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中，有很多信息值得关注。例如，在2019年特朗普弹劾案不断取得进展的过程中，全美国50名著名的基督教领袖应邀到白宫，为面对弹劾的特朗普总统做祷告。据说这是特朗普的私人牧师、「信仰与机遇倡议」特别顾问怀特-凯恩（Paula White-Cain）组织了这次活动。副总统彭斯到场跟50名牧师座谈了特朗普政府在信仰自由方面的工作。特朗普表现出来的这种宗教虔诚，应该不是作秀，共和*党**有这样的传统。特朗普较之他的同*党**前任小布什，虔诚的程度似乎还逊色一些，小布什总统的内阁，被公认为是一个虔诚的内阁，每次开会前他必带领阁员祷告，且在其演说中充满了对《圣经》的援引，甚至在外交关系处理中都不乏宗教色彩。例如，对某些国家称作“邪恶轴心”，其“邪恶”一词就是个典型。
也许特朗普这一举动并不违反美国政教分离的原则，或者也许这个信息与宗教有关，所以并不值得我们这些世俗世界的人关注，反正这个消息的确没有在国内引起任何反应。几乎在这同时，中美贸易谈判传来了好消息，中美双方对第一阶段的协议已经达成一致，当然所有人都不会说中美之间的博弈就此偃旗息鼓了。正是这样的原因，我觉得对特朗普这种举动所传达的信息，也不应该被忽略。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宗教的关系是千丝万缕的。
对于世俗化的我们，要仔细研究所谓新教立国的美国人，做到知己知彼，也许应该有一个宗教的视角。有人说，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令人大跌眼镜，而后来他主导的中美贸易摩擦走势更是很多国内的机构预测失误，甚至谬之千里，几乎没有为社会提供特别值得参考的意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知己不知彼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2018年足球世界杯之际，我曾经写过一篇博客《提前的决赛》，当时我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不是商业纠纷，而是两个社会形态之间提前开始的决赛。现在看来，证明这样判断的信息越来越多。但是，这个判断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一年半中发生了很多的事，让人们对特朗普以及美国政治家的态度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如何做到更深入的理解，反倒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这对于在决赛中取胜是至关重要的。
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差异，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宗教可能是这方面差异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种差异反映在对双方的互相研究上，就有一个水平高下的问题。谁对对方研究的透彻，谁就可能在博弈中占据主动，或至少可以看早一步，多看一步。应该说，历史上我们对外人的研究的确比外人对我们的研究要差一些，或者至少是晚了一些。我们都知道，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始于1500年以来的地理大发现，而且西方人开始是一种主动研究。这不仅与贸易有关，其实宗教在这里边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基督教的主动传播，不仅仅是针对亚洲，也在新发现的美洲盛行。当时对中国的研究，主要的信息渠道几乎都与传教士有关。我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传教士是有文化的人，另一方面更在于要传教就需要研究对方。这种研究通常比贸易需求来得更加深入和细致。
自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发表以来的数百年间，无数西方传教士、探险家、旅行家、商人、水手、学者、政治家等，写下了形形色色的中国访问记、历险记、中国人论等著作。而在明清的朝廷，当时就有西方传教士的身影，甚至有的还成为朝廷命官。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大半辈子生活在中国，他绘制的中国地图，可能是西方最早出版的中国地图。而同是意大利耶稣会士的利玛窦则在中国的寓所中有一套欧洲地图，据他说当时的皇上也有一套副本，但显然这对皇帝没什么意义。西方学者很关注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的国民性，这方面最值得关注的著作就是阿瑟·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性格》。史密斯的中文名为明恩博，是一位美国开明的传教士，在中国先后居住了50多年。
可能很多世俗世界的人很难理解传教士的执着，对他们甚至可以冒着生命危险不远万里去传教大惑不解。尽管基督教发源于中东北非，今天，与世界任何主要地区相比，这个地区的基督徒不仅密度最小（占这个地区人口的4%），而且数量也最少（约1300万）。今天，13亿基督徒（全世界基督徒总数的61%）生活在南半球，8.6亿基督徒（全世界基督徒总数的39%）生活在北半球。这样的分布与传教士的传播不无关系。我们经常会用世俗的观点来解释这种情况，例如赚钱。但也许世俗观点对这样一种现象的解释过于简单了，忽略了其中内涵的意义。
基督教的世界曾经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欧洲政教合一的体制，几乎使欧洲陷入停滞发展的1000年，而且对人性的压抑达到登峰造极。而随中世纪由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产生的基督新教更值得关注。目前美国多数人所信奉的新教，其基本教义是反对教会的垄断，认为在上帝和个人之间是没有第三者的，不像中世纪的天主教那般，让教会成为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介。马丁·路德强调基督徒要自己研读《圣经》，自己和上帝对话。而上帝赋予的权利受体，是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因此每个人在上帝目前都是平等的，独立的。这就是从神本主义到人本主义，也是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基本意义，这也被解释为个人主义的来源。马克斯·韦伯曾经就新教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有过很精辟的论述，即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结论，因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但是却不应该忽略他的分析过程。
