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2年开始上学的。那一年秋天，六岁的我被母亲送进附近的二完校一年级上学。报名那天，母亲拉着我的手，我忐忑不安地走进教室。因为学校规定的入学年龄是七周岁，而我只有六周岁。果然一位老师问我:“几岁了?”我按母亲的嘱咐:七岁了。“喜欢上学吗?”我点点头。老师似乎不太相信，但最终还是把我收下了。我非常高兴。学校的生活对我既新鲜又陌生。有了许多新的小伙伴，玩得更开心了。那时学校管理很严，开学有典礼，放假要开总结颁奖大会。进教室要排队，站队时后排同学的双臂要平举到前排同学的肩部。老师进教室，全班起立，老师走上讲台，同学们异口同声:老师好!那时师生关係密切，学生非常敬重老师，老师同样关爱学生。记得一、二年级的班主任是一位叫刘婉荣的三十多岁的女老师。她和善亲切，讲话柔声细语，极富情感，同学们都喜欢她但她对学生要求很严，谁犯了纪律，刘老师都不会放过。她不厉声喝斥，也不打骂体罚，而是一边和风细雨地讲道理，一边用柔软的手指不停地点你的额头，使你永远难忘。同学们都把刘老师当妈妈。刘老师生病了，同学们凑钱买水果去看望。刘老师要调走了，全班同学哭得泣不成声。
儿时，奶奶家教很严。每天上学要给大人们一一敬礼:我上学了。放学回家又一一敬礼报告:我回来了。吃饭时要先给大人们盛饭拿筷，有客人时小孩子不能上桌。吃饭时不能咂吧嘴，也不能敲碗筷。刷锅洗碗、扫地抹桌都是孩子们的活。但严厉的家规锁不住孩子们爱玩的天性，有次我和同学逃了半天课，跑到北门外大市场看杂耍。老师找到家里，奶奶非常生气，叫来姑夫。姑夫用家传的戒尺把我的双手打得好肿，火烧火燎，还要罚跪。我只好跪在院子里把双手贴在青石板上降温止痛。母亲下班回来看着我只能默默掉泪，我心里非常难受，今后再也不能这样让母亲为我伤心。
母亲去世后家庭经济就陷入了困境，只能变卖家中的一些物品、依靠亲友接济勉强度日。我和弟弟一日两餐，中午放学是小米饭炒山药，晚上是和子饭，小米白菜萝卜面条煮一锅。吃饭奶奶有定量，干饭两碗，汤饭三碗。平时很少吃馒头，只有过年节时才蒸白面馍。我和弟弟常与院内的小伙伴去菜摊上拾菜叶，到郊外挖野菜、捋树叶，拾柴火，抬水和煤泥什么都干。星期天帮人推架子车挣个块二八毛，小小年纪就承担了家庭生活的重担。我们的穿戴也十分简朴，多是大人们的旧衣服改做的。穿不了多久就破了，奶奶补了又补，我们也就像个小叫花子。那时鞋袜是奢侈品，一般人家都买不起，都是自己纳底做布鞋穿。而奶奶年纪大，妈妈没时间，只好给我们买胶鞋穿。而小孩子活动量大，最费鞋袜。一双胶鞋不离脚，没有袜子。夏天出汗鞋里滑腻，奇臭无比，课堂上让我们非常难堪，无地自容。冬天手脚冻疮累累，麻木冰凉，一遇热溃烂，奇痒无比。衣衫单薄，既没有羽绒丝棉，更没有什么内衣。羊毛衫。空心穿一件薄棉袄，纽扣也不全。直到我上了高中，仍然是三年一条绒裤，没有棉裤。到三年头这条绒裤就腰没腰，裆没裆了。
青少年时期的艰苦生活，至今回想起来令人落泪。但这也锻炼了我们，养成了吃苦耐劳，坚韧自强的性格，养成了勤劳俭朴、爱惜财物的好习惯
其实，生活上的贫困还算不了什么。最让人感到痛苦和屈辱的是社会的歧视和人情的冷漠。父亲的冤案不仅使母亲抬不起头来，也使我们幼小的心灵受到深深的伤害我们最怕别人的议论，最怕别人问:“你爸爸是干什么的?”我们不敢和同学争吵，一句“你爸爸是反革命。”就会噎得我出不上气来。一到填表我就发慌，《家庭出身》和《父母有无历史和现实问题》一栏，让我深感不安。长大以后升学就业，入团入*党**甚至调工资、评模范都受影响。一到政治运动心里就发怵，生怕飞来什么祸事。我们虽然出身旧家庭，但自小长在红旗下，生活在新社会。我们对*党**和国家的心是纯洁和真诚的。