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年初一早晨，天刚蒙蒙亮，9岁的阿根便笑咪咪地出现在大年堂后23号的墙门堂口，他朝每一个过往的行人看过去，想让人家的目光看过来，看到他今天穿了一身新衣。这是一身藏青色卡其布面料的学生装，比中山装少一个口袋，领子是竖起的，新衣服看上去不太合身，有点偏大，不过不要紧，过去人家给小孩做衣服都要偏大两年，否则明年就穿不上了。今年大点，袖子卷起点，明年就合身了，后年把贴边拆了，又可以穿一年。第四年打个补丁，继续有人可以穿。
不过阿根家是个例外，阿根上面是三个姐姐，分别是大姐招娣，二姐迎娣，三姐生娣。她们姐妹仨基本是没有什么漂亮衣服的。阿根家里姊妹四个，靠阿爸老头子拉塔车过日子，日子过得也紧巴。阿根妈妈有个癖好，喜欢吃馊饭馊粥，邻居家有要倒掉的熟饭，她都拿了去，热一下吃了。她说好吃，她能吃出酒酿的味道。现在想想，那也是被穷苦日子逼出来的。
大年堂后23号墙门堂是砖头砌的，没有门，入口约摸有三人宽，两边墙上各有一个门栓的洞，看得出以前是有门的。里面大约住了15、6户人家，有本地人、绍兴人、安徽人、河南人、苏北人。从前居民区的房子是随意搭建的，七搭八搭，转弯摸角，小偷进去，还不一定能顺利退出来。邮递员送信来，正儿八经喊个姓名，没有人搭理，大名没人知道，因为平时邻里之间只喊小名、喊绰号，户口簿上的姓名反而没有人记得。当然这些随意搭建的住房，后来*迁拆**时也是算进面积的。
相邻时间久了，邻居们融会贯通，除了乡音不改，生活习性也就差不多了，家家户户散养着鸡，鸡屎满地，稍不留神就踩上了。阿根家住在最里面的围墙角落，翻过围墙，就是食品公司的大院了，大门在大年堂前路，门头上有颗红五星。它的隔壁是嘉兴四中。
早年阿根家里养着一头猪，由大姐招娣负责喂养。这是个很繁重的家务，老底子猪没有饲料，招娣用菜场里的菜边皮、河道里的水葫芦，切碎，放点龙糠，烧熟，算是猪食。猪也不容易，怎么吃也填不饱肚皮的，八个月才能养大一头猪，都不容易。
二
穷人也要过年。人家闺女有花戴，杨白劳没钱也给女儿扯了二尺红头绳。所以大年初一的弄堂里穿新衣的小孩还是蛮多的，大人也穿新衣，只是一年拿出来穿一回。从前小孩的衣服会做得大些，准备穿三年，鞋子尺码也要放大一码，如果鞋子不合脚，就塞块棉花。所以小孩子的新衣服都不合身，就象现在学生穿校服那样肥大。
当然，穿阿哥阿姐旧衣服过年的小孩也蛮多的。有的旧衣服，买包染料浸下，也就焕然一新了。
阿根吃过年夜饭，急吼吼把新衣服穿上，就不肯脱下了。妈妈催促小的们洗脸洗脚睡觉。两个人半面盆热水，照例是阿根先洗脸，洗到招娣，水已经很混浊了。六十年代的人家吃用都节俭。
阿根家一天两顿稀饭，只有干体力活的父亲早上能吃饱出门。阿根他娘说：小孩们不做事体，撑那么饱做啥。夜饭吃好就催促上床睡觉，不睡觉，开着电灯浪费电。
爷娘小孩生得多了，便有喜欢不喜欢的，尤其是生了好几个女孩儿，她们的出生，爷娘多少有点不欢迎。不生个儿子出来，当妈的脾气也变坏，在家里拿丫头出气，好象不是亲生的。
自从阿根来到世上，便享有天生的优越感，姐姐们都依着他，倘若做错了事，当妈的反而怪罪姐姐。倒是老二迎娣运道好，后来变成新三届了，分配到毛纺厂，再加上比较乖巧，做娘的看着也顺眼，就偏心了，由着迎娣花衣服穿得齐整，不做家务，也不挨骂。
老三生娣就比较不讨人欢喜了，到了14岁，还跟着一帮孩子在火车站捡柴火补贴家用。小孩们主要围绕火车站捡柴火。停靠在那里的货车上有圆木，圆木上的树皮可以当柴火烧，旺得很。货车上还会有乌黑的煤炭，有原煤，有焦炭。南来北往的货车到了这里都得停车加水，磨蹭好半天才开走。于是小孩们便有了机会，他们沿铁轨溜进火车站，在那里扒树皮，捡煤炭。
说是捡柴火，其实就是偷。小孩们趁值勤的铁路工人不注意，矫健地攀爬上去，用自制的刀具在圆木的一头割一刀，然后使劲一拉，一张树皮就完整地剥下来了，象削甘蔗皮一样直溜。碰到有运煤的车皮，他们就往下扒拉，或者直接在车上装麻袋。他们在货车的肚皮底下钻来钻去，跟驱赶他们的铁路职工捉迷藏，火车的排气管在嗤嗤地响，他们也不怕，似乎知晓火车的习性，听着火车的放气声，他们竟然知道火车什么时候会真启动了。
值勤的职工里有个姓王的独臂师傅，对付这帮小孩，他往往是最汹的了，猛追不舍，不轻易放过，小孩子们都叫他王连举，就是红灯记里的那个叛徒。这个“王连举”以前是火车站的调度员，负责不同火车车皮的重新调度拼接，一只手擎着红绿两面小旗，另一只手吊在车皮扶手处，与火车司机打旗语、吹口哨，进进退退，全听他指挥，神气得很。他的胳膊就是在一次上夜班的时候被火车压断了。独臂老王工作认真，小孩们也敬重他的，都怕他，躲着他。
