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郎郎
编辑 | 子木
我在育才那几年期间，其实一直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象限中来回穿越。在学校我就是童话国里那群快乐精灵中的一员，到了假期我回到大雅宝，就变成了胡同里上房揭瓦小魔头中的一个。先农坛那堵大红墙就是童话王国和北京胡同王国的分界线，这样来回穿越的我并不觉得有丝毫心理障碍。
五十年代的先农坛体育场
红墙里的先农坛分为三大块，最大的一块归育才小学，第二块是先农坛某些偏殿被某研究机构用来办公，第三块是体育场——五十年初代北京只有这一个体育场，政府举行重要大型*会集**也只能在这儿办，各种庆祝活动啦、全国运动会啦、誓师大会啦等等；以及全国或国际足球比赛也都得在这里举行……所以，育才的孩子们就有机会，在校园里近距离遇见《新闻简报》中多次出现的国家领导人。
每逢体育场有重大活动时，中央级豪华车队就会从育才小学校园中缓缓穿过；有时还有些领导人在校园里停下车来，下车看看先农坛的古树，也顺便看看我们这些“祖国的花朵”。甚至有的贵宾还随机找个孩子问两句、聊两句。即便多数老人家就不下车了，也摇下车窗，向我们微笑挥手。因为他们都知道，育才的前身就是延安的保小，许多人家的孩子也在这个学校上学。
所以我们都知道：主席、朱老总都是坐防弹玻璃的“吉斯”车，朱老总喜欢摇下车窗，笑呵呵使劲挥手。周总理很低调坐一辆“吉姆”车，而其他元老级的人物都坐“吉斯”，部级干部才坐“吉姆”。陈毅与众不同，他坐一辆大“奔驰”，他是外交部长嘛，自然应该天马行空……辨认不同的人物和不同的车，是育才孩子们那时流行的辨识游戏。我都是听别的孩子说了，才略知一二，我没那么机灵。在育才的大院里，我们仿佛生活在一个世外桃源里。
1954年摄于大雅宝胡同甲二号门外，左起：父亲张仃、母亲陈布文、孃孃（大姨）抱着张寥寥、表哥伯诚、姐姐陈乔乔抱着弟弟张大伟、张郎郎、
可是一到了寒暑假，我回到了大雅宝胡同，于是，我又变成了北京胡同里的孩子。去逮蛐蛐，招“老琉璃”……大雅宝孩子的兴趣点，和北京胡同孩子们是一样的，和育才的孩子们的兴奋点完全不同。
我一考上四中，又成为走读生了。像北京千万个标准学童一样，每天天不亮就背着书包去上学。“小呀嘛小儿郎呀，背着那书包上学堂”，风雨无阻。我从育才的那个天使般的群体中游离了出来，一开始还真有些不适应。好在我不那么矫情，考四中也是我自己选择的。于是，很快我就习惯了新的生活方式：早上六点，嬢嬢把我叫醒，急急忙忙洗漱后，扒拉几口泡饭，把饭盒往书包里一塞，背起书包来就跑。穿过中院儿，有时候可以看到熬夜的黄永玉叔叔在大号台灯下刻木刻，有时候也能见到刚刚起来的李可染先生正在窗前八仙桌上写字、画画。我从大雅宝的后门（小雅宝胡同66号）窜出来，抬头可以看到隔壁小楼二楼暖暖的灯光。黄绍竑家的女孩也起来了，和我一样准备去上学。我一溜小跑穿过禄米仓，几分钟后我就到了南小街的10路公共汽车站。
北京四中老校门
天还没亮，车站上已经人山人海。好在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在第一时间挤上公共汽车的绝招儿，不管有多少人，第一辆车来了，我准能挤上去。其实我只坐两三站就得下来，要在大华电影院车站换上8路公共汽车，那就可以直达西什库后库站。从那儿下车过马路走几步就到四中了。我也可以先不下车，一直坐到六部口，在那儿换14路公共汽车，那车就停在四中校门的斜对面。这得看那天的车况如何，所以我在10路公共汽车上得眼观六路。
我跑进教室以后，就撂下书包拿出来饭盒送到伙房。这儿的生活方式和规矩都跟育才的大不一样。然后，再冲回教室，这时候就快要上课了，赶紧坐下来拿出课本，摆在课桌的一角。育才开始上课有时候老师点名，有时候不点名。点名主要是老师认认谁是谁，等弄清楚了以后就很少点名了。而在北京四中，每堂课都必须先点名，而且都在前面加上学号：“1号闵乐夫、2号李汝时、3号潘沙青、4号张郎郎、5号何平、6号曾昭英......”班上五十四个人，天天都得这么点。于是，我们这帮孩子自然都把这张名单背得滚瓜烂熟。这么大的班，比育才大多了，而四中一个年级竟然有十个班。那教室就不够了，于是学校就实行了二部制。那就是我们这五个班上午上课，其他班就下午上课。然后再来回倒换，不上课的那半天，就得在学习小组里做作业、预习复习功课。