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我虽然想不通，但心中并无怨恨。只有院内西屋的刘大妈一家对我们很好。刘大妈的丈夫因一些历史问题被公安局弄走，以后不明不白死在看守所里，生活就靠两个大点的孩子打零工。也许是相同的遭遇，刘大妈对我们兄弟格外同情。她的三个孩子也像她一样善良，把我们当作亲兄弟。一起玩耍，一起挖野菜，一起拾煤碴刘家吃什么好点的，总忘不了我们孤儿寡奶。有年冬天刘大妈给我做了一件新棉袄，把我叫进她家试穿。当时我身上的破棉袄里生满了虱子，我很不好意思。但刘大妈一点也不嫌，她亲切地帮我脱下破棉衣，换上新棉袄。然后仔细地清除棉衣上的虱子。今天我虽然七十岁了，但回想起这一家人来，仍然满含感激的泪水。正是这些善良的普通人温暖了我幼小而凄苦的心，使我感受到人世间的真情和温暖。
妈妈和奶奶死后，我和弟弟顿时陷入了绝境。当时我十岁，弟弟九岁，都在上小学。我们将如何生活?谁来养活我们，一时成了大问题。万般无奈，善良的四老姨舍下她自己的家，来到坊山府和我们一起生活，直到一年后我上了初中住校，弟弟也在小学吃了食堂，四老姨才搬回她家。四老姨有四个男孩，两个大的已经参加工作，两个小的还在上学。其中老三，我叫三叔，当年是太原十中高三的学生。他生得英俊且聪明过人，学习努力，成绩优秀，一心要考北大清华。钱学森、钱三强、华罗庚是他崇拜的偶像。“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就是听他讲的。他还爱好文艺、体育，唱歌、拉二胡、打球、跑跳样样能行。每到晚上他常带着我们在马路上活动，给我们讲杨伯镛、戚烈云、陈镜开等体育明星为祖国争光的故事，听得我们如痴如醉。他打开了我们这群孩子心灵的门窗，启迪了我们对大千世界的浓浓兴趣，我从小的兴趣爱好，长大后的做人行事都受他的影响，我深深感激他。
这样一个满怀抱负的优秀青年，命运并不青睐他。1958年高考前三个月他的家庭出事了。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在阳泉钢铁公司任高炉工段长的大哥被人污陷打成破坏分子被抓进监狱。接着在太原柴村当中学教师的二哥在反右后期被打成*派右**，发配大同大青窑煤矿劳教，在井下挖煤。对生活和前金充满无限希望的三叔一下子陷入了黑暗的深渊。他彻底绝望了，我记得他痛苦不堪，满脸泪水，发出一阵阵呼喊叹息。为了家人的生活，他只能放弃高考，去河西下元了一名煤炭装卸工。每天早出晚归，与火车皮和大铁铣伴，晚上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家躺在炕上，发出一阵阵哀叹。这深深刺痛了我的心。联想到我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真是不寒而栗。自解放以后，政治运动不断，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改变了无数家庭和个人的命运。1962 年他大哥在四年刑期将满时得到平反，恢复原职。*革文**后做到公司总经理，还算幸运。但二哥的*派右**问题却是在二十年之后才获改正，他的青春年华早已葬送在暗无天日的矿井之下了。冤案可以平反，但时空不能倒转，失去的一切再也无法弥补和挽回了。三叔后来招工当了一名国营小副食店的售货员，一生潦倒。加之后来一段不幸婚姻，唯一的儿子也在失意中自杀。从此三叔对人生彻底失去了希望。二十年后我再见到他时，他孤身一人住在一间小黑房子里，面容憔悴，精神抑郁，与人无语。想到当年那个英俊潇洒热情奔放的青年，真让人连声叹息，痛心疾首。
作者：韩丹尼
山西永济人
二零一六年于永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