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个平凡家庭

警方来电

这是一个随处可见的平凡家庭。

太太浅野洋子（化名）已年过35岁，和比自己小的丈夫、小学低年级的儿子住在一起。她在出租车行负责庶务工作，丈夫则在公公经营的小工厂做事。丈夫个性温和，几乎不曾大呼小叫。儿子雄太（化名）很喜欢足球，每逢周末便到当地的少年足球队踢球。由于夫妻俩都在工作，小孩平常放学了就会去学校的托管班。

洋子虽然整日忙于工作与家庭，但对于生活并未感到特别不满，过着平凡充实的每一天。

然而，这样平凡幸福的日子，却在某一天突然毫无预兆地分崩离析。

那是2006年2月某个冬日的傍晚，天气十分寒冷。

当洋子正在准备晚餐时，家里的电话突然响起来。她接起电话，对方自称是警察，说要找她的先生。她望向丈夫，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丈夫也一脸惊讶地接过了电话。

他很快就挂断了电话，留下一句“警察好像想问我一些事情，我去去就回”便出门了。洋子这时候还没想到丈夫是杀人凶手。夜里回家后，丈夫只说了句：“没事，没问题。”他平常就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因此洋子并未特别在意。

然而审讯并不是一次就结束了，第二天、第三天丈夫又去了警察局。

洋子开始担心，丈夫却还是回应“没事”，不愿多说。

到了第三天，洋子越来越不安，于是趁着丈夫不在家的时候找出了前些天的报纸，仔细翻阅。她认为丈夫可能卷入了当地某起尚未抓到嫌犯的案件中。

其中一则短短的报道吸引了她的目光——邻镇发生了命案，警方尚未找到嫌疑人，目前正在调查。

当天夜里，面对来接丈夫的警察，洋子直接开口问道：“你们是为了这起案件而调查我先生吗？”

警察面无表情，仿佛拒人于千里之外：“太太，不好意思，案情尚未厘清，我们无法透露细节。”但洋子的直觉告诉她，丈夫就是因此而受到调查的。

出乎意料的自白

从这时开始，洋子就忍不住一天到晚地思考丈夫与案件的关系。

丈夫一定是因为邻镇的命案而接受调查的，但是被害人与他不该有什么交集，更何况她绝不相信丈夫会杀人。虽然很想找人商量，不过丈夫目前只是配合警方调查，称不上嫌犯，洋子觉得还不用为此寻求协助。

有一天，洋子试着询问审讯完回家的丈夫：“是因为那起案件吗？”丈夫老实承认了，同时告诉她：“命案与我无关，你用不着担心。”洋子虽然很想相信丈夫，却发现自己无法完全信任对方。

就连在车行上班时，她的脑袋里都充斥着那起命案。

由于无法将此事从脑中清除，她又读了一次那篇报道。

这一次，她注意到报道中提到了警方推测的犯案时间，于是试着回想当时丈夫在做什么。

当她回想起来时，吓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因为当天明明是不必工作的周末，丈夫却出门了。

报纸上推测的受害人死亡时间是星期天傍晚。那一天中午，丈夫说要去送货给附近的客户。虽然他有时的确会在周末送货，那天却是直到晚上才回到家。她还记得自己当时很纳闷：明明客户就在附近，怎么这么晚才回家？

或许丈夫就是这起*杀凶**案的凶手……她吓得全身颤抖。

警方的调查仍在继续。随着审讯的时间越来越久，洋子心中的疑惑也越来越强烈。凶手果然就是丈夫吗？或许他正在努力自证清白，所以审讯时间才会拉得这么长，但就算如此……

自愿配合的审讯已经进行了10天，洋子也不安到了极点。这一天，正当她在公司处理庶务时，接到了警方的电话：“不好意思打扰您工作，您先生有话要跟您说，我们现在出发前往贵公司附近，可以麻烦您出来一趟吗？”

洋子搞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但可以感觉到原本的僵局出现了变化。

会合的地点是离公司有一段距离的小巷子，警方开着一辆普通的汽车前来。洋子一坐进后座就看到丈夫低着头，直到警方催促才开口。

“对不起……其实，人是我杀的。”

那一刻，洋子几乎听到了自己血液倒流的声音，整个人头晕目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丈夫说完“对不起，我真的很对不起你”后，又低头陷入了沉默。

丈夫遭到逮捕

丈夫坦承犯案的那天，洋子依照警方的指示回家，结果一整晚都没能合眼。

他说的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之后的日子该怎么办？儿子会不会受到影响？种种烦恼在心头打转，她却不知道该和谁商量。

第二天早上，独生子雄太注意到父亲并未回家，便开口询问洋子。

她随口撒谎道：“爸爸工作有点忙，要出差一阵子，暂时不能回家了。”之后就跟平常一样送儿子去上学。

洋子试着思考今后该怎么办，却怎么也想不到办法，只好照常上班。

下午，警察再次打电话给她：“两三个小时之后就会对您的先生发出拘捕令，也会发布新闻稿。”

