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媒叶广芩电视剧 (状元媒叶广芩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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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天下夫妻轮得上状元做媒的不多，且不说状元本就稀少，难得的是这稀少的人群还与人说媒，这当然就更微乎其微了。京剧《状元媒》是状元给人做媒的一例，说的是宋朝柴郡主跟随宋王去狩猎，被番邦掠走，多亏杨六郎奋战群敌，救郡主得以生还。柴郡主以珍珠衫赠杨六郎，以示爱意。回銮后，救郡主的功劳被叫作傅丁奎的小将窃取，皇上主婚，将郡主许与傅丁奎。柴郡主不得已托新科状元吕蒙正从中周旋做媒，说服皇上，最终如愿以偿。

《状元媒》是戏，是杜撰的故事，而现实生活中，我父母的婚姻却真正是由状元做的媒，在北京的南营房曾传为一段佳话。“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本不相知的父母，由状元做媒，走到了一起，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他们相携着经历了金家的日月，走向了平常，走向了衰败，走向了人生的终点；淡出了后辈人的视线，化做了清风，了无痕迹。

在北京城内留下了“状元媒”的故事。

提及母亲，我不能不说说北京朝阳门外的南营房。南营房四甲57号，是母亲的娘家，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居民小区，与北京众多小区如出一辙的相似，如出一辙的陌生。那些低矮的灰瓦房没了，成为了记忆；那些熟识的老街坊们也散了，无处查找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还回过那里，去看望头脑已不甚清晰的舅舅。尽管那时母亲已经故去十几年，南营房的街坊们见了我还在盛赞母亲的婚姻，怀念从这里走出去的母亲，谈论着状元媒人刘春霖。

记得我最后到南营房的时候是个温暖的冬日，舅舅陈锡元和他的朋友老纪正坐在小炕桌前喝酒，下酒的是老纪带来的一包“怪味胡豆”，胡豆来自老纪儿子从四川出差回来的奉献，在北京是一种新兴食品。俩老头儿喝得都有些高了，情绪有些不稳定，被某些悲壮的气氛包围着，引得炕上的黄猫也张牙舞爪的有些亢奋。我进门的时候，两人都是眼泪汪汪的。

舅舅一见面就告诉我，南营房被划入了*迁拆**范围，开春这儿就将变成一片平地，陈列在朝阳门外几百年的南营房将不复存在，将变成一片大楼。舅舅在说话的时候声音低沉，喉咙里压着痰，很简单的事半天才说清楚。屋内的生铁炉子泛出煤烟的气息，有点儿呛人，南窗污浊的玻璃闪烁着历史的辰光，不是没有擦拭，是压根儿就擦不出模样来了。推溯玻璃的历史，年龄肯定比我要大，母亲在做姑娘的时候曾经将它们擦拭得晶亮，一尘不染。现在两个苍老的人，在脏污的玻璃跟前，抿着缺牙的嘴在吃豆，伴随着胡豆的还有一包用黄糙纸包着的豆制品——素鸡。低劣的白薯干酒，从钉了铜锔子的小酒壶里源源倒出，两个质地、样式不同的酒盅，老旧的图案，在酒的洇润下显得有些生动。红漆的炕桌积满了油腻，难寻本来面目；墙上挂着两年前的盆景挂历，页面停留在夏日的八月。空气中飘浮着尘埃，铁壶里冒着热气……这就是南营房，我母亲的娘家。

我安慰舅舅说，拆了旧的可以住新的，新楼房有暖气，有卫生间，清新亮堂。

舅舅喃喃地说，新缸哪有旧缸腌菜香……

舅舅念叨的是清末街头小戏《锔大缸》里的戏词，说的是走街串巷的锔大缸的匠人跟胡同大姐*情调**，唱“砸了你的旧缸换新缸”，大姐接下来唱“新缸哪有旧缸腌菜香”。

老纪将一颗怪味胡豆搁在嘴里，眨了半天眼睛，嘴捯了又捯，说不出一句话。炸了一辈子开花豆的他，很难将怪味胡豆一语说清，说不清怪味胡豆就如同说不清他眼前的日子，说不清他那些穿喇叭裤、戴蛤蟆镜的儿女们。他的儿女们先后都从各自的单位出来了，老纪到底也没搞清他们扔了铁饭碗，究竟要从事什么职业。

