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涩的台湾五四精神
———60年代到70年代台湾知青五案的启迪
(1990年5月4日)
前言
1967年到1977年之间，台湾先后发生了五件比较大型的所谓叛乱案件。依时间顺序，可排列如下(以案发时间为准):
第一案:1967年12月，“台湾大众幸福*党**”事件。被定罪二十名。刑期自十三年、十年徒刑，至“感训”处分。
第二案:1968年7月，“台湾民主联盟”事件。被捕定罪卅六名。刑期自徒刑十年、八年、六年到感训三年。
第三案:1969年3月，“统中会”事件。被捕卅七名。最高刑期无期徒刑，其余徒刑十五年、十年不等。
第四案:1972年2月，“成功大学*产党共**”事件。被捕十九名。刑期自无期徒刑、十五年、至感训。
第五案:1977年11月，“人民解放阵线”事件。被捕定罪六名。刑期自无期徒刑、十五年、十二年、三年感训处分等。
上列五个案例之间，虽然“案情”各有不同，但也具有几个共同特点。它给世人带来了某种质疑和启发，促使人们去深思几个世代以来台湾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心理的结构性矛盾的问题，及生活在巨大社会压力下的青年们的苦闷和渴望。其间比 较突显的特征有如下数端:
一、本土自发性。他们的运动纯属自动自发。第二案“台湾民主联盟”事件中虽然被查出某种涉外因素，但实际上只不过是少数案中人的个人交往关系，并无组织上的牵连。五案总共一百多位关系者无一不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在地人”。
二、出身背景的复杂性。案中关系人有些具有特殊背景。人数虽不多，但似乎也表示着一种象征性的反讽意义。如第二案中，有新进作家，有上将女婿，有权门缘故者，有老台共后裔，有国民*党***干高**子弟，亦有现役的政工军官。如此的“复杂 性”，很难仅以偶然视之。显然表示着某一种社会矛盾的巨大的涵盖性和深刻。
“台湾大众幸福*党**”和“统中会”案，则更多地表现出台湾传统社会的草根性。不少是乡村子弟在刻苦中修完大学后在各地从事教育或其他文化工作者。而这一阶层，多年来常被认为是台湾政权下最顺从最隐忍的一群。
“成大案”中，职业身分的复杂性一变而为单纯性。几乎全数是大学在校生。由南而北，串连几家学校，沉潜在校园中。虽然还处在创始阶段，却已具备学生革新运动的某些特质 —— 探索意识形态并渴望实践。内有几位军人世家出身者，亦有军事院校在校生和毕业生。
人民解放阵线事件中，同样有军干子弟。有留美学生、大学助教、研究生等。本案受到大众传播的公开评论最多。所谓 “喝国民*党**奶水长大的知识青年因何反叛国民*党**”这样的错愕、忿怒，和困惑之情，毫无掩饰地溢露在一般刊物上的评论文章中。
三、菁英意识和青年意态。五案中涉事者绝大多数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和乡村青年。他们似乎都对自我的判断能力具有相当强烈的自信。更普遍怀有自我期许的某种使命感。自觉地走上了反叛既有体制的路后，多数毫无怨悔地承受了几乎足以毁弃个人前途的无情惩罚。
综观这些案情与涉案个人，如果说这是悲剧，显然是社会的一种必然趋势强加于个人选择上面的社会型时代型悲剧。而绝不是单纯导因于人物性格或个别境遇的个人悲剧。因此，表现在悲剧中的示意和启迪，才有那样的尖锐和深刻。
本文不拟对那五个案件进行个别的分析或评论。只有意对五案共通的综合意义，从台湾社会的结构性和时代性特质进行初步的探索。其目的，不外回顾在台湾社会近几十年来的推广过程中，部分青年们形成一定的实践意识或时代意识的心路历程。且反省一般性的运动规律具体化及特殊化的展现情况。而更深切的动机，却出于对当代青年们的一番企盼。希望他们在90年代的大众化*能官**消费的风习中，及时从腐蚀性的个我中心主义的心网中自行解脱，早日建立起基于历史延续和社会连带的自觉的、有责任感的人生观。
台湾社会的结构论特质
一个社会的历史性结构性特质，由其内部阶级构造中的主要矛盾性格所决定。具体地说，一个社会，处在历史演进的某一阶段，必定包含几个不同机能的阶级;而找出主要阶级矛盾的所在和性格，是把握社会组合体的基本型态的方法。离开了这个着眼点，我们便无从反映出一个社会的真正特质。
台湾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呢。以当代国际社会的基本类型而言，它是一个二次大战后的新殖民地社会。这里所说的新殖民地，当然不是法理规定上的国际人格，而只是社会意义上的特性表现。它的主要特点是:
（一）拥有形式上的独立主权。
（二）但在政治的对外关系上有实质的隶从地位。
（三）经济的再生产循环上对外资外援的依赖性超越自主性。
（四）依赖外资外援的代价是，必须接受不对等交易、强制分工的收夺关系。
（五）经济、政治结构上的畸形性(相对于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发展型态)。亦即，所谓的半封建性格的残留物，与移植型资本主义的混合。
（六）民族文化史上的整体落后性。
以上简单地说，附庸性、畸形性、落后性，正是这种战后版新殖民地社会的一般特质。
然则，如此丧失了自主条件的社会，何以还能存续在竞争激烈的国际间?
