚至认为自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男美**子,这一信念一直到死为止都没有动摇过。我所认识的*男美**子都是喜欢美人的。有这样一位美人运用与自己相同的词语,讲述了与自己相同的意思……如果萨义德的在天之灵看到这一切的话,那他肯定会无比心满意足的。
最后朝吹又提到了武满彻,引用了他写的《十一月的阶梯》（亦译为《十一月的脚步》。）中的诗句。武满彻去世后,他的手稿全部由他夫人收藏着,这是可以去核实的。我现在像是在梦境中一样,但是我觉得,刚才朝吹朗诵的那几句诗,是武满彻在我家,不经我同意就从我的书桌上拿起一张稿纸,把我的名字都抹去后写上去的。从武满彻创作《十一月的阶梯》两年前至创作完毕后的三年间,我家住在离他家大约只有100公尺左右的地方。我们几乎每天见面交谈,一般都是我在讲,武满彻则闷头听。但是他回到家里,就变成一个盆满钵溢的人了。
关于威廉·布莱克,陆建德先生在文章的结尾处谈到了我为歌剧所写的诗,用于配乐朗诵的诗。但是,实际上那并不是我写的诗,而是我的母亲,在四国乡下终老的母亲对我所说的话。我把那些话语反复重叠地写出来,令人听起来像是首诗。这首诗在一次音乐会上朗诵,因为指挥是德国人,所以被译成了德语朗诵。其中主要的诗句是“我已经不能重生,但是/我们却可以重生”。这几乎成了我母亲的一句口头禅。她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说自己不行了,说是我原本可以活得更好些,却没有活出什么名堂,我是不能重生了,但是,我们是可以重生的。小时候我一直觉得这个“我们”是个问题,很费解。我在她身边期间一直是这么想的,觉得根本无法理解。但是现在终于可以原封不动地加以理解了。现在我们正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许多人死去了。在这么一个时期,也许用这句话不太合适。但是,我感到众多的死者都在说,我已经不能重生了。人们不得不在废墟上重建家园。要说重建,那就不得不在被核辐射污染的大海里捕鱼,在遭到核辐射污染的大地上播种。但那是不能播种,无法播种的。他们的人生被彻底毁掉了,所以,他们说“我已经不能重生”。我觉得他们那么说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们如果说“我们却可以重生”的话,在那铺天盖地的海啸袭击过后,这应该是一句最强有力的、而且最实在的话语了。每当我看到电视上播出孩子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其他村子里的小学去上学的镜头,一看到这些,我就在想,包括他们在内,他们的父母都会说:我们应该也可以重生。为了重生,我们应该努力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的母亲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女性,但是,最初让我读鲁迅、也就是岩波文库本《鲁迅选集》的,正是这个母亲。在我出生那一年,母亲在生我时因难产而住进了医院,那是1935年1月,岩波文库本《鲁迅选集》一卷本出版了。母亲的闺中好友专门从东京给住院的母亲寄来一本。为此,我母亲就有了这本书。到了战后,新制中学诞生了。我家因为父亲死了,家境很贫困,我以为自己上不了中学。但是,《教育基本法》和日本新宪法相继颁布实施,村里办起了新制中学,母亲让我上了新制中学,朝这个方向发展。作为孩子进入新制中学的入学贺礼,母亲把珍藏了12年的那本朋友送的岩波文库本《鲁迅选集》,外面包的透明纸都还好好的,便送给了我。母亲就是这样的人,她拥有给自己邮寄《鲁迅选集》的朋友,但那是个面目不清的人。(笑)要说到我的父亲,就更是一个真相不明的人了。也许他曾到过许多国家,也许是个肚子里很有墨水的人。但是,他一辈子没有做过什么引人注目的大事,到了50岁就一命呜呼了关于父亲的死,我在小说《水死》中描写得很详细。父亲到底是为什么而死的,是我一直想要搞清的问题,为此耗费了毕生大量精力,现在我终于可以用小说这一形式来反映一下父亲可能是这么死的了。
