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佐良先生（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11月23日《南方周末》）
1939年，24岁的王佐良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留校任教。1945年，抗战胜利，王佐良随清华大学*员复**回北平，继续执教。在这六年时间里，王佐良绝大多数时间待在昆明。当时通货膨胀严重，昆明的生活相当艰苦，王佐良在1990年赠夫人的长诗《半世纪歌 赠吟》中写道：“战争在进行，物价在飞腾，/为一点糙米我常排在长队中，/大学里工作重，而我还加外活，/有一阵我的兼差有六种。”（《王佐良全集》第十一卷）那么，除了在西南联大教书，王佐良还干过哪些“兼差”呢？
今年偶然得到一份王佐良写于1968年12月18日的自传材料，全文共六页，用蓝色钢笔工整书写，几乎无涂改。经与王佐良晚年若干手迹对照，可以认定确为其亲笔。这份材料在一定程度揭示了王佐良在昆明所做部分“兼差”的性质。
一
材料由四部分组成，分别是：一、关于译训班；二、关于蒋匪第五军；三、关于西南干训团；四、美军在昆明的机构。
“译训班”指1941年为配合在华美军工作而成立的译员训练班。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41年10月，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译员训练班在昆明成立，主任为黄仁霖，实际负责人为联大教师，其中吴泽霖为副主任，樊际昌为教导主任，戴世光、鲍觉民主管训练业务。至抗战结束，训练班共办了11期。
王佐良在材料中这样写“译训班”：
这个译训班设在昆明西北郊，主要负责人是吴泽霖、戴世光、鲍觉民等（吴现在中央民族学院，戴在人民大学，鲍在天津南开大学）。训练是短期的，大约八周一期。课程以英语为主，英语课着重实用，有会话课，另外也教一些军事用语和时事名词，其目的在使学员能在经过短期训练之后担任美军中的翻译（主要是口译）工作。
学员是国民*党**教育部从各大学征调来的大学生，各系都有。毕业后分配到在云南和其他地方的美军各部内担任翻译工作。他们穿布制服，有国民*党**的军训教育管理他们。
英语课的教材是由几个教授编写的，当时西南联大外语系有赵诏熊（现在北大）、胡毅（现在石家庄河北师大）、陈嘉（现在*京大南**学）等教授在那里教课。我同*周杨**翰（现在北大）也在那里教课，但那时我们两人是西南联大外语系的教员（这是西南联大特有的比助教高、比讲师低的一级教师职位），我只是根据现成教材上课，不管其它事情。
译训班学员许渊冲后来回忆：“训练班就在我们大一上课的昆华农校，班主任是黄仁霖上校……教务长是联大社会系吴泽霖教授……”（《追忆逝水年华》）此外，许渊冲还提到赵九章、皮名举、温德等西南联大教授曾在译训班授课。目前，对译训班研讨最深入的，恐怕要数闻黎明《关于西南联合大学战时从军运动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三期）与左平《抗战时期盟军中的中国译员》（《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一期）两文，但闻文列举了18位曾为译训班授课或讲演的西南联大教授，其中却没有赵诏熊、胡毅、陈嘉的名字，当然更不会有王佐良、*周杨**翰的名字。王佐良所写的材料无疑可补史料之阙。
至于王佐良提及译训班学员“有国民*党**的军训教育管理他们”，则有当年的学员记述可以证实。西南联大学生张祖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回忆：“在译训班，我们被训了六个星期，每天除了读英文记生字而外，早晚教官都要我们对我们的‘神明英武’的领袖祝福致敬：‘蒋委员长万岁！’我们必得举起手跟着喊。”（《“翻译官”》，收入《联大八年》）
王佐良所写自传材料（资料图/图）
二
王佐良材料中记述的军事情况，今日看来，有些已属常识，就不一一抄录了，仅将相对重要的内容摘选如下：
当时（一九四三年）美军在昆明设立了两个训练中心，一个是步兵训练中心（ITC，即Infantry Training Center），一个是炮兵训练中心（FATC，即Field Artillery Training Center）……蒋方的西南干训团相应地设置了步兵训练大队和炮兵训练大队。
炮兵训练大队设在昆明东郊外乾海子，这也就是美军炮兵训练中心（FATC）的所在地。
……
在美军方面，共有官兵四五十人在担任训练工作。他们的头子叫做华德士（J.J.Waters），他在一九四三年的战时军衔是准将（Brigadier General）。他的副手是安斯鲁上校（Col. Enslow），副官（adjutant）是普莱斯中校（dt. Col. Frank Price）。
……
在那里的翻译有两类人。一类是美军方面雇用的中国人，如我和*周杨**翰（我们两人都是由美军向西南联大借用的，我担任华德士的秘书，我走后此职由*周杨**翰继任），人数较少，总共只有三四人。另一类是重庆派来的翻译官，这类人人数有二三十人之多，他们都是年轻大学生，曾在重庆受国民*党**军委会外事局的训练，后来也归外事局领导。他们一般担任美军官兵在课堂或操场上课时的翻译。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叫做陈华伟，原是交通大学的工科学生，在我与*周杨**翰都离开之后由他担任了华德士的翻译。
……
以上说的情况限于一九四三年三月至九月，亦即我自己在那里担任翻译的时期。我刚去时，即一九四三年三月间，炮兵训练中心正在草创时期，乾海子的营房还未修好。第一期训练是在一九四三年四月或五月才开始的。
王佐良、*周杨**翰曾担任美军炮兵训练中心长官华德士的翻译，此事不见于其他文献。而关于华德士其人，黄裳先生曾在《关于美国兵》一书中加以刻画：“在昆明，炮兵学校，美方最高指挥官，华特士准将有一天召集我们训话了。此公是一个五十余岁的小老头子，威仪严肃，口齿清晰……他后来又说了一个笑话说F.A.T.C.（Field Artillery Training Center），即炮校，有人说是‘Foolish Americans Training Chinese’（美国傻子训练中国兵），赢得满堂大笑……那一次大家的印象都是说这老头子太神气活现了。其实我是颇喜欢他的……”黄裳1944年1月被征调为译员——他也是从重庆来的，原是交通大学的工科学生。
