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征服英格兰后，英法两国就相爱相杀上千年，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发推嘲讽马克龙：“在美国(*队军**)来到之前，他们(法国人)正在巴黎学习德语。”最著名的辱法段子应该是：没有人能在法国投降前占领巴黎。
1814年法国破产，她的海外帝国烟消云散，经济大为受挫。“如果有人想要了解这场战争的历史，”威灵顿公爵说，“我会告诉他们，是我们的海上霸权给了我维系陆军的力量，而敌人则无法做到这一点。”
英国海军把法国死死掐住，同时联盟陆军对拿破仑帝国施以雷霆之击。在更早的战事，比如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也是海军霸权铺展开通向胜利的道路；但这是一段漫长的跋涉。
1815年7月15日，拿破仑登临“柏勒洛丰”号，这艘船曾参与过*锁封**艾克斯水道的行动。舰长吃惊地发现自己是在接受一位皇帝的投降。那是有象征意义的，因为拿破仑正向一艘参与过漫长而又枯燥乏味的*锁封**大西洋海岸行动的不列颠战舰投降。
世界上已经没有可与皇家海军一战的舰队了。至1817年，海军力量的主体部分是由护卫舰、史鲁普船、炮舰和布里格帆船组成的8支中队：北美中队、南美中队、西印度中队、西部地中海分队、东部地中海分队、西非分队、开普殖民地分队和东印度分队。
不列颠站在了成为一个伟大帝国的开端上。回看1763年，不列颠打赢了一场欧洲大战，然后立即转移目光着手建立全球帝国。
在猝然释放的自信心作用下，海军战舰被派到世界各地守护殖民地，之后20年里该计划的种种愚蠢之处暴露无遗。在战术上影响不大的韦桑岛战役反而可能是历史上意味深长的海战之一。
这场战役之后不列颠失去了欧洲西部海域的控制权，这意味着不列颠是在被敌人用*首匕**抵着自己心脏的情形下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的。加之海军没能阻止*器武**从欧洲出口到北美，不列颠最终失去了她的第一个帝国。
皇家海军是不列颠依照自身利益重新安排世界秩序的利器。对英国来说，以法律治理并获得人民支持的国家是很好的贸易伙伴，反自由的*制专**政权对做生意来说是不稳定且有风险的。
在满足她的需要时，自身是君主立宪政体的不列颠会把自己塑造成自由的拥护者。皇家海军以它的火炮和遍及全世界的行动力强化本国的外交地位。
不列颠想要的是一个可以安全贸易的世界，顺从的、具有合法性的政府对达成这个目标至关重要。
至拿破仑投降以后，法国的高光时刻已消失殆尽，话语权也日渐消失，直至法国再一次对着德国投降。
1940年，戴高乐回到法国后，雷诺被追辞职。戴高乐看明白了局势，他曾经的导师非利普·贝当即将继位，向德国俯首称臣，领导声名狼藉的“维希政府”。他决定离开自已的国家。
那天，他在丘吉尔的朋友、英国议员爱德华·路易斯・斯皮尔斯的陪同下踏上波尔多机场的柏油碎石路，与祖国告别。戴高乐几乎是被斯皮尔斯拖上飞机的。日后，他罕见地袒露过那一刻的脆弱与无助：“我感到浑身被剥个精光，就像一个站在沙滩上准备纵身跃入大海的男人。
在斯皮尔斯眼中，戴高乐是个“生性坦率、直截了当，甚至有几分粗鲁……又有些怪模怪样的男人”，“他在身高上凌驾众人”，还“相当精明”。
戴高乐还没在伦敦安顿下来的那段日子，斯皮尔斯不时把他挂在嘴边吹嘘，而他的朋友丘吉尔则认为应该把这个法国人打造成法国抵抗力量的象征。
英国首相透露，他被戴高乐的个人品质打动——“他年轻、精力充沛，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丘吉尔写道一一但事实是，那时他没有选择，因为根本找不到其他适合人选。法国的溃败令丘吉尔急欲物色一位有担当的法国人向他保证，英国其实并不孤单。
起初，他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坚持一一不顾内阁其他成员的反对一一让戴高乐在6月18日发表广播讲话。丘吉尔的策略取得了成功。那年9月的一项调查显示，戴高乐一跃成为在英国最受欢迎的外国人，尽管他并没有遇到什么竞争。而在法国，他依旧是个默默无闻的人物。