有人指出我是同时具有自传式的现实主义和想像力的现实主义思想的作家,中国的评论家就是这样评论的。我觉得讲得完全正确。我写自己的父亲,关于父亲之死,自己并没有丝毫捏造的念头。父亲的死对我来讲是一种现实主义。我觉得自己是为创造这一现实主义精神而成为作家的。为了使自己能够信服父亲就是这么死的,我成了小说家。在今天的演讲中,一如安藤礼二先生所言,当然他并没有直接提到我父亲。以前我曾一直觉得父亲一辈子没有与学问发生过任何关系,他确实经常翻阅《汉和辞典》,同时也是一个毫无作为的人。然而我读了安藤先生的文章之后发现,在父亲去世前不久,折口信夫（折口信夫(1887-1953),日本 著名 民俗学家,著有《折口信夫全集》(全31卷 ,别卷 3)等。）——安藤先生（安藤礼二(1967一),文艺评论家、多摩美术大学副教授,著有《诸神的斗争——折口信夫论》等。）给予很高评价的这位学者,曾经光临我的家乡。那是因为造纸,是一种叫作三桠或黄瑞香的植物纤维用来造纸的古老造纸方法。掌握这一方法的造纸工匠大多散居在我们那个伊予爱媛县地区与和歌山地区,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折口信夫是为了出席这些造纸工匠的*会集**而到会上来演讲的。这是我读了安藤先生的文章后才发现的。如此说来,我父亲去世一个月前曾聆听过折口信夫的重要演讲,因为那是造纸行业组织的*会集**。在了解这些情况之后,我才创作了长篇小说《水死》。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直怀疑父亲的精神状态,他是不是因为精神状态有点儿不正常后才去世的?目前,我第一次想写有关祖父的小说,想写成诉讼小说,想趁着安藤先生还健在,打算把它写成自己的思想传记,能够有所传承。当然那是很认真的。主人公年轻的时候是个农民,怕被抓去当兵,因为是近代国家了嘛,他就在自已家的房屋底下挖了个大洞,在那里隐居了10年,不,是36年或34年,其后才上到地面来结婚的,实在是个不可思议的人。我经常在想,他是不是也常常会失去精神上的稳定呢?一想到我父亲和祖父的情况,我就会陷入一种恐慌,我自己尽管很有理性,但在精神上是不是也已经产生了某种变异,已经不是平常的自己了呢?会不会干出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后撒手人寰呢?如果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生的话,那就伤脑筋了。我一直在想,如何才能保持头脑清晰,坚持到最后。(笑)这也是我孩提时候的想法。
祖父是如何活着的,都想了些什么,又是如何死去的,最近这些情况好像都有了点线索,我想把它写成自己最后的小说。这也是相当偶然的,正如安藤先生讲述的那样,这种想法处在折口信夫学说和柳田国男（柳树 国男(1875-1962),日本著名民俗学家,著有《远野物语》等）学说的交叉点上。人的精神状态、心灵状态和传承的理解方法,与我现在构思的小说、祖父的形象、安藤先生从学术观点上所列举的状况都一致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理想的条件如此成熟,又有如此众多的听众在这里侧耳垂听,啊呀,这恐怕是不是“那个”已经开始了呀。(笑)我感到有点害怕了。虽然我现在觉得自己还是很正常的,却仍然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大发奇谈怪论,也许只是在我的耳朵里能听到我所想到的一些话语。如果我的状态已经不正常了的话,那责任就不在我了。(笑)我应该非常安静地、或是用一种奇怪举止离去。让我产生了如此的幻觉,我真应该感谢今天的会议。
另外,我想谈谈关于疯狂的问题。我上大学的缘由是想师从一位先生学习,这已经写了很多次了。但是看了那位先生的哪本书后才如此决断的,老实说我以前没有提过。我曾若干次提到是在邂逅了《法国:文艺复兴断章》这本岩波新书后立下决心的。当然,我是很喜欢读这本书,这也是事实。但是,更重要的是那位老师还有一本《关于疯狂》的专著,我确实是在读了这本书后感到这个人是在认真地考虑疯狂问题的,他的活法是真正的人的活法,便决心向他学习,于是就报考了东京大学文学系法国文学专业。我现在依然在写小说,以文笔为生。