美国是一个基督新教人员占较大比例的国家。当年漂洋过海到美洲建立美国的那艘“五月花号”上的乘客，都是坚定的新教徒，其建国纲领就充满了新教理念。如果对这一点有疑问的话，我们可以去看看美国建国宣言中所讲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被造物主赋予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力。”在这里，造物主是本源的，而每个人在上帝目前是平等的。1956年，美国第84届国会通过议案，将“我们信奉上帝”作为国家的座右铭。这句话目前还印在美元纸币及硬币上。
基督教福音的精神的确给信徒渗透了一种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精神，这在近代美国新教传教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中国也正是在近几百年逐步进入一个受屈辱的过程中，这往往让完全世俗化的中国人并不能全面理解基督教，会产生出两种极为对立的认知。基督教与美国国家观念的结合，使得美国有一种浓厚的选*意民**识，自负感、骄傲感，乃至自我中心主义。因此，美国大概应该可以算上是一个宗教色彩浓厚的民粹主义国家。一方面，可能会表现出人道主义的一面，示人以善良和童真，另一方面则可能表现出傲慢和自私。资本主义的特性和宗教的色彩混合在一起，极易引起认知分裂。也许，把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形态，把其宗教色彩作为文化形态，把美国作为这两种形态的混合产生的一个国家实体，可能更好理解一些。
因此，无论我们看到什么样的漂亮辞藻，都不能忘记，在这些华丽语言背后，是他们的新教理念。35年前，罗纳德·里根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曾经在复旦大学做过一次演讲。当时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里根总统在演讲中盛赞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说了一些非常漂亮的话，同时也表达了中美两国合作的意愿。但是，他并没有忘记宣传美国的价值观，当时他是这样说的：“我想谈谈美国性格的另一方面。宗教和信仰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是一个有许多宗教的国家。但是，大多数美国人的信仰来自摩西的圣经，是摩西引导人们摆脱了奴役；耶稣基督的圣经，告诉我们爱邻如己，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他紧接着强调“况且，这也是我们的奠基石。”里根所讲的基石，实际上讲的是资本主义伦理的基石，而资本主义借助资本的作用，成为一种社会形态。
中美之间的社会形态博弈，从政治上讲是社会制度的博弈，其中也必然包含作为制度基础的伦理博弈。结合其文化形态的宗教色彩，可以很确定的是，中美之间的博弈中，经济是形式，文化是根基，社会形态是根本。在文化意识形态的博弈中，会呈现更为复杂的一面。因为，从经济上讲无非就是围绕利益的那些手段，这是需要通过谈判来找到均衡点的；而社会形态上的博弈，需要经济作为支撑，且双方的理论都十分明确，你来我往，核心也就那么几点，这都是底线，谁也不会退让。而恰恰是文化形态上的，常常是说不清道不明，宗教的影响是综合的，难以从社会形态理论上加以严格区分，但又存在一定的关联。因此，最复杂的博弈，显然是文化方面的。
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宗教信仰的状况会发生一定的改变。这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宗教的影响力。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有一个调查显示，最近几年在美国信教的人数比例在下降，且新教人数比例据说下降更快。尽管欧洲和美洲仍然是世界大多数基督徒（63%）的生活地，但这个份额已经比1910年（93%）少了很多。而且，欧洲和美洲基督徒的比例也在下降。作为一个整体，欧洲从1910年的95%下降到2010年的76%，美洲从1910年的96%下降到2010年的86%。目前无法确定的是，这种减少在时间上是不是会持续不断，或者减少到一定水准上会趋于稳定。
2015年底，皮尤研究中心还发布了一项关于宗教信仰的调查报告显示，在参与调查的全球40个主要国家中，中国人认为宗教信仰在个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人口比例处于最低水平。而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基督新教价值观立国的国家，这个比例在全球处于平均水平。该报告的数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对于大多数国家，这个比例与人均GDP表现出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越信宗教的国家，经济越落后。但令人意外的是，在所有调查对象国中，中美两个大国偏离此规律最远。显然，中美两个大国的国情复杂程度是非常独特的。或者换一句话说，也许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崛起，其国家体量肯定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宗教所起的作用肯定会有，但显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所以，中美之间的博弈，肯定不能指望随着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来削弱宗教的影响。这100年来世界的发展告诉我们，信教人数比例的降低或者升高，绝不仅仅是宗教与社会现代化的冲突，不同信仰之间的理念差异，本身就蕴含着冲突的可能性。美国建国之初的政治理念受清教徒“山巅之城”观念影响，基督教理念与民族国家理念密切整合。这一政治社会观念背后，有着一种强大的潜意识，认为外来不同信仰会削弱美国社会的根基。因此，本文开头的那个信息基本可以解读为，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是根深蒂固的。中美除了在现代化上进行竞争以外，在文化层面的竞争也许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传统文化延续几千年，我们很容易建立起自信，然而，在国际的竞争中，自信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中国文化的他信力。只有这种文化的他信力和强大的经济科技力量的结合，才能够确保中国梦的实现。如果说中美之间的决赛是提前的决赛，那么文化的竞争力就可能是真正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