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东泽**会见希思
1974年5月24日，英国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抵达北京。北京国际机场上悬挂着中英两国*旗国**，大型横幅标语上写着：“热烈欢迎英国贵宾！”这是希思第一次访问中国。毛*东泽**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委托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小平邓**担任主陪。5月24日，*小平邓**率北京市负责人*德吴**、外贸部部长李强、副外长乔冠华以及首都群众数千人，前往机场热烈欢迎希思。*小平邓**与走下飞机的希思握手，对客人热情地说：“我代表周恩来总理向你表示热烈欢迎。”
第二天下午，毛*东泽**会见希思。毛*东泽**说：“很久以前中国怕欧洲。但这些都成为历史了。”又说，“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说着，毛*东泽**回头问坐在身旁的周恩来：“还有多少时间？”周恩来迅速准确地回答道：“是1898年租给他们的，租期99年，到1997年期满，距现在还有23年。”毛*东泽**对希思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接着，毛*东泽**把手一挥，指着坐在不远处的*小平邓**等人说，“是他们的事情了。”
显然，毛*东泽**仍坚持维持现状的方针，在有生之年不打算把收回香港列上议事日程，而是把这一使命委托给了比他年轻的领导人*小平邓**。当然，*小平邓**在欢迎希思的宴会上曾侧面谈到香港问题，表示在将来的适当时候解决它。可见，他要担负起领导收回香港的重任。
希思首次访华那一年，*小平邓**已是70周岁。孔子有一句格言：“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小平邓**此时已经从事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事业，长期担任地方和中央领导职务，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外交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领导经验，成为治*党**、治国、治军的不可多得的领袖人才。他所具备的卓越领导才能，使他完全胜任毛*东泽**所期待的收回香港的历史重托。
1977年7月，*共中**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小平邓**的*共中**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小平邓**的这次复出，预示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谁也没料到，*小平邓**把他的首次亮相选在一次由香港足球队与中国青年队进行比赛的足球场现场。就在即将开哨比赛的时候，主席台上突然爆发了一阵掌声。一个矮小精干的身影健步走上了主席台。这个消息在现场广播后，人们得知*小平邓**也来看球了，整个工人体育场立刻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八万多双手同时挥舞，掌声惊天动地，经久不息。在中国政坛上沉寂了一年多的*小平邓**神采依旧，频频向观众和香港球员招手，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在这些双眼湿润的人群里，有一位特殊的港人，这就是香港房地产业巨子、香港足球总会会长、亚洲足球协会执委员霍英东先生。霍英东一生观看过多少场足球赛，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了，但他从未看到过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这一次他真正感受到了这个小个子巨人的人格魅力。一个能够受到人民如此爱戴的领袖，必定具有扭转乾坤的伟大创造力。在中国面临历史转折的重要时期，由*小平邓**出来掌舵，中国就大有希望，香港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必定大有希望。此情此景，使霍英东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站在*小平邓**的身后像普通观众一样拍红了自己的手掌。突然，一个念头闪过了他的脑海，*小平邓**为什么要选择在有香港队参加的足球赛上与人民见面呢？香港问题在*小平邓**的心目中究竟占有多大的位置？
霍英东最早见到*小平邓**是1964年的国庆之夜。那时他作为港澳同胞、知名爱国人士，收到了落款是*共中**中央主席毛*东泽**、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少奇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德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的请柬，参加国庆招待会。在招待会即将结束之时，有一位个子不高、精神抖擞的中年人向霍英东走过来，依次同港澳知名人士握手，这就是当时的*共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中**中央总书记、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小平邓**。霍英东还清晰地记得他的问候语：“欢迎您来北京！”——慈祥的、温暖的问候语。从*小平邓**的炯炯眼神中，霍英东看到了一种独有的坚毅、刚强与自信，和*小平邓**握手，霍英东感觉到很有力量。在之后的几十年，特别是新的历史时期，霍英东感受到的*小平邓**的力量就更真切了。
在有香港足球队参加的赛场上首次亮相，这也许并无什么特殊的原因。但*小平邓**对香港情有独钟，始终念念不忘香港回归祖国的问题，这倒是千真万确的。