丈夫说的果然是实话。警察继续说下去，口气平淡：“就事件的特性来说，媒体应该会大幅报道，到时你家附近可能会充斥着媒体记者，所以请尽早带孩子离开，要是把他卷进来就太可怜了。”

洋子挂断电话后急忙从车行早退，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打电话给高中好友A，简单说明情况，希望暂时把雄太托付给对方照顾。

洋子的父母在她小时候离婚，之后相继过世，因此她能够依靠的就只有好友A了。

去学校托管班接雄太时，雄太还因为母亲提早来接自己而流露出天真的喜悦。

等他一坐上车，洋子便告诉他：“妈妈的工作也变忙了，所以你暂时要去A阿姨家住一阵子。等我工作告一段落，马上就去接你。”可能是因为母亲不由分说的强硬态度，雄太虽然露出不敢相信的表情，却仍然默默点头答应。

一回到家，洋子就赶紧把几天的换洗衣物塞进包里，又驱车离家。

她首先开往隔壁市的好友A家，刚下班的A已经在家里等她了。

洋子告诉A：“我丈夫好像闹出了什么事，详情我还不清楚，不过希望你能暂时让雄太避避风头。”A表示尽可以把一切都交给她。听到洋子说“外子的事明天好像会上报，我知道详情后，再好好跟你说”，A也并未追问任何细节。

被采访车包围

洋子离开A家后，先打电话到公司，告知老板大致的情形，请求老板允许她暂时住在公司的休息室。老板很干脆地答应了，还说：“有什么困难，随时都可以来找我。”洋子听了眼泪差点掉下来。

开车前往公司的路上，洋子发现自己忘了带雄太的健保卡。接下来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回不了家，所以最好现在就去拿，她赶紧开车返回。

但是她太天真了。

正当她要开进自家前方的小巷子时，发现眼前的景象和平常有些不一样。这一带到了晚上7点应该是一片漆黑，但位于巷子尽头的自家附近却异常明亮。

洋子停下车，张大眼睛凝视，发现家门口的空地上停了好几辆电视台的采访车，车灯亮晃晃的。附近还有一道人墙，闪光灯不时亮起，有人在拍照。眼前的一切仿佛电影，却又真实存在。如同警方所言，洋子再也无法靠近自己的家了。

她于是缓缓倒车离开，以免被媒体包围。

她先去了公司一趟，把换洗衣物等行李放进休息室，过了几个小时，打算再趁着深夜摸黑回家。她心想，还是把雄太的健保卡带在身上比较保险，反正这么晚了，媒体应该都走了吧。

当她回到自家附近时，车上的时钟显示已是深夜12点。

进入巷子后，她发现方才的灯光已全部消失，心想媒体果然离开了，于是放慢车速朝自家前进。

然而正当她靠近自家前方的空地时，平常空无一人的地方却隐约可见人影与车影。电视台的采访车和媒体租的车子都还停在空地上。

洋子大吃一惊：在这么严密的监视下，她根本无法靠近家门。

她只好维持原本的车速，缓缓通过家门口，驶回公司。

丈夫遭到逮捕，她在惊涛骇浪中度过了那一天。

丈夫瞒着她杀人，洋子于是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杀人犯的家属，也就是加害人家属。

加害人家属不能哭也不能笑

我第一次采访洋子是在2010年2月，当时距离案发已经过了4年。我们约在东北地区的某个出租会议室见面。

见面之前，我曾请好几位加害人家属代我把信交给她，也尝试通过律师和援助组织询问她能否接受采访，却一直得不到正面的回应。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最后通过在仙台成立的援助加害人家属的民间团体“World Open Heart”（敞开心扉，详见第五章），才终于采访到了洋子。

洋子的一头长发中掺杂了超乎她年龄应有的白发。儿子雄太穿着一身运动服，陪同她前来接受采访。

雄太喜欢踢足球，采访过程中也一直在一旁熟练地控球，球一刻也没离开过他脚下。一问才知道，原来他是当地J联盟球队的狂热球迷。

洋子露出虚弱的笑容说：“我虽然对足球一点兴趣也没有，不过前一阵子在儿子的邀请下，和他一起加入了球迷俱乐部。”

她小心地斟酌着措辞，慢慢谈起事件经过。至今从未向其他人开口谈起那件事的她，接受这次采访也是经过了再三考虑。

“无论我怎么解释，都无法改变我是加害人家属的事实。想到被害人与被害人家属，我们无论多么悲伤痛苦，都无法开口。”

看来她很纠结自己身为加害人家属是否有资格发言。

我所采访的每一位加害人家属几乎都会提到这一点，他们觉得自己不但不能笑，也不能哭。

当然也有加害人家属表示：“犯罪的是当事人，与我无关。”这种例子以少年加害人的家属居多，但这样的态度与发言往往会更加激怒被害人一方。

然而，多数加害人家属都会因为家人犯罪备受打击，自责不已，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发言，因此一直坚决拒绝采访。