我跟舅舅谈了安置父母骨灰的事情，老北京的风俗，这样的事情必须舅舅来做主，没有舅舅的首肯一切都不算数。明知道跟糊涂的老舅舅说了也是白搭，可是我不能不说。果然，舅舅愣愣地看着我，半天没言语，大约是没听明白。末了他说，我不搬，他们在墙上防狼一样画满了白圈，只能是吓唬狼，吓不着我。

老纪也说不搬，他要和我舅舅摽着，一块儿为保卫南营房而战斗。

我说我说的不是*迁拆**，是我父母骨灰的安置，现在老两口的骨灰还在家里放着，总不是长久之计。舅舅这才问骨灰要安置在哪儿，我说西山。舅舅说西山不好，最好安置在东大桥南边的芳草地，那儿是专门埋人的地方，离南营房也近，说我母亲什么时候想家了什么时候就能回来看看。老纪说，芳草地如今早已不是坟地，成了学校了。再说，那过去的乱葬岗子也不是盘儿该去的地方，盘儿是有身份的人了。

他们说的“盘儿”，就是我的母亲。母亲小名叫“盘儿”，这是她临终的前一天晚上告诉我的。

舅舅说，我姐姐嫁到你们家就是扔了，她再不是我姐姐了。

老纪说，西山风景好，有山有水，盘儿歇在那样的地方，不亏。

我给老纪斟了一杯酒，恭恭敬敬地端过去。老纪穿着光板军棉袄，身上满是油渍和饭汤，酒糟鼻，老年斑，一双烂眼圈，一肩头皮屑，属于典型的糟老头子系列。老纪并没接那酒杯，却抓过我的手，用那皴裂的糙得像锉一样的掌心小心地摩挲着，一股强烈的油腻味儿直冲我的鼻孔。老纪说我的手像母亲，修长细腻，绵软无骨。于是，烂红的眼圈变得更加红润，如同沾了露水的桃花，闪烁在下午的阳光中。我有些别扭，按说老纪是长辈了，长辈的老纪这样做是对晚辈的亲切和疼爱，别说摸手，就是摸脸我也说不出什么，可这会儿却总觉得腻歪。

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老纪说，刘状元的媒做得好。我早就说过，盘儿命中注定要遇着贵人，人家该着走出去，活在南营房，生生儿就把她沤坏了。她走的时候，我往轿子里塞了五斤炸开花豆，搁在她脚旁边，给她压轿。

舅舅说，人家正儿八经压轿是用银子的，哪儿有压开花豆的。

老纪说，我不是没银子嘛。再说了，压轿的银子也不该我出哇，那是你的事儿，我算老几！

两个老头儿开始抬杠，老纪说状元刘春霖来南营房放定，连警察都出动了，害得刘状元是随着彩礼挑子一步一步走进胡同的。汽车根本开不进来，满街的人都是看状元的。舅舅让老纪再不要提什么“状元”，说没有“状元”就没有他“*革文**”两年的牛棚和九次半的批斗会。单位人都说他没心眼，其实一回回的批斗他都在小本上记着呢，谁也跑不了，有他算账的时候。

我知道，舅舅那个“变天账”总共写了没有三页，还是他二年级孙子代笔的。其实大部分是交代，交代他在警察署当巡警的事。内中没有别人，写的全是他自己。“清理阶级队伍”一结束，本子就被他的儿子烧了，儿子不愿意让人知道他爸爸当过旧社会的警察。

老纪说，刘状元不介绍你去当警察，盘儿也嫁不出去，生生地把盘儿拖在家里当老姑娘。还是人家状元看得准，不把你推出去就没你姐姐的前途，状元的这步棋走得高妙，非常人能比。大凡状元都是被魁星点过的，魁星点斗，状元是天上的星宿，不是一般凡人。

舅舅和老纪谈论刘状元，却绝口不谈我的父亲，其实父亲的名声不比状元小，父亲是皇上的亲戚，有着“镇国将军”从一品的头衔。论和舅舅的关系，应该比状元更近，状元不过是个媒人，而我父亲则确确凿凿是南营房的女婿。刘状元在日本将投降的时候去世了，我的父亲却是活到了解放以后，还当了政协委员。

舅舅和父亲的关系十分微妙。每回去舅舅家，我进门后舅舅都要往外看，看我后头是不是还跟着父亲，可每回都很失望。舅舅在我跟前肆无忌惮地说着父亲的坏话，他说父亲势利刻薄、狡诈不仁，是个小人，这样的人物是不得好死的。然而我却没听到过父亲说舅舅的坏话，自然也没谈论过南营房的街坊们。看得起也罢，看不起也罢，自母亲过门以后，父亲从未到过母亲的娘家，这倒是事实。