1980年1月，*小平邓**在*共中**中央召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发表了《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讲话，阐述了80年代中国要做的三件大事。他说，第一件事，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件事，是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件事，要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小平邓**时*开代**始时就提出了香港问题，而且把它与三大任务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小平邓**的心中，香港问题被摆在了一个绝妙的位置，成为一着内联现代化建设、外接国际关系、打通祖国统一道路的活棋。
英国以前不提香港前途问题，是为了继续占据它；现在受形势所迫，不得不把这个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也是为了长期保持对香港的统治权力。香港于英国在外交上有战略价值，“香港的位置可以加强同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太平洋岛屿等英联邦国家的联系”，同时于英国有重大的经济利益。在所谓“九七大限”临近之际，英国不能不为保全香港这个“会下金蛋的鹅”而想尽一切办法。选择合适的人来向中国挑明这个问题，进而诱使中国领导人在香港问题上作出让步，是当务之急。经过一番思量，英国外交部最终确定由当时的香港总督麦理浩来担负投石问路的任务。
公正地讲，麦理浩是一位杰出的总督。他自1971年就任港督以来，为香港民众做了很多实事。香港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的骄人表现，与麦理浩是分不开的，香港媒体甚至曾称赞他把香港带进了“麦理浩时代”。英国政府选择麦理浩向*小平邓**提出“1997”问题，不仅因为他的身份适宜，而且由于他正得到一个来自中国政府的邀请。
1978年12月，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访问香港。李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式访问香港的第一位部长级官员。李强访问香港，是两地关系非常密切的象征。为了促进这种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李强在总督府午宴上邀请麦理浩访问北京。英国政府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天赐之良机，想就此让麦理浩试探中国领导人对“1997”的态度。
1979年初，英国外交部研究了麦理浩访问北京的安排。他们计划让总督同中国领导人主要谈三方面的问题：第一，谈香港与广东的关系问题；第二，谈香港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作用问题；第三，也是总督访问北京的主要目的，即趁机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一下香港的前途问题。英国决策者感到前面两个话题都好谈，只有香港的前途问题太敏感，需要仔细研究出一个万全之策。经过左思右想，智囊们终于提出了一条计策：麦理浩访问北京时不直接试探中国领导人对香港问题的态度，而仅仅提出新界的土地租期问题，也就是只提出一个商业性技术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并强调英国此时不想谈1997年之后英国的管治问题，而只是试图从香港的利益出发来促进对其长期的投资。
1979年3月26日，麦理浩到达北京。28日晚，中方通知，次日*小平邓**副总理将会见港督，并希望他在会见时不要向*小平邓**提出1997年香港问题。29日上午10时，*小平邓**在人民大会堂*疆新**厅会见麦理浩一行，李强和港澳办主任*承志廖**也在场陪同。出乎港督意料的是，寒暄之后，*小平邓**就直截了当地谈起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态度。他说：“我知道，人们开始担心香港将来的前途和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贯的立场。你们在座的各位先生都很清楚。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即使到了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
1979年,*小平邓**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
*小平邓**希望麦理浩鼓励香港实业家到大陆投资，特别要帮助发展深圳，使深圳变成一个大城市。他再次声明：“即使香港回归祖国，它仍然享有特殊地位。中国尚未决定何时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也许1997年前收回。但不管中国如何决定，香港都会保持现状，投资者的利益都将受到保护。”
此时，麦理浩趁机提出英方关于土地租期问题的方案。他对*小平邓**说，1997年的逼近，使英国只能批出日益缩短的土地契约，“新界”的投资者因而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他提出英国解决这个似乎是纯商业性问题的方案：消除土地契约中1997年届满日期，代之以“只要英国管治这个地区就有效”的内容。*小平邓**没有正面回答英方提出的这个老谋深算的问题。他机智地说，告诉投资者“放心好了”。
麦理浩并不死心，继续提出英国的方案。他说，虽然邓副总理的保证值得欢迎，但这并没有解除人们由于土地租期日益缩短而产生的忧虑，要消除这种忧虑，就得消除1997年这个截止期限。面对港督的再次挑战，*小平邓**深思熟虑：不管怎么去说土地租期，但必须避免提及“英国的管治”。说未来的香港“将保持不变”，并不是指其政治状况，而只是指未来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将保持不变，同时投资者不受损害。他再次明确告诉麦理浩“请投资的人放心”。港督与*小平邓**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虽然英方没达到预期目标，但至少从*小平邓**的谈话中得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经济前途的极其重要的保证。
