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学良弟妹、开国少将张学思夫人谢雪萍

[编者按]张学思又名张昉，1916年生于奉天（今沈阳）大帅府，系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之弟。他1933年加入中国*产党共**，历任八路军冀中军区参谋处长、平西军分区副司令员，辽宁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大连海军学校副校长，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革文**”中受*害迫**病逝，年仅54岁。今年是张学思将军诞辰100周年，为此本刊特约朱洪海先生对将军夫人谢雪萍进行了专访，听她讲述战火纷飞年代将军的传奇经历以及张家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

延安相识

朱洪海（以下简称“朱”）：谢老，我知道您和张学思将军是在延安认识的。当年您如何去了延安？

谢雪萍（以下简称“谢”）：其实，我那时去延安就是为了奔生活。我本来是在广东纺织厂做工人，旁边就是廖仲恺办的工人夜校，我没什么文化，就上了这个工人夜校去学习。当时夜校里有许多进步刊物，有一次，我在邹韬奋办的刊物上看到一则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的招生广告，当时也没怎么注意。直到1938年，日本轰*广州炸**后我们的工厂被炸了，我没地方可去，就想起了这则广告。我按广告上的地址来到了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一问，说只要自己有路费，到了那以后管吃、管住，还能学习。我一听高兴极了，就报名了。

当时我们一行去了6个人，先是坐车从广州到武汉，再从武汉到西安。到西安以后就没车了，只能走路。那时我身着旗袍、脚穿皮鞋，还提一个藤箱子，脚走得疼得不得了，就这样一路走到了延安。

到延安以后，我分到了抗大二大队。没过多久，同去的那几个人因为生活太苦，延安都是吃小米，我们南方人没吃过小米，他们受不了就要走。当时我们在延安是来去自由的，愿来就来，不高兴就可以走。他们让我跟他们一起走，我因为没其他地方可去，就没走，留了下来。

朱：您在延安听过谁的课？

谢：在开始大半年的时间里，我听课多半都是糊听，因为听不懂普通话。到了1939年7月，王明成立了一个中国女子大学，我就调到女大去了。最初女大分成两个高级班和三个普通班，高级班都是有过工作经验或者学历高一点的，其他人就编到普通班，我分在普通三班。王明是校长，经常开会做报告，他个子不高，口才很好，说话一套一套的。此外，毛主席、周总理都给我们做过报告。

在女大期间除了学习以外，我们还开荒、种地、纺线，非常热闹。因为那时延安经济很紧张，国民*党**搞*锁封**，物资进入边区比较难，连穿衣都有困难，毛主席穿的都是带补丁的裤子。出门能有匹马骑就了不得了，刚开始还骑毛驴。

朱：您和张学思将军在延安是怎么认识的？

谢：当时在女大，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请一些前方回来的领导作报告、讲大课。作报告的时候，不仅我们女大学生听，延安的干部都可以去听。因为当时延安干部单身的很多，所以有些人说是去听课，其实就是去找对象的。我对这方面比较迟钝，不太明白这些事，每次就单纯抱着上课的心去听报告。

后来有一天，同班同学顾红约我一起去新市场买东西。在新市场，顾红遇到了老乡张昉，也就是张学思，并介绍我们认识，当时他是抗大东北干部队（简称“东干队”）的队长。和他认识一个星期后，有天我在去食堂的路上遇到他，他说要请我吃饭。那会生活比较艰苦，人挺馋的，我心想，有饭就吃呗，就和他一起去了。吃饭时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说要一个法国面包。我心想是什么呢？等端上来一看，原来就是馒头片裹鸡蛋炸了一下。我就笑了，说这就叫法国面包？挺好做的嘛。他开玩笑说，挺好做的？那你天天给我做啊？听他这一说，我心里就有点犯嘀咕。第二个星期他还在那等我，要请我去吃饭。这么一来一去，我心里就很疑惑，跑去问顾红。顾红这才把事情来龙去脉告诉我。原来之前他听大课时见过我，还跟我说话，我因为大课还没开始借了画报正在看，就没怎么搭理他。后来他每次听大课都在那个地方等我，结果因为我每次不坐固定的位子，就再没等到我。直到有一次他遇到顾红和她聊天，才知道她和我同班，就请她帮着从中间牵线认识。于是，他俩就设了让我去新市场的局。我和张学思就是这么认识的，那是1940年，我20岁。

