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原作者蒋湘青。没找到合适照片，如勉强凑合有碍观瞻。另此文文字较多，近日眼睛多有不适，细致复核原文有些困难，难免会有较多疏漏，如有发现请在评论区留言。
蒋湘青 （1898-1981），字襄卿，江苏宜兴人，近代体育教育家。他1918年考入南京高师体育专修科学习，曾代表中国参加了第5届远东运动会。1921年毕业后历任上海圣约翰大学任体育教师、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干事、复旦大学体育主任、中央大学商学院体育主任、上海东亚体育专科学校教导主任。抗战期间，任武汉大学体育主任、贵阳师范学院体育童科主任。1924年任《申报》“教育与人生”周刊体育栏主编。以后又任《时事新报》、《新闻报》体育栏主编。他对体育宣传工作的理解是：“增进社会上对体育的关注，唤起民众对于体育的觉悟。介绍并提倡新体育，促进学校体育的改革。”由于他的努力，《教育与人生》体育栏目的内容，曾对当时的中国体育界造成过深刻的影响。1946年起，担任上海市沪南体育场场长，多次组织竞赛和裁判员培训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上海沪南体育场场长、上海体育学校副校长等职。1981年去世。
正文
一、萌芽于洋务运动
中国近代的足球运动肇始于十九世纪末叶。第一次*片鸦**战争后，古老而神秘的中国大门被打开了，带来了包括足球运动在内的西方文化。
根据一八四二年清政府与英国侵略者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香港割让给英国，成为英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军事、政怡、经济、文化侵略的根据地，足球运动首先在这里开展。一八左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香港举行“特别银牌”足球赛，一九〇三年上海组织“史考托杯”足球赛，这两次比赛，都是有组织的足球锦标赛。据此推断，足球友谊赛的出现，必然早于锦标赛若干年。但是，所有这些比赛，只是殖民主义者之间的角逐，同中国人没有发生关系。中国人自己开展的足球运动，根据可靠的史实，是在第二次*片鸦**战争后的“洋务运动”萌芽的。
头盘发辫的足球队员
洋务运动兴起后，办了不少洋学堂，其中天津水师学堂从开办起，即以足球列入正课教学。当时任水师学堂总办(校长)的严复，曾在英国留学多年，不仅认为学术政制应该向卖、美、法等国学习，而且认为体育运动也应该向西方学习，特别是英国的足球运动，既能锻炼士兵的身体，又能增强部队的战斗力，更有提倡的必耍。因此，水师学堂所在地天津东营门东局子成为华北足球运动的发源地。
上海创办较早并在足球方面卓有声誉的，要算法国天主教在徐家汇所办的徐汇公学。这个学校创始于一八五〇年，首任校长晁德莅。《一九四二年徐汇公学学业成绩展览会纪念册》中说：“足球队之成立，远在四十年前。当时沪球队寥若晨星，亦无锦标赛之组织，故校队仅与南洋公学等较前辈球队年作几度友谊赛。”徐汇称南洋公学足球队为“较前辈球队”，足以说明徐汇成立足球队后于南洋（南洋足球队成立于一九O二年），惟落后不多，也可能是同时。因为南洋从那时到现在，一直是我国有名的高校之一，而徐江是一个中学，且又是南洋的邻居，徐汇称南洋队为“较前辈”，在很大程上是一种尊敬的意思。
《一九四二年徐汇公学校刊》记载：“而足球队之成立，亦至少三四十年。当时庚子乱后，清廷颁诏维新，提倡体育，本校适有法语教员松公晚青爱好运动，长足球，即以球艺教导学生，开我国学校足球运动之风。”可知徐汇足球队是在庚子年（一九OO年）以后成立的。
在这以前，吴淞商船学堂由于请了两个英国人来当教员，为该校开展足球运动创造了条件。商船学堂足球队的诞生，同天津水师学堂一样，是在一九OO年以前。可惜这个学堂寿命不长，办了不久就停办了。当它存在的时候，上海的中国足球队还只此一家，找不到交流经验的对象，同时校址离市区很远，因而每年除约洋人队作一两次友谊比赛外，不能再有其他作为。
如上所述，可知中国人自己开展足球运动最早的，华北是天津水师学堂，上海是吴淞商船学堂。这两个学校都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开展足球运动都早于教会学校。只是当时孤掌难鸣，无法进行有组织的竞赛，因而未取得在群众面前抛头露面的机会。
