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在九龙城码头 图 / 本刊记者 大食
西西 香港作家，原名张彦，1938年生于上海，1950年随父母定居香港。当过小学教员，后专事写作，著有《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我城》、《哀悼乳房》、《缝熊志》等。2011年香港书展年度作家。“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纪录片拍摄的第一位香港作家。
2018年10月，西西获得第六届纽曼华语文学奖（诗歌奖）。她是纽曼华语文学奖的第三位女性获奖者，也是第一位来自香港的获奖者。她总能以赤子的真心，巧妙地四两拨千斤，若非梳理她的履历，我们不会注意到，这位字里行间一派谐趣的写作者1938年出生，已经八十高龄。
西西 跳房子的人
文 / 一把青
刚刚过去的第六届纽曼华语文学奖，花落香港女作家、诗人西西。
“西西或谐或庄的诗歌，道出了香港这个城市及其居民的品格。她的诗歌也证明了一个城市的故事不必是宏大的叙述，而可以是表面琐碎的絮语、寓言或者童话。西西的诗歌阴柔，纤细，机智，敏锐，动人心弦，无可辩驳地宣示着香港诗歌的存在感”，提名词这样形容西西，回想起来，她从1974年起连载小说《我城》，讲述一个“关于我的香港故事”，“我城”这两个字，也作为讨论身份认同问题时香港的主体性印记，一直沿用至今。
可是，提出了这般重要的文化标签的西西，却丝毫没有都市的世故，更从来不是沉重的。
在西西之前，本名张彦、当小学教员的她，其实用过许多笔名，像是小明、阿虫、南南、小红花、晴儿等，都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而之所以钟情西西，她曾解释，“西”像是一个穿着裙子的女孩，两脚站在一个四方格子里玩跳房子，“西西”就是从一个格子跳到第二个格子。跳房子，是西西小时候喜欢玩的游戏，写作大半生，对她来说，也是这样热闹而寂寞的游戏。
例如她的诗作《读书人》，“听王教授说/有位读书人/上楼梯/把栏干上酣睡的猫/一脚踢到楼下去，我看见/一幅草地/两道彩虹/三只黄蝴蝶/四棵苹果树/五只画眉鸟/从树上掉下来”；再例如《答问》，“如果你问我这里的冬天会不会下雪/我说，我实在是很喜欢吃雪糕的/你问我会选择什么内容的雪糕/我说，既然有一种叫花生，我喜欢花生”，
全篇采用后现代主义拼贴式叙述，语言似音符般轻盈俏丽，她是拉丁美洲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信徒，在书中援引马尔克斯的话——“这个世界太新，很多事物还没有名字，必须用手去指”，而西西用她明快的笔，逐一为眼中事物命名，唤醒它们的灵魂，建构起错综复杂的文字世界。
所以，《号外》杂志的创办人、香港作家邓小宇评价西西，“她写文章的时候，永远是耐心地用显浅的文字去解释那些深奥的概念，让在成长的学童吸收，所以她是我们的老师。”和西西一同创办素叶文学的香港散文家何福仁则说，“西西坚持以一种朋友的笔调，创造了另一类美学。”
的确，在她的笔下，角度绝对不宏大，也不能谓之刁钻，但又真真正正是生活中容易忽视的人物与故事。像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讲述殡仪馆的遗体化妆师，渴望爱情又害怕失去爱情的矛盾；像是《哀悼乳房》，是根据她自身乳癌经历，以文学的方式重新构建的求医路与心灵史，不仅记述了数度求诊，更收录了菜谱与药房，进而推演到人如何与社会、与自我、与身体发肤共处，波澜不惊的絮语之下，是打破重重禁忌的勇气。
1989年，西西因乳癌手术后遗症导致右手失灵，她改用左手写作，又分别在2009年和2012年交出《缝熊志》和《猿猴志》，手制玩偶，其实是为了训练右手进行的康复治疗，却展开如人类学考察一般的画卷，以动物和玩具写人，也无不可。
在台湾媒体为其拍摄的纪录片《他们都在岛屿写作·我城》中，文友遗憾她改用左手后影响写作效率，西西却向镜头展示，自己借助筷子单手拧毛巾，和一橱橱的熊与猴，访者问，你是否当它们是自己的子女？她摆弄面前的白熊说，“很多人说我现在不写作，我写，用熊写”，她点一点白熊的鼻，“最低限度我们都是朋友啦。”
她还是那样笑容灿烂，是不以己悲的天真，更是写作者的自觉。多好，80岁了，西西还是那个跳房子的西西。
（本文刊发于本刊2018年第570期）
西西在九龙城码头 图 / 本刊记者 大食
烈日下，74岁的西西踩着小碎步走向土瓜湾附近的码头。她瘦小，还停留在十来岁小女孩的身高，穿素色格子衬衣、灰色裤子、靛蓝色少女款布鞋，脚背上露出淡蓝色棉袜，湿热的海风把她一头灰白的短发吹得凌乱。
