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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际，思无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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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时还忆起始
蒋子丹
2002年第6期《天涯》出版之后，杂志社新旧人手顺利交接，新任社长、主编分别是邢孔建和李少君，并由王雁翎任副主编，我自1995年开始历时近八年的主编（后来还兼任了社长）生涯正式结束，我跟他们约定新的游戏规则是：不告不理，有问必答。将最后一期文稿签字付印的那天下午，我坐在天色已晚人声消匿的办公室里，回想这又长又短的时日，忽然生出些感慨来。八年时间，对一本杂志来说可能不长，对一个人来说实在不短。然而不论是长是短，它们已如川之逝水流淌而去，只留下四十二本杂志、十卷精选本和我将要写下的文字作为我心里永久的回声。
2015年10月，王雁翎、蒋子丹、李少君三任主编在《天涯》改版20周年座谈会上合影。李宁拍摄
1995年春季某天，海南省作家协会新任主席韩少功找我谈话，希望我能接替上任《天涯》主编叶蔚林先生退休的空缺来办这份杂志，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沉重的时刻。
我从1976年开始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当编辑，前前后后已经办过好几本杂志。可以说深知其中甘苦，尤其在当今刊物数量膨胀，竞争激烈，许多纯文学杂志朝不保夕的情形下，接手这样一本地处边远省且毫无知名度的刊物，何尝不是一捧烫手的栗子？从另一方面说，本人的人生进取原则，向来是宁为凤尾不为鸡头，在此之前不久发表的一篇文学自传中，我还非常潇洒地写道，我这一辈子担任的最高职务是少先队中队长，而且肯定要在这方面不改初衷。可是当时我面临的情况，是要为一捧烫手的栗子改写人生。
不能否认，每个人都是有弱点的。我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弱点，是不会对朋友说不。我曾经开玩笑说，幸好我的朋友中间没有不法之徒，要不然我将是最容易成为窝藏或窝赃犯的人选，这时要把这一捧烫手栗子塞给我的上司，恰是朋友韩少功，他对我说，你不觉得纳税人的钱浪费了太可惜吗？这句话击中了我的另一个弱点，那就是我对社会还残存了一分令某些现代人不屑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天涯》那时每年享受工资在外的十五万元财政补贴，每期却只印五百份，寄赠交换之后就放在仓库里，等着年底一次性处理，看着也的确让人觉得不太对劲。于是，考虑了几天之后，我答应“友情出演”，但条件是韩少功本人必须担任杂志社社长，我感觉以他在文坛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他当不当社长对杂志的兴衰至关重要。后来的事情，证明我的直觉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来讨论杂志的改版问题，决定要改就改得彻底一些。韩少功首先提出要从文体上突破“纯文学”的框架，把《天涯》办成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杂”志，或者说“杂文学”刊物。他说，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来是文、史、哲不分家，《史记》是历史也是文学，《孟子》是文学也是哲学。《天涯》如果能在恢复中国独有的大文化传统方面作点工作，应该是会很有意义的。这种设想的提出，跟韩少功本人的学养状况有密切关系。早在两年前，他就一直在考虑小说如何才能突破固有的叙事方式，找到一种新的跨文体写作样式，并正在努力将这种思考参入到他的写作中去。与《天涯》改版同时进行的，是他对长篇小说《马桥词典》的创造性构想，这部著名小说，凝结了他对西方的言语哲学、中国明清笔记文学以及他自己多年的写作实践等等多层次的积累和探究成果，后来一度被称之为“马桥事件”的构陷与反构陷诉讼弄得毁也至极誉也至极。《天涯》改版的定位，跟这部小说的构思其实是两位一体一脉相通的。