洋子也是这样。

尽管如此，告诉社会大众加害人家属的处境还是有它的意义，因此她才终于下定决心，倾吐这4年来的悲惨遭遇。

为了孩子，隐瞒事实

从丈夫被逮捕的那天起，洋子便不再收看电视新闻，也不再读报。

一方面她认为丈夫不是真正的凶手，就算行凶，一定也是过失杀人；另一方面，她不想与案件沾上边的心情更胜于对丈夫的担心。

由于住在公司的休息室，洋子的生活不曾受到媒体骚扰，然而白天上班时她却会一直处于情绪紧绷的状态。

只要打开电视，每隔一小时就会播报一次相关新闻。这种时候，她总是悄悄离开座位，或是想办法集中精神在工作上，尽量不接触任何外界信息。

最让人担心的是儿子雄太。大人可以想办法不看新闻，小孩子却不知道会在何时何地接收到父亲犯案的消息，幼小的心灵还没有坚强到能够冷静应对。

洋子从未对儿子提及丈夫犯案一事，只是含糊以对：“爸爸妈妈最近工作都很忙，所以不能住在家里。”她把儿子托付给好友A，却又担心他会因为看到电视新闻而发现父亲是凶手，让自己尽力隐瞒的心血付诸流水。

她心想等过一阵子事情平静些，得好好向儿子说明真相，如果在这之前听到扭曲的信息，雄太的心灵可能会受伤。

因此洋子把雄太托给A时，特别劳烦她不要让儿子看电视。

A于是拔掉电视插头，对雄太说：“我家电视坏掉了，没办法看。”雄太对于看不到每个星期必看的卡通片感到不满，却也乖乖地没闹别扭。

被惹恼的邻居们

包围洋子家的媒体把采访范围扩大到了周边地区。

警察发布嫌犯被捕的新闻稿后，记者就开始挨家挨户地造访，想取得洋子丈夫的大头照。

日本报纸杂志或是电视节目中登出的嫌犯大头照，一般都不是警方提供的资料，而是嫌犯邻居或相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供的。如果其他报社刊登了嫌犯的大头照，只有自家报纸没有的话，记者会遭到上司的严厉斥责，因此每家报社的记者都会为了取得大头照而拼死拼活。

到了深夜，记者还是络绎不绝地来骚扰洋子的邻居。受访的邻居也因为记者完全无视当地居民的生活、一天到晚来采访而累积了相当大的压力。

愤怒的邻居不但将矛头指向记者，也指向了洋子与她被捕的丈夫，毕竟他们受到的骚扰是因命案的犯人而起。

案发的第二天早上，各大报社都在早报的社会版刊登了对于这起案件的报道：“男子因杀人嫌疑遭到逮捕。”

除了描述被害人的死亡经过，报纸还访问了被害人生前的亲友，对方表示“绝对不能原谅凶手”。报社公布了嫌疑人的名字和住宅的局部照片，甚至连他和妻子、上小学的儿子一家三口住在一起的事都写了出来。

不过，报道中没有嫌疑人的照片，因为最后没有一家报社拿到了洋子丈夫的大头照。

当地读者最多的报社也报道了事件的详情，于是“加害人是浅野家的”这一消息马上传遍了当地。

案件上报的那天早上，记者为了取得进一步的信息而前往雄太的小学。

雄太身为嫌疑人的儿子，当然跟学校请了假。记者于是转而采访雄太的同班同学。

据说学校附近出现了三四家报社的记者。

“你们认识浅野雄太吗？”

小孩子遭到陌生大人的包围，自然会因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而感到不安。

记者为了取得跟嫌犯相关的所有信息，理所当然地使尽了各种手段。他们有时会自行采访，而不仰赖警方提供的信息，借此凸显各种案件背景引人注目，有时甚至还能意外帮嫌疑人洗刷冤情。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采访也给相关人员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洋子事后才知道邻居遭到了媒体骚扰。

丈夫被捕数天后的傍晚，洋子认为媒体热潮已经退去，于是回了一趟家。住宅附近的电视台采访车和记者租来待命的车子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正当她要跨入家门时，附近面熟的主妇叫住了她。

“浅野太太，你白天的时候不要回家。”

“我忘了点东西，所以回来拿。”

“可是媒体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又会跑来骚扰，有事请你半夜再回家，免得引人注目。”

对此，洋子只能低头向对方道歉。

“而且记者晚上还跑来跟我们要你先生的照片，问我们知不知道你们家的情况，给我们添了很多麻烦。”

这一切都是丈夫不好，洋子只能拼命道歉。

这时，另外几位主妇也走了过来，其中一位是雄太同学的妈妈。

“听说有好几个孩子上学时被记者包围，吓得哭了出来。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却突然被问东问西，当然会害怕。”

