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27日早上，我正在翻看《新快报》，忽然，头版上的大字标题赫然跃到了我的眼前：《地震海啸吞噬过10000人》！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全国各界人士纷纷为东南亚海啸灾区捐款。
看着广州市的企业、市民纷纷踊跃捐款，支援海啸灾区。我也萌发了一个念头：自己组织一次募捐活动！地点在哪里呢？天河体育中心？不行，大多数人嫌天河体育中心太远了，中星小学的校门口？也不行，我的同学根本不会去中星小学，烈士陵园？可以！因为像我们十三四岁的初中生一样的年纪的人，谁不会去烈士陵园呀？大家都会去！现在广州的交通这么发达，坐地铁不就能到烈士陵园了？如果我的朋友中有谁不会去烈士陵园的话，那他可真是一个傻瓜兼笨蛋了。
就这样，一个计划在我的脑袋里形成了：我准备在2005年1月30日，全市学生放寒假的第一天，组织朋友们到烈士陵园去募捐。每个人象征性地投一枚硬币，投硬币以后在我准备的纸上签名。
我连忙跟朋友打电话，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这些钱是不能以个人名义募捐的。你可以问问有哪些机构接收这些捐款，然后再发动朋友们到那里去捐钱。你最好跟你爸爸商量一个方案，然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吗？”“1月23日我可能来不了，因为我1月17日要去澳洲旅游。”吴琼告诉我一个消息。“我只能1月23日来，因为1月30日我要去日本。”王主任说。
我回到学校以后，马上跟几个课余时间爱跟我聊天的同学说了这件事情，大家都积极响应。我一共邀请了9个同学，其中有两个同学是班长，他们俩响应最积极。虽然说学校发了有关捐款的通知，但我所在的班级一直到星期五放学前一分钟都没有接到通知。
2005年1月7日，我还破天荒地跟几个小学同学打电话，也邀请他们来参加这个募捐活动，有三个小学同学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很喜欢跟我谈论有关足球的东西，还有一个是在“711”聚会之前与我有过短暂交情的“羊城小市长”庞毅同学。
2005年1月8日，我在公司把《疯狂的日子》整理好，只要把稿子交给爸爸，请他帮我复印200份就可以了。我也列好了捐赠表格和演讲稿，准备好几个装钱的盒子。把这些事情都干完以后，我拨通了广州电视台的新闻热线，邀请记者在那一天（1月30日）前来采访。
回家后，我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我的小记者朋友们。吴琼告诉我她在1月23日能赶回来。许善怡建议说，最好把钱送到广东省慈善会。晚上，我接到了另一个小学同学的电话。我连忙把准备募捐的事告诉他。
“地点在哪儿？”“呃……在烈士陵园。”
“是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吗？”“不是，是黄花岗的那个烈士陵园。”
“嘿！我的家就在这个烈士陵园的附近呀！最近你感觉怎么样？”
“挺好啊。”我回答。
在中午的时候，我打电话告诉叮咚姐姐，我已经跟爸爸初步商量好了。“不过我想，《广州日报》星期天可能没有记者上班。”“那就把钱送到广东省慈善会吧。反正许善怡说送到广东省慈善会比较好一些。”“你可以跟陈阿姨谈一下这件事。”叮咚姐姐把陈武鹰阿姨的办公室电话写给了我。
星期天下午，我给另一位小记者打了电话。
“请问你是谁呀？”“我是钟健，去年7月5日的《岭南少年报》优秀小记者颁奖仪式上，你就是代表全体小记者发言的。”“哦，我认得你了。”于是，我把准备组织朋友募捐的事情详细地告诉了他，邀请他也过来参加这次募捐活动。“我还邀请了广州电视台来采访呢！”“哇，你就这样扩大这次活动的影响性？”“是呀！我要让广州市民都知道我。”