二、地区性的足球竞赛
（一）华北体联的足球竞赛
华北的地区体育组织，在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八年间称“华北联合运动会”，从一九二九年起，改称“华北体育联合会”。它所辖的范围很广，以省为单位的有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疆新**；以市为单位的有北京、青岛；以区为单位的有哈尔滨、威海卫，共十八个单位。该会从一九一四年起，在球类竞赛中列入了足球项目，对所辖省市区足球运动的开展起了推动的作用，取得了一定的绩，并为我国自体育运动用品创造了条件。天津、保定的运动器具厂，在全国建厂最早，生产球类和田径用品等，对华北体联工作的开展产生了良好影响。
在华北运动会阶段，它的经费全靠会费、门票和募捐收入维持，工作人员都是尽义务的，谁当选了秘书，那末秘书的所在地就成为这个体育组织的通讯处办公室，也就是它的会所。因而当时的华北体育工作者都不大愿意当秘书，怕增加工作上的负担。体联理事感到这样办体育，太艰苦，于是改变策略，争取由各省市区轮流举办运动会和球类竞赛。在张伯苓和华北体育工作者的努力和影响下，实现了这一愿望，从而使沈阳、济南、开封、青岛、天津和北京陆续兴建了当时认为规模较大或较适用的体育运动场，为后来体育运动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二）华东各大学体联的足球竞赛
前已述及上海首先开展足球运动的是吴淞商船学堂，可是发展成为正规化有组织的足球竞赛，却是圣约翰书院（后改为圣约翰大学）和南洋公学的足球年赛开其端。圣约翰书院为美国圣公会所办的教会学校，于一九一年成立足球队。一九〇二年南洋公学成立足球队，就在这年开始与圣约翰进行足球年赛。虽仅两校对抗，未曾制订赛球规程，然一年一度，成为定例，粗具锦标赛的雏型。两校足球比赛持续了十一年，开学校足球比赛之先河。紧接着，徐汇公学也开展足球运动，其后更有圣芳济（今时代中学）等。华东各大学体育联合会就是在圣约翰与南洋年赛的基础上扩大成立的。
华东各大学体联成立于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成员除南洋、圣约翰外，有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南京金陵大学、杭州之江大学，共六校，当时人们称为华东六大*运学**动会，其中除南洋外)都是教会学校。一九二〇年，复旦大学和国立南京高等师学校后改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相率加入，成为华东八大学的体育组该会开展的运动项目，除田径外，有足球、篮球、网球、棒球等。球类竞赛采单循环制，其中南洋和圣约翰两校的足球赛采三赛两胜制是例外。这两个学校采用三赛两胜制的规定是：双方互值主场一次，如遇两次和局或各胜一次，而须作第三次决赛时，另借中立球场举行。当时合规格的中立足球场，只有铁路职工的麦根路球场。每次在麦根路球场赛时，铁路局为两校同学和教职员工特开专车，从徐家汇站（南洋所在地）驶出，在梵王渡站（圣约翰所在地）停靠，然后开往麦根路。后来上海的足球迷称麦根路足球场为“古战场”，可想当时两校决战的热烈紧张。
华东各大学足球联赛开始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五年五州*案惨**发生后停止。它同南洋和圣约翰两校同的对抗一样，一共举行了十一届。冠军除最后一届为沪江夺得外，计圣约翰得六次，南洋得四次。第十一届沪江打破了圣约翰、南洋包办足球冠军的传统，足以说明经过十一年的竞赛，各校足球运动无论在普及或提高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技术水平也很接近。其，采取循环比赛制，在当时运动员不脱产的情况下，难能可贵。再其次，它为开展学校体育运动，特别是足球运动，扩大了影响，闻风兴起的有沪宁、沪杭两路沿线城市的学校足球联赛，如上海“中学体联”的足球锦标赛即是一例。