戴高乐发表广播讲话后，向所有法国殖民地的高级军官发送电报，号召他们投身抵抗运动，但突如其来的呼吁几乎全部石沉大海。他尝试游说的人们大多已届退休之年，或者还有家留在法国。据斯皮尔斯观察，那些人“不愿牺牲服务了一辈子才换来的安稳生活，投入前方的冒险行动，不管这是项多么高尚的事业。”
对于年轻军官面言，加人自由法国也要冒巨大的风险。“你考虑过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吗？”一位法国人在英国同僚提及相关话题时反问，“如果我被逮捕，等待我的就是死亡；我在法国的财产会被悉数剥夺；而我也将违背成为一名军官时向法国政府做出的庄重承诺。我不赞同现在的这个法国政府，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我并没有宣誓一定会效忠我认同的政府。”最后，他补充道，他的两个儿子目前正在法国*队军**服役，他的背叛必将摧毁儿子们的毕生事业。
英国人十分欣赏戴高乐不愿承认战败的固执劲儿，可一旦法国人把这股脾气对准他们自己，英国人就感到了难堪。
卡特鲁的形容相当准确，英国把自由法国视作“为他们的政策服务的一个机构”，而自由法国的愿景却大相径庭，将自己视为“法国精神的延续”。
戴高乐认为，他拥有国家代理人的权力，因为在法国国内，最高领导人贝当已经“疯了"。"6月19日，戴高乐在发表广播讲话的第二天宣布一一“本人，戴高乐将军、法国士兵以及领导人，以法国的名义在此发表讲话”。”
然而让人气愤的是，丘吉尔后来向他提及大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问题时，这位法国将军像是早有准备，又推说他没有决策权。
法国的溃败已经够让人颜面扫地的，但对戴高乐而言更大的最辱在于，他现在必须依靠自幼便被教导不能信任的国家。尽管他暗下决定，掩藏内心不安的最佳方式就是假装法国它如今命运陷落一一还是像以前一样，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必定会勇往直前地顽强抵抗一切羞辱。
他只能摆出一副“不屈不挠的国家和民族领袖”的模样，才能赢得“法国人的支持和外国人的尊敬”。
英国首相在驻叙利亚的英国官员间传阅了一份寻求谅解的倡议书，鼓励大家更加设身处地地考虑戴高乐主义者们的处境。“永远不要忘记，与我们并肩作战的自由法国不仅只是我们的盟友。”
他提醒，“他们是站在道德高地，在国家溃败之际依旧选择挺身而出的一群人。他们冒着家人和亲人遭报复的风险，冒着所有财产被没收的风险，冒着监禁和死亡风险。他们就是这样一群人。”丘吉尔十分乐观地在结尾处写道：“良好的教养和审慎的判断力终将助我们渡过难关。”
但戴高乐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那就是英国是因为不堪被他粗暴的举止和火爆的脾气折磨，才屡屡做出重大让步。他在离开中东，前往自由法国治下的其他法属殖民地的途中告诉卡特鲁，不要和利特尔顿或者斯皮尔斯打交道，无论法国和阿拉伯人讨论什么协议，他们都将以英国代表的身份列席。
如果当年戴高乐从法国逃亡时曾对英国生出过一丝感激之情，如今也早已烟消云散了。他相信斯皮尔斯一一和他的许多英国同僚样一一在中东政局中扮演着一个“口出恶言、引人不安”的角色。
他后来在返回伦敦的途中接受了《芝加哥日报》的采访，谴责英国政府畏惧维希政府，还声称他们利用维希政府当中间人与希特勒对话。
1945年4月5日，夏尔・戴高乐召集了外交部长乔治・比多和驻黎凡特总代表保罗・贝内，共同讨论叙利亚政府发来的最新请求一一移交仍在法国控制下、由2万名精悍的叙利亚民兵组成的特种部队。
尽管有英国军官贬称他们是“一群穿着军装但一无是处的中东佬”，但他们对法国相当重要，因为法国当时在那里的全部兵力仅有3200名装备拙劣的殖民地步兵一一所有精良的装备和人员都被征调去解放巴黎。这支特种部队是“我们仅剩的可以调遭的部队”，而叙利亚人也知道这一点。
