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郎郎
编辑 | 子木
上次我和你说过，到了四中我参加的第一个学习小组是和李小渝一个组。我们读上午班的时候，放了学就一起坐八路公共汽车到大华电影院车站，走不了几步就到他们家了。以前，协和医院宿舍都是一家一个小楼，1949年以后调到协和医院来的人多了，就进行了调整，差不多每个小楼都改为住两三户人家。李小渝的家就住在一个小楼的下层，上层是另一家。
张郎郎 戏如人生 布面丙烯 2017 100cmx75cm.jpg
我第一次到他们家，让我大吃一惊。他们院儿的的小洋楼爬满了青藤，郁郁葱葱，怪不得被称为“花园洋房”，好像又见到了上海太原路一带的风光。进了他家门，一眼就看见墙上挂着李小渝的一幅油画，画的是芭蕾舞剧《天鹅湖》的一个独舞场景。当时我就惊呆了，第一：那时候虽然苏联的芭蕾舞团，已经来北京演出过《天鹅湖》，《苏联画报》也刊登过类似的场景，可是还没有这么大幅的画面；第二：我们大雅宝二三十个孩子，都算是喜欢画画的画二代，我们在小学期间，画画用色顶多就是水彩和广告色，没有一家孩子开始画油画。那年头，画油画的成本费实在太高了。看来还是父母当大夫好，才舍得让孩子画油画。
李小渝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我发现他考上四中后，就自然成了家里孩子们中的领军人物了。我和小渝都喜欢画画，和他在一个组做作业就自然舒坦。他为人坦诚憨厚，我也不较真，一边聊天一边做功课。我当时特别喜欢几何，做几何作业更认真，从前我在育才做作业的时候从来没这么仔细过。为了让我的几何作业别具一格，无论作图题还是证明题，我都用紫墨水。那时候大多数同学都用黑蓝墨水，少数人用纯蓝墨水，只有我一个人用紫的。
老在他们院儿做功课，也认识了几个他们院儿的孩子，基本都是协和医院的子弟。有一个孩子就住在小渝家楼上，也姓张。好像是叫张志强，那会儿叫这个名字的人也忒多了，我没准就记混了。他有事没事儿就下来和我们一起侃大山，我到了四中语速有所提高，他也喜欢听我胡抡，很快就成了朋友。后来他也“子承父业”，当了大夫。还有一个孩子姓黄，也是温文尔雅。后来才知道，他爸就是大名鼎鼎的心内科专家黄宛先生。协和家属院儿里的孩子还真不一样。
协和医院的老宿舍别墅群.
1956年，我老爸去欧洲办展览，回国时在飞机上巧遇黄宛先生。他们俩的座位挨着，一见如故就聊成了朋友。说实在的，我老爸这么主动和人套瓷，的确空前绝后。原来他心里有些盘算，就是为了我。认识了中国第一流的心内科专家，看看能不能给我治好病，妙手回春。
大概是1957年末，我老爸和黄宛先生约好了，就带我去协和医院看病。其实，协和医院早就有了我的一大本病历了。黄宛大夫给我做了各方面检查，看完了病，就告诉我爸爸：“这孩子的病是风湿性心脏病，不可能用药物治愈，只能以后动手术。为了谨慎起见，还请来黄家驷院长来看一眼。”最后的结论是，可以做手术，现在还不到生死存亡的抉择时刻，可以等到这孩子成年之后再做手术。
那时候起，我和我爸都明白了，多数疾病都是无法根治的。看来，我不但和协和家属孩子们有缘，也和协和医院有缘。
那时候每我们每天做完功课，就在他们院子里玩：藏猫、官兵拿贼、打网球……我看他们院儿里有许多海棠树，枝头也是果实累累。就摘了几个吃，又苦又涩和育才那几棵海棠一样，中看不中吃。
1938年黄宛教授在协和医学院工作
没想到，让他们院儿的几个小孩把我当“野孩子”当场拿获，“押送”到他们院儿的孩子头儿面前去“认错”。我一看，他们院儿的小孩比大雅宝的还多，这个孩子头儿是个高中生，在我们眼里已经是个“大人”。穿着雪白的衬衫，戴着一副大墨镜，和电影里黑社会的老大一个谱。我只能选择默不出声，李小渝赶忙跑过来解释说：“这是我们班的同学来我们家做功课，没来得及告诉他院儿里的树木花草都不能碰。”那位孩子头儿听了点点头，才高抬贵手，说：“告诉你同学，以后到这儿来做功课可以，在这个院里玩儿都得规规矩矩，不能在这儿撒野。”
