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2月11日，香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石乔**向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致意。当日，*石乔**在香港会见香港地区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发表讲话。摄影/Bobby Yip
我最敬重的那个人去了
《中国新闻周刊》文/ 吴兴唐
6月14日早晨，得到*石乔**同志逝世的消息，我心中十分悲痛，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石乔**年事已高，我早知道他身体不好，住在北京医院已有经年。但他没有器质性疾病，每天上午还唱唱歌，写写大字。
也许，在他内心中，夫人郁文的去世对他打击太大。他是一个十分内向的人，平时言语不多，用上海人的话说，就像“热水瓶”，内热外冷，内心对事业、对家人尤其是对郁文充满着炽热的情感。
2013年初，郁文去世。家人都瞒着他，也不让他回家住，生怕他触景生情。多日、几个月甚至一两年都不见郁文，他心里可能有数。他有时会问在医院陪伴他的妹妹：“郁文怎么多日不见?”他妹妹就说：“前几天不是来看过你了吗?怎么不记得了?”他“哦”了一声，再不说话。但他心中肯定已经知晓。有一次他写大字，突然写了一个“奠”字。也许，这是送给郁文的。
他的秘书陈群经常会告诉我们“*长首**身体还可以”的消息，大家听到后都很感欣慰。《*石乔**谈民主与法律》这本书已经出版，我们正在编他的第二本、第三本文集，内容十分丰富。他经历了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过程，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重要转折时期，有独到的看法和论述。我们希望他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两本文集的出版。可惜，天不从人愿。
*石乔**是“革命前辈”，我是解放后新中国培养的“三门干部”(走出家门进校门、走出校门进机关门)，由于年龄和职务的差距，实际上我和他的直接联系并不多，但我对他十分敬重，他的讲话和人格魅力都深深印入我的脑中，他实事求是研究问题的态度、谦和甚至是温良恭俭让的作风，都是我为人处事的榜样。
与*石乔**的工作接触
我同*石乔**的联系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我在中联部研究室工作，郁文是研究室主任。*石乔**喜欢研究问题、了解实际情况，有时通过郁文要我到他家里去谈谈。二是我那时是中联部新闻发言人，*石乔**会见中联部和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的重要外宾，都由我发布新闻。按照惯例，*长首**见外宾之前都要有一小时左右的汇报时间。特别是90年代初的几年，他几乎每个月都要会见一次中联部的外宾。除汇报情况外，他总提出一些探讨性问题，要我发表意见。
1984年秋，*石乔**已离开中联部，调任*共中**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组部部长。因为我曾在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工作，他通过郁文给我出了一个题目——德国现代企业制度情况，叫我准备一下，到他家去谈。
几天之后，我到他家，一般性地做了介绍。他笑着说：那些粗线条的事我也了解，我要了解具体情况，现代企业制度究竟如何运行，企业和中央及地方政府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工人和职员如何参加管理，中央政府如何对经济进行调控。我详细报告后，他说：“你了解情况不少。我们现在要推动现代企业制度困难重重，怕这怕那，找不出一种办法。我想，主要要靠我们自己探索，但可以参考外国的先进经验，德国的经验很好，我们应借鉴。这些经验不存在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从1988年开始，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局发生重大变化。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格局发生急剧变动。中央政治局要中联部提出分析报告。一天晚上8点多钟，郁文给我打电话说：“老乔请你来一趟。”*石乔**要我谈了对苏东剧变的看法和我们应采取的立场。在这次谈话中，*石乔**提出：应吸取过去的教训，不要再搞公开论战。中国主要的事情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对内应坚持改革开放，对外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92年初*小平邓**南巡讲话之后，*石乔**在中央*党**校和在外地的多次讲话中，都强调*小平邓**讲话的重要指导意义。*石乔**说：小平同志的讲话针对性很强，他已大约有两年没有公开讲话了，这次讲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把*党**内值得注意的和要防止的问题和思想倾向都讲清楚了，很多极重要的问题都讲到了。有些话比整理出来的文件讲得还要尖锐，还要直截了当。*石乔**还联系实际，阐述了加深加快改革开放的观点。
编写《*石乔**谈民主与法制》时，在编写组会上，郁文告诉我们：“老乔的讲话内容当时被一份《内参》摘编了，小平同志看到后要中办转告说，很久没有看到这样好的讲话了。”
家规
*石乔**的书法在中联部和社会上都是很出名的。在一次会见外宾后，我们聊起了这个话题。
*石乔**告诉我，他年轻时学过美术，后来有了兴趣，就照着字帖练。他还曾经想拜启功为师学习书法，和启功多有交流。据我所知，*石乔**80大寿时，启功写了一副对联赠*石乔**：“八袟长青河清海晏，千秋笃祜国泰民安。”
我告诉他：“*石乔**同志，许多人都知道您的书法很好，经常有一些单位和个人因很难找到您，所以想通过我希望您为他们题字。有的人还很着急，为求得您的墨宝，直接送来礼品和钱。”*石乔**说：“一支笔和一分钱都不能收，送来的统统要退回去。请郁文和你一定要把好这个关。”
*石乔**和郁文对子女和亲属要求十分严格，人所共知。郁文告诉我，*石乔**给家人立了一个规矩，上门送礼的坚决退回，不管什么人都不要讲情面。曾任中联部副部长和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的张香山跟*石乔**比较熟悉，他有一次对我说：“老乔在许多重要机构任过要职，又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但他从不任用亲信，更不拉帮结派。有人说他过于讲原则而不讲情面，以后会吃亏的。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这是*党**的好传统，也是从中联部王稼祥部长起就建立起来的好作风。”
退休之后
1999年春，在*石乔**卸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一年之后，我到他家拜访了他。
*石乔**告诉我，他现在“无官一身轻”，可以同家人多接触了。“过去由于工作事务忙，同孩子们接触很少，他们对我也有点意见。好在他们都自己努力，自力成才。”
他还告诉我，自己想研究*党**史。“*党**史最重要的是要写好经验与教训，上升为理论。”他说自己正在考虑，有什么经验与教训可以上升为理论的。
他谈到：“马克思认为，发达国家可以同时起来革命，同时实行社会主义。但这是做不到的。列宁*十月在**革命初期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取消货币。后来实行‘新经济政策’有了改变。我们*党**从50年代中期开始就实行‘左’的政策，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想马上进入共产主义。总是想急于求成，结果欲速则不达。还有，毛主席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但什么是中国实际?如何调查和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往往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我们同时还要准确地研究世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
接着，他又深情回忆起在中联部工作和生活的情况。他说：“那时在中联部，工作虽很辛苦，但很单纯，同志间关系也很单纯。当时我们可以凭票去指定商店去买冰箱。为了要不要买冰箱，还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讨论决定。大家还每天早晨一起去河边跑步。你记得吗?现在想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
2011年9月，我应郁文之邀，参加了*石乔**文集编辑组。郁文在世时，我们经常去*石乔**家讨论文集之事。*石乔**这时身体已经不太好，不多说话，我们也不便多打扰。但他对熟悉的人还是认识的。
他每天吃完早饭一般都要跟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唱歌，唱的都是老歌，如《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咱们工人有力量》等，然后写毛笔字。每星期看一场电影，而且一直看完。
郁文曾告诉我，她和一些老同志都希望*石乔**写本回忆录。“但老乔说，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做了些事，没有什么可写的。”★
(作者系*共中**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原主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刊登在第712期《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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