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关何处觅故园，回望辛店大武村

作者：于清才

（一）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红尘里间或有大武村的传说，但已不可逆转的渐次消逝

大武村正走在渐次消逝的路途中。

曾经的大武公社、大武乡、大武镇早已从建制中消隐，大武村也摇身变成了居委会或社区。听说又要举村搬迁到另外的地方，这下被连根拔了。大武村的版图将同时消失在环绕地球的卫星画面中。大武村将彻底的变成历史。

历史画卷中的大武村可是“阔”过的，遥远的高贵留待下文再说，仅仅在半个世纪前，大武村还不时摇曳出那贵族后裔的风物风情。

大武村座落在齐故城临淄西南方25里的黄山脚下，半山半原。山是泰沂山系的余脉，原是鲁北平原的延伸。因为泰山是中华风水的干龙之一，所以大武村就处在龙脉隆起的显隐分野之处。龙形在这里隐没，溡水在这里发源，溡源三泉一在黄山脚下，二在孙陈二庄之间，三在矮槐村东。沧桑迁延，一泉二泉早已涸枯地下，近人就以矮槐村做了溡水的源泉。

山水形胜，渊远流促，这就是大武。

冬日，鲁北平原与黄河渤海的朔风会在蜿蜒绵伸的山体下驻足。夏日，泰沂山脉的熏风又拂地逶迤而来。季风抚摸着一片环形半径足有一里路纵深的柿子林，在柿林环抱的深处，就是大武村。

大武风匣

大武村的名片是家家户户做风箱。风箱是彼时老百姓做饭必备的家什，一推一拉之间，给干湿软硬极不均匀的烧柴输送空气以供燃烧。这比其他地方的风葫芦和吹火筒不知要好用多少倍，那时，小到每家每户的泥炉砖灶，大到集市商埠的铁匠红炉，大都离不开大武的风箱。

大武的风箱以后申请了商标“永固牌”，透着中国农民的实用价值观。大武村附近的高、曹、陈、孙四村和小武、窝托等村也有做风箱的，但对外一律称大武制造。大武的风箱销售半径大概覆盖了半个山东，后来我在东边的高密和西边的长清也发现了风箱传承，算下来大武风箱的势力范围接近千里方圆。

农耕文明在无为而治的乡野常常形成自发的文化中心，大武村就是。论规模，大武村在周围不算最大。论田亩资材，大武村算是穷村，要不也不会依靠卖柿子、卖风箱以济田亩之不足。论权势，大武村没出过*官高**显贵。论文教，大武村*革文**前连一个高中生也没有，远不如不足百人的小武村。

大武篮球队（70年代初）

但大武村无疑是方圆十几二十几里内的中心村庄，所谓中心主要是在这一带乡民心目中的位置，并非有其它高端的设备和优越的条件。记忆中的大武村除了逢农历三、八的大集外，也常是春秋两季物资交流大会的举办地。从上世纪50年代起在中国农村兴起的农民篮球运动让大武村声名鹊起，成了“铁路南”一带的劲旅。乡村两级领导把这项荣誉爱到骨子里，每次比赛都亲临现场下军令状。记得乡长孙荣书到县里开会前还召集篮球队员布置下午的比赛，临行前恶狠狠地留下一句话：“谁要输球给我‘铁路南’丢脸，我扣他全年的口粮！”，说完拎起背包走路。那一场比赛人人都拼了命，除了口粮的原因外，主要还是为了捍卫“铁路南”，也就是大武村的面子。

大武吕剧团（60年代）

每年春节的大戏也是大武村的节日，只有300多户人的规模要演大戏有诸多困难，光是教师爷一冬天的浇裹就是一笔大开支。还不用说制装备、搭戏台、请乐师。但大武村竟一年不拉地办下来，让周围村庄都钦羡不已。大武村还出现过东西两家剧团唱对台戏的局面。春节过后，村东村中都有戏台，这边演《一条路》，那边唱《三世仇》。较量几年后分久必合，终于合演了现代戏《红灯记》，此后成为保留节目。

大武吕剧团（60年代）

再早一些年岁，大武村还具有能组织人马到邻村“衬鼓”的实力。“衬鼓”就是锣鼓大赛，一比鼓多，二比鼓大，三比锣鼓经的丰富和整齐，也就是演出效果。“衬鼓”比赛一般在春节后农事开始前进行。牛皮大鼓、大锣、大钹、叫锣一共四般乐器。据说大武村最大的鼓需用专门的鼓车承载，8个大汉站在边上同时挥臂，鼓阵中还有20面两人抬、两人敲的中鼓，再下来是40面一人背、一人敲的单人牛皮鼓。这61面牛皮鼓敲起来震天动地，从不敢在村内敲，生怕把老房子震塌了。