路上，她说到当年跟着哥哥回上海乡下探亲，哥哥拍照，她却要背很重的相机，她撇撇嘴，“哼，于是我再不去了。”又说到前不久得肺炎住院，发高烧，半梦半醒间出现了很恐怖的幻觉，她不知道是真是假。我问她，你怎么不咬自己一口，不疼的话就是假的啦。她眨巴着眼睛说，“不知道啊，早知道我就咬自己一下。”
她在土瓜湾深居简出。没有手机、电邮、传真，因为乳癌后遗症，右手也已丧失功能。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在公园散步、去图书馆借书、在玩具店发呆的老太太是香港严肃文学界非常重要的作家，她也甚少接受采访或出席活动。
因为太过低调，外界对她笔名的猜测总有偏差——“我的朋友说，你一定是喜欢密西西比河了。我说，嗯。我的朋友说，你一定是喜欢陕西西安了。我说：嗯。我的朋友说，你一定是喜欢西西里岛了。我说：嗯。我的朋友说，你一定是喜欢墨西哥和巴西了。我说，嗯。”
他们都错了。她喜欢的是那个叫跳房子的游戏。“西”就是一个穿着裙子的女孩子两只脚站在地上的一个四方格子里，“西西”就是那个女孩跳啊跳。
“她绝少慷慨激昂，侈谈什么救国救民，她甚至不用感叹号，偶然出现一两个，原来是报刊的误植。这种语调的作者，有她自己的看法，兴趣极广泛，并且转益外国最前卫的养素，却不会以为长于执笔写字，就同时精通政治经济，以及一切令人肃然起敬的东西。”西西四十多年的老友何福仁说。
她写过一组故事叫《浮城志异》，灵感来源于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雷内·马格利特的画。她笔下的浮城像只氢气球，悬在半空中，既不上升，也不下沉，上方是云层，下边是海水。到了风季5月，浮城的人开始做相同的梦，梦见自己浮在半空中，每个人都是一座小小的浮城。
“你问我，一千个人住在一个地球上是否很寂寞，我说，该好好地把寂寞藏在一个瓶子里，免得被环境污染了。”代序里，西西这样写道。
空调和电扇嗡嗡作响的午后，多吃了一块甜点的西西，嘴角还粘着碎屑，开始用沙哑且微弱的声音讲她的浮城，她的香港。
父亲的枪
我母亲和男友拍拖，拍了7年都没有结婚。我父亲娶了一个太太，突然死了。在一个亲戚的葬礼上，父亲见到我母亲，觉得这个女子也不错，就和我母亲相亲。他知道我母亲有一 个男友，恋爱了7年。他就带了一把手枪，找到那个男人，指着他说，“你怎么搞的啊，和一个女子恋爱了7年，又不娶她，辜负了人家的青春，人家等你这么多年，你娶不娶她，你不娶她，我娶！”
结果，我父亲就娶了我母亲。
我父亲在太古船公司做事，太古船都是外洋船，带货到上海。解放后，没有船来，码头上的工人没有事做，也没有薪水拿。我父亲就来香港找事做，在巴士公司做查票员。
爸爸一个人赚钱。别人家的女孩都到工厂做事，我爸妈觉得女孩子也应该读书，就让我读了。我读书的时候要收学费和堂费，一个月学费18块，堂费18块。巴士公司是2号发工资，所以家里到月底都没有钱。学校是1号交学费，我就跟班主任说，我爸爸没有发薪水，要到2号才发，我只能3号交。有个很有钱的同学帮我交过一次，有时老师帮我先交。
校长住在海对面，每天过海乘坐巴士，我爸爸认识他，就跑去跟他说，我女儿在你学校读书，我这份工要养很多人，家里比较穷，可不可以给她免费。校长说，好吧，只要交学费就可以了。那是上世纪50年代。
父亲去世后，我们搬到三百多平方尺的房子里，是分期付款买下的。没有间隔，家里只能放3张床，一张吃饭的桌子，我妈妈有朋友来就在饭桌上打麻将。我没有地方写作，就跑去厨房，在凳子上写小说，旁边就是垃圾桶。厕所和厨房连一起，门打开就打通了，所以是一半在厨房，一半在厕所。
三十几岁就退休了
教书的工作是很辛苦，成绩好的是A班，第8班就是H班，如果教A班当然好，我教的是三年级H班。H班成绩不好，顽皮，根本不听你说，教了等于不教，越教越闷。
我觉得不应该教书了，又管不好，很失败。那时老师太多，学校不够，就上下午分开上课，一间学校分两间。学生少了以后不需要那么多学校和教师，就请你们自动退休吧，我们给你退休金。我还是退休吧，这个退休金够我生活，有1300块，够一个月开支。
退休正好给我机会看书，从三十多岁一直到现在，我希望的就是在家里看书，够钱买书看。厚的书看一周，薄的三两天。我比较喜欢新一点的作家，我写作就是学他们的。学的是技巧，怎么写、写什么，就要自己经历、自己看。我是先想好怎么写得和以前不同，那才写。如果你要写好的小说，就不要重复自己。
我没想过通货膨胀，一千块钱很快变得很少，一直教书的同事薪水是一万多、两万多，我还是1300块，根本不够开销，很惨哪。有时我会去代课，代课就有一些薪水，或者签约一年，那一年里就停退休金。写稿有一点稿费就可以了。
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