李小渝把我领走了之后，说：“他在我们院儿这帮孩子里岁数最大，有威信。说话比较损，你别往心里去。其实他人不坏，就是喜欢在院里当老大。”我想：“他是没什么错，我也没犯那么大的错。得，井水不犯河水。咱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于是，我就不到他们院儿去做功课了。
后来，我发现刘琦和闵乐夫都喜欢画画，他们在一起做家庭作业。刘琦家离我们家比李小渝家远一点儿，在长安街上，坐十路公共汽车就可以到。刘琦他们家有一面墙都是玻璃窗，采光条件好；在他们家画画不错。看到他的许多速写和素描，不少是请他二姐给他当模特。刘琦的大姐是北大荒的著名女拖拉机手刘瑛，二姐是少年宫的象棋女组冠军，他们家真是人才济济。别看刘琦个子不高，思维非常成熟，而且语言幽默犀利。在他面前我和闵乐夫就是什么都不懂的傻孩子，大主意都得听他的。
闵乐夫是个慢性子，好脾气，比我们细腻多了，所以画画也是这样的风格。难怪后来他成了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主任，还多次去电视台做讲座。从小看大，果不其然。
2018年，闵乐夫（左）和张郎郎在秋醒楼画廊
那时候我最喜欢画单幅漫画或连环漫画，刘琦则用宣纸画花鸟写意。此前，我老爸和我干爹没事就带我去琉璃厂看画。荣宝斋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我就带着他们俩一起去看那些大家的原作，我们仨当时都喜欢齐白石他老人家的画。看了许多他老人家的原作之后，大受启发。我当时还喜欢陈师曾先生的简练山水写意，闵乐夫喜欢于非闇的工笔，刘琦最喜欢王雪涛。
刘琦看许多大家各有拿手的动物、草虫：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李可染的牛、李苦禅的鹰、黄胄的驴、曹克家的猫、刘继卣的猴、胡爽庵的虎等等。于是，刘琦就决定画鸭子，以后也可以自成一家，独步天下。他的鸭子越画越熟练，就干脆画了一张“百鸭图”，我和闵乐夫都拍手叫好。我们开玩笑说：干脆你自己刻个闲章就写“全聚德”，你这百只鸭子就有下家啦。玩笑归玩笑，我们也不甘落后，就奋起直追。
我没画过这类画，那不是我的特长，也不是我的兴奋点。从小我就受老爸的影响，喜欢画漫画，画变形。当时的漫画杂志每期都有“讽刺与幽默”的专栏，那是我的最爱，于是我就自己开始画漫画和幽默画，天天都不闲着。虽然我们不在一条跑道上，但都在各自努力、自得其乐。
我发现当时初中的课本都超厚，是练习画画的好材料。我的文学课本、植物课本、动物课本等等，都成了我的绘画草稿本。有一天上课的时候，汪继明同学坐在我斜前方，我就悄悄给他画了一幅漫画像。画完了给刘琦、闵乐夫他们俩看，他们俩乐不可支，都说特别像——神似！于是我信心大增，每天在做完作业后，陆续创作了单幅幽默画《一气呵成》、《百发百中》等，还画了连环漫画《奇妙足球》等等。
张郎郎 九条命 布面丙烯 2016 108cmx190cm.jpg
我也拿给老哥们儿兰兰看看，因为他老爸就是大名鼎鼎的漫画家鲁少飞先生。兰兰说：“我看还行，要不拿给我爸爸去看看？”我说：“那可不行，我都不给我老爸看，更不能给你老爸看。干脆，咱们自己投稿，看看人家漫画杂志怎么说。”于是就贴了一枚四分邮票先后寄出去投稿了。结果石沉大海，我也无所谓，心想：人家是全国一流的杂志，哪儿看得上我这个初中小屁孩的幽默画呀？
很久以后才知道，有一次《漫画》杂志编辑江帆先生来我们家和我老爸约稿，谈完工作以后，就拿出了我的一幅幽默画，问我老爸:“这是不是你儿子画的？其实再改改就可以用的，您看如何？”我老爸说：“郎郎这孩子，从小就没心没肺，自己喜欢瞎画。我都不让他考美院附中，现在他自己投稿，你就按照普通来稿处理。如果他有这方面的潜力，就让他自己去闯，我不主张揠苗助长，让他自然发展吧。”