大武于氏的族长克成老爷爷是社团组织的当然领袖，20多岁就带领锣鼓队南征北战，往往是大获全胜而归。

大武办玩队伍（60年代）

大武村的村民肯定有列阵擂鼓的遗传基因，否则不会在与特大村庄的比赛中常胜不败，至于这基因是什么，我先卖个关子，下文再说。

中心村社的地位无疑提升了大武村的形象和颜值。因此村虽然穷，但嫁到大武村的外村女子却很多。异村通婚率大武最高，婚姻半径也比较大，所以名声在外，许多外村姑娘都对大武有些神往。

俱往矣，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昔日的繁华已烟消云散，那些曾经的骄傲都随着岁月渐次流逝，只留下几行苍凉的文字，断断续续流转在大武村的后人之间。

（二）

因美丽的自然景观而优化了当地的人文生态，氤氲着天人合一乡野风情的大武柿林不啻是上苍赐予的礼物。而今，柿林何在？

忆大武，最忆是那环绕村庄，半径超过500米的环形柿子林，那是北中国难得一见的景观。

最少也得三四百年，才能长成两人或三人才能合抱的大树，一棵大柿树的范围能笼罩近半亩地。这样的大树在大武村有几千棵，与柿林的规模比起来，300多户人家的大武村显得有点袖珍。

绝对不是造物的赏赐，而应该是祖先高智慧的排布，大武村的柿林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横看成列纵观成行，像极了被检阅的*队军**士兵，株距行距井然有序。村民们把柿林称为柿子行（音háng），足见其整齐的程度。

柿子树分属于各家各户，多的几十棵，少的三五棵。

在没实行合作化的时候，柿树是村民们世代相传的家产。分家时不光分地分房分浮财，还会分树。树是村民们重要的经济来源。

柿树的树冠极大，单独或成行成片都是美景。多年后我把它称为中国的橡树，是在看了油画《风中的橡树》又在北美大陆得到印证后才涌上心头的比喻，真的足堪媲美。

1973年于国洲书记带领群众生产之余学习政治

每年麦收之后，柿林里就渐渐热闹起来，绿云朵一般的树冠挡住喷火的日光，笼罩出一片阴凉。此时的柿子行是大武小学师生们最大的操场，柿树底下的土地是坚硬的，长着顽强的谷笛草，这是最好的跑道。挖一个沙坑填满沙子就是跳高跳远的场地，股枝可以作单杠，就连篮球场也是在林间找一块大小合适的场地，竖上两个篮球排就可以比赛。学校的田径运动会在柿林里开，公社万人大会在柿林里举行。那个时代大会特别多，柿林里经常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周围十几个村的人都扛着红旗来开会。共青团合唱比赛也照例选在暑假时在柿林里拉开帷幕，回乡的中学生们通常可以大显身手。

三伏天的中午是漫长的，劳累了半天的男人们通常都会歇晌，也就是午睡。而女人们没有这清福，她们通常三五人一伙散坐在树荫下纳鞋底，边干活边聊些家长里短，柿林深处每每传来她们的嬉笑怒骂。孩子们则在树林里跑来跑去，间或爬到树上摘青柿子，青柿子又圆又硬，打群架是不错的*器武**。

夕阳透过浓密的柿叶驳驳斑斑地撒落在地上，公社的大喇叭里响起熟悉的旋律，这是田间劳作收工的信号，通往村里的大路上走着一群群一队队收工的农民，牵着牛扛着工具，时髦的年轻人还会潇洒地骑着自行车炫技。柿林和村庄的院落里此时是大人的喝呼、孩子的欢叫、牛羊的哞咩之交响，鸡飞狗跳猪拱门，这才是红红火火的农家乐。

夜幕垂落，当村庄在晚饭后安静下来以后，柿林里就渐渐热闹起来。小学的师生们每周末在柿林空地上举办篝火晚会，架上一堆干透的柿树枝棒，熊熊的火团就热烈地烧起来，师生们幼稚但不乏精彩的节目开始表演，周围则聚满了家长和群众。