父母亲的婚姻谈不上门当户对。穷门小户的母亲，嫁入天潢贵胄之家，本身就是一个不和谐，更何况还是续弦。父亲前边的妻子已经有一帮儿女了，这让母亲一生都很别扭。满腹经纶的父亲与目不识丁的母亲在文化上反差极大, 完全是失衡的。以这样的差距作为婚姻的基础，对母亲来说，应该是一出悲苦戏的悠悠慢板，甭管说媒的是什么状元，甭管出嫁的场面是多么的风光，日子还得自个儿过，岁月还得慢慢儿磨。清朝有律例，“良人奴婢相为婚姻，各离异改正，良自为良，贱自为贱”。虽然已经到了民国，但“柴门对柴门，木门对木门”在国人的婚姻观念中仍旧是定式。

刘状元做的媒当是一个特例。

我成年以后问过母亲，问她对自己婚姻的感受。

母亲说，好。

我说，真的很好？

母亲说，真的很好。有什么不好吗？

我不能再问下去，再问下去将是一场糊涂的对话。母亲为她衣食无忧的日月而满足，为丈夫的温和儒雅而陶醉；南营房的女儿思想简单，没有那么多惆怅和矫情，没有那“断送一生憔悴，只消几个黄昏”的自作多情。我的顾虑，都是文人心态，古人说得对，“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世间真的没那么多麻烦。母亲不在乎文化，母亲在乎日子。

母亲就是母亲，南营房就是南营房。

可惜，我一直没有机会跟父亲谈到他繁杂的多重的婚姻，如若有，我相信那一定是两个文化人的交流。从父母完满的婚姻结局，我体会了“恩爱”的含义，“恩”在先，是责任和义务；“爱”在后，是基础和铺垫。或许如母亲所说，真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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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今天，朝阳门外南营房已无人提及，它作为一个历史地名留在了北京城市的记录中，南营房的消失不过是这十几年的事情。假如宇宙有支点，让我们跳离时间的长河，远远地观望，一定可以看到在滚滚尘嚣中，那里存在过的一片片整齐划一的平房和演绎在其中的贫穷市民的酸涩故事。

那些故事都很精彩。

南营房是清朝留下的正白旗兵营，位于日坛的西北部。过去每年春分，皇帝或者大臣都要路过此地去祭神。我的外祖母姓钮祜禄氏，世代居住在南营房。清朝时候，哪个旗住在北京哪一块地方是一定的, 不能随便挪动。所以钮祜禄外祖母就一直住在朝阳门外，她那些钮祜禄的亲戚们，也都分散住在东城。各家有各家的活法，各人有各人的日子。我的母亲除了一帮穷困的表亲之外，再没别的交往，直到母亲去世，我也没搞清钮祜禄那些庞杂的亲戚们。

随着旗兵的衰落，南营房逐渐沦为穷杂之地，所住之人有旗兵后代，还有做小买卖的，唱大鼓的，捡破烂的，以及*女妓**和盗墓贼，多是穷苦人众。以我母亲所住的四甲而论，有卖炸开花豆的老纪，卖炸素丸子的老安，戏园子扫堂的刘大大，澡堂修脚的白师傅，收旧货打小鼓的葛先生……五花八门，各有特色。

与南营房相对的是北营房，北营房显得空阔，房屋相对少，大概是兵们的操练场。房屋少住户就少，北营房北边是大粪场，北京东城住户的粪便由淘粪的淘了，大都集中到东直门外和北营房，在这里发酵晾晒成粪干再出售。别小瞧这粪场，所得的利润却是不低，完全由粪霸控制，别人不得插手。北营房一年四季永远是臭气熏天，只要一刮北风，南营房便笼罩在一片臭气之中。

出朝阳门不到一站地，往南是坛口，坛口是日坛入口的意思。坛口有条南北方向的街，叫景升街，在十字交叉处分为景升东街和景升西街，景升街是市场的云集之处，热闹程度可以和天桥媲美。幼时我是这里的常客，跟着母亲回娘家，一多半是冲着这热闹来的。这里有说相声的，耍狗熊的，说评书的，拉洋片的，卖针头线脑的，也有卖各种小吃的。小吃以回民豆汁黑的豆汁和切糕张的切糕最为有名。三甲拐角有个叫井大姨儿的，专卖炸饹馇，蘸着蒜汤酱油，外焦里嫩，咬一口能把人香一个跟头。