晚上，爸爸回来了，我把这件事告诉他，谁知他却不愿意支持这次活动。后来，我告诉他，如果他参加1月23日的活动，1月30日就不用参加了。我将会一个个地通知同学，时间改到1月23日，地点还是在烈士陵园，不过我们22个同学在烈士陵园集合以后，大家一起前往报社参加活动，在活动上发动在场的同学捐款，在活动结束后，我们一起把钱送到《广州日报》社或广东省慈善会。
第二天中午一放学，我马上给陈武鹰阿姨的办公室打电话。但是，电话拨通了却没有人接电话。我想陈阿姨可能外出了。
2005年1月11日上午，我把50元交到了班长那里。这50元是我的捐款。虽然这50元只能算是沧海一粟，但这就是我的一点点心意。是因为目前我国的民间组织已经筹集了1.2亿元。
中午放学时，我打电话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陈阿姨。“我想你不如先写一份倡议书，倡议大家为海啸灾区捐款。在1月23日的时候，你把倡议书拿回来在现场宣读，然后请大家每一个人在倡议书上签字。到时候由我们帮你刊登或者送到广州日报社。你就不用请大家拿钱过来在现场捐款，我们也没有权利做这件事情。”
“好的。”我爽快地说。
“今天我和你爸爸商量一下这件事情吧。”“好的。但您不要现在给他打电话。他是董事长，工作是非常忙碌的。请您晚上再给他打电话。”
下午上学的时候，我把以上这些最新的情况告诉了我邀请的同学。
2005年1月12日上午，潘恒同学将这件事情告诉了班主任。
“我要跟你们说件事情。”班主任说，“下午学校统一捐款，那些钱是汇款到领事馆的帐号上去的。至于钟健组织的那个活动我建议你们最好不要参加，因为18日就要考试了，这段时间应以学习为主。这就是我的意见。”
下课后，“你为什么要在现在把这件事情详细地告诉老师？你不会在考完试以后再说吗？我其实早就猜到老师肯定会这样说，只是我没有事先告诉你而已。”我的声音很平静，但语气中带着几分埋怨和恼怒。
“防患于未然嘛。”他爽快地笑着说，接着又说：“我不会去参加这个活动的，我不想上电视，因为我觉得这样很烦。我可不会为了一时的名利去追求虚荣的东西。”
2005年1月13日发生了一些事情。
潘恒听了老师的话以后，马上表示不去参加这个活动了。并表示：“这个活动一点也不把捐款当一回事。就算一千年才进行一次我也宁愿在家陪伴我的亲戚。”
中午放学回家，我打电话给叮咚姐姐和陈阿姨，我跟她们谈了很久才勉强谈妥。我本来想多邀请几个同学参加这个活动的，但遭到两位编辑的反对。“我们可没有为他们预先准备座位呀！”“那许善怡和陈楚琪她们呢？”“哦，她们几个我也邀请来了。”“我已经写好倡议书了。”“这样的话，不如你在那一天把倡议书在现场宣读出来。然后，你和你的朋友一起发出倡议。”陈阿姨提出建议。“那好吧。”
下午我告诉那几个男生，编辑根本没有为他们预备座位。他们还是不要去了，如果去了的话还不是要站两三个小时，谁愿意受这个罪呀？
2005年1月15日早上，我从《新快报》上得知，1月16日新快报和广州红十字会将联合在中华广场举行“红色爱心”募捐活动，去参加募捐活动的市民最好穿上红色的上衣，以弘扬“红色爱心”这一主题。
我知道这个消息后，马上给朋友打电话。但我的朋友们说，16*他日**们不能来参加这个活动。“那就23日见吧。”说实话，现在是复习阶段，2005年1月18日就要考试了。他们有什么理由选择在这种最后的关键时刻外出呢？只有我这种爱凑热闹的人才会这样做。
我们一家在上午十一点多来到了中华广场。我们来到了活动的现场。爸爸给了我十块钱，给了妹妹五块，让我们投进钱箱里。我连忙打开了摄像机，调好镜头开始拍摄。
妹妹捐完了以后，就轮到我来捐了。我把10块钱拿出来，郑重地把它投进了“红十字捐款箱”里，那些志愿者立刻递给我一张心形的捐赠纪念卡。整个过程的时间仅仅只有10秒钟。但是，在这短短的十秒钟里，我干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之后，我们来到了舞台前。主持人说，到现在为止捐款的数目已经达到2276元，这个活动将一直举行到下午5点。