2017年10月，湖南汨罗当地举办了韩少功创作40年汨罗老乡见面会的活动，韩少功夫妇与当年《马桥词典》中人物原型见面。李宁拍摄。点击上图了解详情。
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文体定位，很像开始写作某部作品时对语感的寻找.。凡是有些写作经验的人都会体会到，寻找语感对一部作品的创作是多么重要，它与你想要表达的精神内涵有着血和肉一样的关联，找准了，作品还没下笔，已经成功了一半。我庆幸《天涯》在它的孕育期已经具备了后来使它在刊山报海之中脱颖而出的条件，就是它独特的文体气质，是这种气质决定了它的品位。也许跟所有其他杂志的设计不同，《天涯》的改版是以文体为酵母，启发了其它如题材、栏目、议题等等别的一直被认为是更重要更主要的方面，而不是相反。这一点，我也是在办了几年《天涯》之后才体味出来的。
在当今文化产业特别是传媒业越来越商业化的背景下，杂志的主办者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盲目取悦读者，为经济利益出卖精神品格，对这点我们深以为鉴。假如在诸多相互类似得像多胞胎一样的消闲时尚杂志中，再增加一份有你不多无你不少的《天涯》，实在是没有多少意思。那么未来的《天涯》准确说是我们理想与设想中的《天涯》，应该是一份什么样的杂志呢？
首先它应该具有前锋性。它的前锋性并不像某些人理解的那样，体现为声色犬马玩世不恭，恰恰相反，它将在很多中国文化人公开嘲弄文学的理想和崇高的时候，堂皇地重申文学的理想，呼唤文人的道义感、同情心和批判精神。同时，它应该是在审美形式上锐意创新且又充盈着真情实感的。现实主义的小说曾经达到过巅峰状态，现代主义小说为了超越这个巅峰业已使出百般招法了走过了九曲十八弯的路程。在当代中国，小说技法的更新层出不穷，任何一种新的技法都不再会引起惊诧与非难。这当然为小说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也当然对小说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徒工有技法不行，还得有丰厚的内涵。反之，你的真情实感最好用新锐的技法来表达，才更来神更带劲儿更吸引人。这样的小说曾一直在我的写作实践中引诱着我，我一直在为写出这样的小说而努力，却总不能如愿以偿，
于是就更期待在我主编的杂志里，能有幸发表这样的好小说，当然也包括好的散文和诗歌。
文学以外的作家，也是《天涯》将要关注的视域。这样表述说不定会引起误解，以为我们又要把某某作家家中失窃，某某作家在某天饭后吃了一个某版苹果，某某作家不弃糟糠或另有新欢这些无聊的花边消息塞给读者。不是这样。这些东西为我们所不齿。我们希望展示的，是作家真实的思想，是他们用直白的语言、非技术化的方式向人们传递的真知灼见。他们的话题，将涉及社会、文化与人生重大热点与难点，诸如政治、经济、教育、法律、环境、时尚、历史、家庭、种族、女权、*爱性**、疾病、死亡等等。也许是随笔杂文，也许是专访对话、也许是圆桌会议纪要，体裁可以多样，但精神面容应该是真诚的、善良的，对现实充满关切之意同时也充满忧患之情的。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还要把“作家”的概念扩而广之，凡是以文言志的写作者都应该称之为作家，这就是后来《天涯》的作者队伍中为什么会有不少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原因。这无疑有力地扩展了稿件的资源和作者阵容。