我对他印象很好，觉得他长得英俊，一副非常正派的军人架势，加上人又很诚心。两人就慢慢有了感情，后来向组织打了结婚报告。

朱：当时您知道他是张作霖的儿子吗？

谢：不知道。我是结婚了才知道的，之前根本不知道。他给我看他母亲从香港寄来的信，我都没有回味过来他是谁。

朱：张学思17岁就是*产党共**员了，一般人想不到，因为这和他的家庭背景相差太远了。大军阀的后代中，这么早就加入*产党共**的很少。

谢：他从小的教育，最得益于他母亲许夫人，也就是张作霖的四姨太。许夫人非常有头脑，很愿意接受新的思想。当年她在大帅府对里面很多坏风气都非常反对，张学思打小起，她就不许他沾染这些坏习惯。她教育孩子一定要自立，不要靠别人，说这个家这么多产业都不是你的，而是你大哥的，你的生活要自己去创造。

后来张学思的进步主要得益于老师和同学。他有位老师经常向他介绍倾向共产主义的新思想。“张昉”这个名字就是他起的，“昉”字一个日字一个方字，取初生的太阳之意。

1933年张学思在汇文中学时，就已经参加了当时北平的反帝大同盟，同年他经过同学王金镜介绍参加*产党共**。这一年他才17岁。

朱：他是怎么到延安的？

谢：他从汇文中学毕业后，到了南京中央军校学习。出来后就到了部队，好像是到东北军第五十三军当见习参谋。当时他跟周恩来是有联系的。

张学思一共有4个同母的兄弟姊妹，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他最小。那时他3个哥哥姐姐都在英国和美国，他妈妈住在香港，就想把张学思带走。当时张学思已经参加*产党共**了，要听*党**指挥，当然是不能去的。但他也不能和他妈妈明讲，只能说因为国恨家仇要打日本，不能走。不过他到香港陪了他妈妈一段时间。等他妈妈从香港去国外后，他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周恩来就说那你干脆回延安学习吧，他就到了延安。

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一阵子以后，他就按要求组建了一个80多人的东干队。队里都是东北人，是准备打回东北去的。他任队长，东北救亡总会主席团委员高崇民的儿子高存信任指导员。

辗转冀中

朱：您是什么时候到东干队的？

谢：1940年6、7月吧，当时加上我一共从女大调了五六个女同学到东干队，都是他们队上干部（主要是队长、副队长、指导员、教员）的爱人。

朱：您和张学思将军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谢：是1940年9月，那时东干队准备离开延安，打回东北。有天晚上，刘澜波和孙志远他们请张学思和高存信还有我吃饭，吃饭时就说这次是给你们送行，也是为你们祝贺，你们的婚姻中央已经批准了。回来的路上张学思就跟高存信商量，说干脆咱们就算结婚了吧，中央都批准了，他们也请吃饭了，就不和队上说了。哪知第二天队上的人都知道了，闹得一塌糊涂，说不行，队长、指导员结婚不请客怎么行？后来就开了一个集体结婚的晚会，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是9月7号，这是我们东干队5对新人结婚的日子。

举行婚礼的地方就在东干队窑洞前的一块平地，是他们平时出操点名的地方，摆了一个长条桌，买了些花生，9月正好是秋天，枣子、海棠都熟了，就摆上这些东西，再买点糖，队长、指导员出点钱买点肉，厨房做了点菜，请大家一起吃个饭。大家都非常高兴，一起拉歌、讲故事。

9月14日部队开拔，计划从华北到东北，口号是打回老家去。谁知中途却留在了冀中。

朱：为什么呢？

谢：我们是9月走的，途中经过八路军一二○师驻地，在那休整了一下，见到了贺龙和关向应。关向应送给张学思一个望远镜、一块指北针。我体会其寓意是：眼光要看得远，政治方向要正确。

走到年底，一到晋察冀就遇到敌人大扫荡，我们就跟敌人转圈，敌人到东我们到西，他们到西我们再到东。到1941年，就转到了吕正操的冀中。这时中央来电报说，部队在冀中就地分配，不去东北了。因为当时日本人对东北控制得厉害，去了生存很困难。