市场中间有个“虫子铺”，就是卖打虫子药的。那时候，好像人人肚里都有蛔虫、绦虫什么的，卖虫子药的买卖就很兴旺。现在没听说谁肚里有虫了，我们吃的菜都使用了杀虫剂，杀虫剂杀了小白菜上的虫子，也杀了人肚里的虫子。现如今的人，畏杀虫剂比畏*霜砒**更甚，为买到不使用杀虫剂的菜，花大价钱也愿意。

那时候，我最怕的就是过市场的“虫子铺”。“虫子铺”门口摆了张铺着红布的桌子，桌上陈列着两个大玻璃瓶子，瓶子里用药水泡着许许多多从人肚里打下来的虫子，蛔虫和蛔虫在一起，绦虫和绦虫在一起，虫子们都是淡粉色的，互相缠绕扭曲着，看着让人恶心。

我知道，那些虫子里面也有我们家老五的一条。母亲说我们家老五一度变得面黄肌瘦，无端地爱发火，母亲跟“虫子铺”掌柜的一说，掌柜的就给包了包药，母亲回家把药烙在发面糖饼里，专给老五吃。老五吃独食，自然很得意，结果拉了一脸盆扁虫子。

母亲这举动很有“下毒”意味，我后来看过许多文学作品，投毒者都是用这种方式下毒的。用饼下毒，不知是母亲从文学里学的还是文学向母亲学的，反正可怜的是我们家老五。据说拉虫子的时候肚子疼得满地滚，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像有人被害死了到了儿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母亲把老五拉的虫子兜到“虫子铺”，掌柜的认真检查了，看虫子脑袋打下来没有，若没有打下来还得再吃药。老五还算幸运，拉了一条全须全尾的绦虫，没再受二茬罪……

我每回从虫子们跟前过，都低着脑袋快走，如果那时嘴里还啃着糖葫芦什么的，也一定屏住气息，不再咀嚼。偏偏的，母亲和“虫子铺”的掌柜有交情，住斜对门，一到那儿母亲就要停下来跟他说一会儿话。他们说来说去，就会从桌子上的虫子说到我肚里的虫子，仿佛我肚里虫子的数量绝不会比瓶子里的少。末了儿，掌柜的就像治老五那样，也送我一包打虫子药，说我要不吃他的药，肚里的虫子就会把我吃了。

“虫子铺”的打虫药无外两种，“宝塔糖”和“山道年”。“宝塔糖”是个锥形的小糖堆儿，不难吃，是专给小孩子准备的。“山道年”是小白片，看着不起眼却厉害，吃了肚子拧着疼，大虫子一条一条往下拉，都是活着的，那感觉颇为恐怖。

“虫子铺”是坛口市场留给我的最不美好的记忆，跟它对面拔牙的地摊，大木头盒子堆积的拔下来的各种牙一样让人不愉快。

四甲北口有个戏园子，叫“群众剧场”，离舅舅家近，不到二十米。“群众剧场”很群众，很平民，它没有“吉祥”“广和楼”那样压人的气势和严肃，有的是随和与亲切。比如我看《天河配》看到一半，回舅舅家喝几口白开水，吃一个“驴打滚”，回来可以照旧坐下看，也没人管，这搁其他地方可能不行。

剧场最早是个戏棚，后来加了座椅和新式舞台，搞得很像个样子了。这里一般以演评剧为主，我所接触的极其有限的评剧基本是来自“群众剧场”，在这儿经常演出的演员一个叫鲜灵芝，一个叫吴佩霞，都是坤角，长得很漂亮。每回来演戏都坐着专用的三轮车，用毯子盖着腿，嘴唇抹得鲜红鲜红的。我看过她们演《秦香莲》《大劈棺》《小女婿》什么的。还记得秦香莲见了皇姑的唱词，“她好比三春牡丹鲜又艳，我好比雪里的梅花受尽了霜寒”，甚是悲切凄惨。