今天很注意地恭听各位的发言,非常感兴趣,也记了很多笔记。我感到,那位先生的《关于疯狂》那本书中的疯狂,以及那位先生在“关于疯狂”那篇文章的最后部分所写的话语,我到今天都记得非常清楚,年轻时像念咒一样一直把那句话挂在嘴边,现在也时常想起。比如前几天发生的东日本巨大地震、强烈海啸和核发电站爆炸,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这时我所依靠的是什么,就是我那位先生的语录了。当时都背下来了,自己状况不太好的时候,自己即时决定,有时是今天背五页,有时是背三行,像今天这样情况的话,可能就是一行了。(笑)我最后想引用渡边先生的语录,作为我给今天的所有发言者,以及在座的所有在如此恶劣情况下坚持到最后的听众的回答。渡边一夫先生是这么讲的:“天才是将疯狂卷进来,利用疯狂的力量来完成伟大事业的,属于奇迹。”下面的话,就尤其显出渡边先生的特点了“不过,那是谎话。真正伟大的事业是由很容易成疯子的人,用数倍于人的警觉来加以遏制,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地累积起来的。我们不发狂,也不把人往疯狂的道路上引。必须如此生活。”这就是渡边先生的语录。
我们日本人现在面临一个巨大的转折。迄今为止,对于核*器武**,我们是遭到核*器武**杀戮的,我们是受到核*器武**伤害的,我们是一群因为核*器武**的存在而终日惶恐不安的女性和男性。以前我们一直是那么生活的,我们是核*器武**的牺牲者,广岛是牺牲者,长崎是牺牲者,遭到美国在比基尼环礁进行的*弹氢**试验伤害的渔民也是牺牲者,我们就是这么生活过来的。但是,到了今天,核电站发生了事故,如果无法进行控制的话,我们明天就会在亚洲用原*弹子**,用核*器武**,用一种名叫核电站和核反应堆的巨大机器,用我们自己制造出的核辐射去污染亚洲的海洋,将*污染核**散播到亚洲大地,洒向全世界。我们将成为这样的人,完全有这种可能性,我们将会成为加害者。我们将遭到人们的诅咒,我们会在人们的心里形成这样的咒语:我们是因为他们的失败,遭到核辐射而失去自己的孩子。这样的可能性已经存在了,明天更会急剧加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可以说的只有这么一句话,即“我已经不能重生,但是/我们却可以重生”。我们可以向年轻人,向全世界的儿童这么说。有根据吗?有人会问。有!那就需要“作为意志行为的乐观主义”。人类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克服巨大苦难的。向我如此讲述的那人的名字、面孔、声音和作品,我都记得一清二楚,我就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首先不能自已骗自己,需要有勇气面对现实,正视现实。这是最必要的。现在发生的问题,强烈海啸是天灾;但是核电站事故以及对这事故的处理,则是人们接二连三地失败的结果这是*祸人**。首先必须要承认这一点。政府要承认,国家要承认,电力公司也要承认,耗费大量电力创造出如此文化的我们同样要承认。其次,我们要从根底上彻底重新考虑。重新考虑,这是很困难的,因为要增加生产,那些在这次事故中受到伤害的人,他们仍然希望使用核电站发的电,这样的人要占国民总数的一半以上。而要求停止核电站的人,包括儿童、妇女在内,我估计不会超过国民的半数。我希望能够形成这样的舆论:立即停止核发电。这是一个机会,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的话,将来我们就会再次犯错误,我们就不可能获得“重生”了。现在是最关键的时期。不要自己欺骗自己,要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所做的一切。现在由于我们自己的过失,由于日本的核电站的核泄露,中国的儿童可能就要遭受核辐射的伤害,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儿童,全世界所有儿童都会受到影响。这一点首先应该予以承认,然后就是为之感到羞耻,完全重新做起。这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也是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事。
(王智新译)
王智新(1952—),男,上海人,东京大学教育学博士,日本圣托马斯大学教授,早稻田大学综合教育研究所研究员,神户日本语学院院长。
注：文章摘自：《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7月第40卷第4期 。Journal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 july，2011，vol.40，NO.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