理论和批评往往是费力不讨好的环节。云山雾罩的艰涩深奥和赤膊上阵的破口大骂，“捧杀”与“棒杀”，人云亦云或霸气十足，都可能破坏理论批评的威信。我们的刊物能不能追求一种亲切生动的文风，建立一种宽容民主的氛围呢？我们能不能联络上更多优秀的学者，找到更多优秀的影评、乐评、画评撰稿人呢？所幸当我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一些理论高手已经欣然表示了给予大力支持的好意，这自然极大地增添了我的信心。
剩下的问题里，最要紧的是读者的参与。读者中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着文学。假如有一些非作家的人们愿意将自己收藏在箱中柜底的日记、书信、揭发信、检讨书、回忆录贡献给读者，也贡献给作家，我们求之不得。这些文字，应该保持着朴素与天真的原貌，没有任何包装和造作的痕迹，真正以其亲历性和独特性震撼我们。流行在市井的当代民谣、新成语俚语，别致新鲜的广告语，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民间语言生机勃勃的智慧与原创力的文字，我们刊物都将虚位而待。
就这样，《天涯》的轮廓一天天在想象中清晰起来。
1995年6月，我应河北和四川两家出版社之邀，到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城市参加“红罂栗”与“红辣椒”两套丛书的促销活动，签名出售我的小说集《桑烟为谁升起》、散文集《一个人的时候》，挎包里背着一叠《天涯》改版方案。这是一次很好的组稿机会，当时活跃在文坛上的女作家，除了王安忆和蒋韵之外，差不多都到齐了，她们中间有不少人跟我有着挺好的私交，我可以用带点横蛮的口气对她们说，我不管，反正你们都得给《天涯》写稿。
说实在话，这份花了我们很多心血才策划出来的组稿信，并没有引起我的组稿对象们足够的重视，尤其是我的几个老朋友，她们更关注的倒是我当主编这一行为本身。准确地说，这种关注绝对不是赞赏或者羡慕，而是不解甚至是同情。这跟我前些年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虽然从八十年代中期我就有一搭无一搭地写些小说散文，但我一直是一个低产的写手。1988年举家迁居海南岛，我们夫妇跟朋友们一道创办了后来很有名气的杂志《海南纪实》，但实不相瞒，因为生存的需要，它已经跟文学没有多少关系，基本上是一本新闻刊物，当它还在运作的时候，谈文学看文学在我们这几个办刊的人来说，已经是一种奢侈，更遑论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海南纪实》创刊不到一年就停刊了。停刊之后的几年里，我几乎足不出岛，并很快地习惯了称琼州以北的地域为“大陆”。往日的文友们稀疏了往来，只和为数不多的几个保持着电话联络。我记得那时候我在电话里常常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你在干什么？
我曾经让这个问题问得很尴尬，我觉得它的含义除了“怎么不见你的人”这一层之外，当然还有“怎么不见你的文”那一层。可是在《海南纪实》停刊后的日子里，我所做的也是可能做的事情仅仅是“思考”。每日面对书扉上的黑字或者白墙上的斑点，思人间事家乡事，诸事纷繁，无头无绪，也无答无解，直到陷人于虚无之中。窗外鞭炮之声不绝于耳，为新公司开业，为新酒店迎宾，或者为炒爆了一把龙头股，为买到了一块黄金地，总之遍地都是热热闹闹也是我欲意远离的盛事。随着我和一些朋友为之付出了太多的心血与热情的乌托邦解体，我对轰轰烈烈有了一种莫名的戒备心理，在那段时间，我除了思绪万千一无所有，除了调动思绪一无所能。然“思考”二字肯定不是人们所期待的答案。在一个行为至上的时代，在一个尤其以行为效果论成败的地方，思考只不过是无所事事的别名。有句名言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事实上，面对一个力图思考什么问题的人，发笑的并不是上帝，而是他或她轻视思考的那部分同类。我肯定是受到了这种笑声的干扰，所以每当遇到这类提问的时候，只能底气不足地回答说，我什么也没干。其实我知道那是暂时的。