冀中司令员是吕正操，政委是程子华，冀中军区力量不是太强，东干队这80多人一来，给了他们一个很大的补充。

我和高存信的夫人白竞凡在路上就怀孕了，一路非常惨，不能吃又累的要命。闻着什么都吐，而且那会困难的时候还没有猪油，都是吃羊油，特别膻，一炒菜一闻到就吐，难受极了。

张学思到冀中，还是一直叫张昉。他分配到司令部参谋处当参谋处长，主要负责制定规章制度等比较常规的事务。参谋长是沙克，一个老军人。高存信则分配到作战科当科长。

我生第一个小孩不到20天，就因为敌人来了要转移而过河。那水很凉，我也因此落了一身病。这个孩子就托付给了当地的老乡，等过了一年再回去找时，那个村子已经被敌人烧光了。当时日本人施行烧光、抢光、杀光“三光政策”，老乡不在了，孩子也没了。

朱：冀中的抗战形势非常艰苦，像地道战、武工队都是出自这里。当时您在那里，经历过印象最深的战斗是哪一次？

谢：我印象最深的是掌史战斗，发生在1942年的冀中大扫荡。那次敌人下了狠心，调了很多部队想把吕正操的部队消灭掉。我记得是6月11日晚上，当时情况紧急，光是强行军就过了两次河。我因为带着部队的印章，所以骑着匹马。那时我们都不走上面的路，而是走路边挖下去的交通壕。那天晚上转了一夜，转到天快亮、大概三四点的时候，我骑的马突然从壕底下跳上来，一下把我摔得好远。幸好那会我才20多岁，比较年轻，自己还能爬起来。天亮后走到掌史村就住下了。因为走了一夜又摔了一下，我累得筋疲力尽，一进老乡家就倒在炕上睡着了。

到晚上突围了，因为天黑看不见，掌史村的沟又很深，我稀里糊涂地一脚踩下去就摔晕了。等我醒来一看，人已经全跑光了，只听到枪炮乒乒乓乓响。我看对面有豁口已经让人走得有点斜了，心想就往对面走吧。上去一看，前面天空有堆尘土飘着，猜测肯定是很多人往前面走，就也跟着跑。跑了好久，到了一个树林子里，大家正在那里集合查人数，等我找到自己所在的队时，人家说正要报你走丢了呢。

敌人包围了我们一整天，因为不知道里面有些什么人也没突进来。等我们冲出去以后，他们才知道原来整个冀中的领导机关都在这。

当时反扫荡整天到处走，又没什么吃的、喝的，确实很难。有时渴得不得了就拿地里的高粱杆、玉米杆嚼，像嚼甘蔗那样，嚼出点水分。有时实在饿得不行了，也顾不得群众纪律，揪一个棒子生的就咬，但这种事也不敢做多，毕竟是违反群众纪律的。

朱：在这种环境下也谈不上家庭生活吧？

谢：我和张学思经常是分开的，虽然结婚了，可是各在各的部门，有时能碰到一起，可一转就不知道转哪去了。

我第一个孩子没了，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孩，很漂亮，可惜一岁多时得了小儿肺炎，因为没有药治也死了，非常可惜。

朱：在冀中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啊？

谢：我在冀中参加过一个集体婚礼，是吕正操、沙克和参谋处张副处长3对人结婚。当时大家在一起非常热闹，也不分*长首**、士兵。会餐还吃到点猪肉，这在当时真是最幸福的事了。后来就闹着让他们讲恋爱经历，程子华还出了副对联，特别逗，上联是“三对新夫妇”，下联是“五个旧家伙”，横批是“一盆花”。这一盆花，就是指3对新人中唯一一个没结过婚的刘莎（吕正操妻子）。

在冀中还有一件事印象深刻，那就是看火线剧社的演出。当时火线剧社在冀中很有名，经常演好戏，可惜因为战时常有突发情况，所以很少能把演出看完。记得有次看曹禺的话剧《日出》，看了一半就有情况，原来敌人都到附近了，立马把灯一熄，撤退。