洋子只能继续道歉，心想自己之后恐怕再也不能回来住了。

从此以后，她总是在不得不回来拿换洗衣物时，才趁着夜色在12点摸黑回家。

独自面对无解的质问

媒体也找到了藏身在公司休息室的洋子。

她原本在公司负责处理庶务，但自从丈夫被捕以来，几乎无心工作。好心的老板对她说：“你毕竟还是要生活，一切照旧就好。”她于是继续留在了公司。

丈夫被逮捕的第二天，打来办公室的电话变得很频繁，多半来自报社或周刊杂志的记者。每当被问及“浅野洋子在吗”，她都会回答“她不在”或“她请假了”，之后便挂断电话。其他同事接到电话时，也总是为她着想，说她不在。

有家大型周刊屡屡打电话来，每次洋子都佯称不在。

约莫一星期后，对方找上门来，表示：“我是之前打过几次电话的《××周刊》的××，请问浅野洋子女士在吗？”

办公室里的其他人都在忙，洋子只好隐瞒真实身份，亲自上阵。

“浅野自从事情发生后便一直请假。”

洋子内心忐忑不安，紧张到心脏简直要从嘴巴里跳出来。记者询问她是否知道任何关于浅野洋子的事，她回答什么也不知道，记者倒是很干脆地放弃了。

洋子觉得自己简直要被无处发泄的焦躁情绪*倒打**，不禁开口问记者：“你们不采访嫌犯本人而采访他的家人，这是为了什么呢？”

“只是想知道所有相关的信息而已。”

“但事件真相只有当事人才知道，不是吗？我觉得问他的家人没有任何意义。”

这是洋子的真心话。

她也很想知道为什么丈夫要杀人，和被害人之间发生了什么纠纷，她希望听到丈夫的亲口解释。说实话，洋子根本无法相信个性敦厚温和的丈夫会杀人。“这一切会不会都是骗人的？”这样的思绪不断在她心里打转。

记者又说了一遍“我们只是想知道所有相关的信息”便走了。

然而这恰恰也是洋子的渴求——“我才是那个想知道所有相关信息的人，多希望丈夫能告诉我真相”。

一人犯罪，全家同罪？

洋子还没办法接受丈夫犯下*杀凶**案的事实，因此获悉案情的当下，根本没有余力想到被害人。

她完全不认识被害人，也不知道丈夫与对方的关系，更想象不到丈夫犯案的动机。从审讯时会晤的警官口中，她才慢慢得知丈夫和被害人之间有金钱纠纷。

尽管如此，洋子还是觉得自己也是受害人。丈夫的金钱纠纷和自己、和儿子一点关系也没有，与他们的生活毫无关联。

洋子明白丈夫对被害人犯下了无可挽回的错误，却不觉得自己必须负起任何责任。

她向我表示：“我现在的心情还是一样，一方面对被害人过意不去，一方面觉得自己也很无辜。毕竟那是丈夫犯的错，和我没关系。不过被害人和家属要是听到这番话，应该会很生气吧。”

洋子心里总有一角觉得事情和自己无关，因此不曾向被害人家属道歉。她知道不道歉会激怒被害人家属，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但是随着每天不断思考，她的心态开始有了变化。

为什么丈夫非杀人不可？在他走到这一步之前，自己是不是忽略了什么征兆？如果出现过征兆，为什么自己没发现？如果她当初注意到了，是不是就不会走到今天这步田地？

洋子终于开始意识到，未能阻止丈夫犯罪的自己，也必须负起部分责任。

另一方面，她也一直在思索着雄太的处境。

她认为雄太不用对事情负责，所以一定不能让他被逼到绝境。她反复表示“孩子是无辜的”。

然而，至亲的家人遭到杀害，被害人的家属恐怕无法认同洋子的这番心声吧？老实说，我也觉得比起陷入绝望深渊的被害人家属，洋子面对的情况要好得多。

加害人周围的亲人朋友，究竟谁该负起责任？又需要负责到什么程度？这些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议题。

找不到可以商量的人

事件发生后，洋子的生活陷入一片混乱。她想到要找律师，已经是丈夫被捕数天后的事了。当时她一心一意只想着该如何躲避大众与媒体，根本顾不得找律师的事情。

案发前，洋子每天过着普通平凡的生活，对于如何聘请刑事案件的律师可以说是毫无头绪。

再说她也根本没有认识的律师可以商量，只能深夜时在公司的电脑上搜寻关键词：遭到逮捕时该怎么做？

在一连串搜寻结果中，她首次得知了“值班律师”的制度。

“值班律师”是日本律师联合会与全日本各地的律师会合作，于1992年创立的制度。遭到逮捕的当事人或其家人如果不知道该如何找律师，向警方或律师会求助时，值班律师便会赶来监督警方，或是和被捕的当事人一对一会面，聆听当事人的诉求，解释司法体系中的“缄默权”以及之后的刑事案件处理流程等。