暂时是一个宽泛而模糊的概念，可能是一瞬间，也可能是一个漫长的阶段。我差不多用两三年的时光才度过了它。我重新开始写一些东西，把我的所思所忆记录的纸上。应该说在1994年底1995年初，当小说集、散文集《桑烟为谁升起》、《左手》、《乡愁》和《一个人的时候》相续付梓的时候，我的文学热身运动已经有了效果，我愈来愈感觉到一个人能以吾手写吾心的快乐，而且愈来愈沉迷其中。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成了《天涯》的主编。因此，在1995年夏天的聚会中，我的这一举动反复被相熟的女作家们质疑，同时大伙儿都认为，如今办刊物除了费力不讨好，几乎没有别的结果，而且肯定要把我刚刚恢复的写作再次中断。我已经忘了我是怎么回应了这些善意的规劝，继续把《天涯》的约稿信郑重其事地交给她们每一个人。在《天涯》启动之后，方方、张欣、蒋韵、迟子建、张洁、徐坤、王安忆、范小青、林白、铁凝、王小妮、翟永明、陈染、徐晓斌、张抗抗、毕淑敏等等，先后给《天涯》寄来稿子，社长韩少功戏曰，《天涯》该不会成了女作家专刊吧。
铁凝给蒋子丹的投稿信。
男作家对《天涯》改版的反应好像更务实也少一些人情味儿，他们更关心的是杂志办成什么样。当我结束签名售书活动回到北京以后，见到了史铁生、何志云、张承志和李陀。
上次跟张承志见面是1989年底，那时他刚刚脱了军装，成了一个真正的职业作家。可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家里大画油画，让他颇为自得的是一幅《海骚》，画面上有一匹白马挺孤独地站在巨浪翻滚的海边，引颈长啸。他说从此他再也不想写什么东西了，如果卖画可以让他维持生活。尽管他的话说得非常认真和诚恳，声音里还含着一种愤懑，我还是没有把它当真，恕我直言，尽管我对油画一点都不在行，仍然看得出他的画按照作家玩票的水准衡量算得上乘，但跟他的文学作品比，显然不在同一个档次。于是，我相信他总有一天还得重操旧业。以后，张承志似乎行踪不定，一会儿在日本，一会儿在西海固，这回一打电话，得知他正在北京，还觉得有点意外。
果然，张承志并没有以一个画家的超脱来对待《天涯》的组稿，相反倒对我们筹划中的这本刊物抱有很高的期待。他说现时文坛最让人觉得没劲儿的是编辑和作家之间那种互相关切同忧同喜的关系已经不复存在。八十年代，编辑们常为得到一篇好稿子，高兴得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不惜下笔数千言给作者写信谈感想，可如今，收到稿子写信告知“可发”已是不易，否则，等到出书以后才漫不经心给你寄两本样刊，让你知道稿子发了，连个字条也没有。这席话给我印象挺深，后来也常常以此为例要求《天涯》的编辑们善待作者，跟作者们保持一种同心同德的关系。试想如张承志这样以独行侠的形象著称文坛，并以《荒芜英雄路》题名自己的散文集而言志的作家，尚且对编辑与作者的合作有这样细致的感慨，更何况其他人。社长韩少功把这方面的要求具体为“售后服务”，他说，《天涯》不可能像时尚杂志那么钱大气粗地以超高稿筹吸引作者（同时他也说，以追求高稿酬为目标的作者肯定也不会是我们最中意的作者），跟作者的关系只能靠共识和周到的服务来维护，比如说缩短审稿时间，及时反馈意见，积极推介评论和转载等等。时至今日，《天涯》跟它的主要作者都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跟这些作法不无关系。
跟张承志的谈话要点在《天涯》的采稿标准倒底怎么定，他用很有个性的语言表达说，门槛一定要高，不能让乌龟王八都进来。我说，当编辑的人当然巴不得自己的杂志上全是一流作家一流作品，只看我有没有这个本事。我请他举几个够门槛的例子，他笑着点了几个人，我掐指一算，照这个名单除非这些人写的所有文章都只供《天涯》发表，不然杂志肯定要拖期或者开天窗。我也笑着说，那《天涯》就等着你来撑台啦。采稿标准制定，是每个编辑部都会碰到的问题，高度跟广度怎么才能搭配得恰到好处，是一个称职的主编最需要费思量的事情。太严了，势必曲高和寡，太松了，稿件积压过量，常会因为备用期太长招来作者抱怨，发稿时反而不能按需求从事，造成被动。可是在谈话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手里只有一叠子约稿信一篇稿子也没有的“空手道”主编，话说出口来自然响不到哪里去，谁知道有多少人愿意为一个白手起家的杂志拾柴烧火呢。张承志这么一说，倒是有点自投罗网的意思，于是我揪住不放，请他在创刊号上来一篇。