其实，在会见港督麦理浩前后，*小平邓**已经对解决香港前途问题有了清晰的思路。更确切地说，思路是先从台湾问题上打开的。在中美谈判建交过程中，台湾问题是其中最棘手的问题。为了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小平邓**提出了新的构想。从1978年下半年到1979年初，他在会见日本、美国、缅甸等国外宾时提出，我们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作不使用*力武**的承诺；祖国要统一，但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可以保留原来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可以不动。*小平邓**在这里提出的，就是后来所说的“一国两制”的雏形。
*小平邓**没有孤立地构思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而是把台、港、澳回归祖国问题统筹考虑。1979年1月18日，他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特别任务小组议员团时说，台湾回归后，首先它的社会制度不变，它的生活方式不变。他接着指出，我们对待香港问题、澳门问题的政策也是如此。
不过，由于香港前途仍然没有真正明朗起来，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的搅扰，港人尤其投资者的信心不多久开始发生大的波动。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亲自出马，准备向*小平邓**再讨一个“定心丸”。
1981年4月3日，*小平邓**在北京会见来访的卡林顿。这位外交大臣说：“我来之前在香港逗留了两三天，离开时我有一个感觉，因为我们英国是依靠法律办事的，所以尽管你作出保证，1997年这个日子仍使香港人感到不安。你和我都认为这种担心不必要，但事实是，由于1997年这个日子日益逼近，人们签订房地产契约和抵押契约时，必须要考虑期限和合同的合法性问题，这将会碰到不少困难。我不想夸大这个问题，但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利的。”
*小平邓**说：“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说更多的话，但我们可以郑重地说，我在1979年同麦浩理爵士谈话时所作的保证，是中国政府正式的立场，是可以依赖的。你可以告诉香港的投资者，放心好了。”
事后，卡林顿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告诉盼望得到新精神的人们说，*小平邓**又一次讲了“投资人完全可以放心”。
*小平邓**会见金庸
这年7月18日上午，*小平邓**以*共中**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即金庸）。7月的北京，天气炎热，金庸郑重其事，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带着妻子林乐怡和一对子女，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承志廖**的陪同下，走进人民大会堂。*小平邓**穿着短袖衬衫，站在福建厅门口迎接，一见到金庸，立即走上前，热烈地握着他的手，满脸笑容地说：“欢迎查先生回来看看。你的小说我读过，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并同金庸及他的妻子和子女合影。金庸对*小平邓**说：“我一直对您很仰慕，今天能够见到您，感到荣幸。”*小平邓**笑着说：“对于查先生，我也是闻名已久了！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是历经磨难才终成大事，这是人生的规律。”
在金庸看来，*小平邓**是郭靖般的英雄人物。*小平邓**对金庸也早已熟知，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托人从境外买了一套金庸小说，很喜欢读。金庸《明报》社评他也是知道的。从70年代后期起，金庸在《明报》热烈支持*小平邓**主张的改革、开放政策。他认为“*小平邓**有魄力、有远见，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路线，*翻推**了以前不合理的制度，令人佩服。真正的英雄，并不取决于他打下多少江山，要看他能不能为人民百姓带来幸福”。在*共中**领导人中，他最想见的就是*小平邓**。*小平邓**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单独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便是金庸。
一个多小时的会见，气氛欢快，宾主谈笑间，有“英雄所见略同”的思想火花。在这次会见中，*小平邓**有没有谈到香港的回归问题呢，目前没有发现相应的记载，但有一个现象是颇有意味的——也就是在这次会见之后，金庸对中国政府恢复行使香港主权的一系列“动作”都“预测”得相当准确。如，1981年12月26日，金庸在《明报》的一篇社论中指出，中国政府将会在1997年之前的15年宣布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并宣布香港的现状将维持不变——这次会见可能给金庸的“预测”垫了一个“底”。显然，金庸十分了解*小平邓**对香港的一贯立场。
本文选自《见证共和国往事》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6年1月出版
（部分图片转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