那是因为对外放弃了主体性换来了工具性。在自贬或被迫变成国际强权的工具后，争得了存续的空间。对内则回避正常民主化的路，依靠着便捷的封建性*力暴**支配，以为维系政权的基本手段。既为工具，必须保有一定的有效性。而这种工具的效用，即使有赖于内部半封建的压制方法，亦为国际强权所允许。有用的工具即能获得主使者的重视，换言之，即能享有相对的受保护权。种种政治的、经济的，不平等双边关系或多边关系的存在，便是一个新殖民地社会以其工具性换来生存权的、可悲的佐证。
至此，新殖民地社会得以存立的内部理由，也不言可喻了。在其内部构造中，自有某一部分结构体的存在，是以对外依从为实际上的自处凭据。质言之，是以外国强权的支持为后盾的，拥有半封建政治支配势力的，一个或数个阶级。也就是，特权官僚资产阶级和新买办阶级的结合体，构成了新殖民地社会的统治集团。
这个统治阶级集团，紧握着国家机器，运用着半封建性的直接*力暴**支配手段，针对着非特权的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等，施行严紧的*制专**。如在台湾，形式民主的宪法实质上长年被冻结，唯一的根本*法大**是所谓的*共反**复国最高国策，成为一切*制专**的护身符。假借革命之名实行*党**的专营和个人独裁。以神化的领袖、圣化的主义、美化的*党**史建立了近乎绝对化的精神控制系统，而在其笼罩下人民的思想生活几乎受到标准化的强制。
但多层复杂的社会现实，也迫使人们在强制塑造的外表稳定的“国民规范”之外，必须自持另一种功利主义的个人处事原则。因为人们经常被迫去面对严酷的震撼性社会事态，唯有自持一种个人功利主义，才能在特权金权横行下的社会中自求多福。于是，台湾社会的多数成员，被迫变成双重人格者。
但，统治者的伪善的形式教条，再补以大众的庸俗的功利观念，依然掩盖不了现实的多层阴暗面。特别是，对于教育年龄层的青少年来说，确有太多的问题不仅家庭连学校都提不出具有妥切真实感的解释。而时见热潮的西方流行思想，如60年代的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古典或新版的人道主义、新人类主义等，亦因历史土壤的殊异，而难以发挥深厚有力的实际影响。对于理论与实际，形式和实质之间的巨大差距，伪善者本来就视为当然，双重人格者也可以视若无睹。而独有尚未受到严重的精神污染，还能保持清新的感受力的青年们，成为这种社会隐痛的直接的承担者。官式的虚伪教条，大众的庸俗逃避主义，都变成了沉重的精神负荷，紧紧地压在善感的青年们的心头，使他们时时苦恼，终年烦闷。战后台湾的这种精神风土，确实难有争论余地。
苦闷的自力救济—— 理想主义
其实，上述青年们的苦恼，是失衡的社会结构、沉重的政治控制、不平的经济压力的当然结果。也就是说，新殖民地社会特质的心理投影。
此外，如第三世界的动荡不安引发的世界权力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台湾国际人格的萎缩症及从而暴露出来的“革命基地”口号的虚妄性等，从60年代起也都全面地带来了震撼和危机感。也是一般社会心理中不可忽略的催变因素。
在这期间，我们看到了1963年的大学生自觉运动、1968年《大学杂志》和1975年《夏潮杂志》的出刊、1971年岛内外青年学生掀起的保卫钓鱼台运动、1973年台大座谈会事件、 及文艺界的现代诗争论、乡土文学争论等。这些运动虽然也是知识青年对本岛时局问题和思想状况的痛切反省，和意图突破枷锁的奋斗表现，但在强大的*制专**机构压制下，竟无一项活动得以正常发展下去。于是青年们不得不彻悟，在台湾，批判性运动的公开活动空间是如何的狭窄。当然，50年代白色恐怖的记忆，更是运动中挥之不去的不祥阴影。