我们只在现场停留了三分钟就匆匆离开了。
唉，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自己挺愚蠢：为了短短的三分钟，竟然浪费了不少电话费，当我费尽口舌之后，朋友们却不来参加这个活动。
2005年1月18日，许善怡给我打了电话，告诉我，芬姐姐刚才打电话问她那个捐款活动怎样进行。我告诉她，我请了五个同学，每人凑五元，六个人一共30元，在会上我们一起宣读倡议书，在会后我们一起把钱送到广州市红十字会。不过，这是我们六个人之间的事情，来参加1月23日的活动的人不要在那一天捐款。
2005年1月19日中午一放学，我给陈阿姨打电话。我告诉她，我已经最终敲定了，我只是邀请了两个小学同学谭天翔和吴秋明去参加这个活动，至于许善怡她们三个人是可以自己到工会礼堂的，只是我要约她们在报社门口预先见个面而已。“就这六个人了吧？不能再更改了，他们几个同学叫什么名字？”我把五个朋友的名字都告诉了对方，最后还说：“这已经是板上钉钉了。”“你不要再邀请人了，再邀请人我就不接收了。因为我还要排座位呢。”“那能把我们几个人的座位排在一起吗？这样我们就好商量一些事情。”“我们都以为吴琼不能过来参加这个活动。”“不会的，上两个星期六吴琼就告诉我她到澳洲旅游23日之前能赶回来。上个星期六我给她家打电话，电话是她姐姐接的，她说吴琼14日就出国了，22日才回来。”
2005年1月20日，我把那个“捐款计划”改进了一下：我和我的朋友在23日下午1点钟在烈士陵园见面，然后我们一起坐地铁到公园前，从公园前站下车，我们就立刻前往西湖路99号十楼广州市慈善会，捐了钱以后，我们立刻坐地铁前往西门口，从西门口站下车，我们立刻前往广州日报社参加活动。
2005年1月21日是星期五，前一天，我们刚刚结束了期末考试，这一天就在家休整。家人全都出去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家。
我给报社打了电话。电话是另一位编辑——芬姐姐接的。
“喂，请问叮咚姐姐和陈阿姨在吗？”“她们俩都不在。你是钟健吗？”“是的，后天就要举行活动了。您收到了那300张VCD没有？”“我们都收到了。”“我想再插入一个环节：最近报纸上说，教育部说小学升初中取消实验班制度，改为推荐生制度。我将要在会上做个小小的调查，询问一下参加这次活动的即将在今年升上初中的六年级同学和他们的家长对这一政策有何看法。我事先已经跟陈楚琪说了。”“是这样的，钟健。我们在会上也会腾出一些时间让小记者们自由采访。不过你总结时不要说得太长。”我和芬姐姐足足谈了十分钟才把事情谈妥了。
然后，我给吴秋明打了电话，把这件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到烈士陵园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中华广场的那个地铁口见面吧？”“是的。明天下午再给你打电话。”
从2005年1月22日的傍晚开始，我陆续给各位朋友打电话。
我先给吴秋明打电话。把最后的通知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并且还千叮咛万叮嘱：明天下午最迟在1点钟到烈士陵园地铁站的A出口——中华广场的地铁口等我。也可以提前几分钟到达，但千万不能迟到，如果迟到了哪怕只有一分钟，只要是过了1点钟，如果他们还没来，我都不会再等待，立刻就走。
然后我给谭天翔打电话，把以上的话跟他重复了一遍。
我给吴琼的家里打电话，她的爸爸说，吴琼现在还在火车上，让我十点钟的时候再给她打电话。我把事情简单地跟他讲了一遍，并且说：“我生怕您不能准确向吴琼转达这件事情，所以我还是等她回来以后再跟她本人商量一下这件事情。”