朱：冀中这一段经历对张学思的锻炼应该挺大的，所以后来到平西就给他压担子，让他任参谋长了。

谢：中央可能是有意要培养他，让他在实际战斗中练一练。看他的经历，从马列学院出来当东干队队长，到冀中一开始就让他当参谋处长，以后到了晋察冀军区还是参谋处处长，都是给他机会锻炼。直到1943年张学思被调到平西军区当参谋长，开始实际指挥作战。

到平西后，我俩在一个司令部里，这才聚到一起。不过他经常要在外面打仗。

朱洪海：相对而言，平西形势没有冀中那么残酷吧？

谢雪萍：是的，因为平西山多，办法就比平原多。到了平西以后，组织安排我做审查委员会的秘书工作，负责审查账目，加上带孩子，基本上就不跟部队走了，都是住在比较偏僻的地方。一有情况就钻山沟，有时还要钻梯田。什么叫钻梯田呢？就是上面种的庄稼，下面掏空了，敌人来了就钻进去躲着，最大的梯田能装三四个人。进去以后就曲着腿、弯着腰或躬下躺着。这一进去，起码得五六个小时，饿了就吃点干粮，如果想上厕所只能忍着。敌人路过时我们都能听到外面的声响，等到外面没什么动静了，就抠开石头出来。那时如果躲敌人扫荡时孩子哭了，你实在哄停不了，外面又有敌人，就只有把他（她）掐死，非常残酷。

挺进东北

朱：你们是何时到达东北的？

谢：1945年8月11日，苏军进入东北后朱老总发布第二号命令，让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挺进东北。大家一听都愣了，不知张学思是谁。因为军分区的人都不知道张昉就是张学思。这时平西地委书记高鹏先对大家宣布，张学思就是张昉，要调他回东北了。

当时命令是要带部队到东北的，最后研究决定，带一个警卫连走。我们从大台出发到古北口，一路都是步行。这时日本尽管投降了，但并没有放下*器武**，过铁路和*锁封**线照样还是危险的。原来在古北口就可以坐火车到东北了，但我们到古北口时，没有车。只有苏联红军的军车，也不搭我们。张学思就到车站和苏军商量，最后只答应带两个人上车。他就带着吕正操的弟弟吕东走了。

我不记得在古北口待了多长时间，反正后来有一列苏军装马的闷罐子车来了，我们这些人就上了车，一路和马在一起臭烘烘地到了沈阳。

朱：那时沈阳应该很热闹吧。

谢：我们大概11月份到的沈阳。一到沈阳火车站，全是人，都是全国各地来的干部，穿的跟我们也不一样。我看见张学思穿着西装，戴着礼帽，都快不认识了。他一到沈阳就接了辽宁省主席的职务，工作非常忙，成天不在家。

张学思到沈阳后去了张帅府，回来还和我说，跟印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了，原来感觉房子挺大的，现在一看觉得挺小，还破破烂烂的。

之后没多久，国民*党**就打来了。苏军要我们撤出去，他们驻进来。于是我们12月份就从沈阳撤到了本溪。

朱：在东北期间遇到过危险吗？

谢：遇过，1948年被轰炸了一次。那时要开东北各省联席会议，整个辽宁省机关的人都要撤到哈尔滨去，为会议做准备工作，所以都坐在一列火车上。张学思平常坐的日本吉普也放在火车的平板上，我和他，还有司机和小孩都坐在吉普车上。火车到了梅河口，大伙都下去走一走，张学思也去了。这时敌机来了，霹雳啪啦一阵狂轰滥炸。本来司机在前面座位上睡觉，我抱着孩子坐在后面。这一炸，司机跳下车就跑了。当时炸得很厉害，我下不来，只有等炸得差不多了，才抱着孩子跳下火车。下来后却发现找不着人了，直到晚上才找到他们。这期间四周一直是爆炸声，原来因为梅河口是交通枢纽，有很多*用军**火车，*弹炸**扔下来就起连锁反应，实际是*火军**库在炸。

