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素以多族群文化共存著称。

2022年，马来西亚总人口约为3200万，其中马来人占全部人口的69.4%，华人为23.2%，印度人为6.7%，其他种族0.7%。

其中，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划分系历史与文化的产物，是一个持续不断地去定义谁被包含在内和谁被排除在外的权力运作结果。

殖民时代的分而治之政策

在英国殖民统治建立之前，马来群岛栖息着多个族群，他们彼此之间的经济贸易和各马来王国的周期性竞争，带来人群的迁徙，促进文化上的相互影响。

马来苏丹王朝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皆处于主导地位。

除马来人之外，华商、阿拉伯商人、欧洲商人活跃在不同王国的港口城市，他们与当地马来商人、爪哇商人等维持贸易往来，布吉人、米南佳保人也先后迁徙到马来半岛。

早期定居在马来群岛的华人以华商为主，而非劳工 ，他们大部分已经被吸纳进当地社会，与当地的妇女(如马来人或当地其他族裔)通婚，繁衍后代 。

17世纪以来，荷兰和英国殖民势力入侵马来群岛，这对地方上族群的形成和重新组合以及族群特征的再定义造成深远影响。

殖民者将马来群岛划分成荷属和英属两个部分。

英国殖民者将“马来人”土著化，譬如，马来半岛的土生华人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积极学习英语，与英国人合作，甚至自称是“国王的华人”，以此表明他们忠于英国。

尽管如此，在殖民者看来，这些土生华人依旧是外来族群，信奉中国宗教且延续其华人姓氏，既非欧洲人，也非土著。

英国殖民者的“分而治之”政策加剧了“华人”与“土著”之间的种族差异。

威灵顿公爵在18世纪末到访槟榔屿时，就认为欧洲地方法官应根据华人和马来人各自的法律对华人或马来人作出审判。

1807年出台的《槟城宪章》中有关马来人和华人的认定已经被简化成：马来人信奉伊斯兰教，华人信奉华人宗教。

将特定族群简化为某类单一的符号，贴上专属的文化标签，这正是殖民者运作族群政治的普遍逻辑。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管是马来人，还是华人，他们都经历了一个不断被刻板化和单一化的身份标示。

日本占领与马来亚独立

日本对马来半岛的侵略(1941—1945年)，进一步加深了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分立，并且将其推至对抗状态。

战争阻断了华人新移民返回中国的计划。

与那些已经开始追求本地政权的华人不同，大部分华人新移民起初并无计划在当地永久定居，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就导致大量华工回流到中国。

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又再次促使华人流入马来半岛。

不管是土生华人还是新移民，马来亚的华人基本一致反对日本人的侵略。

日军一占领马来半岛，就迅速将那些被怀疑是*产党共**或民族主义者的华人处决，想以此制造寒蝉效应，令整个马来亚华人社群屈服。

但是，事与愿违。

华人支持英国人和马来亚*产党共**(简称马共)共同组建的抗日游击队，即“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为其提供掩护或经济上的帮助。

日本人对马来人，则以“亚洲人的亚洲”为宣传口号，激起他们对欧洲人的反感。

日本人选用马来公务员管理当地事务，将他们选派到原本由英国人负责的岗位。

同时，受日本人的领导和鼓动，多个马来团体发动对游击队的攻击，指责华人的存在造成了当地社会的*乱动**。

作为反击，游击队也开始袭击马来村落。

因此，对游击队的支持或*制抵**，变成了族群之间的冲突，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敌意进一步加深。

战争所带来的失业问题，也加剧马来人和华人的经济竞争， 二者之间关系持续紧张化。

马共所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战后对马来人的报复行动，增强了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

日军投降后、英国人重返马来半岛前的几个月，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接管各地政权。

他们对那些与日军合作的人，采取报复行动，其中就包括大部分的马来人。

这种手段令马来人感到恐惧，他们似乎看到了华人统治马来半岛的可能性。

在日军的煽动下，马来人反击，随后发生1945—1946年的种族冲突，对马来亚的独立之路带来深远的影响，造成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不信任关系。

除此之外，英国人重返马来半岛后，主张建立马来亚联邦，赋予非马来人平等的公民权。

这一主张引发了马来人社会的不安。

马来精英纷纷组织不同的机构，反对马来亚联邦的计划，马来人政*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在这一背景下成立，肩负着“为恢复马来主权而战”的使命。

最终，马来亚联邦解体，英国政府在1948年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发动全面清除马共势力的运动。