然后，我给许善怡和陈楚琪分别打了电话，把这件事情详细地告诉她们。陈楚琪说她的妹妹明天生日，她请了一大帮同学到家庆祝。“没关系！”我和气地说，“你可以跟你的同学商量一下，如果他们同意，明天你可以带你的妹妹来参加这个活动。”
稍晚一些的时候，许善怡给我打了电话，她告诉我，23日她要去开一个会，这个会议1点才散会。她无法在1点赶到烈士陵园，大家不如就在2点钟在广州日报社见面。
我接着又给陈楚琪打电话，她说，她能独自去参加这个活动。“那你的妹妹怎么办？”“我妹妹明天就和这些同学一起到另一个地方庆祝。
到晚上10点，我给吴琼打电话，告诉她，我将请她和我一起在会上宣读倡议书。并把我的计划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她也答应了我的请求。
活动前的最后一场“电话大作战”终于告一段落。
2005年1月23日下午一点，我和三姨准时来到了烈士陵园地铁站的A出口。正好碰见了王主任和吴秋明，王主任把20元塞到了我的手里，说：“我过两天就要去日本了。今天我们正好要开一个训练会，所以我不能参加你们的活动了。我顶多多捐一些钱。”王主任说完就匆匆离开了。
我们等了一会儿，吴秋明奇怪地说：“怎么谭天翔没有来呢？他应该知道怎么来这里的。”他就去买了一本篮球杂志。过了一会儿，谭天翔、吴琼和陈楚琪（其中吴琼告诉我她直接到报社去。）还没来，我当机立断，立刻出发！此时已经是13点30分。
我们坐上地铁前往西门口。13点50分，我们到达目的地。我们又走了整整一段路，才来到了广州日报社。
唉，有惊无险！
我、三姨和吴秋明一起来到了礼堂，吴琼和许善怡已经等候在那里，我把一样样东西全部扔到桌子上去，并打开了摄像机，开始对现场的情况进行拍摄，并把一份《倡议书》交给了芬姐姐。
我突然提出让另一个鸡年出生的同学来读这一份倡议书，“可是我们没选代表呀，你想读就读，不想读就拉倒。”我想了想说：“不如我就读最后一段吧。反正这最后一段是发出捐款号召的。至于前面的内容，我想同学们都听了好几遍了，肯定会觉得很烦腻。”芬姐姐同意了我的建议。
等到同学们轮流表演了一些节目以后，趁着几个同学在制作珍珠泥画的时候，我去采访了一个六年级学生和一位家长。我准备的问题是“对于小学升初中取消实验班，改行推荐生制度，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要经过考试才是最公平的。”那位受访的家长说。
我听说前面的舞台上有现场直播，我连忙举起了手，并拉着那个穿蓝色衣服的学生走到舞台前。
我把问题向大家念了一遍，然后我就向那个男孩提出这个问题。他是这样回答的：
“我觉得不是很公平。那些差生可以凭着最后的一次升中考试来拼搏，说不定会拼到一间重点初中去，让他们坐享其成；相反，如果那些优生在最后一次升中考意外失手，被分到条件差的学校的话，就会大大地打击他们的信心。”
采访结束后，我回到自己的座位，继续观看精彩的节目。
其中一个节目结束后，主持人宣布：“一个月前在印度洋发生的大海啸想必同学们都已经耳熟能详了。在灾难发生以后，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支援灾区，广州市民们也踊跃捐款……”我还没等主持人说完就直接上了舞台。“我们当中的钟健小记者，”主持人继续说下去，“他写了一份捐款的倡议书，而且写得非常好。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们现在让他读这份倡议书的最后一段话。”
于是，我就当着100多人的面，把这份倡议书写的最后一段话——号召参加活动的同学们捐款的倡议宣读了出来，而且还读得非常流利。好，这下我可发挥自己的潜能了！这都是因为我以前跟叮咚姐姐谈话时由于过于紧张造成了说话结巴的毛病。现在当着这么多人，如果我由于紧张而结巴地宣读倡议书，肯定会被大家笑话。
