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足球职业化后的“得与失”
如果要总结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的“得与失”，很难！正如回顾我们每个人三十年来的“得与失”一样无从下手。
改革开放让中国人富了起来，富足的生活使“三高”遍地开花，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过亿数量中的年轻患者不是个例，青少年平均身高的增幅与身体素质持续下滑的现象还在继续。所以要搞清楚得失取舍，不能只关注国足成绩好坏；也不能看当下投入产出的回报来衡量，而系统性地剖析无非又回到了体制、机制的建立健全，和文化范畴内的自觉、自悟、自省了。在娱乐至死的时代中，足球同样逃脱不了被吹捧、被戏谑的多元化生态环境的熏染，中国职业足球也随着时代的脚步和社会经济的曲线，走在唐吉诃德的路上。
我们喜于回首过往，无非是那个年代的贫穷和公平让大伙都在同一个阶层，没有富贵贫贱之分，也没有谁高谁低之别。大家的工资都是三、五十元；一样地买煤、买菜、勤俭持家；一样有兄弟姐妹。那时，踢球的孩子费鞋，多买一双好几块的球鞋，对于每个家庭都是不小的支出。但球技突出、身体条件好的孩子，会被选入业余体校，或是体校，解决了穿鞋穿衣的基本保证，如果能进入体工队专业足球队，或在1316工程能脱颖而出进入解放军足球队，四个兜的军装就又多了一份荣耀。这种专业运动队模式从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前在各省体委建立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走过三十多年后，最终还是寿终正寝了。
足球职业化最大的亮点是与国际足球接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思维让我们打开了视野，看到了足球也是一门生意。球员可以交易、后备人才可以异地流动，如春笋般成立的足球学校替代了体制下业余体校、省市体校编制。教育产业化有偿收费导向，使得足球培训费用名正言顺地节节加码，原有的业余体校、各级省市体校、体工队的后备足球人才培养、输送模式被打破，依靠职业俱乐部的梯队建设和后备力量培养的路子而是越走越窄，各级国家队适龄选材的球员越来越少。可以说市场化、职业化给足球后备人才培养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足球运动的公益性和普及性彻底丧失，走向一条与竞技体育*国体举**制相反的市场化功利道路。
“国家队球员是选出来的，而不是练出来的”，“14亿人选不出11人？”的道理在于，有青少年足球普及导向，但没有决心和耐心；有青少年足球培训和赛事，但没有公益性的底层基础；有校园足球，但校园足球并不服务于足球后备人才的提高。没有数量庞大的青少年足球选材基础。从哪里去选出“11人”？到国家队去练技战术？世界顶级教练屡次败走国足，证明了洋人厨子不一定能炒出一盘中国菜。
在业内人士失望、悲观，以及明哲保身、自扫家门雪的行业格局下，再没有出现过张引、徐根宝式的足球匠人。足球事业成为文件中名词，“做好本职工作”、“认真对待每一场球”、“我们会全力以赴”等外交辞令式的采访回答屡屡出现，而教练员的培训流于形式，本就文化素养有待提高的退役球员直接进入教练团队，不能仅凭一纸等级教练培训证而为长期饭票混日子。
足球职业化后的既得利益者，如果没有违法行为，自然可以心安理得地去享受生活。球迷们通过自媒体表现出来强大的舆论能力，以及“足球鄙视链”的流行，进一步反映出足球文化建设的迫切性。
中国足球职业化的目的是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提高足球竞技水平。近三十年的足球职业化时至今日 ：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