马共最终没有获得在马来半岛的领导权。

至此，马来人作为“本土民族”的身份，已经不证自明，而华人群体能否成为马来亚的公民，仍需要相关法规的许可。

很明显，马来亚独立建国的族群主义路径深受殖民主义的影响。

当英国殖民者准备离开这片土地时，他们延续其战前的治理方式，给予马来人优先权，认为马来人是主人，华人是外来的，前者的权益应受保护，后者的地位相对较低。

马华公会首任会长陈祯禄向英国人要求给予华人同等公民待遇，但未获得允准。

陈祯禄不得已接受华人为次等公民身份的要求，以马华公会为依托，继续为华人争取公民权利。

可以说，马华正是在这种让步中逐渐参政。

然而，政治权利关系的不平衡推动着族群政治的进一步展开。

华人群体担心“大地之子”的特权所导致的社会不平等现象，马来群体则关心如何能克服来自其他族裔的挑战，实现“马来主权”。

作为马来半岛的两大群体，马来人与华人之政治角力不时挑动着这个年轻国家的敏感神经， 最激烈的冲突当属1969年发生于吉隆坡的严重种族冲突事件。

种族冲突后的启示

1969年五月全国大选，当时的反对*党**阵营获得超过一半的选票，这直接激起一些巫统激进分子的不满，举行*威示**，进而演变为种族间*力暴**冲突。

它成为马来西亚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族群性流血事件，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也在事件平息后，引咎辞职。

1969年的种族骚乱，促使巫统执政者重新反思独立以来的相关政策。

1971年，巫统出版《精神革命》一书，从马来人的心智特征入手，解答上述问题。

《精神革命》是一本论文集，十四位作者不约而同都沿用先前殖民者的词汇，认为马来人 “渴望成功，却不够努力”“不为未来做储蓄”“缺乏创新、想象力和拼搏的精神”“不理性，受感觉左右”“在逆境中没有毅力” 等。

大约在同一时期，马哈蒂尔也出版新书《马来人困境》，对马来人的民族性作出分析，他将华人和马来人的民族性格置于两端，认为华人由于受祖籍地的艰苦生活环境的磨炼而形成“拼命工作、精明的生意人”性格，马来人则是生活在富饶的环境而发展为随和宽容的弱者特征，当这两个群体相遇时，“还没等华人发出猛烈进攻，马来人就已经退缩到那些较为边远的地区了” 。

1969年的种族冲突，成为马来西亚政坛上的分水岭。

在随后推出的新经济政策和国家发展计划中，以马来人为首的执政*党**都竭力提高马来人在国家的商业和工业领域中的配额。

马来人作为“土著”，而且被诠释为比华人弱势的群体，执政*党**应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保护性政策，以固打制配置教育资源和就业机会。

不同于英国殖民者对马来农村不干预的政策，新经济政策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发展的名义推动马来乡村社会的改革。

山姆苏尔就指出，这些发展项目的实际得利者并非小农，而是当地的马来资本家和与之相关的政府官员。

安达娅教授夫妇同样指出，直到1987年，2/5的橡胶和椰子种植者以及一半的稻米耕作农民仍旧处于贫困线以下。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带来裙带资本主义现象，某些人因其与政府官员有私交，得到过多的经济利益。

除了马来贫困者外，华人贫困者、印度橡胶工人和原住民都在新经济政策中处于劣势。

在马来民族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持续作用下，不同类型的华人更愿意接受作为马来西亚华人这单一族群身份的认同，却始终与主流族群在心理上或社交网络上保持距离。

笔者在华人渔村的调研观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政府所制定的一系列有关近海捕捞和养殖业发展的政策并不能切实改善华人渔民渔业受挫的局面，反而国家持续强化的以族群为论调的竞争，已经令地方上的华人下意识地认为是自己非马来人的身份导致了经济上的挫败。

当地华人渔民在渔业上的挫败感不断加深了他们对马来统治者的成见，他们巧用殖民主义的“遗产”，笼统地谴责马来统治者的懒政无能，并试图规避一切可能令他们经济蒙受损失的政策，这显然也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

为了谋求发展，他们既运用地方社区内部的经济和文化机制互助合作，也尝试突破单个渔村人微言轻的局限性，联络多个渔村和渔获批发点，组建全国渔业总会， 这使得地方上的华人渔民从小的社群成为较大的群体的利益得以显现。

结语

面对日益分化的族群关系，马来西亚政府或许有必要回看开国元勋们的建国理念，为持不同文化认同的族群打造一个彼此尊重、平等公正、团结共进的社会。

参考文献：

1《马来西亚国家概况》，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2年7月。

2段颖:《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国家建设与族群政治》，2017年第5期。

3《马哈迪不断挑拨种族情绪》，来源:南洋社论，2021年12月16日。

4《马来右翼发难挑战华文教育》，载《亚洲周刊》，2021年第51期。

5陈志明著，段颖、巫达译:《迁徙、家乡与认同——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