法国截获了贾米勒・马尔丹的一份报告。他在其中写道：“如果我们能掌握军事权，法国人在我们国家根本什么都不是。”戴高乐因此下定决心，绝不交出军事权。
戴高乐在1944年8月回到刚解放的巴黎时，受到了英雄凯旋般的欢迎。此后，他一直致力重建法国的大国地位，争取使自己的国家获得和美国、苏联、大英帝国那样的同等对待。
戴高乐在分析黎凡特局势时也抱持同样的态度。他告诉比多：“我们在叙利亚还有很多牌可以打。”4月5日的会议上他再次强调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证实了自己的想法。
斯皮尔斯已经被去职；英国一一主要因为法国支持巴勒斯坦的犹太恐怖分子一一正在劝告黎凡特地区“少安毋躁”；叙利亚人不再和黎巴嫩人吵吵闹闹；而“大叙利亚”方案似乎已经被永久搁置。
综合上述情况，戴高乐认为应该立刻回绝叙利亚的要求。他在那年4月的会议上声称，叙利亚人已经错过了“心理上的最佳时机”——英国现在需要在欧洲与法国维护关系，平息巴勒斯坦的局势，因此一定会牵制叙利亚人。戴高乐说：“我们可以放心，他们一定会谨慎行事。”就是这个误判直接导致法国被迫离开黎凡特地区。
过去数个月来，英国在是否容忍法国继续留在黎凡特地区问题上不断释放自相矛盾的信号。那年1月底，英国外交部通知达夫·库珀离开法国。“我们不准备为了法国招来更多针对我们的仇视和不信任，以致威胁到英国在中东的地位。”
但一个月后，如今担任法国驻伦敦大使的勒内·马西利留意到丘吉尔的一次演讲，英国首相似乎不愿再协助叙利亚和黎巴嫩争取独立。
丘吉尔表示：英国不可能“凭一已之力动武，以确保法国在中东的独特地位或让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我们希望平衡各方影响，但认为已经不存在协调的空间。因此，大英帝国不该把更多责任揽到自己肩上”。
戴高乐作出拒绝移交叙利亚特种部队的决定后批准了贝内的请求，向叙利亚派出了三个战斗营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麻烦，还计划向贝鲁特调遭更多士兵。
戴高乐在*队军**启程前告诉比多一一当时他正代表法国前往旧金山出席酝酿联合国成立的大会一一他们的出征将标志“法国的重生和英国霸主地位的终结”。”
为了强调其中的重大意义，戴高乐建议士兵们应该搭乘法国最大型的海军舰艇“蒙特卡姆号”前往贝鲁特，还告诉比多不用理会英国的不满。“轮到我们发号施令了”，戴高乐如此说道。
800名由塞内加尔人组成的*队军**正在朝贝鲁特进发的消息传到伦教后，英国要求戴高乐把“蒙特卡姆号”立刻调往亚历山大港。但是，达夫・库珀直到4月30日才告诉戴高乐这件事，且他私下认为“我们也在当地驻扎了数量庞大的*队军**，因此很难对法国说不”。戴高乐察觉到了英国大使的犹豫。“蒙特卡姆号”停靠贝鲁特的港口放下塞内加尔士兵的当天，英国没有立即发表评论。
法国因此沾沾自喜起来，以为英的沉默会让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感觉更加孤立，从而放弃他们的诉求。法国趁着英国没有抗议以及德国在7日宣布投降之际，一夜之间把戴高乐的海报贴满了贝鲁特的大街小巷。
欧洲胜利日当天，他们把几卡车士兵运往城内，一路高喊着“戴高乐万岁！我们都是您的子民！”以及“这是您的国家，戴高乐！”
5月12日，贝内抵达贝鲁特。他很快发现只要法国不撤军，黎巴嫩和叙利亚政府都不愿和他谈判。但是，法国总代表拒绝让步。5月17日，另一艘巡洋舰“圣女贞德号"载来了另外500名法国士兵。贝内辩称，这是因为英国刚向黎凡特派出了一个旅。
5月27日，大马土革和阿勒颇之同的两座重镇霍姆斯和哈马爆发了战斗。在哈马，法国和叙利亚宪兵之间的铁路控制权之争迅速升级。叙利亚人在城外伏击了一队正在*班交**的法国土兵，夺走了他们的大炮和装甲车。法国很快搬出了迫击炮和机关枪进行报复，还炮轰了整座城市，造成了80人死亡。