柿林的夜晚照例是三哥大显身手的舞台，三哥于清洲拉得一手好坠琴，他每晚都提着琴盒和木凳子到固定的地方摆开摊。拉的曲子当然是流行的吕剧，当悠扬的琴声响起时，周围坐满了静静的崇拜者。村里的著名演员于桂兰、于翠萍、于传安、李兴业等间或会亮开嗓子高唱一段，但大部分时间是他个人的独奏音乐会。

柿林里还有一个群体是年轻的大姑娘们、团员和青年。正当燃烧的青春时代，人人都对歌唱艺术有着狂热的追求。他们在夜晚的柿林里一首接一首地唱着那时的流行歌曲，从《我们走在大路上》到《社员都是向阳花》。一晚上唱几十首，革命的激情与抒情交相辉映，但爱情歌曲是没有的，时代不允许，那个时代的爱情之火大多在地下燃烧。

年长的人也在柿林里聚拢，通常是坐着小板凳围在一起，听一个人讲古论今。于国厚爷爷通常是首席讲师，他老人家估计识不了几个大字，但履历丰富，所以天南海北天文地理的事知道不少。稍年轻的一辈于传吉大叔是明星，略通文墨，从体裁到内容都与老一辈不同。有时候也会请一位半职业的鼓书演员来讲成套书目《呼家大上坟》《杨家将》等。但这种需要交费的节目大部分是在冬季，夏日的柿林里自娱自乐占的成分最多。

柿林深处还活跃着一支半地下状态的青春少年，他们凑在一起背着父母在偷偷地练武术。武术在那时不受主流社会待见，认为不正派的孩子才习武，所以他们都处在半公开半私密的状态。于传科、孙良成、于传信、于洪勤、于宗良都是酷爱武术的积极分子，还有孙良成的几个子侄也都是拥趸。

于传科大叔练了四路查拳、八仙剑和弹腿，武功虽然没练成，但这二把刀功夫后来在舞台上显现了身手，他演活了《红灯记》中一个并不光彩的角色——叛徒王连举。在跳车那场戏里表演了趴虎小翻回马腿，那叫一个高飘快脆。凭着这演过叛徒的资历，传科大叔在四围邻村建起了自己的粉丝群，当然全部是异性。你懂的。

大武柿子树

秋季是柿林最繁华的收获季节，农谚有“七月核桃八月梨，九月柿子来赶集”之说，故农历九月，秋种已过，可以全力以赴的把精力用到柿子的生意上面。

大宗的柿子生意是被大武人称为“北客”的鲁北人承揽的，他们成群结队推着独轮车来贩卖柿子，柿农们早把柿子摘下来堆在树下，一番讨价还价成交后就找一个邻居来充当第三方，第三方的任务是数柿子。因为卖柿子不论斤，而论“拳”和“份”，6个为一“拳”，20拳为一“份”，算下来一份柿子是120个。数柿子的人一次一手拿3个，两手一起抓6个叫一拳。一拳一拳数下去，直到把这堆柿子数完。一棵树大约20份左右，有的还要多。

大宗外卖的是硬柿子，零星的销售就以烘柿和漤柿为主，冬天则是柿饼柿块柿皮和柿子做的酒或醋。

对于先熟先软的柿子我们叫烘柿，从树上摘下的硬柿放几天后自然就变成了烘柿，烘柿特甜，大概是浆果里面含糖量最高的。烘柿一般卖2分到3分钱一个，特别大而好看的烘柿也能卖到4分。

并不是所有的硬柿子都要等到烘软才会卖，还有一种漤柿子也很好卖，“漤”这个字是专为柿子发明的，就是用温水泡硬柿子，保持水温，泡到一定时间后柿子就脱涩，这时就可以上市了。漤柿贵，5分钱起价，贵的能卖到8分。

其实大武人都知道，最好吃的柿子是烧柿，炭火柴火皆可，做饭或烤黄烟时顺便就把柿子烧熟了，待被烧焦外皮的柿子咕嘟咕嘟吐出白色的乳后，可以停火。蘸着冷水把黑色的焦皮剥掉，诱人的烘柿就“礼成”了，烘柿口感极好，又顶饿又不伤胃，是柿中极致的吃法，我把它叫做“天下第一柿”。

至于柿饼柿皮柿块，虽然在别的地方是稀罕物，但在我们大武，却是大路货色，大人孩子都对它们没什么兴趣。

卖柿子让家家都小有进项，家长们会赏赐给家里年长的女儿们添些物品，头绳围巾雪花膏之类，也有买件绒衣的，浅底红花，让许多人羡慕。至于男孩子则无此幸运，因为将来娶媳妇盖房子要花父母的大钱，所以这时候只好免谈。