我本以为进了四中就小驴上磨没闲工夫了，没想到自习时间竟然是整整半天，比在育才玩儿的时间和机会多得多；虽然时间宽裕了，家庭作业就更多了。一开始，我是和李小渝一个学习小组，因为他们家就住在东单北极阁三条的协和医院宿舍，离我们家算是近的。他父亲是钢铁研究院的工程师，还是人大代表，母亲是协会医院的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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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初一二班，班主任是史会仁先生，教历史，是个热情的青年。他也不拿我当外人，直接叫我郎郎，不像其他老师那样叫我张郎郎。他甚至有时候叫我小郎郎，那是在我出洋相的时候。史先生还让我当了班里的文娱委员，所以我也混上了两条杠的臂章。那时候小孩儿也喜欢嘚瑟。每天上学我胸前戴着北京四中的校徽，胳膊上还有鲜红的两道杠，这样去挤公共汽车，许多大人投来赞许的目光，自己就有了几分得意。其实，我哪儿是个老实巴交的好学生，而是一个“蔫淘”的闹将。史先生并不把我的淘气看成大问题，他总是看到我们的可取之处。他在班会上说：你们这些孩子能考到北京四中，都是各个小学的学习尖子。你们来到四中一定要在学习方面更上一层楼，在政治觉悟方面也要不断进步，不能掉以轻心。德智体缺一不可。
我进了四中就申请住校，没想到四中的宿舍就没几间，除非你父母都是外交官，还都出了国，才会被校方考虑。于是，我就只能走读了，好在走读就可以买一张月票，就长了飞毛腿——踏遍北京没商量。连逮蛐蛐都可以坐公共汽车远征东西郊，要看电影也不管电影院有多远。我们把月票夹子挂在胸前，免得一不留神就丢了。
我们班这些孩子就满北京地撒了花儿了，去景山少年宫转转，在公园里爬山；夏天可以去什刹海游泳，冬天可以去北海滑冰。隔三差五还去看电影、看表演、看球赛等等。每天做功课的时候最后一项就是研究去哪儿玩？去哪儿探险？这比育才的空间大多了，看来大红墙内外各有千秋。
我开始在四中读书，好像时光又倒流了。我觉得自己穿越回刚刚解放的北平那会儿了。在育才的时候，时空似乎一直在迅速的提升中；苏联是天堂，我们已经到了天堂的接壁儿。而到了四中，则仍是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北京四中这所老牌名校是沿着自身的轨迹发展着，慢慢向前延伸。我们在育才，大家穿着一样的制服，整齐划一。而四中同学们的服装，那就百花齐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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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中非但住校是不可能的，就连入伙也很难。因为，这里的伙房规模也有限，大多数同学都是自己带饭，我也加入了带饭大军。好在学校还给大家热饭，开饭的时候，人们都去大笼屉那儿各自找自己的饭盒。同学们的饭盒差不多都是当时流行的白钢种饭盒，大概因为天天在蒸笼里磕头碰脑，所以饭盒们都东瘪一块、西鼓一块，不怎么好看。我的饭盒是爸爸从东北战场上带回家的战利品，是一个加厚的浅黄的饭盒。不管怎么磕碰，也丝毫不会变样，始终保持它出厂的模样，让人羡慕不已。当时，我的同桌54号奚树平就拿过去翻来覆去看，说他从没见过这么结实的饭盒。打开饭盒一看，是嬢嬢给我做的蛋炒饭。奚树平说：“你天天吃这么好的饭呀？我每天中午就吃两块白薯，一块咸菜。”我说；“我嬢嬢觉得蛋炒饭最省事，其实我也特喜欢吃烤白薯，那你给我留一块，我给你半盒炒饭，怎么样？”于是，我们俩立马击掌成交。那时候，我也感觉到，我们同班的同学，生活在不同的层面。