何志云是在我们办《海南纪实》的时候就合作过的老朋友，是作家也是资深编辑。我约他一起去史铁生家，铁生处是我每次进京肯定要去的地方。
史铁生来稿《足球内外》已经使用了电脑打印，不过上面的黑字是他手写，发表于1996年第1期。
史铁生看了约稿信之后，对“作家立场”这个栏目标题很不满意。他说，立场这个词在他看来很有点扎眼，好像要督促人们表态站队似的，容易引起一些不愉快的联想。在我印象中铁生是个温和的人，即使对什么事儿有不同的看法，说起话来也很婉转，可是这一次，他对这个栏目的反感表达得十分清楚和确切，让我感到有点意外。我们设计这个栏目的本意，是想倡导一种直白犀利的文风，便于作者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表明自己的观点，表明观点自然会牵涉到立场，所以有了这个栏目。我对他说，按我的理解，所谓立场就是立足点，假如一个圆有三百六十度，它可以分成为三百六十个点成为三百六十个立场，也可以分成三千六百个甚至更多，要站队也不一定只站两队或几队，可以每人自己站一个队。记得当时这些话并没能说服史铁生，后来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在创刊号上就把他的一篇《足球内外》给编在这个栏目里了，不知他收到样刊之后是不是曾经有点别扭，倒也没有听到他的“抗议”。不过后来的几年里，中国知识界发生了很大的分化，特别是在所谓“自由派”与“新左派”论争中，《天涯》的“作家立场”栏目，确实成了两派辩论的一个场所，在某种程度上应了史铁生的“站队”说。
凭心而论，我们从来没有要把《天涯》办成同仁杂志的念头，即使是从功利的角度出发，也不能有这种想法。一本只发出同一种声音的杂志，不会是一本视野开阔、胸襟磊落，富有弹性和张力，吸引更多的读者来阅读的好杂志，这是肯定的。再者，从主办者的主观体验来说，人类文明永远是在不断的否定与被否定的过程中得以发展的，没有争论也就没有相对真理的产生，这些认识已经成为共识。同时，这也牵涉到办刊者的人生态度，一个自信的求实的人，是不会盲目排斥对手的，社长韩少功在他发表于《天涯》的文章《完美的假定》中写道：“我景仰优雅的敌手，厌恶庸俗的同道”，就是这种态度的形象化表达。《天涯》从一开始就希望每期都有各种不同观点的文章——最好是针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在杂志上发表，但无论是哪一种观点，都得够水准，都得讲道理，而不是相互的人身攻击和谩骂。
可是，我们的这种设计在杂志刚出版不久就受到了挫折。
记得在1996年第二期上，我们刊登了社科院文学所的张宽先生所著《文化新殖民的可能》一文，立即遭到徐友渔先生的指责。徐先生在电话用非常惊讶的口气说，看来你们的杂志具有反西方倾向！为了证明他的看法很有说服力，他说，我跟朱学勤交换了意见，他也是这么认为。我对他的惊讶也感到非常惊讶，首先惊讶的是反西方在他看来是如此地不妥，其次是一篇旨在介绍后殖民理论的文章，怎么就决定了一个杂志的大倾向？但当时与学界的交道才刚开头，跟学者们也不是很相熟，我没有对杂志的所谓倾向作任何解释，只是笼统地说，你们有不同意见，欢迎写文章回应。后来我又打电话给朱学勤先生，想仔细听听他的反映，但他没有像徐先生那样直言以告，倒是反复追问我从那里知道了他的态度，听口气他仿佛并不愿意将这个意见公布似的。这件事让我觉得，想把一个刊物办成各种观点兼容并蓄的场所并不是主办者单方面的意图就能促成的，中国知识分子向来习惯于以观点论亲疏，而给哪个刊物写稿也要以关系远近来决定。
徐友渔的手稿《人与事:一段精神历程》，后发表于1996年第5期。