*革文**惨遭*害迫**

朱：张学思将军在“*革文**”中被*倒打**，到底是因为什么？有没有一个准确说法？

谢：到了“*革文**”，海军一大批人被*倒打**了，实际上“*革文**”前就开始了。到了1967年不知怎么把他也搅进去了。

他被扣押那天一大早，天都没亮，家里的电话响了。我们家是两部电话，一部红的直接通到海军，一部普通的。结果红机子响了，说有急事要他马上去开会，他就赶紧安排司机送他去开会，结果到了就被扣住了。这个司机几天前刚换，当时我们都没在意，后来才明白。天亮后，就有一大群人来抄家，把桌上的四节电池也抄走了。当时我想完了，这是怀疑他是特务了。那几节电池是前几天学思刚买回来的，放在桌上还没用呢。

他被扣了以后，和吕正操关在一起。两人住对面，但是不能通气。后来吕正操出来说，当时学思很生气，想不通，顶得厉害，一根一根地抽烟。

朱：后来他病了？

谢：张学思去世的时候，大夫给他最后下的结论是极度营养不良，还有肺结核。但他以前身体很好，最后生病其实都是被审讯时折磨的。

他是5月份去世的，3月份曾通知我去医院看他。那是我第一次去医院看他，当时其他孩子都不在身边，我就让在工厂的小女儿请假陪我一起去。看到他时，女儿都快认不出爸爸了，很惨。在医院也不给他什么吃的，我打开柜子，看食盒里只有一堆咸菜和一点黄豆。第二次我去医院时，看到桌上一个大盘里就摆着白水煮的白菜帮，我问是怎么回事，病人不该只吃这些东西。他回答我说不能浪费，病人想吃白菜，就这么给吃。他说想吃土豆，人家说土豆买不到。就这样，实际是给折磨死的。1970年5月29*他日**去世时，才54岁。

其实直到他死，一直到现在，都没搞清楚当年到底是因为什么整他，是什么罪名。后来问专案组，专案组也说不清楚。别人被*倒打**后都是撤销职务，他直到死都没撤销海军参谋长的职务，很奇怪。

张家往事

朱：前面您提到张学思的母亲许夫人，您和她有过接触吗？

谢：老太太从美国回来后，我才和她有所接触。回国以后她在北京买了一个小院，一个人住。1953年我们到北京后，老太太因为独立惯了，还是一个人住。那时我们每天要上班，也就星期天有点时间去看看她，陪她说说话、聊聊天。

朱：她和您说过张家的往事吗？

谢：说过，我对张家的事能知道一点，都是老太太告诉我的。她说她不喜欢张家。她本来是北京宛平县人，父亲是铁匠，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她跟着母亲跑到东北新民县谋生。那时张作霖正在新民当哨官，在当地已有点名声。老太太年轻的时候长得很漂亮，一天她正在井台打水，看见两个人骑马过来，到她跟前问东问西，问她名字啊、家住哪啊之类。她当时在打水也就搭了个话。没想到第二天，他们就到她家里来说要娶亲。老太太当时也不认得张作霖，寻死寻活地不愿意。她母亲很愁，可是没办法对抗，最后只好答应了。就这样她被抬到了张作霖那里，成了他的四姨太。抬她去的时候，第三个夫人也抬去了，原来张作霖同一天娶了两个夫人。

到了张家以后，老太太觉得在深院大宅里不识字不行，就闹着要上学。结果上了没多长时间，张作霖就强制她回来了。可是她的求知欲很强，后来有了孩子，就跟孩子一起学。她原来不识字，学到后来也能看书读报了。再后来到了国外还学英语。她从美国回来时还带着英汉字典和绘画方面的书呢。