这项制度的制定依据是日本宪法第二十四条：“未经说明理由且并未获得委托律师之权利者，不得被拘留或拘禁。”

日本律师联合会的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律师共处理了67826起案件，其中48%的羁押案件会委托值班律师协助。反观制度施行的第一年仅处理了5654起案件，可见“值班律师”制度的普及度近年来已大幅提升。

在这项制度下，当事人或家属第一次与律师会面咨询是免费的，第二次则开始照一般行情收费，也可以请值班律师担任当事人的辩护律师。根据日本律师联合会的统计，嫌犯中约两成会委托第一次会面时的值班律师负责辩护。

因此，洋子立刻联络了当地律师会，对方表示案件已经进入了挑选律师的阶段。

然而过了好几天，洋子始终没等到律师会的后续联络，担心案件进程的她又打了一次电话。这次对方告诉她案件已经决定交由B律师辩护，也告诉了她B律师的联络方式。

她试着打电话到B律师的事务所，但对方不在。之后她又打了好几次电话，还是找不到人。洋子就这样过了好几天云里雾里的日子。

最后好不容易联络到B律师前来面谈，洋子想了解包括开庭在内的司法程序，对方却避重就轻，不肯说明详情，摆明了“就算打官司也不会赢”的态度。洋子原本期待律师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为自己设想，如今这个希望也破灭了。

洋子只能再次联络律师会，请求对方指派其他律师。

她一直找不到商量的对象，时间却在不断流逝。

“杀人犯的家”

丈夫被捕后，洋子便一心一意想要保护儿子。自己遭受敌视也就算了，至少要保护年幼的雄太不会因为这起案件遭到歧视或霸凌。

媒体虽然追到了洋子任职的公司，却并未发现她暂时把雄太托付给了好友A，因此至少不用担心儿子被曝光。

然而接下来，另一件让人不安的事出现了：洋子开始接到骚扰电话。

这些电话多半是无声的，有时也会接到语意不明、口气激动的来电，但最伤人的，是一接起来听到对方大吼一声“杀人犯”便挂掉的电话，话音落下之后的嗡嗡声许久还留在耳边。这类电话不分昼夜地打来骚扰，“我是杀人犯的妻子”，这样的念头深深刺痛了洋子的心。

这些人通过查号台或雄太学校的家长联络网取得了洋子家的电话。之前夫妻俩因为工作经常不在家，洋子于是将家中的座机设定为自动转接到手机，原本的便利这时反而害了她。

此外，他们空荡荡的家也遭人破坏了。

丈夫被捕后，过了一阵子，洋子深夜回家拿取换洗衣物，没想到路灯映照下的家和之前迥然不同，吓了洋子一大跳。她家院子门口的门牌遭人取下，摔成两半，被随意丢在附近。她捡起碎片，不禁泪流满面。

当她从玄关走向屋子时，发现外墙上被人用喷漆画得乱七八糟，旁边还喷上了“杀人犯的家”的字样。

她冲进家中，拿了需要的换洗衣物便马上离开，完全不想久留。

“连儿子一起抹杀吧”

骚扰电话和外墙上的涂鸦使洋子十分恐惧，她从此极力避免和他人接触。她担心要是和别人过从甚密，自己和雄太是加害人家属的事就会被泄漏。

然而尽管小心翼翼，网友还是介入了她的隐私。

某天，曾经审讯过洋子丈夫的警官联络她：“请您特别留意网络信息，有时候住宅地址、子女姓名和学校等个人资料会被人公布，如果发现隐私被曝光请立刻通知我们，警方有权要求对方删除。”

当时洋子并不太相信自己和雄太的信息会遭人公开，不过保险起见，当天晚上她还是决定赶紧上网搜寻。

结果她陆续发现了关于这起案件的文章。

内容多半和自己或是夫妻感情有关，而且半数以上都是假的，剩下的则断章取义。有些文章甚至提到了她任职的公司名称。一想到可能是认识的人写的，她便不禁疑神疑鬼了起来。

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开始。

点开警官特别叮嘱要她小心检查的某个论坛时，她发现有人写道：“杀人犯的小孩以后一定也会杀人，应该趁还小的时候就抹杀他。”底下的留言则一面倒地表示赞成。

洋子冒出一身冷汗，想到才刚念小学的雄太，难道他今后的人生都必须在这样的指责中度过吗？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会怎么想？洋子受到了电话与涂鸦的骚扰，才开始领悟到与案件无关的自己也会遭受一定程度的攻击。

但是她没空沮丧，接下来必须经常上网确认雄太的名字和校名是否遭到曝光。她把那个论坛当作重点，每天晚上花将近两小时检查，但越是检查，新文章以及伤人的字眼就出现得越多。她难受到呼吸困难，却不能停下来。

洋子表示：“我那时候真的很讨厌上网，但想到可能会发生什么措手不及的事，只好每天晚上查看，实在非常痛苦。”