另一方面，起自1953年的数次经建四年计划，到了70年代，虽因其所谓的高度成长和物价稳定而受到了国际间的称赞，然而对外资的依赖时而达到40%以上(年度资本形成额)。产业结构虽已趋向次高级化，却因基础部门和技术部门的脆弱，而终难摆脱其落后性和附庸性。更因低粮价与低工资的牺牲工农阶级的政策换来的工业化，虽然使制造业生产指数自1952年至1970年间增加了12.8倍，但辉煌的数字背后的阶级剥削、贫富差别的严重化，也已经形成了大众，特别是农村的物质生活上日益加重的压力。在城中，则美日等经济强权的流行消费文化的全面制压，也使市民大众间的文化失落感渐浓。
如此，物心两方面沉重的挫折感和郁积，使部分青年们急于寻找出一种崭新的解释系统。乃在严密的社会控制(户政、警政、企业安全制度、学校行政、媒体规约等方面)之下，逐渐出现了以探索和学习为目的的自发性小集团的活动，特别在艺文界和一些校园之间形成了风气。这毋宁说是十分正常现象了。
然而在*党一**封闭体制下，台湾青年的自主学习条件非常艰钜。“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下的思想媒体控制，使台湾素有文化沙漠的讥称。青年们欲在官制理论及大众的庸俗产品之外去寻求带有劈刺性的批判工具，其困难在想像之中。毕竟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日本殖民地支配，再接以同样严酷的半军事统制，真正的批判主义早已淹没在权威所不容，世俗所不顾的历史的角落里。除非有特殊的机遇、很难接触到。
但渴求真实的学习意欲和某种个别机会，却也能使少许世代的片断思想遗物，从岁月的尘封中和禁忌的隔绝下出土。那些，有的是20年代30年代殖民地抗争时期的各种文件或反帝作品，也有的是逃过政治肃清的战前左翼运动的理论经典之类。或许，是缺全的一篇文告、一首没有音谱的歌谣、几页残破的小册子、纸质粗劣的30年代小说、民间口述的内战史、半个世纪前的农民宣传歌。也许还有，书皮已烂的《唯物论丛书》、书页泛黄的《我们该做什么》、英文范例中的一节《宣言》等。
即使形式上残缺，求知心切的青年们确能感受到，那些都是一心企图让人民恐惧的政权所一直恐惧着的东西。既然是令压迫者畏惧的东西，那必定是受侮蔑的真理、被埋藏的真实 ——一个暴戾的政权所不敢面对的真实。
同样有震撼力的是，留学生或外国学生时而携带进来的各种时代性作品。如:黑人民权运动介绍、亚非拉第三世界的呐喊文艺、反越战宣言、资本帝国主义批判、反核和平运动或生态保护运动的宣传文、欧洲新马作品、新左派哲理诗，甚至，词句激昂的，巴勒斯坦少年队的战歌等。
无论年代的新旧，也不论本土或外地的，这些形式缺全的批判主义或理想主义的残简断章，却都带有强烈的指向性讯息。一些单纯的判断命题，往往带起了神秘的光圈，深深触动青年们的憧憬心理。也许，这是针对严厉的思想控制，针对警总的*书禁**规定的自然反弹。
总之，沦落为新殖民地性格的台湾社会，它的急图挣脱枷锁的解放本能，无疑集中凸显在部分善良、善感的青年们身 上。他们以愤世嫉俗的姿态，带着不全的，甚至零落的精神武装，试着去冲破时代的双层藩篱。一层是大众的自私，再一层是政权的*动反**。一心想寻回生命主体性的青年们，忍受着大众的冷漠，去跟一个执意维护*制专**性和工具性的权力结构，进行一场恰似以卵击石的无望挑战。这中间，50年代军法大审的阴影当然是沉重的抑制因素，但恐怖政策的效应中除了恐惧感外毕竟还含有义愤或反感。恐惧中的愤怒、愤怒中的恐惧，理想主义的唆使，现实利害的抑阻;青年们一定要经过这样凄绝的内部挣扎，然后才能跨出步伐。下面三点，似乎就是那个年代的有力的催动因素:
（一）他们在受禁抑的环境中偶然接触到的那些思想遗物，令他们感受到具有相当妥切的现实契合性，也就是，真切的说服力。使他们得以揭开向来难以解释的现象的谜底。
