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恩洪，是天津队当年有名的拼命三郎，跑不死的“橡皮膏”，与天津队过招的对手的核心队员一般会“死”在他手上。个子不高，能跑、能拼是他的特点。当年像上海的张宏根、广东的荣志行等最痛恨的天津队员就是薛恩洪。
2017年初冬的一个上午，老人迎来了“双百颂”对其进行采访，开始了老人对其足球生涯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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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1958年，天津市小学足球冠军。
1957-1958年，天津市中小学田径运动会400、800米冠军。
1957年，进入河东少体校。
1959年，进入交通局公路足球队。
1961年6月，进入河北青年二队，师从刘荫蓓教练，同期的队友有王杭勤、蔺新江、刘作云、王建华。
1961年12月，进入河北青年队。
1962年，在西安甲级联赛获得冠军。
1965年，与李家舫、王杭勤等人上调参加第二届全运会。
“*革文**”后，1971年代表天津队参加联赛，获得第一名（当时国家队和上海队外出访问，没有参与比赛）。
1981年获运动健将称号
1985年获运动荣誉奖章
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并不是足球队员，我曾在天津市中小学田径运动会上获得400米、800米冠军（1957、1958）.这段田径训练的经历让我受益匪浅，无论是在青年队还是到后来的专业队。因为我是前卫，要求我能上能下，所以具备非常强的跑动能力。
我来自天津的足球之乡——河东区复兴庄地区，那里是天津的贫民区，我家子女比较多，常年踢球也买不起球鞋，我踢球都是捡人家的鞋再系上麻绳固定上，有时一踢球，鞋就随着球飞出去了。当时复兴庄地区踢球的人很多，当时老少都喜欢踢球，这个地方也出了不少球员，像王金丰、李家舫、张景德、王建华等，在不同的时期，为天津队输送不少球员。
1957-1958年，我既参加田径训练，又参加足球训练。在田径比赛中获得天津市小学组400米和800米双料冠军，同时代表学校参加足球比赛，也获得了同年的天津市小学组足球冠军。当时由于家庭条件不好，我都是光着脚参加训练、比赛，当时田径跑道都是灰渣材质，没有今天的塑胶跑道，当年，我的体育老师送给了我一双球鞋，兴奋得我睡觉都抱着球鞋，舍不得穿。我一直记着王老师的恩情，成年后我常常从工资里挤出一些钱，为老师买些衣服、物品等，来报答老师当年对我的恩情。这样艰苦的条件为我足球生涯打下了两个良好的基础。一是刻苦顽强的精神，二是良好的奔跑能力。由于我打前卫，前卫队员就是要求攻守都到两个发球区，没有很好的奔跑能力，是很难完成任务的。
1958年，我被选进河东区体校，教练员是孙福来等。由于表现出色，后来到天津交通局公路足球队。当时天津的大型企业足球运动开展得也很好，各大企业联赛的水平也很高。
1961年6月，我进入河北青年二队，师从刘荫蓓教练。刘指导非常重视基本功，训练作风要求也严格，同时对生活仪表的要求也非常严格。
1961年12月，我正式调入河北青年队，到广东梅县参加冬训。当时的教练陈朴是辅仁大学足球队李凤楼的学生，这个人思想很超前，爱读书，爱学习，当时我们很多队伍都沿用4-2-4阵型，那时候陈指导就带领我们使用4-3-3阵型，实际上那就是全攻全守的雏形。他带领我们获得了在西安举行的全国甲级联赛冠军。
当时河北青年队的特点就是队伍比较团结，也能跑善拼，每个人的能力单独拿出来可能不如当时的天津队，但是在团结、拼搏的氛围下，爆发出来的战斗力是不可限量的。所以，我们队成绩在全国甲级联赛中好几年都好于天津队。另外，由于陈指导是李凤楼指导学生这层关系，当时遇有外国队来访问，一般派河北青年队去陪练，与外国队比赛的机会也多。无论对于队伍的成长和我个人能力水平的提高，都十分有益。1965年，我荣幸地被选进全运会队伍，代表天津参加了第二届全运会，并获得冠军，这是我作为运动员期间最大的荣誉。
后来，“*革文**”开始，直到1971年，当时省市分家后，我代表天津队又获得联赛冠军（当时国家队和上海队有出访任务，没有参赛）。1974年，已经去梧州冬训的我，与另外几名队员因第三届全运会限制年龄离开了天津队，并直接退役。在这期间，八一、北部等国内强队都有意邀请我去他们那踢球，都是由于家里的特殊情况而作罢。
回忆我这些年的队员经历，我的身体条件一般，个子较矮，身体也比较单薄，但是我最大的特点是训练比赛作风过硬，能跑善拼，意志顽强。记得当年训练的时候，我一般提前出来练一会，等队伍到达后再跟大部队一起训练，比赛时我主要负责盯防对方重点人物，如当时上海队的张宏根、辽宁队的盖增圣、广东队的荣志行等，往往令其失去队伍中的核心作用。而且我经常在比赛中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几乎每场比赛都有倒钩、铲球等高难度动作。想当年在上海的一场比赛中，我曾经在炎热的气候下跑休克了，害得从教练员陈朴到队友都手忙脚乱地护理我，半天才清醒过来。后来他们跟我说吓得他们一身冷汗。