所幸雄太的个人资料并未遭到曝光。

不得不转校

雄太不仅无法上学，还遭受了更过分的对待。

丈夫被捕10天后，洋子接到雄太学校训导主任打来的电话。对方简单表达了慰问之意后，话题马上转到了营养午餐上。

“雄太已经请了很久的假，可以停掉他的营养午餐吗？”

“我丈夫的事给大家添了很多麻烦，实在很抱歉。”

洋子在电话另一头向训导主任道歉。当地居民因为丈夫犯下的*杀凶**案人心惶惶，媒体的骚扰又让学童胆战心惊，但是训导主任几乎无视她的歉意，只是继续追问营养午餐的事。

“您不用在意这点小事，请先确认营养午餐要不要续订。”

洋子想到雄太接下来暂时都不能上学，于是选择停订营养午餐。正当她想询问转学事宜时，训导主任抢先开口：“我认为让雄太转学会比较好。”

洋子想问训导主任该如何办理转学手续，又该如何寻找下一所学校，对方却完全不是可以商量的口吻，校方明显不想再和洋子一家扯上任何关系。

她知道如今已完全无法依赖学校协助，只得开始自行寻找新学校。

洋子战战兢兢地联络了做小学老师的朋友C，对方二话不说便答应帮忙，几天后就帮她找到了其他县市的一所小学。雄太之前就读的小学位于住宅区，学生人数众多，新学校则在乡下，规模较小。

在C的介绍下，洋子先打电话到该市的教育委员会，经手的职员对洋子的遭遇感同身受，表示：“遇上这种事情，最可怜的就是孩子了。”接着洋子前往新学校拜访校长与训导主任，说明事情经过。校长答应她：“既然发生了这种事，我们一定会好好应对。”同时保证此事除了校长、训导主任与雄太的老师外不会再让别人知道。

洋子再三向校长与训导主任鞠躬。丈夫被捕一个月后，她终于确定了雄太的新学校。

半夜前往校园“道别”

洋子趁周末去见借住在A家的雄太，告诉他必须转学的事。她只说因为自己工作的关系必须搬家，一句也没提丈夫犯案的事。

洋子自己并未完全了解和接受丈夫的犯罪，因此还不到可以向雄太说明的地步。她也不知道目前获得的信息究竟该如何说明，儿子听了能否接受。

雄太虽然一脸不情愿，却还是接受了，只提出了一桩心愿：“在转学前，我想去班上跟同学道别。”

到了星期一，洋子打电话到学校。接电话的训导主任听了她的要求，反应相当冷淡。

“校方无法确定媒体或是其他家长的反应，如果发生什么事，我们也没把握应对，不好意思……”

洋子不知该如何回答，只好说了句“我明白了”便挂断了电话。因为是杀人犯的儿子，所以连跟朋友道别都不行，这让她很替儿子委屈。

她告诉儿子出于学校的缘故无法让他和同学告别，雄太只是默默流下了眼泪。

深夜12点之后，洋子带着雄太回家拿换季衣物，好为即将来临的春天做准备。距离丈夫被捕马上就满一个月了，住宅附近不再有媒体出没，但白天还是会遇上邻居，所以仍旧只能半夜回家。

带着所需的衣物坐上车，驶离家门没多久，雄太突然说：“我想回学校一趟。”

当时已经快凌晨2点。明明春天即将到来，却下起了小雪。洋子问：“现在吗？”雄太默默点了点头，她于是驱车前往学校。

学校就在家附近，没几分钟就到了。

丈夫被捕以来，雄太已经近一个月没来上学。他自己打开车门下车，穿过校门，走进了校园。

雄太站在操场上，凝视着校舍，视线前方是一个月前他还在其中上课的教室。

没多久，他便绕着操场跑了起来，然后跑向攀爬架爬上爬下，接着又跑去荡秋千、玩单杠。

细雪纷飞中，微弱的灯光照亮了在深夜的校园中玩耍的雄太。

洋子站在校门外凝视着雄太的身影，不禁热泪盈眶。无辜的孩子和案件毫无关联，却必须忍受校方冷淡的对待。虽然已经过去了4年，这段回忆至今仍在眼前。

雄太玩了30分钟后，回到洋子身边说：“好了，我已经跟大家说再见了。”

恐惧挥之不去

雄太转学之后，原本睡在公司休息室的洋子在新学校的校区内租了一间小公寓。相隔一个月，母子俩终于又能在一起生活了。

乡下的小学老师态度都十分冷静，这让洋子终于安下心来。这也是一个月以来，她和儿子第一次不再被周遭的人视为加害人家属。照理来说，雄太之前就读的小学中，孩子们来自形形色色的家庭，他所面临的处境不该没有先例，但为什么没人愿意伸出援手呢？

洋子不让自己再想下去，因为“加害人家属没有资格抱怨”。

雄太转学之前，洋子和丈夫离婚了。她无法原谅丈夫犯下的滔天大罪，决定断绝夫妻缘分，但离婚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改姓。