（二）国际情势中不断出现的新状况。主要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及其内部的纷扰不安，及落后地区的反叛运动或自救运动等所显现出来的，世界资本主义总体系的危机意识。
（三）理想主义原有的，对旧事物的反抗和解放的热切企求，和海峡对岸的巨大实验所不时发出的无声呼吁之间的，不期然的精神契合。这一点特别使青年们的走向无可避免地触碰到另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禁忌。
以上三项有关因素中的思想性和时代性内涵，使60年代后的台湾本土性青年活动中，自然地带起了直接与“最高国策”相对决的，隐密的尖锐性格了。
双层反叛者的路曾经是彻底寂寞的
其实，青年们的理想主义，从来也不曾完整过。那是急躁的生活情操，和未经熟考，未经演练的泛论命题的粗糙聚合，都能让人感受到黑格尔所说的“透过感情的帷幕激射出来的，理念的光芒”，严格说来是近乎艺术境地的。
是人道主义也好，民族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青年们似乎只有轮廓性的通则观念，而还没有在实践中衍生出一应足够的作业规律。据此而向世俗的价值观挑战，常换来嘲弄。甚至受到不堪的怜悯。以此冲碰既有的权力组织，更无例外地招来立即的无情惩罚。青年们的热情，大众视为愚蠢。青年们的热力，政权却认为危险。他们的路，焉能不寂寞!
但青年们的反抗，也有它的精神美学。如依尼采的战斗观点，则:“奴仆在反抗时是无比尊贵的”。反叛的奴仆，较之傲岸的王公更尊贵;因为反抗正是主体性的自我验证。并且，反叛者的主体性，较之压迫者一方的主体性常能多一层道德的义烈、情操的昂扬、和信心的笃定。因此，走在反叛路上的青年们，即使一时形单影孤，心里应该是一种充实感的。
他们只是较早的反应者。他们的寂寞，只是先行者的宿命。道路是弯折的，即使一时听不到后续者的开步声，一阵寂寞也未必多难耐了。准备的时代就是积累的过程，个人个案的意义或价值，还是沉潜不彰的。正因为如此，社会的评价大致是冷酷的。但讽刺的是，为政者所受到的冲击却是不小。他们的政治思考，颇能估量出这一类青年人自发的反体制倾向的积累效果之严重性。因此不得不问以刑责、课以重罪。但所谓的恐怖政策，本身就是社会病理现象之一种。纵能一时抑压直接的反抗行为，亦无能消却产生反抗的基因。台湾社会的基本性格若不变，统治体制若不变，精神势力的虚构性若不变，则在其罩不住的现实各层面上的脱序与反抗，是无可避免的。阶级社会的内部运动规律——压制反拨的相激，将以这样形式那样形式，时时暴露出来。是以，路还是前有故人，后有来者的。
最后，知识青年的自觉性运动，亦常能显出历史的承袭因素和世界的传播因素的相乘效果。也就是说，本土性特质和世界性风潮的一定程度的连结。知性的探索，常常由纵的传承中，那怕是片断不全的逻辑记号，亦能得出一定的启示。再从横的世界空间的讯息传播中，同样能受到印证、鼓舞，甚至教训。因此，曾经寂寞过的台湾青年的自觉运动，不论如何的未成熟、未上轨道，其实在历史与世界的时空坐标中，有它赫然存在的位置。他们的“雄心”即“稚心”，虽然造成了个人生涯的蒙难与疾苦，但那绝对是混沌世代中的一种虔诚的救赎， 他们不揹，总要有人揹的。
历史条件的成熟，往往要超越个人生命的单位长度，等到他们踯躅而行的路上不再寂寞时，他们都已步入中年。但几次的路转峰回，不知觉间同行者渐众，时代的指向既已显明，则曾经沉潜于时代量变过程中的他们的人生价值，也快要重获澄清了。到时，将是又一次的时光的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