摘柿子也叫下柿子，除了爬上树用手摘，还有一种长杆挑着的“抽子”也很好用。大量的柿子需要架起梯子，摘柿人腰里拴上大竹筐，爬上梯子去摘。由于树冠树枝承受力不大，所以梯子几乎是垂直方向，有些还挂在树杈上，俗称“灯笼梯”。上梯子摘柿很危险，几乎每个摘柿子的季节都有不幸发生，有伤有亡。

算起来我对故乡的回忆大部分都与柿林有关，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这幽美优美壮美为一体的大武柿林从远古走来，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渐次被砍伐殆尽。而今整个大武村已经很难找到一棵柿树了，一代风光竟被销蚀的了无痕迹，也许还有深埋在底下的树墩树根还沉默地熬度着岁月，但它们注定永世不见天日了。人间的乡恋由乡愁变成乡怨，但怨主是谁？这似乎又是天问。

时者，命者，运者？在记忆的伤痕中，关于柿林的戗害最重，扼腕顿足捶胸长啸，都无法挽回那旧日的故乡风情了！人有病，天知否？

（三）

在治理文明的家族里，齐文化是当之无愧的长子，而大武村就是这位叱咤风云的长子耀武扬威的检阅台。

话题扯得有点远，从公元前1046年开始。那一年1月20日的牧野大战，掀翻了纣王的宝座，来自西北的周王朝入主中原，开始了800年的统治。

胜利之后大封天下，武王姬发的4个儿子被封为韩、晋、于、应四宗。我知道我们于氏祖宗被封到沁阳的邘镇，属现在河南的焦作市。后来辗转全国，有3个郡望若干堂号，我出生的大武村是赤山堂，就是现在的荣成赤山。族谱上写着文登斥山，大概是修谱时斥山隶属文登，后来改属荣成，又把斥山改成了赤山。

我曾经调查过，在全国版图上共有5个大武，除了我们村外，2处在青海，1处在山西，还有1处在河南。我曾经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去亲自拜谒过，只因为它们与我出生的村庄同名。

这一番游历，终于牵出了我的故乡大武村的身世。

在古代“天下大事在戎在祀”。一是刀兵二是祭祀，这是国之要务，万万不可省略的。中华乃礼仪之邦，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但大致归纳后就成为“修五礼”，盖五礼乃吉凶军宾嘉，除吉礼为通大之礼外其余四礼皆为专礼，在专礼中以军礼为重中之重。

当初姜子牙被封到齐国，他老人家带来了周武王姬发的全盘规仪。

大武村就是齐王朝秉承周制，操演军礼的地方。

现在大家明白大武人为什么有列队擂鼓的传统了吧？那是骨子里带有的基因。

正应了“无水不生，无山不长，无风不净”的风水古训，大武村及周围几个小村被环抱在这溡源泉流与黄山诸陵的山山水水中。格局太灵秀，故缺乏王者之气，只能循左文右武的文化安排，隔淄水与千古毓秀的牛山遥遥相对做了临淄城的拱卫。牛山是齐风泛滥荟萃之地，歌诗如风。而黄山则因兵武之事而设祀，做了阅兵和战争祭祀的场所。正式的演武之礼源于周朝的大型武舞之仪，是周公等人创编，歌颂武王功绩的手执*器武**的战舞，从战鼓召唤开始经激战到达胜利回归王朝秩序，共有六场的宏大铺排，这场气势如虹的演出总称为“大武”。大武的名字由此而来，可惜这一笔被齐文化研究者们彻底忽视了。

在当时的齐国，周朝的影响无处不在，“韶乐”和“大武”应该是国家保留的文化项目。如此大型的仪式应该有一些常备的人员，于是就有了武王庄。

武王庄顾名思义是周武王姬发名下的庄子，假武王之威以壮庄名，这是人文之常，顺理成章。其它的叫法和解释如“五王庄”皆属以讹传讹，惟武王庄才是正传。也许后人为了更方便，索性以“大武”这场恢弘霸气的武舞做了村庄的名字，是代指，但更显高贵的血统和基因。

3000多年前盛典常驻的武王庄到处都透露出“大武”的王霸之气。黄山西北坡漫延到高家、大武村南的山麓和坡地的地质构造就与周围大不相同。在一方以水成岩为主体的地质构造处出现大片大片的甘垢（方言，粘土岩的一种，也称“观音土”），逶迤漫延几里路无法种田种树，这只能是常年操练车马的场地，甘石崖实际上是甘垢的广场，足有几个足球场大，可以想见容得下千军万马。“甘石崖”疑做“干时崖”，或许与干时大战有关，年轻时候读史曾这样想过，但后来这些思绪就放下了。

从甘石崖再往西是灰塚子，是低矮平缓但体量不小的丘陵。无树，漫山皆荆杨，生命力极强。据说只有非常丰厚的腐殖质才能透过石灰石长出荆杨，莫非灰塚下面是大武极盛期那上千年来埋葬因演武而伤亡人员的火葬场地？否则为什么叫灰塚?