2005年1月27日早上九点，我和小学同学杜宗尧一起来到了红十字会捐款。
在工作人员的指点下，我们俩来到了8楼，找到了科长。
我说明来意以后，一位穿着黑色制服的阿姨让我们坐下，我看见桌子放着一堆捐款收据，心想：看来来捐款的人真不少。
我连忙把装钱的盒子拿出来，数了数，一共有97.5元。是因为杜宗尧的父母不让杜宗尧代那三个同学捐款，所以只给了杜宗尧20元。我一急之下，告诉杜宗尧，把这20元分成几份，就当是每个人捐了5元就可以了。所以，这20元和我此前筹得的77.5元合起来，一共是97.5元。杜宗尧还帮我清点了一下。我把钱交给穿黑色制服的阿姨的时候，还一边拿着摄像机，一边郑重其事地对大家说：“这些钱虽然少，但是，这却是16个人的共同爱心。这次活动是我发动的。但是这十几个人之中，除了我们以外，其他人今天都因为有别的事要做，所以不能亲自到红十字会来捐款。所以我就和那个男孩代表大家把这些钱交给你们。但愿我们能为海啸灾民做得更多。”
我停了下来，欣赏了这一番话的效果。大家的脸上都露出了微笑。这让我很满意。
接着，我告诉那位阿姨：“您帮我把16个人的名字全都写在收据上吧。”“但是收据单太小了，写不下这么多人的名字。”“就是嘛，我们写一张总的收据给你就可以了。”站在旁边的科长说。阿姨立刻写了一张收据交给了我，并给了我16张心形卡片，说：“我们本来每一张收据只给一张卡片的，但是因为你们俩代表16个人来捐款，所以就给你16张卡片。到时候每人分一张。”我把整个过程都拍摄下来了。
捐款以后，我们俩留了下来。等记者到红十字会来采访。可是，我们等了很久，连记者的影子都看不见。
这时，电梯突然开了，几位叔叔走进了红十字会的办公室。杜宗尧告诉我，刚才他在楼下看见一辆广州电视台的采访车。穿黑色制服的阿姨说，今天广州药业集团下属的广州敬修堂药业也来捐款。她还指着桌上的一叠收据问我：“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不就是捐款收据吗？”“对，许多市民都纷纷以汇款和亲自上门的方式捐款。”
我连忙上了九楼，跟广州电视台的记者见了面。我把这件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们。并请他们在采访完敬修堂药业的人以后，再来采访我们。
过了一会儿，记者和工作人员们到了八楼。穿黑色制服的阿姨说：“这个学生很厉害，他主动发动他的朋友们捐款，并且在这里待了一上午，说是要等你们这些记者过来。”
这时，敬修堂药业的工作人员把一张中国工商银行的大支票交给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我凑上去看了看上面写的捐款数目，哇！共有二万多元！接下来，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市红十字会已经为东南亚海啸灾区捐款1130多万元人民币了。我想：我都说了，这97.5元在这巨额捐款面前只不过是沧海一粟，钱虽然比较少，但这可是代表我们16个人的一颗火热的爱心呀！我们16个人一共捐了97.5元，平均每人捐了6.1元。如果把这一小笔钱折合成美元的话，就会有11.5美元。
记者采访完敬修堂药业的工作人员以后，就来采访我们了。我连忙把摄像机塞给了一位工作人员，请他帮我拍摄。对方有点疑惑，“他是请您把整个过程拍摄下来。”杜宗尧补充说明。
于是，我们把所有的钱倒出来。“10元、20元、30元、40元……97.5元，正好一分钱不少。”我们把那堆钱移到穿黑色制服的阿姨面前，阿姨把已经写好的收据和一张卡片给了我。“但愿我们能为海啸灾民做得更多。”我说。
“请问拍好了没有？”我高兴地问。“已经拍好了。”
“走吧！”我们俩立刻离开了红十字会。
注：本文写于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