后来，我们搬到景山东街，另一位漫画杂志的编辑缪印堂先生来看我爸，听见门铃我去开的大门。他就问我：“你是张郎郎吧？”我说是啊。他问：“现在还画漫画吗？”我说：“天天都在画，就是瞎画。在大雅宝的时候，黄永玉叔叔还说我们画得不错，不过毕竟是孩子，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他说：“你得坚持下去，一定可以画好的，我看你潜质不错。”我那会儿也不知道他只是句客气话，还是真是那么回事儿。由此我猜到了，原来我投稿的事情，他们都知道了。我就决定从此不再投稿了，等我真画好了再说，别不知天高地厚丢人现眼了。
其实，我那会儿不在乎自己的画是否被承认，只在乎画画好玩不好玩。上自习的时候，我就在几本最厚的课本《植物学》、《动物学》等等的一角，画上有渐变动作的简易小人，然后用手指捻着书角迅速翻过，简易小人就可以变成做体操的动画小人了。我把这个游戏教给周围的几个同学，不久我们班就有一大群孩子都开始玩这个游戏了。
刘琦和闵乐夫对我这类游戏不感兴趣，那时候在美术方面我是当游戏来玩儿，而刘琦胸怀大志。他画了大量的速写，他们家所有的零七八碎都入了他的画，而他的二姐就成了他的免费模特。他在家里最小又是独子，他要在艺术道路上奋斗，姐姐也得全力支持。他也画了大量的素描，看来他在美术方面没少下功夫。他的智商比我们俩都高，又曾得过少年宫的象棋冠军。我们仨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以他为中心，经常听他聊天。
刘瑛在《北大荒的女儿》一书首发式暨知青上山下乡50周年座谈会上
他给我们讲他大姐刘瑛如何去了北大荒，成了我国第一位康拜因的女驾驶员，和梁军都是北大荒著名的女拖拉机手，那时候是家喻户晓的巾帼英雄。他又给我们讲暑假如何去北大荒看他姐姐，在那里度假。那真是个神奇的地方，人们唱道：
“北大荒是个好地方，
又有兔子又有狼，
棒打狍子瓢舀鱼，
野鸡飞到饭锅里……”
我们俩都听晕了，心中羡慕不已。刘琦问我们：“明年暑假我和我二姐还要去北大荒，你们俩想不想一起去？如果想去，回家和你们家长商量商量，准备好买火车票的钱就行了。其他你们就不用操心了。”
我兴致勃勃地回家就和妈妈商量，妈妈说：“下个暑假不行，咱们家正好要搬家。现在正在修房子呢，一切都在计划中。想去北大荒避暑，得等后年再说吧。五七年的暑假我们就得搬到景山东街去，你是家里男孩子里的老大，得帮家里收拾东西。”
我再去刘琦家，才知道闵乐夫家里也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同意他去北大荒玩儿。刘琦说：“没关系，来日方长。那就后年再说吧。”
人算不如天算，谁也没料到1957年夏天全中国都进入了如火如荼的反右运动，谁还有闲心去“避暑”。我们仨都没人提这个茬儿了，可是刘琦自己还是去了。他告诉我：也许以后他也要走大姐的这条路。
张郎郎 世外一钓杆 布面丙烯 2019 100cmx160cm.jpg
我上高中的时候去了一零一中，又回我的童话王国了。刘琦和闵乐夫也都没考四中，他们和我们后来的班主任搞不到一块儿。在高中期间我都没有见到过刘琦，因为我一直在住校。假期去过一次他家去找他，邻居说他们家已经搬走了，好像全家都搬到北大荒去了。
直到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天我去协和医院检查心脏，在候诊室的长椅上见到了刘琦。他的气色不怎么好，我急忙问他身体怎么了？他告诉我：到了北大荒以后得了风湿病，当地的大夫也费尽心机，甚至找来非常难得的白花蛇为他治病。但是效果不显著，最后才决定来北京到协和医院来看病。我告诉他我也是风湿性心脏病患者，算是老病号了。既来之，则安之，别往心里去，他默默地点点头，不像往常那样意气风发了。
从那次以后，我就再没有见到过他。每次四中初一二的老同学聚会，都会互相询问：有没有人知道刘琦在哪儿？现在情况怎么样？可惜谁都不知道。前不久在报刊和网络上看到他大姐刘瑛回北大荒当年的农场的报道，如果能找到他大姐，或许就能知道他的下落吧。
刘琦，老哥们儿，你要是看见这篇文字，一定要和我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