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足协主席弗里茨·凯勒
文/扭腰客（发自柏林，全文约2800字）
单从媒体上看，德国球迷对德国足协的不满，远远超过中国球迷对中国足协的不满。尽管这是一个已经拿过4次世界杯冠军的国度，但战后德国形成的不顺从主义（Nonkonformismus）的集体意识和文化性格在球迷群体中留下同样的烙印。
德国球迷对资本、尤其是外资，介入本国足球领域格外警惕，为什么德国职业足球商业化远远晚于职业化，为什么年轻有为的莱比锡在德国并不受待见，为什么球迷会打出言语粗鲁的标语辱骂霍芬海姆老板霍普，为什么德甲球队不参与豪门起义玩儿“欧超”，为什么德国到现在仍然坚持着看起来已经非常Old Fashion的“50+1”投资原则，这一切都与德国基层足球的左派意识形态有关。
除了对金钱的批判，还有对权力的监督。“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对德国足协来说是非常准确的，因为他们每次上版面，都令人揪心。
2015年，时任足协主席尼尔斯巴赫因卷入2006年世界杯贿选丑闻而辞职；2019年，时任足协主席格林德尔因收受名表和在足协下属企业兼职获利等问题辞职；2020年，德国联邦刑警、税务和检察机构联合行动，以查偷*税逃**为名，对德国足协总部办公区以及6名官员的私人住宅进行搜查……
近年来德国男足糟糕的战绩也经常把德国足协官员推向风口浪尖：去年欧国联比赛上0：6惨败西班牙，今年在世界杯预选赛上更是爆冷在主场1:2输给北马其顿，勒夫下课的呼声越来越高，德国足协不为所动，依然让其执教至欧锦赛结束。
德国足协最新丑闻是主席凯勒和副主席科赫之间的口角。其实，这算不上什么最新丑闻。二人貌合神离，连我这名外国记者都有耳闻。这次有些特殊，凯勒在一次足协主席团会议上公开将科赫比作罗兰德·弗莱斯勒，引发轩然大波。
弗莱斯勒何许人也？第三帝国司法部秘书和“人民法院”院长。这个“人民法院”是在宪法授权外成立的机关，负责审理对抗希特勒独裁政权的政治活动。他还曾作为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代表，讨论关于*杀屠**犹太人的具体实施方案。
弗莱斯勒执掌“人民法院”期间，死刑判处率急速上升，1942年到1945年间判决了超过5000件死刑。特别为人所知的是他会当庭羞辱被告，并且大声地对他们咆哮。
德国《明镜》周刊、《图片报》对这次“纳粹比喻事件”来龙去脉做了详细报道。大致是凯勒作为主席正在失去他的权力地位，甚至有媒体将他成为“门童奥古斯特”（Grüßaugust，德国俚语，意为可以代表机构却无实权的人），由此导致一系列权力斗争升级。德国足协内部“宫斗”这里不作赘述。
在德国文化中，“纳粹比喻”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种攻击的恶意究竟到了怎样的地步？在德国语境中，“纳粹比喻”有哪些政治指摘值得深究，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话语体系，准备有针对性的“舆论战”。
德国足球界人士，包括各地方足协官员以及前任主席茨旺齐格都站出来指责凯勒的言辞。从茨旺齐格的表态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比喻有哪些不妥。
“德国足协主席怎么可以在如此重要的场合拿纳粹做比喻，而且针对的竟然是科赫，一位朱丽叶斯·赫希奖获得者（以德国犹太裔足球运动员朱丽叶斯·赫希命名、旨在推动“自由、宽容和人文”等价值观的公益奖项，赫希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纳粹杀害）。凯勒的言辞表现出，他在这一点上没有深思。你不能拿纳粹犯罪分子来做对比，这无意中会间接地鼓励这种“抹黑”话语策略，这种话术被右翼势力反复使用。换句话说，罪恶总是伪装在善良的皮囊之下，民主人士在支持这样的趋势面前要格外谨慎。作为德国足协主席，必须对历史有清醒的认识。如果重温《万字符下的足球》，他会意识到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民主人士犯了哪些错误，导致希特勒有可乘之机。不假思索的言辞和回避态度为纳粹分子打开大门。德国足协要继续与这些意识做斗争。”
通过梳理发现，二战结束后，德国政坛和体坛上出现过多次“纳粹比喻”。