父亲管评剧叫“落子”，他说他不喜欢落子，喜欢京剧。我说我也喜欢京剧，说这话其实是讨好，为的是父亲能多带我去看戏。其实我从心底是喜欢评剧的。评剧通俗易懂，更接近老百姓，比如“天黑了”，就唱“鸟入林，鸡上窝，黑了天”。搁京剧就得跟人绕圈子了，说什么“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又早东升”，不知道“冰轮”和“玉兔”是什么东西的早就被绕糊涂了。跟父亲谈此看法，父亲说评剧是小戏，戏词浅显直白，不登大雅之堂，缺少艺术的含蓄。

母亲也爱听评剧，我们都喜欢“浅显直白”。我们共同喜好的是俗称“小老妈儿”的曲子，“小老妈儿在上房洒扫尘土，扫完了东房扫西房……”我在群众剧场还看过《马寡妇开店》，里面的小寡妇可怜又可爱，拍着一个小布人儿在台上边走边唱，“你好半天没吃到妈妈的乳哇”。为什么没给孩子吃奶呢？是因为跟住店的小白脸*情调**去了。回到家我拍着我的小布人儿也唱，“你好半天没吃到妈妈的乳哇”，我的七哥，就是我们家的老七，从后头给了我一脖儿拐。这出戏解放后曾经被禁演，原因是“内容不健康”。

南营房的格局是一排排平房，分作一甲二甲到五甲南北向五条胡同，每条胡同近四百米长，从高处往下看，如同一个整齐的棋盘。母亲家院门坐东朝西，小小的木门，没有油漆也没有门环，两层台阶破烂得只可垫脚，门槛全被磨圆了，当中成了一个凹，可见是曾经经历了千百万次旗兵的踩踏。对着街门内里是个白影壁，小得可怜，影壁顶上用瓦码出了一条花边，算是装饰，影壁前头种了几棵水葱，傻绿傻绿地戳在绿瓦盆里。院内五间北房五间南房相对而立，每两间一组，多出来的是堆房和茅房。这些房间低矮，窗户狭小，北房内顺西墙一条大炕，占了几乎一间屋的位置。其他的房屋原先都有炕，想必是住兵的，大部被我舅舅拆了，它们太占地方。

院里的南房已经坍塌殆尽，成了一片瓦砾，瓦砾中偶尔会钻出一两只大青兔，是我那群叫不出名字的表兄弟们豢养的宠物。兔子大了，可以吃也可以卖钱，他们的学费基本都是来自于兔子。我舅舅最恨兔子，说兔子不叫唤，看着温文尔雅，其实蔫坏，性情太冷，满院打洞。他一见兔子就踢，兔子一见他就跑。这辈子跟兔结了仇，很大原因是我父亲也属兔。

小院唯一可以欣赏的就是东墙下的一棵枣树。严格说，它隔了一道墙，应该是属于五甲院里的树，可它却很不知趣地把枝桠全探到了这边院里。我从未见过那棵枣树结枣，倒见过那些树的枝杈上爬满了“杨剌子”。“杨剌子”是北京孩子们最怕的一种虫子，浑身硬毛，色彩狰狞，那毛要是碰到皮肤上，一片红肿，又疼又痒，让你哭都哭不出来。

南营房近百个院落基本是一个模样，要是你忘了门牌号走错了门，且得找呢，找大半天也未必能找到自己的家门。就是找到了，站在院里你也会奇怪，这是我们家吗？

舅舅家有股不好闻的馊臭之气，气息的来源是炕桌上的糨子盆，糨子盆是舅母做补活儿的重要工具之一。“补花”是朝阳门外妇女们的手工专项，也是家庭的主要生活来源。女人们到领活儿处领来彩布，按照贴在布上的纸样剪了，抹上糨糊，用砸扁了头的拨针将毛边窝进去，再将一个个花瓣组成花朵，将叶子和叶梗连接起来，然后交回去。自有另一批人把花朵和叶子组合在布料上，缝纫成床单、桌布各样布艺品。

舅母一天可以拨几张彩布，但跟母亲比，还是不行，母亲在未嫁之前就是靠这个养活着她的娘和兄弟的。舅母是母亲出嫁后从天津嫁过来的，她常听人说我母亲是快手，一天能拨六个大子儿。六个大子儿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六毛钱，那时候一个大子儿能买一斤棒子面。但是我跟母亲回她的娘家，却从没见母亲拿起过拨针，也从没见她靠近过那些枝叶。其实那时的母亲已经很清楚，很认可自己的身份了，她是学者的太太，得随时保持着“太太”的清醒和做派。人哪，一旦攀上去，就下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