离婚后改回娘家的姓氏，便能减少和案件的关联。雄太改从母姓就学的话，周遭的人听到他的名字时就不会联想到那起案件。改姓与否，遭人发现的可能性有天壤之别。

另一方面，网络上还是会不断出现关于案件的新文章。雄太入睡之后，洋子会持续查看网络信息，不敢疏忽。她常常担心网友会不断人肉“要一起抹杀”的儿子，把他的新学校和姓氏公开。

她也很害怕去超级市场或大医院等各色群众聚集的场所。虽然新学校离从前居住的地方有一段距离，但还是可能遇到了解这起案件或认识他们一家的人。要是对方上网发文宣称：“我在那家超市遇到了他们，他们应该住在这一带吧？”自己和儿子的住所就又会曝光。

可能有人会调查雄太转去了哪所学校，到底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被轻易发现呢？洋子想了很久，得出的结论是再转学一次。

要求刚交到朋友的雄太再转学，可能会让他非常伤心，然而遭人发现的恐惧终究还是胜过了担心雄太失去好朋友的心情。

雄太又转学到了另一座城镇。洋子这次完全没有告知学校事情经过，转学的重点在于隔绝所有跟案件相关的人，而不是寻找有同理心的校方。转了两次学，就算有人想找到他们也不是那么容易吧？

于是，在第一次转学后的一个月，随着雄太第二次转学，洋子又搬了家。

尽管如此，可能被人发现是加害人家属的恐惧还是挥之不去。

和所有亲友保持距离

洋子周遭也有少数向她伸出援手的人，例如好友A。案件发生后，她让洋子的儿子雄太在自家借住了一个月。

A当时一口答应了洋子的请求，但在雄太借住的一个月里，她也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

最大的压力在于和丈夫D关系的恶化。A一开始答应让雄太借住时，便向D交代了前因后果，他表示“短时间的话没关系”。

然而D的体谅并没有维持很久。雄太借住快满一个月时，他越来越不满，无法忍受回家后总要照顾别人家的小孩，更何况是新闻里杀人犯的儿子，因而一天比一天烦躁。

D将不满的情绪都发泄在A身上，让A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除了丈夫的责难，与加害人家属的关联也带给了A极大的压力。

洋子曾经告诉A，倘若他们母子的信息被曝光，社会大众可能也会因为A“包庇加害人家属”而群起攻之。A一心一意想保护年幼的雄太不受舆*攻论**击，这份心意却反而成为她恐惧不安的源头。

D不断责备A让雄太借住，她无法向别人倾诉，压力不断累积，一边工作一边照料雄太的起居也造成了她体力上的负担。

这样的日子终于在雄太第一次转学时画下了句点。

然而，D仍然为之前那一个月的事情而不断责备着A，夫妻最终关系破裂，以离婚收场。

洋子得知后非常后悔把A卷了进来，决定不再打扰对方。A也不再联络洋子，两人从此不相往来。

事情已经过了4年，我问洋子身边是否还有可以商量的对象，她回答我：“我不会再找人商量了，帮助我可能会害对方承受巨大的压力。A也是因为被我连累才会得抑郁症。我不想再把任何人卷进来了。”

洋子于是越来越孤立无援了。

永远无法得知真相

某一天接受采访时，洋子怒气冲冲地谈起了平常很少提及的丈夫。

那天上午，负责照护洋子丈夫的保护司[1]刚好来到家中，向她传达了丈夫的话。

“我丈夫对保护司说，服完刑出狱后，希望能全家团圆，继续一起生活。真不晓得他到底在想什么！他都不知道自己害我们过着这种苦日子。”

洋子很怨恨丈夫，认为都是因为他，自己跟雄太才不得不过着躲躲藏藏、担惊受怕的日子。

然而，雄太却希望能早日和父亲团聚。

从审判开始到最终判刑，这段日子里洋子对雄太解释：“爸爸惹出了一点麻烦，得坐一阵子牢。”她很害怕将真相和盘托出会让儿子备受打击，因此决定一点一点地慢慢透露。

由于不清楚事情的真相，雄太并没有那么讨厌父亲。提到未来的生活，他总是说：“等爸爸回来了，我想跟他一起住。”

洋子听了有些动气：“爸爸暂时不会回来了。等到他出狱的时候，你可能都已经结婚，没办法和他一起住了。”

“那爸爸回来之前，我都不结婚。”

洋子只得开始思考该如何委婉地告知雄太事情的真相。

坐牢的丈夫有时会写信回来，最近还在信里提到想用在监狱赚取的微薄收入，给爱踢足球的雄太买足球或是钉鞋。洋子不能原谅他从未设想过母子二人的处境，反而还摆出一副好爸爸的样子。

“他在牢里从没想过我们在外面的生活有多辛苦吧！坐牢的人可是有国家保护呢！”