2020年5月，德国选择*党**政客、梅前州议会反对*党**领袖Nikolaus Kramer在州议会上，将公共儿童频道Kika与纳粹宣传头子戈培尔相提并论。
2019年9月，德国音乐家Herbert Grönemeyer呼吁“不向右翼挪动哪怕一毫米”。德国选择*党**政客、联邦议会议员Götz Frömming将Grönemeyer与戈培尔联系在一起评论。
2017年5月，德国冰球国家队门将Thomas Greiss将美国总统竞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比作希特勒。
2015年2月，德乙球队奥厄在与莱比锡比赛中，为了攻击对手的投资人奥地利红牛集团，球迷打出具有影射含义的争议标语：“奥地利人一召唤，你就蒙上双眼跟着走。”（希特勒生于奥地利）
2014年3月，时任联邦财长、基民盟政客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将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动比作纳粹德国在1938年吞并苏台德地区。
2002年9月，时任联邦司法部长、*民党社**政客Herta Däubler-Gmelin将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的伊拉克政策与希特勒的施政理念做比较。2002年联邦选举后，她不在联邦政府任职，这一言行对德美关系产生非常消极的影响。
2002年8月，《明镜》周刊报道说，前总理科尔曾在小范围内说，时任联邦议会主席、*民党社**政客Wolfgang Thierse是赫尔曼·戈林以来最糟糕的议长。戈林是纳粹*党**仅次于希特勒的二号人物，1932至1945年间担任帝国国会议长。
1986年10月，时任总理科尔将戈尔巴乔夫与戈培尔做比较。科尔后来承认这是个错误，这个说法引发了一系列外交争端。
1985年5月，*民党社**主席维利·勃兰特（以“华沙之跪”著称的总理）在谈论基民盟秘书长海纳·盖斯勒时说他是“这个国家自戈培尔后最糟糕的煽动家”。
凡此种种，一方面说明，第三帝国给这个国家和民族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痛记忆，即便是公开争论中，也会时不时出现极不合适的言辞；另一方面，无论是有意还是故意，“纳粹比喻”已经形成特有的话语环境和政治指摘，泼脏水、扔泥巴、搞臭一个人或组织，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人们在脑海中将他们与纳粹联系在一起，这是非常恶毒和危险的手段，不能不令人提防。
比如美西方编织的“种族灭绝”涉疆谎言中，西方媒体将“教育培训中心”说成是“羁押营”（Internment camps）,更有险恶用心的媒体将其与纳粹集中营（Concentration Camps）做连接和暗示，这种话语指摘的危险之处在于，不需要任何事实佐证，即可让西方受众接受这一谎言。即便这里没有发生任何与“种族灭绝”相关的事，只要有这个称谓，就可以在西方受众脑海中做实“种族灭绝”的印象。
对新闻人来说，对待“纳粹比喻”要极为谨慎，不可轻易引用。比如去年武汉抗疫期间，《长江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相比“风月同天”，我更想听到“武汉加油”》的评论，文章观点暂且不论，其中一句“纳粹比喻”一石激起千层浪。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这是极具挑衅性的引用。将疫情对人们健康和生命的威胁与泯灭人性的*杀屠**联系在一起，这种可能有更复杂的隐喻，或容易被曲解和误解的政治指摘非常危险。更重要的是，这句引用并不能有效证明作者观点。
这句出自法兰克福学派代表学者阿多诺的名言，经常被滥用。这一论断甚至比出处《文化批判与社会》这本书还有名，它必须还原到德国战后重建这一历史时期的环境中去加以理解，与“内心*亡流**”创作理念和“砍光伐进的废墟文学”等文化风潮密切相关。可以确定的是，上世纪50年代，德国诗歌迎来黄金十年，涌现出卡施尼茨、萨克斯（诺奖得主）、保罗·策兰、巴赫曼、恩岑斯贝格等一批划时代的诗人。
知得深浅，方得进退。每次“纳粹比喻”引发的争论，都是生动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