朱：张学思和您讲过他父亲的事吗？

谢：没有，他从来不讲他父亲的事。

朱：他和大哥张学良分属于不同阵营，兄弟间关系怎样？

谢：张学思以前对张学良印象不好。他十几岁在汇文中学上学时，有一次去张学良的办公地看他大哥。可是门卫看他一身学生打扮，就不让他进。后来出来一个老家人，认识他才让他进去。因为这事，他心里特别火。我听老太太讲，老爷子死后，张学良每年过年过节，都要到他父亲的几位夫人那里去看看。去了以后，妈妈这、妈妈那地叫着，很孝敬，他还特别关心弟弟妹妹的成长情况。有一次他到张学思家，看到了张学思摆在外面的《大众哲学》之类的书，一下子火了，说这看的是什么书？后来这些书全给烧了。所以，学思对他大哥很烦。但西安事变后，他对大哥的看法改变了。西安事变发生时，他正在南京中央军校学习，学校把他也扣了。等蒋介石被送回南京的时候，学校又把他给放了。被放出来当天他就去看张学良，但那天张学良很忙没时间，就说明天再来。结果之后蒋介石把张学良扣了，就见不着了。张学良被扣后，张学思还去溪口见过他一次，是通过赵四的关系，说想一块去看哥哥，蒋介石答应了。他在张学良那住了好几天，但没有单独讲话的机会，因为特务盯得很紧。后来就想了一个办法，赵四在外面应付特务，他俩在书房用笔写字交谈。张学良告诉他，要抗战到底，跟着*产党共**。这之后，他觉得大哥还行，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军阀。

朱：后来哥俩天各一方，他流露过想念大哥吗？

谢：1956年西安事变20周年的时候，周总理在北京饭店请西安事变有关人员吃饭，我也在场。当时正好台湾出了一本《西安事变忏悔录》，张学良在里面忏悔了，说他错了。那天在现场大家就说到这本书，议论到底是张学良自己写的，还是别人篡改的。张学思当时就哭了，离席了。从这点看他是想念大哥的，不然他不会当时就激动成那样。不过他平时很少跟我谈起张学良。

朱：您去看过张学良吗？

谢：我一共去过3次。第一次是2000年他百岁的时候，他儿子约我去给他过生日。但从我接到通知后，还要一段时间准备。结果我6月10号前后才到夏威夷，他已经过过生日了。张学良眼睛不太好，见面时盯着我使劲地看，因为没见过面嘛。当时我二女儿也去了，给他看了学思的相片。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之后约好第二年再去看他。

朱：您对他印象怎样？

谢：他人很逗，喜欢讲以前的2001年，谢雪萍和儿子张仲群一起看望张学良很多事，讲他小时候怎么淘气，年轻时怎么胡闹，讲他们家以前在沈阳过春节时，包的饺子都放到房子里去冻，因为沈阳很冷。几间大房子里都是饺子，谁来都煮饺子吃。吃完饺子一大家就开牌赌钱。他还说，他最气老二学铭，恨铁不成钢；最喜欢老四学思，有骨气。还有他每讲三四句就会说一次，我想我老爹，我想回家。老人到这个年纪说这个话，听了真觉得很惨。他说话时，我们都不打岔，就听着。不过对西安事变他只字不提，一问就没话了。关于《西安事变忏悔录》一书的事，我也没好问。

朱：他跟您评价过父亲张作霖吗？

谢：他和我讲，他老爹是第一有智慧、有战略眼光的，蒋介石战略眼光也比不上他老爹。他很佩服他爹，讲到他老爹都是有声有色的。他很想他爹，也是因为张作霖1928年去世时，棺材还在大帅府里放着没落葬，坟也没修成。等九一八后他回不去了，以后又被拘禁多年。

朱：您就是这次见到赵四的吧？你俩是妯娌了。

谢：见到她也是她要走了，张学良过完生日那天赵四就住院了。我去的晚，也没人跟我讲。我给张学良看带去的东西，就拿了一条丝巾给他，说这是给大嫂的。他就嘀嘀咕咕地说，她要是死了我也活不了。我当时没听懂，后来知道赵四在医院后就去看她。我见到赵四的时候，她全身插着管子。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说我是弟媳妇。她当时已经不能说话了。她弥留之际，我们几个人和张学良一起围成一圈，看着赵四走了。当时我推着张学良，别人都去忙后事了。他很痛苦，我跟他说，大哥，你是顶天立地的男儿汉，你要挺得住，人都是这样的。他没落泪，也不说话。

第二年我又去给他过生日了，然后约好再过一年的10月份去看他，没想到这次我还没去他就走了。我是接到消息后赶去的，这是第三次去。一共去了3次，见了两面，第三次就是送葬了。

他一生波折很大，故事很多，他说他这一辈子就是从20多岁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

原载《江淮文史》2016年第4期

请关注：zhuhonghai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