那时，我父亲过世了。替他化妆的人是我们家远房亲戚。她是一个很有名的入殓师，不收徒弟，只收自己的亲人，她要选那些什么都不怕的女孩子。我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就写了这个小说。
我不喜欢写爱情小说，觉得是骗人的。所有人都写爱情，好像爱情很伟大。我觉得爱情很普通。
我有一个朋友问我，你写小说，怎么不写爱情故事呢？
没有爱情故事，我就写一个给你看。
晚上睡觉，半夜突然醒了，开头几句在我脑子里转，转了一会我就爬起来写，写到第二天下午4点多钟。
我要说的是，你们都说爱情，可是真的得到爱情，可能很恐怖，或者遇到死亡就会放弃。
爱情是有的，但是很短。你看这些婚礼，布置得这么华丽，欢乐，其实婚礼的背后常常有很多黑暗的地方。半世纪之前，我见过有人根本不爱这个人，却要跟他结婚。有的婚姻为了政治，为了金钱。
波伏娃说得对，你要做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女人。婚姻只是一部分，不是最重要的部分。你看现在很多人，我要找一个有钱的人嫁，我要努力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美丽，她们买很多衣服穿，要到上流社会去，只是关心怎么赚钱，怎么结识有钱人，这些女人都是假的。真女人是为自己而活。她可以结婚，也可以不结婚。
文学里太多浪漫的恋爱故事，太浪漫了，就把女孩子都骗去了。女人为什么爱一个人爱到这样。这样的爱情根本是疯狂的。得不到的时候你会反思，这个人不是这么值得爱的。
我母亲其实怕我们结婚，我们结婚了她就担心没有归宿，我和一个妹妹都没有结婚，她反而很安心。
西西在伊朗巴姆古城(此城已毀于地震)
乳癌，失灵的右手
1989年夏天，西西查出乳癌。于是，她写了《哀悼乳房》。
某个星期五早晨，她对母亲说，要到朋友家去玩，如果晚了就留宿在外，第二天才能回来。母亲当然不高兴，却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将要独自面对一场生死考验。
她打开平日游泳携带的尼龙书包，放进一罐牛奶、一卷厕纸，塞进一架随身听和几盒录音带，还有4本书，“4本都是《包法利夫人》，却是不同的译本”。
她一个人进医院，自己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名。在度过了人生中惟一空白、没有知觉和梦的一小时后，她失去了一个乳房。
回到家里，母亲看见她回来，问她玩得开心吗。妹妹说，不是到朋友家去玩，是进医院做手术。母亲说，“哎呀，做手术么，什么事呀，我很害怕。天啊，今天晚上，我一定睡不着觉了。”
拆完线后，她在淋浴时看见胸前一道长长的疤痕，伸手比比，刚好是一巴掌的长度——“仿佛乡间田野上一条蜿蜒的铁道”，“忽然想起以前缝衣服，为一条裙子配拉链，就这么长。”但身体的变化还是让她一下子难以适应，赶忙穿上衣服逃离了浴室。
“这个恐惧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不知道能不能医好，会病到什么时候。因为介乎生存和死亡的关头，你总是希望自己能够生存。”坐在我面前的西西沉思了很久后这样说。
大概是5年前，她渐渐失去了右手。开始是一根手指不能弯曲，后来是整只手没有感觉，绵软无力，只能保持掌心向上的僵硬姿势。她一倔，说，“反正还有左手。”
她学习用左手写字，写得很慢，很难看。拧不动毛巾，就拿一根木棒把毛巾卷起来。鞋带不能系，就不穿有鞋带的鞋子。衬衣袖子的纽扣也是先扣好再穿。为了配合右手复健，她开始缝制毛熊玩偶，让这些毛熊穿着传统服饰扮演她喜爱的中国历史人物。
每年，她都会去医生那里复诊一次。有天，医生突然拿出《哀悼乳房》叫她签名，因为她在书里写到了他。后来她每次去，都会送一本新书给这个医生。
“因为我有乳癌，只要复发，就会死掉。我倒不害怕，但我还想写作，还想做布娃娃。命运这种东西很奇怪，你说它没有，好像又有。世界上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人太渺小，世界太复杂。”
又说到很多年前那篇《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结尾处，男主角即将知道女主角是一名入殓师，女主角凭着经验预感这段短暂的情感将会因男主角的恐惧而告终，小说在这里戛然而止。
“可是结局我没写他到底怕不怕啊。”西西说。
“你觉得他会害怕吗？”
“我也不知道啊，让读者去猜吧。”
（感谢何福仁先生、雷淑容女士及东莞莞城图书馆为采访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