在以后的几年里，作为《天涯》的主编，我时常会遇到一些有关立场的诘问。最集中的一次，1998年5月，在北京风入松书店的座谈会上。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陈嘉映先生带我去，好心要让我认识更多学者，到了那儿一看，其实在座的大都与我有过联系，或者书信，或者电话，也有的以前就认识，其中有些人在《天涯》发过稿，有些人被《天涯》退过稿。当时《天涯》在北京读书界已颇有些影响，这一点大家都不否认。不过，在交谈中我才得知，《天涯》已被指定为“新左派”的阵地，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以那时刊物登过的文章看，作者名单实在是分不出厚此薄彼的，直到2000年6月，“新左”和“自由”两派在“长江读书奖”的问题上，爆发空前激烈的论战时，女作家方方问我，“自由派”到底是哪些人，我数了几个大名鼎鼎的代表人物，方方还奇怪地说，有没有搞错，这不都是《天涯》的作者吗？虽然事实如此，《天涯》在某些圈子里还是被判定为“新左大本营”，跟北京的《读书》一视同仁。我想可能是因为发表在本刊的几篇非常有影响的文章，给了有立场情结的人们以这种印象，如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张承志的《墨浓时惊无语》、韩少功的《完美的假定》等等，但这些人显然忽视了另一些文章——如朱学勤的《平静的坏心情》、秦晖的《我的第三条道路》、任剑涛的《解读新左派》等——也发表于《天涯》的事实。还有些人习惯于指责他人有立场，好像除了他们自己要特别立场鲜明外，别人都应该浑浑噩噩糊里糊涂才好。实事求是地说，任何一个编辑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立场，但你不能以自己的立场作为取稿的唯一标准，任何一个刊物也不可能没自己的倾向，但这种倾向不应该成为排斥不同观点的唯一依据，所谓“有倾向不唯倾向，有立场不唯立场”。稿件取舍的主要标准，永远在来稿本身的水准，有见解、高水平、实实在在讨论问题的文章，不论被粘上了什么“主义”的标签，我们都会虚位以待。进而言之，我们的杂志并不期望自己所采用的文章只形成两种非此即彼、互为对立的立场，而是希望看问题角度越多越好，甚至于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相互包容。
王彬彬给蒋子丹的投稿信。
关于《天涯》的立场问题，是一个在不少场合都必须给予发问者以明确回答的老问题，但那是在几年后才有的事情。在1995年夏天，我把杂志的第一封约稿信交给史铁生的时候，对他质疑“立场”的说法，并没有足够的认识，现在看来他的想法是很有预见性的。
李陀一直是文坛上公认的忙人，可是这次我见到他的时候，大约是他八十年代末出国之后第一次回来，正闲着，是一个真正的社会闲（贤）达。李陀这个人的最大特点也是优点，是对公益事务永远充满热情，并非以自己的利益为转移。听说我和韩少功又在张罗一本杂志，他的反应差不多到了高兴彩烈的程度。出国之前李陀《北京文学》的副主编，对办刊物有过一些想法却没有机会实现。那天下午我们在北京的三味书屋茶座里一直谈到天黑，还意犹未尽，又一块吃了晚饭才算完。跟李陀谈编辑业务，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记得八十年代初，我在湖南文艺出版社的《芙蓉》杂志当编辑，每次进应京组稿都会先到李陀那儿去报个到。毫不夸张地说，李陀是一个非常称职的组稿向导。他几乎知道每个活跃着的北京作家近来正在写什么，眼下在不在家。更要紧的是，他一直以优秀批评家的独到眼光关注着正如雨后春笋般一茬茬冒出来的文学新人，为他们的成果摇旗呐喊，促成文坛对他们的接纳，这个名单可以排出长长的一串，凡是那时候的文学圈里人都会有印象。我曾跟他开玩笑说，他差不多是一个文学“星探”。
多年不见，李陀还是那个热情洋溢，说起话来颇有扇动力的李陀。其实我早听说，这几年他的日子过得并不太顺，也遭受了不少坎坷，但在谈话之间，我感觉不到他有什么大的变化，听不出他有明显的压抑和抱怨，反而充满了对当下文学与文化事业的关切。我突然想到，假如让李陀担任《天涯》特约编审，将是一个不错的人选，因为办这样一个刊物，太功利太实际的人，太以自己的遭际论事的人，太没热情太消沉的人，都是不合适的。于是分手的时候，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李陀，他也欣然应邀。这是我接手主编以后，第一次单独而且是即兴决定的一件大事，但我觉得对此韩少功也肯定不会有异议。回到海口后，我把这事向韩少功汇报，他果然非常赞成。