历史的层累易造成空白，但名与实的联想呢，却每每牵出叙事中的历史化石。大武、干时、灰塚绝非偶然的出现，在这一系列的名字之后，其实有环环相扣的历史逻辑，灰线蛇草，一直蜿蜒到今天，我们还是找到了大武的前世。

于氏后人居大武，守住了武王的庄子，既守住了家族的文化，又守住了天下的威仪，于氏人心甘情愿，这就是历史。

于氏从初封到我们这一代犯“清”字辈的正好是一百二十世。洪武二年从皇城于家大规模迁徙到大武村，其前因肯定是早已有于氏子孙世居在武王庄，所以六世祖文学公才率众联宗。

大武于氏刚到武王庄时分三支，一支在村东的边上，另外两支在村里的两条胡同里。东胡同是一支，西胡同是一支。

也许因为是武王的后裔，所以3000多年以后我们大武的于氏还是厚重少文，文风一直不盛。

1977年恢复高考，我走出了大武。其后几年，我们西胡同的于宗德、于少琴、于传民、于娜、于金芝、李兴元、于姗姗等陆续考了大学，成为村里大学生最集中的胡同。于是有好事者给我们西胡同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文曲巷。现在区政协的于宗伟也是西胡同人氏，是宗德的弟弟。不过这个年龄段的我都不熟悉。

于氏在目前全国的姓氏中排第38位，人口规模不算太大，但在临淄也算是望族之一。上一次临淄大武于氏修谱时我在序言中写道：“夫溯于氏渊薮可直追周姬，初封河沁，继盛九州，文化鲜卑於乱世，复纳淳于于盛唐，生息繁衍上百代，已成泱泱大族矣。”基本上把我们于氏宗族的构成脉络做了交代。

前几年我曾想组织几名大武子弟把这事梳理一下，考虑人选时首先想到了李兴业兄。我们大武村文教衰微，文化人不是太多，老一辈宿儒除了我伯父于传孟先生，还有李继斌、于国杰、于佃杰，于传修叔也算得上。同辈人中我最心仪者就是兴业兄，人品谦和，胸有沟壑，能沉下心来做点事。后来因为我的漂泊冗乱，此事竟搁浅下来，可惜。

（四）

历史的创造者不能永远沦为历史的旁观者，在新的齐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大武应该归建。

故乡的齐文化经过大规模地发现和解读，现在已百花齐放，轮到孕育硕果的时候了。

硕果也有，并且都是一时之盛，只是繁荣难再。大约还是因潮得势，在全国领域内同质化程度太高所致。前几年淄博市委的同志在北京告诉我，淄博的旅游准备以姜太公文化为中心打造新的亮点，我顿时惊诧激动的找不到语言，我的父老乡亲啊！在辛店大街上我曾看到过“终村地瓜，大武排骨”的叫卖广告，我们古老的齐故都，处处都是文化，满脑子都是亮点啊。

齐文化与人类的任何文明板块一样，必须经过“现代化、生活化、社会化”的淬取才能落地成果，没有现代化无法传承，没有生活化不能生根，没有社会化永远是小众玩艺。齐文化到了化茧成蝶的历史机遇期，应该有崭新的气象。

过度陶醉于历史是今人的无能，但没有历史何来当下。我们大武村走在当下了，但愿不要再被齐文化抛弃。

曾经告诫自己，回望故园，不能有感伤之慨，不能有幽怨之气。

曾经不断的框范自己感情的潮涌，告诉自己要有足够的理性，只是一旦命笔，还是出现了挣扎。但我明白，这种挣扎只有把故乡爱到刻骨铭心的人才会有。

生我养我的故土，想不爱也难。

听说大武将要举村搬迁了，值此为文，不是骸骨的迷恋，也还不到凭吊的时候。我在想，不管大武村搬到哪里，大武文化应该是永恒的吧！

心目中，总有一个永远的大武。

作者于清才，系原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国学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

政协临淄区委员会

《临淄乡村记忆》编委会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