在薛指导提供给我们的资料中，我们来看看周围其他人是怎么看待薛指导的。
当年执教辽宁队十连冠的东北大帅——李应发回忆：“那时候，辽宁队碰上天津队是一场恶仗，两队都死磕，谁也不服谁，就是天津队到沈阳踢客场，沈阳球迷给天津队起哄，叫天津队包子，可是天津队前卫薛恩洪鱼跃顶球和凌空倒钩，这样的高难动作让挑剔的沈阳球迷也不尽为薛恩洪的表现叫好。”
1965年，天津队在第二届全运会上获得冠军，薛恩洪是夺冠的功臣之一，时任天津队主教练的曾雪麟谈到薛恩洪时这样说：“这个队员让教练员用起来放心，管理时省心，比赛和训练中薛恩洪那股拼劲儿、那股艮劲儿，是队里的一个表率，生活中和大家团结相处，从来不让教练分心，我曾经和领队李汝衡说，薛恩洪这样的好队员太让我省心了，在比赛中越是硬仗，薛恩洪表现越出色。”
现在看来，从这样的侧面评价说明薛恩洪在天津队里“拼命三郎”的称号是实至名归的。
退役后，我来到民园体育场，那时候还没有市体校，民园体育场是市管单位，承担着足球、田径等项目的中心体校职责，同时也承担着大型足球、田径竞赛任务。我刚到民园体育场，领导让我做青少年训练工作，刚刚搭建好队伍，领导又把我抽调出来从事管理工作，管理业训和竞赛业务工作，从而开始了我担任管理岗位的角色。足球训练方面，当时民园体育场的教练员力量比较强，当时带队训练的有林贵荣、宋恩牧、王伯远、金光荣等知名教练员，业余训练搞得红红火火，田径训练也是如火如荼，为天津市培养了很多苗子，很多各区县的尖子队员都被抽调到民园集训。后来在1985年以后，又逐步地扩大了项目的设置，当时市体委把柔道队、角力队、拳击队、击剑的青年队等都放在了民园体育场。作为主抓业务的领导，责任和担子更重了。
由于民园体育场的特殊地位，经常承担一些国际、国内的大型足球、田径比赛，每年的甲级联赛自不必谈，还有很多国际足球比赛，例如巴西桑托斯队、荷兰芬达姆队等来津访问，国际足联U-16、柯达杯等都圆满完成任务。天津足球队甲级联赛主场基本上放在民园体育场，所以为天津队服好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无论是天津队提出用民园体育场训练、比赛，我们都以饱满的工作热情为天津队做好场地及各种竞赛、后勤保障等安排，也确保了天津队在甲级联赛时期良好的训练和比赛环境。
田径比赛我们每年都搞，由NEC赞助的马拉松比赛，几乎每届比赛市长都光临，为比赛鸣枪。所以，我们对赛前的准备工作也非常重视。例如，在开赛前几天，几乎每天深夜要徒步丈量、考察比赛线路，协调有关竞赛、裁判、安保等部分人员。所以，每天的工作量非常之纷繁复杂。到了赛时那天，还要废寝忘食地为赛事服务。还有经常在津举办的各种田径冠军赛、大奖赛等，天津市的中小学及各个机关、企事业单位也经常利用民园体育场来搞各种活动和比赛。所以在比赛季节，民园体育场的工作强度经常是超负荷的，但是由于我和我的团队拿出我当年当运动员不怕苦、不怕累“拼命三郎”的精神，把工作中的困难逐步克服、化解，由于我们不懈的努力，都圆满完成了任务。每年全国足球的优秀赛区评比，几乎我们每年都榜上有名。
后来，我被调往天津市人民体育馆任职，我依然心系足球，经常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条件组织一些室内五人制比赛，继续为足球运动发挥余热。2003年退休后，我仍然参加一些校园足球、青少年足球的辅导工作，我还兼任天津元老足球队的管理工作，每每看到那些在天津队的老大哥们还有同期的战友们，在球场上快乐地奔跑，我心中无比高兴。大家在如此高龄还能聚在一起，回忆过去，享受当下，能够多做些具体工作更是开心快乐，谁让我们一辈子离不开足球呢。
在谈到校园足球的时候，薛指导认为，校园足球的思路是正确的，足球对培养孩子们的集体主义精神、促进文化学习是有积极的意义，看我们怎么引导孩子们来踢球，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同时我们要衔接好他们升学和足球方面的上升空间，使他们真正因为足球而受益，这些年我们的人才培养断档严重，天津是足球之乡，现在天津的足球人才储备堪忧，无人可用，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尤其是各区没有了业余体校，使我们的业余训练失去了培养高水平苗子的阵地，不能够源源不断地为职业足球提供人才。
临近结束采访，薛指导还感谢米盖尔为天津足球所做的这次有益工作，谦虚地说：“自己对天津足球贡献有限。”但是，我们认为，应该感谢为天津足球做出过无私奉献的每一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管理人员等所有足球从业者，还有那些关心足球运动的领导，甚至热心的球迷，都应该值得我们向你们致敬。感谢薛指导接受我们的采访，也祝您健康长寿，多多享受足球给您带来的快乐人生。
薛恩洪先生签字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