生娣有时侯柴火捡得多，会有满满两大捆树皮，不过她也不会都拿回去，背一捆回去交差就好了，省得姆妈给她提高任务。她会把另一捆柴火送给弄堂口的李家阿婆，因为平时李家阿婆总是可怜她，冬天她的脚趾头露在外面，冻得不行，李家阿婆会送双袜子给她，李家阿婆还会给她吃红烧肉，这在家里也是吃不到的。
过年的年夜饭，红烧肉提前好几天就烧好了，一户人家烧肉，家家人家闻得着香味儿，不过苦人家是要精打细算吃的。农历廿七、八里祭拜祖宗时端出来用一回，就放回菜厨不动了。到了年夜饭这天，红烧肉里加点油豆腐，变成油豆腐烧肉，或者是青菜打底。新年里做客人还没有完，端上来的红烧肉小孩子是不可以随便吃掉的。
大年初四这天，生娣家客人来了。客人也很识相，不夹肉吃，这时候主人会显得很好客，大方地夹进客人的碗里，客人马上夹出。两个人夹进夹出，年年如此。一边看着的生娣嘴馋，看着红烧肉直流口水，客人不好意思，叫生娣吃，生娣看妈妈的眼神，妈妈假惺惺地说：吃、吃吧。生娣真的去夹肉了，哪知妈妈在桌子底下踢她一脚，意思是把肉放下。这一回客人腿长，生娣姆妈踢到了客人，很是尴尬。
三
弄堂里家家户户都养鸡，生几个鸡蛋吃吃。有个笑话不知是真是假，说的是家里来了客人，主人死要面子，要杀鸡待客，心里却舍不得把生蛋的鸡杀了，于是就在那里把鸡绑了，却不急于斩杀，在缸沿上来回磨刀，磨刀声很刺耳，多磨两下，客人总能听见，赶忙跑出来夺刀：“不要客气，有啥吃啥”。结果豆腐干炒肉丝就算荤菜了。不管笑话是真是假，那时候隔壁邻居杀鸡前都要磨刀，确有其事。
平时节俭，过年的桌子上总是要摆上几个大碗的，那时候副食品都要凭票供应，即使凭票还是需要排队才能买到的，比如买鱼，是蛮有节日气氛的。水产公司的鱼什么时候送来，是没有准信的。居民会干部通知大家提前排队。在排队的这一天，大家都很兴奋，也很焦急，伸长头颈向弄堂口张望，偶有三轮黄鱼车走过，人群就一阵紧张动作，以为运鱼的来了。一般来说，一本户口薄上，人数少的要格算点，四舍五入，五口之家的鱼票大约可以买到3斤，七口之家也就是4斤左右，正好半条大鲢鱼。
有些个家庭，看看人头蛮多，实际也不一定能多买，因为家里去上山下乡的子女都是没有户口、没有票证的，这些人就没有计划供应的份额。所以，他们如果长期赖在家里，就没有足够的粮票买米，当父母的日子也难煞。居家过日子，凡事都得算计着用，那时候15支光的电灯泡是最难买的。尽管亮度不够，但是电费省了。
碗也是贵重的，碗店里买碗时，营业员会用钻头在碗底刻上一个户主的姓，以防丢失。倘若哪家小孩摔破了一只碗或者一个调羹，往往换来妈妈的一个嘴巴子，再加一个毛栗子。那时候家里的日常用品都是能修则修，弄堂里补铁锅的摊头最好看，风箱一拉，铁水烧炀，舀一滴在破损处，再两面一夹，就补好了。有走街串巷的师傅是这样吆喝的：“阿有坏的旧套鞋修哇？破洋伞破面盆越破越好修、越破越好补。
四
扯远了。转眼到了80年代末，吃肉不稀奇了，穿的确良也不稀奇了，日子一天天好过了。转眼又到了现在，去年生娣去参加了同学聚会，有热心的同学组织了一次71年届的小学同学会。同学群里，微信热闹得不得了。苦的人家还是蛮苦的，还有同学在吃低保，社区干部也很关心，社区的人逢年过节还送大米、送调和油去慰问。
生娣也有她的焦虑。生娣50岁不到就内退回家，在江南大厦找了份促销员工作，补贴家用。儿子在轮胎厂工作，儿媳妇在卫生院当护士，孙女上幼儿园，那一年东栅口*迁拆**，拿了70万补偿款，再贴进10万元积蓄，买了套二手房。住房条件大大地改善了，过年的吃喝也不成问题，但后顾之忧还是木佬佬，万一有个生病，也是经不起折腾的。都说现在城里人比乡下人苦，那也不假。不过农民能吃苦那也是真的，比如那些家里有好几套*迁拆**房的老太婆，都六、七十岁了，还在露天跟着包工头做绿化养护，也有的在小区做保洁，或者在医院做护工，钱再多也舍不得去享福的。城里人吃不起这个苦，宁肯去当个保安，茶杯一只，麻将看看，吃吃荡荡。
有道是“端起饭碗吃大肉，放下筷子骂山门”。现在的人，一面说老底子苦，一面也怀念那时的穷日子，穷乡邻，他们作为过来人，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话题也是多来兮，医保政策、社保养老、贫富差距、*迁拆**房价格等等，样样要发点牢骚。
不过牢骚归牢骚，日子还是要过下去。当年的生娣，现在成了广场舞大妈，偶尔也去参加个便宜的旅游团，穷开心的。阿根去年也搬进了皇马公寓。
马上又要过年了，不知道现在的阿根，过年还穿新衣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