29日晚上7点，贝内在大马士革的代表费尔南・奥利娃。罗热将军下令轰炸大马士革。当时，库瓦特里的英国联络官沃尔特·弗兰西斯·斯特林正在城里。据他描述，大炮和机关枪的麦鸣声同时响彻整座城市，很快又传来了重型炮和迫击炮的开火声。
短短数分钟，“天下大乱”。“夜幕降临后，斯特林看见投弹手包围了旧城，开始向宪兵队的总部投掷*弹炸**。正如斯特林在日后所说，“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戴高乐向奥利娃-罗热将军下达了什么命令，我从未经历如此凶险的场面”。
斯特林参观这家大马土革最豪华的酒店时记录道：“所有的玻璃窗都被震碎了，地上到处都是玻璃碴；餐厅的所有桌子都留下了弹孔；几乎所有水管都被*弹子**射穿，正在往外漏水；卧室房间的外墙上布满了弹坑。”整整两天，酒店的客人都畏缩在地下室。一位法国土兵向酒店投掷了一枚*榴弹手**，当场杀死了一名英国军官。
当天，拖着病体又深陷绝的库瓦特里召见了肖恩，询问他英国究竟打算让戴高乐“肆无忌惮地发泄多久”。”他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催促英国必须采取行动，还撰写了数份简报保证会促成阿拉伯联盟，以及保障英国在叙利亚的独特地位。
肖恩在打给贝鲁特的电话中要求向身在伦敦的外交部长转达，“法国正在大马土革实施恐怖统治。除了无差别射击外，无论白人还是黑人都像疯了般用机关枪扫射汽车和大楼”。“肖恩还透露法国开始出现食物短缺，只能向士兵发放酒类饮品，劝说政府立刻让佩吉特插手。
短短三天，轰炸就夺走了800条叙利亚人的生命，对首都的破坏更是惨不忍睹。议会大楼还在冒着浓烟；市中心的一大片区域都被炮火摧毁，街道布满弹坑、破碎的玻璃和凌乱的石块；在法国机场发现了20名叙利亚宪兵的乱葬岗一一他们在死前都遭到了肢解。
“这一代叙利亚人，”总统库瓦特里在日后预言，“绝不可能容忍哪怕一个法国人走在大马士革的街道上。”“他视贝内和奥利娃一罗热为战犯并以此对他们进行审判。
法国人一手制造的混乱，英国人却费了好一番功夫才摆平。1943年11月，佩吉特向所有法国公民下达了宵禁令：所有法国船只和飞机均不准移动：法国土兵除非出于自卫否则不得开枪。
科格希尔认为宵禁令其实保护了法国人，“如果不是我们在这里，很可能每个法国人都没命了”。但是，这些严厉举措却加倍*辱侮**了肇事者的自尊。“贝内形容，这“就像往我们的背上插了一刀”。
比多召见了达夫・库珀，告诉他“无论法国犯下多么恶劣的错误，都不该遭到如此*辱侮**的对待”。库珀心软了。他承认佩吉特的命令“更像是惩罚战败的敌人，而不是协助我们的盟友”。
很快，奥利娃一罗热被送回了巴黎。当被问及停火后英国怎么对待他时，奥利娃一罗热讽刺地回答：“他们对我很好，用机关枪抵着我的后背护送我离开了那儿。”
法国丧失了力量却仍极力想要保留尊严。不可接受召回大使到寻求欧盟的统一口径都是被动的无可奈何的焦虑。拜登和马克龙的通话表明，在巴黎针对拜登政府的愤怒持续了几天之后，情绪有所缓和。
此前，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称澳大利亚中断协议的决定是“背后捅刀”，美国是“背信弃义”。巴黎正在等待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进一步说明。
其实，早在危机爆发后，美国总统拜登提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解释时，爱丽舍宫就曾于21日表示，通话不是为了“和解”，而是为了“澄清”。
利用潜艇危机大做文章，跟美国讨价还价争取法国利益，才是法国的目的，这是由法国中等强国的地位决定的。
一切都是为了利益，有了利益可以不计较捅刀，不计较*辱侮**，有了利益，即便盛怒如马克龙也一样可以跟拜登谈笑风生。
曾经怀揣大欧洲之梦的工业强国如今沦落到，这般没有骨气的境地，实在是令人唏嘘。
连英国也看不起得了哮喘病的法国。它对法国很好，用机关枪抵着它的后背，护送它离开了澳大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