丈夫被捕后禁止与家人见面，更无法交谈。也就是说，洋子在警车上听完丈夫的那番忏悔告白后，那段时间里，两人就再也没见过面。据说是警方担心见面会影响案情调查。

洋子永远无法忘记禁令解除后，第一次在拘留所见到丈夫的情景。她一走进接见室，丈夫就马上从椅子上站起来，深深鞠躬道歉：“对不起，都是我把事情搞成了这样。”

见面时间只有20分钟，丈夫身边的监所管理人始终监视着夫妻俩对话。每当洋子提到关于案件的问题，丈夫就总是含糊其词，她还没得到满意的答案，见面时间便已经结束了。

为了让审判可以快速进行，许多信息在法庭上也并未被提及。直到现在，洋子仍然对很多信息无从了解。

洋子知道总有一天必须跟雄太说明真相，但是丈夫和被害人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非得杀害对方不可？许多她以为能在法庭上获知的真相最终都无从得知，4年后她依旧没有足够的信息向雄太说明。

一般而言，被害人家属都希望得到加害人的诚心道歉，并对惨剧的发生给出一个说法。然而加害人和家属之间往往关系破裂、无法沟通，难以完成被害人家属的心愿。

[1]保护司：日本帮助罪犯改过自新的义工。——编者注

借钱度日

“我曾经穷到在雄太生病时，没有钱带他去看医生。”

丈夫被捕后，洋子在经济方面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案发前，家中就已经不是很宽裕，后来突然失去了一家的支柱，偿还房屋*款贷**的压力全部落到了洋子一个人身上。加上雄太转学、搬家等大笔支出，他们的生活更加拮据。虽然很想把从前的住宅出租，但想到没有人会愿意租住“杀人犯的家”，也就放弃了。

另一方面，洋子还得代夫偿还他被捕前向朋友借的周转金。

丈夫向朋友借了几百万日元，帮公公经营的公司周转。公公自从知道儿子是杀人犯，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无心工作，半年后公司便倒闭了，自然也就无法偿还债务。

公司破产，洋子并不需要背负偿还债务的义务，但是其中一位债主是洋子的好友，她觉得必须要把钱还给对方才行。当初洋子不忍看丈夫因资金周转问题烦恼，于是拜托好友帮忙，借了一笔钱作为周转金。

洋子和好友的交情从高中一直维系到现在。如今，好友因为洋子欠钱不还而生气，洋子每个月必须从薪水中拨出一笔钱还债。

尽管手头所剩不多，洋子还是努力地满足着雄太的需求。

她只买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极力减少支出，用省下来的钱交雄太的营养午餐费、文具费，以及他最近开始参加的少年足球队的培训费用。雄太因为父亲的事情心灵受创，还被迫转学了两次，洋子希望至少不要让他在物质方面吃苦。

虽然想尽办法省出了雄太就学所需的费用，但突然要用钱的时候就会周转不灵。突发状况之一便是生病。由于母子二人每个月仅靠洋子的一份薪水勉强度日，到了月底就连只需自付两成的看诊费也拿不出来，她曾经因此没法带雄太去看医生。

为了孩子而活

洋子仍继续在出租车行负责庶务工作，为了多赚一点钱，还会拜托老板增加加班的时数。

但是房贷与债务的压力依旧让她喘不过气，工作到深夜的日子越来越多，让洋子的健康也蒙上了一层阴影。这甚至影响到了雄太的生活，现在他独自一人在家的时间变得更长了。

如今雄太升入了高年级，下课后就不能去学校的托管班了，虽然报名了少年足球队，但足球队的活动到傍晚也结束了。雄太回到家后，就用微波炉加热洋子早上准备好的晚餐，一个人吃饱饭后便写功课、打电子游戏到深夜。

雄太不曾向洋子抱怨过自己很寂寞，洋子明白儿子知道妈妈的辛苦，所以默默忍耐。这让她更难过。

不少犯下重罪的加害人家属因为撑不住无法逃避的痛苦而自杀，第三次访谈即将结束时，我问洋子是否想过自杀。

她马上回答我：“没有，因为有雄太。”

4年来，洋子在精神上与物质上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雄太是她唯一的精神支柱。

访谈的间隙，洋子凝视着在室外独自踢足球的雄太。她的侧脸看起来非常平静，和访谈中激动发言时的样子有着天壤之别。据说雄太在足球队负责关键的防守位置，非常受同学欢迎。洋子喜滋滋地告诉我：“雄太情人节时收到了五份巧克力呢。”

雄太10岁生日时，洋子写了一封信给他。三页的长信中完全没提到丈夫被捕后的艰辛日子，写的反而是雄太告诉她的新学校的情况，比如他与好友的相处、在足球队发生的事等等，满满都是快乐的回忆。

“时常抱着感恩的心，自然会明白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妈妈会更珍惜与你共度的下一个10年，也会过得更幸福。妈妈很期待你10年后的模样。”

在信件的最后，洋子写道：“无论发生什么事，妈妈都站在你这一边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