杂志的另一个特邀编审是身居福州的评论家南帆。他是一个在当今文坛上很少能见到的朴实、诚恳，学问作得踏踏实实却不乏自己的见解，同时又从来不事张扬很具平常心的人。1995年底，韩少功到上海去开会，与南帆同住一室，几个晚上的谈话，让他对这个以前并不太熟识的同仁产生了极大的好感，随后便也产生了邀请他担任特约编审的想法。韩少功对我说，他感觉南帆不光读书读得很扎实、头脑清楚、悟性不错，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作者，更重要的是他的为人与为文的心状非常健康，与文坛上那些到处拉帮结派，以评论作人际交易谋取虚荣实利的人相比，是《天涯》的一位难得的同道。
七八年合作下来，我们与这位两社外的编审都合作得十分愉快。他们还分别在刊物上发了好几篇重要的研究文章，让学界和读者一致看好。
从北京返回海口途中，我在长沙停留了几天，为了解决杂志的印刷和发行问题。我跟已在那里的编辑罗凌翩跑了工厂跑邮局，总算把一些该定的事都定下来了。以一份尚未实施的改版设想去谈发行事宜，肯定会有一定难度，这是事先已经估计到的。我在北京期间就曾通过朋友约见北京邮局发行部门的头儿，碰了一张不冷不热的脸。人家说，我们接受的刊物已经太多了，只好定个底线，不上十万份的一律不接。并且说，《天涯》我们原先也接触过，完全是一份地摊儿杂志，档次低得很。我被对方说得直脸红，前主编老叶曾为解决《天涯》的生存问题想过一些办法，其中也包括卖书号，没想到墙内开花墙外“香”，正式出版的刊物默默无闻，卖出去的几期却产生了这么大的“名声”。这让我意识到，杂志现在的处境还不仅止是从零开始，而是从负数开始。自从八十年代中期文学爆炸期过去之后，当年许多发行量达到上百万份的刊物，都逐渐下跌到了十万份以下。从百万份降下来和从零升上去，同样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以现在的市场情况，《天涯》肯定要经受长时间的低发行量考验。为了减少编辑部的心理压力，韩少功曾以作协主席而不是社长的身份表示支持说，海南作协会倾尽财力帮助杂志度过困难期，他认为在作家协会的工作中，办一份好杂志是最有意义的项目，其他的工作都应该为这个实体服务，否则作协几乎没有存在的意义。
应该说，这种宽松的政策在其他兄弟刊物大约是很难争取到的，他们或多或少要跟主管单位为经费的事情讨价还价，盈利的为上交，亏损的为开支。
1995年底，第一期《天涯》如期付梓。这一期的作者后来被报刊评论称之为超豪华阵容。这么说是似乎并不过份，以下是当期作者名单：方方、史铁生、叶兆言、叶舒宪、孙瑜、昆德拉、张承志、李皖、华孚、苏童、何志云、陈思和、杭之、钟鸣、南帆、格非、韩东、韩少功、蒋子龙、薛忆沩、戴锦华。不用说，这当然是我们苦心经营的结果。一份读者很陌生的杂志，需要他们熟悉的名单来吸引其目光，而且需要特别集中才会有轰动效应。根据这一思路，我们在头三期用了很大的精力去组稿，先后又有王小妮、王晓明、尹吉男、北村、李锐、冯骥才、吴亮、刘索拉、邵燕祥、陈村、何立伟、汪晖、张炜、张欣、周国平等著名作家和学者在《天涯》上露面，这果然引起了读者的兴趣：这本名不见经传的杂志，怎么会每期集中这么多名家？杂志出了几期之后，《新民晚报》、《羊城晚报》、《中华读书报》、《工商时报》、《中国青年报》、《深圳商报》以及各地报纸的读书版，都有文章评介《天涯》，山东的一份报纸还用了整版的篇幅来讨论“天涯模式”。我们的计划得到了初步实现。
《天涯》被多家媒体关注报道。