放学我回家，妈妈问我：“现在你改走读去上学，适应吗？”我说：“没问题，学校里的同学和育才的虽然不大一样，可是更有意思，什么样的同学都有。比如说：李小渝他们家住在北极阁三条的协和医院宿舍，和姐姐的工作单位——中国儿童剧院只有一墙之隔。那院子里都是独栋小洋楼，院子里还有网球场。而奚树平他们家住在南城大杂院里，可是，大家在学校里还是不分彼此在一起学习、玩耍。没人分三六九等。于是可以听到、见到的故事就更加丰富多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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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的班主任和育才的班主任也完全不是一个路子，工作方式也不一样。育才的白继先老师已经是全国知名的标杆教员，所以，他特别严肃、认真。而四中的史会仁老师才刚刚参加工作，性格开朗、活泼，轻易不发脾气，和学生们打成一片。当时史老师还是单身汉，和另一位年轻教师同住，桌上摆着一个大饼干盒子，盒盖写着“问君饱不饱，肚饿盒里找！”我们几个学生去宿舍找史先生，恰好他不在。杨和平他们几个看到了这个盒子，就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饼干。既然写着请君自便，那就不必客气了。于是哥儿几个就直接下手，大快朵颐，消灭了不少。史先生此后只好赶紧把饼干盒藏了起来，他也没因此生气。
有一次在班会上史先生说：咱们班出身好的同学不多，你们都要向他们学习。我一听就糊涂了，在育才的时候我从来没听过这种说法。就问我的同桌：谁是出身好的？他也不明白。后来，史先生召集了我们班的几个同学一起开会，原来除了我是育才来的，其他几个是八一或者十一来的。我这才明白，史会仁老师说的“出身好的”是指我们这几个孩子。所谓出身好的，就是在革命队伍中出生的、长大的人。这才恍然大悟，四中的孩子们来自不同阶层，不像育才那样整齐划一。
后来，我的同桌改成了周章川，他的文具特别丰富。有各种不同颜色的三角尺、半圆仪，让我都看晕了。他知道我特别喜欢几何，就送给我几件不同的三角尺和半圆仪。我说：那你怎么办？他说：“没事儿，我们家有的是。我老爸以前做过这方面的买卖，现在不做了，家里剩了不少，就都归我了。”第二天他来上课，又带来一套不同的几何文具。
后来号召勤工俭学的时候，我到他们家去学糊纸盒，原来他们家的生活费靠他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就不够了，他母亲每天去街道办事处领回来糊纸盒的活儿，天天在家干，都已经成熟练工了，就教我们怎么糊纸盒。后来也糊信封，这些活儿的手法都差不多。很快我也练熟了，也可以达到普通工人的水平了。这在育才就没有同学家见过类似情况，也不可能让孩子帮忙打工。我还去过曾昭英家，在崇文门外花市大街附近的小胡同里，家境看来也很艰难。闵乐夫家长都是知识分子，住在海淀，可是家里也是并不富裕的样子。估计那时候普通知识分子的工资还都很低，不过至少家家还都吃喝不愁，那就已经不错了。
2017年，在清华美院美术馆举办的张郎郎“一个文人的从心童画”个人画展上，张郎郎(右）与四中同学闵乐夫合影留念
我从童话故事穿越回来以后，迅速变成了地道的北京孩子。走读上学早，有时候我嬢嬢都来不及给我做早餐，我就急急忙忙拿一个面包就走，边吃边跑。如果在厂桥下车，那路边有一个面茶摊儿。有时候，我就在那儿喝一碗面茶，面茶是糜子面熬的，十分黏稠。浇上一层芝麻酱，再撒上花椒盐或姜末，你就转着喝吧，香得能让你掉眉毛。在育才就不可能有这么一出，所以，穿越回北京，你就有机会贴近胡同文化。
李燕的舅舅李慧光先生，当时在美院附中教数学，也住在大雅宝。听说我考上了北京四中，就特别开心。因为四中的强项就是数理化，我又特别喜欢几何，放学回来也经常和他交流。还自己编写几何证明题目，请他过目。李慧光先生就认定了，这孩子将来在数学方面大有作为。后来他搬出了大雅宝还继续和我保持联系，打电话或通信研究数学问题。我也让他给说晕了，就攒下来零花钱，去买数学书。尤其是不在教学范围之内的罗巴切夫斯基的《非欧几何学》，也许我上了四中，脑袋又开了一扇新的窗口。此前，我只喜欢画画、写诗、听音乐，现在又变成了非欧几何迷和当代物理迷。
北京四中是我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