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上镌刻着这样一段话：“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在战火弥漫的14年中，中国体育并没有停滞，依然艰难前行。
血与火中的中国体育
文|体坛周报记者组
1932年的中国没有春天的故事，自1931年9·18后，苦难的中国似乎陷入了永恒的严冬。1月28日，日军向上海闸北发起攻击，挑起“一·二八”事变，19路军奋起抵抗，淞沪抗战由此爆发。3月9日，溥仪到达长春，在关东军导演下，就任伪满洲国“执政”。黑土地雪白血红之际，一个23岁的辽宁小伙此时正在东渡美国的航船上，他叫刘长春。这个名字之所以能被铭刻在中国体育史上，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参加奥运会比赛的中国人。
刘长春出现在洛杉矶奥运会的比赛现场。
这一年，第10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由于适值“九·一八”事变前后，国难当头，国民政府本决定不派代表团参加比赛，但一个意外的事故却改变了一切——日本侵略者一手炮制的伪“满洲国”突然向主办国提出参加奥运会的要求，宣布东北籍短跑运动员刘长春和中长跑运动员于希渭两人将代表“满洲国”参加比赛。此消息一出，举国哗然，国人纷纷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责问。
刘长春出征洛杉矶奥运会的壮行仪式。
刘长春本人更是对日寇此举表示极大愤慨：“苟余之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又岂能忘掉祖国，为傀儡伪国做牛马。”出生于1909年的刘长春堪称当时中国的短跑飞人。1929年，在沈阳举行的第14届华北运动会上，他一举打破100米、200米和400米3个短跑项目的全国纪录，成绩分别是10秒8、22秒4和52秒4，而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百米冠军的成绩也不过10秒8。
刘长春使用的秒表以及张学良赠给刘长春的皮箱。
在张学良将军的慷慨资助以及一些体育界人士的帮助下，国民政府表示将派刘长春、于希渭两人代表中国参加该届奥运。后因日寇监视过严，于希渭无法脱身而未能成行，刘长春只身前往美国。在刘登船当天，上海报纸刊登出一副国画：关羽乘一叶悠悠小舟单刀赴会，前方波涛汹涌……
在洛杉矶奥运会百米预赛中刘长春名列第五，未能进入下一轮。
在太平洋上漂泊了20余天后，刘长春终于赶在开幕前抵达赛地洛杉矶，美国报纸特地刊登照片介绍这位中国飞人，图片说明指他为四亿中国人的唯一奥运代表。论实力，刘长春已具备世界水平，但由于东北沦陷使他无法正常训练，加之海上长途跋涉，体力和运动能力都下降了很多。到达洛杉矶的第三天，他即参加了100米预赛，结果仅以11秒1的成绩名列分组第五名，未能进入下一轮。在200米比赛中，他跑出了22秒1的好成绩，但也只获得分组第四，未能进入复赛。第一个亮相奥运赛场的中国运动员，就这样黯然而归，留下一抹心酸的回忆。
1933年，抗战烽火已由东北扩散到热河、察哈尔等省。随后日军又分别向长城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处进攻，突破长城防线，进一步向华北扩大侵略。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几经激战，被迫后撤。日军占领长城各口，从此打开了进军关内的门户。东北、华北危机之时，因“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而推延的旧中国第五届全运会于本年10月在南京举行。
1933年举办旧中国第五届全运会的南京中央体育场。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国30个单位的2248名男女运动员参加，甚至还包括华侨代表团，南京特地为此修建了一个综合性的中央大运动场。在开幕式上，当东三省代表团入场时，全场异常肃穆，目睹此景，主持运动会的国军将领桂永清（后曾任国民*党**海军司令）当场痛哭失声，难以自持，几乎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旧中国第五届全运会的比赛盛况。
在旧中国所举办的七届全运会中，这是最隆重的一次，不过如果单纯比较运动成绩，还是首推1935年第六届上海全运会，那届比赛共打破19项田径、游泳全国纪录。
1936年的大半时间都在相持中度过，东北、华北战事仍在持续，但这一年最终的关键词并不是“相持”而是“转折”。在1936年只剩下19天就将成为历史的时候，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而此时的欧洲正笼罩在希特勒的野心阴影中，就连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也成为纳粹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但是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柏林却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起点。
李惠堂球员生涯所获得的奖杯。
首次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足球队由曾获“亚洲球王”之称的李惠堂率领。在中国足球史上，李惠堂几乎就是“传奇”的同名词，当时上海甚至还流传着“京剧要看梅兰芳，足球必看李惠堂”的说法。这位出生于香港的球王一生攻入过2000多粒进球，并曾在上海筹组乐华足球队，不但多次获得当地比赛冠军，他麾下的球员戴麟经后来还成为1957年中国第一次冲击世界杯那支球队的主教练。
1936年8月6日，柏林奥运会上，经过舟车劳顿的中国足球队与强大的英国队进行比赛，最终以0比2败北。
但遗憾的是，“亚洲球王”与中国足球柏林之旅的结果却如同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一样，初战即遇上了劲旅英国队，最后以0比2惨遭淘汰，无缘下一轮。
1940年的延安正在日益成为中国的另一个政治中心。这一年，著名的华侨资本家陈嘉赓访问延安。回来后，他说自己最感动的一件事便是*德朱**陪他参观走到“抗大”操场边，里面正在打篮球的学员喊：“总司令，来一个！”*德朱**马上脱衣上场。此后，陈嘉赓逢人便宣传“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德朱**总司令打篮球时的英姿。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曾在《伟大的道路》一书记录下这样一个片段：“在八路军总部，干部战士常在晚饭后在一简易篮球场打篮球，*德朱**有时看，有时也上场打。可是经常打着球就停下来了，大家都在为一个球是否犯规吵了起来，*德朱**经常和战士吵得面红耳赤。”史沫特莱的言下之意是：总司令和战士能吵得面红耳赤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总司令不摆自己的身份架子，二是战士当仁不让，八路军能达到这样的官兵一致很不容易。
延安“九一”扩大运动会上的男子篮球比赛。
在领袖带动下，根据地的红色体育日渐兴起。1941年9月，延安大学体育系宣告成立，随后又成立了“延安新体育学会”。1942年9月1-6日，扩大的“九一运动大会”在延安举行，这是抗战时期根据地举办的最大规模运动会。1942年9月9日，为庆祝“体育节”，毛*东泽**同志为重庆《新华日报》题词：“锻炼体魄，好打日本”。
1944年的孙立人豪无疑问是二战亚洲战场最耀眼一颗将星，盟军和中国远征军相继在印缅发起大*攻反**，抗战胜利的曙光似乎即将来临。由于在印缅和滇西战场表扬出色，这位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中国将军甚至被当时的国际舆论界赞誉为“东方的隆美尔”。
1921年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图为中国篮球队合影，前排右一半蹲的球员就是孙立人。
很少有人知道，声震中外的抗日名将孙立人同时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篮球运动员。从1913年至1934年，中国、日本、菲律宾等国共同发起举办了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后更名为远东运动会）。1921年，第5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曾任清华篮球队队长的孙立人作为中国篮球队先发主力参加了本届比赛，并战胜日本夺得冠军。除开孙立人之外，这支球队中还有一位队员在中国近代史上篆刻下自己的名字，这便是后来协助蒋光鼐、蔡庭锴指挥了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并策动了联共反蒋的福建事变的徐名鸿将军。徐将军还曾参加过马尼拉第四届远东运动会，率队获得第二名。
摘自《体坛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