然而这一切并不表示《天涯》已经被市场接受了。1996年年底的时候，虽然《天涯》在邮局的订户比第一年上升了一倍多，但在零售方面却受到了很大挫折。长沙邮局零售公司一下子给我们退回了一堆过期刊物，结算的钱却少得可怜。尤其让我们不快的是，退回的杂志中，有不少是整捆整捆连封都没拆的，另一些经过长途运送雨打水浸已经成了废纸，邮局方面对我们说，你们为什么不把刊物办成《海南纪实》的样子呢？像这样办下去，读者不会感兴趣的。面对这种行家里手的指点，我们只能付之一笑，读者不可能成捆购买杂志，我们也不可能在仓库里了解到到底有多少读者真正接触到了《天涯》。原本指望通过零售把刊物送到全国的报亭里去，因此零售的份额比订户还要多，而在零售方面邮局与我们协议为代销形式，剩多少都得杂志社兜着走，我们也没什么可抱怨的。想到要把这些凝结了全体同仁辛勤劳动和期望的刊物都当废品卖掉，无论如何也让人不能接受。情急之下，我们想到了开辟书店零售渠道，并把九六的一部份退刊订成精装合订本。没想到这两项应急措施，后来竟成了《天涯》的正常业务，导致了我们跟全国几十家精品书店的长期合作，精装合订本也成为每年必须制作的常备产品。
在《天涯》的初创阶段还有一件最值得庆幸的事，是著名平面设计师韩家英的加盟。
韩家英为《天涯》设计的海报。
改版后不久，韩家英在朋友处看到我们的杂志，立刻被它扎实丰富的内容所吸引，同时也以平面设计专家的眼光看到，这本杂志的装帧设计还很不成阵式，于是产生了替我们做设计的想法。大约是1996年八、九月份，在海口一家很小的东北饭馆里，我和韩少功见到了这位后来被事实证明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合作者。此时，年仅而立的韩家英在国内平面设计界已经有很高知名度，在深圳开设有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平面设计中心，是康佳彩电、怡宝矿泉水、新大洲摩托车等几家大企业的常年CI设计师。但他并没有一般年轻的成功人士那种恃才自傲的狂劲，相反倒很谨慎谦和。谈话间，韩家英出示了一些他的平面设计作品，并特别推荐了他为嘉士伯啤酒屋设计的一本宣传图册。这是一本用牛皮纸印制的小书，封面是一支爵士乐队演奏的黑白照片，牛皮纸的暗黄与黑白照片的灰调子形成了一种特别典雅的气质。这个册子一拿出来，马上吸引了我和韩少功以及替我们引见韩家英的作家单正平，几乎是在同一时刻，大家一致找到兴奋点，就是它了——牛皮纸。
1997年第一期，韩家英替我们设计的新封面面世了。一时间引起了一阵小小的冲击波，新的封面使我们的杂志在各销售点一大片花花绿绿的书刊中，清水出芙蓉一般脱颖而出，这使很多读者先被它的封面吸引，进而发现了它，从此成为它忠实的追捧者。《天涯》的封面设计，也给韩家英带来了很好的声誉，他因此在几个国际平面设计展上倍受关注，包括后来他给《天涯》设计的成套海报、T恤和手袋在内，都在不同的场合获奖。
1997年，《天涯》还在头年的120页基础上增加了40页码，成了后来的160页（2001年又改为192页）。至此，它从里到外的风格渐趋统一，无论是读者还是作者的队伍都相对固定了。应该说，它的改版到此告一段落。但是，一本有活力的杂志，需要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不断微调，社长韩少功认为。在以后的几年里，他又为杂志作了几项很有益的调整，那是后话，这里所写到的事情仅仅与它的改版有关。
《天涯》改版到现在马上就快八年了。八年里，我们所经历的人和事，细写起来大约够得上一本书了。在这篇文章中由于篇幅的限制不可能一一道来，并且其中有些事非得等具备了一定条件的时候才能付诸文字，而另一些事将永远成为与文字无关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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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韩少功、蒋子丹两位先生主持《天涯》改版，在中国文学界思想界引起反响。
2000年，韩少功先生写下《我与<天涯>》，详述《天涯》杂志改版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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