美军在昆有一个总部，在1943-1944年间，这个总部的负责人是窦恩（Frank Dorn），此人是原美军在华总司令史迪威（Joseph Stilwell）的亲信，会说中国话。他原来的军衔是上校，后来升成准将。他的职务是美军在华总部的副参谋长。
王佐良提到的窦恩，在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一书中被译为“多恩”，史迪威曾命他制定*杀暗**蒋介石的计划，“多恩认真负责地设计了一个破坏蒋的飞机的计划”，虽后未实施，但亦可见其确为史迪威的心腹。
第五军在一九四四年开始有一个伞兵团，又名“鸿翔部队”，由美军派教官训练。一九四四年冬，第五军曾通过昆明《扫荡报》社要我代邀几个美方人员（美国新闻处处长文生，美军新闻联络官希伯特中校等）去同一些中国记者一起参观这个伞兵团，杜聿明本人及该团团长李某（少将）、副团长简立（上校）都出来招待，美军教官也有人在场。
王佐良提到的伞兵团团长李某，指李汉萍。王佐良在《自由导报》1945年第5期发表随笔《试论一个美国兵》，开头云：“有一次，一个美国的中校对我说：‘经过了这次战争，我们怕不见得会成更好的朋友。’”（《王佐良全集》第十一卷）不知这个中校是否即指美军新闻联络官希伯特中校。
三
如果说王佐良在战时充任美军翻译、为译训班上课还算是相当平常的事，那么他谈到的国军第五军通过《扫荡报》找到他，由他代邀美国新闻官员及中国记者参观杜聿明部的伞兵团，就显得有些不同寻常了。假若王佐良只是普通教员、普通译员，会有这么大的本事、这么大的面子吗？
在王佐良逝世六年后出版的《王佐良先生纪念文集》中，王意等撰《王佐良的生平和他的事业》一文，曾有两句提到王佐良的战时经历：“和当时中国所有热血青年一样，他也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协助盟国在中国的军援工作。1944年7月至1945年8月，他曾兼任军委会宣传处昆明办事处主任……”王佐良在“外调材料”中所述安排参观伞兵团一事，发生于“一九四四年冬”，恰好在“1944年7月至1945年8月”期间，也就是说，是在他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际宣传处昆明办事处主任期间。
2015年，王佐良之子王立发表《王佐良〈今日中国文学之趋向〉与抗战英文宣传册》（《中华读书报》2015年5月20日、6月10日）一文，介绍了王佐良用英文撰写的宣传材料《今日中国文学之趋向》（Trends in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该材料出版于1946年4月，出版单位是The War Area Service Corps, National Military Council，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王立的文章发表时且附有抗战中王佐良执行公务的照片一张，注明：“1945年1月，王佐良代表军委会国际宣传处在昆明看望聂耳的母亲……”
事实上，训练译员、编印宣传报刊、小册子，都在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的职责范围内。王佐良最初参与的译训班就是“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译员训练班”。而国际宣传处则是国民*党**的对外宣传部门，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督导该处事务，曾虚白任处长。战时，国际宣传处总部在重庆，并在世界上十余个关键城市设办事处。
王佐良为何有机会为国际宣传处工作？我猜测，叶公超或许是居间介绍者。1938年5月，叶公超任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此前，叶公超给王佐良上过课，对其不无奖拔，如王佐良的联大同学李赋宁回忆：“叶先生称赞我班同学王佐良的英文写得自然流畅。”（《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王佐良留校后，叶公超就成了他的上司。1941年，叶公超从政，任国际宣传处驻马来亚专员。1942年2月，叶公超回国至重庆，旋任国际宣传处驻伦敦办事处主任（《曾虚白自传》中有对叶公超在伦敦办事处工作情况的记述）。以前的老师、之后的上司，投身外交，顺便给得意门生之一介绍个在自己所属部门里兼职的工作，似乎顺理成章。
抗战胜利后，王佐良即辞去在国际宣传处的兼职，回清华大学任教。按说王佐良只是短暂出任国民*党**基层官员，为时一年而已，但这段经历还是对他此后的学术生涯发生了影响。
1947年，王佐良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赴英国牛津大学读研究生。1949年学成回国，照理他应返清华大学继续执教，但实际上是去了北京外国语学校（后改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佐良对清华一直有依恋之情，后来也长期住在清华校园内，1986年出版的文集《照澜集》即以清华照澜院为题。王佐良曾在《想起清华种种》一文中说：“后来我转入别的学校工作，但是我心里始终保持着一种清华做学问的标准。”（《中楼集》）言若有憾。
曾任西南联大教务长、后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潘光旦在1949年9月16日的日记写道：“佐良自英归，来访，渠原为此间专任讲师，政局蜕变后，据闻因其前在昆明时曾兼任国际宣传处工作，续聘发生问题，谈次劝其宜就当时兼任之工作性质与进退经过作一书面说明，续聘问题所关者小，不清白之嫌疑将妨碍前途一切为国家服务之机会，则所关殊大也。”（《潘光旦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