华东各大学足球赛中的圣约翰、南洋比赛每年每次相逢，总是大张旗鼓，声势烜赫，这样做，固然表示两校对足球运动的视，但也引起了一些偏向。例如(一）每赛前夕，例必举行鼓励大会，节目有唱校歌、校长讲话、校友会代表祝词：啦啦队长致词；球队督师，末了还有五花八门的插曲。为了激励士气，在赛前作一些思想动员，原无不可，但是在会上把足球队队员和全体同学搞得情绪过分紧张，实有百害而无一利。(二)比赛那矢，两校的大楼上挂了许多象庆祝国庆那样的标语横幅，甚至有时在校门上也扎绸结彩，不免浪费人力物力。（三）比赛时，军乐队、锣鼓队、面盆、火油箱、爆竹、鞭炮等齐鸣，比迎神赛会还热闹，可谓疯狂之至。除败坏比赛风气外，毫无意义。（四）比赛毕，如主队获胜，则啦啦队和同学蜂拥出动，排班站队，夹道欢送，使比赛失败者啼笑皆非，如芒刺背。特别是当客队加紧步伐，低头离去时，还讽刺挖苦，使人难堪。
1901年圣约翰大学足球队
这些做法，是圣约翰开其端，随后南洋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三）江南各大学体协的足球竞赛
一九二五年五卅*案惨**发生，圣约翰校长下芳济破坏学生的爱国行动，*辱侮**中国人民，激起全校师生退出学校，另建光华大学。在爱国体育工作者的倡议和协作下，一九二六年春，组织了“江南各大学体育协会”，简称“江大体协”每次竞赛，足球仍是主要项目之一，从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五年，共举行了十届锦标赛，采单循环制；并分为甲乙两组。江大体协的会员，最初为光华大学、南洋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持志大学和中国公学六校，其特点是没有教会学校。一九二九年，中央大学和大夏大学鑫加，成为八单位。一九三三年南京金陵大学参加，是被吸收的唯一的教会学校，一九三六年因故未举行足球赛，次年抗战军兴，这一具有反帝斗争历史意义的江大竞赛告终。历届足球冠军，第一届是复旦：二届是暨南、光华、南洋鼎足三分；三届起至该会结束，皆是暨南。
江大体协对教会学校以外的高校足球运动的推动有较大的收获，并对上海足球项目的储材树人，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全国性的足球竞赛
(一）全国体协的成立和上海中华足球联赛
一九二四年以前，中国的体育运动大权几乎全操在外国人之手，华东各大学体育联合会是如此，全国运动会和远东运动会世是如此。这种局面引起运动员、体育工作者和广大群众的不满，认为非*变政**不可。一九二三年，《申报·教育与人生》周刊接受广大读者的意见，在舆论上展开了“收回体育权运动”。这个周刊由黄炎培主办，孟宪承任总编辑，附设青年园地和体育两个版面，青年园地版由窿世承编辑，体育版由体育工作者啸地编辑。在征得申报馆当局的同意后，体育版发出了“收回体育权”的呼吁。经过一年的宣传鼓励，得到了全国各地体育工作者和热心体育人士的支持和响应。
一九二四年八月，在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化学教室召开了“中华全国体育协会”的成立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华北、华东、华中、华南五地区的体育代表，列席的有南京高师的体育教员和在南京工作的该校体育科毕业同学等。会上选出了董事九人，互选张伯苓为董事长，并推王正廷为名誉会长，同时决定了总平事人选，负责策划会务，开展工作。全国体协成立后，改变了长期以来美国人领导中国体育运动的局面，中国体育运动开始了独立自主的新面貌。
全国体协是旧中国的民间群众性体育组织，亦即当时的所谓人民团体，在草创阶段，经费没有着落，幸得申报馆的赞助，免费出借房屋一间，作为办公和会所之用，以便与各方联系。由于当时没有向政府备案，不许公开挂牌。后来经董事长和会长的努力，在内务部备了案，并在他们的影响下，募得了一些经费，才为开展业务创造了条件。
一九二四年秋，全国体协组织了上海中华足球会，举办了上海中华足球联赛，这是体协成立后所做的第一项工作。联赛借天文台路（后政劳神父路，今为合肥路）中华运动场举行。这个场子占地一百三十余亩，是美国驻华洛氏基金团以很小的代价，用强制手段向中国人民圈购的。当时由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体育部总干事葛雷向驻华洛氏基金团租借，用以开展体育运动，并准备在此举行一九二七年第八届远东运动会。葛雷是一九二一年在上海虹口公园举办第五届远东运动会的负责人，他用五届远运会的积余经费建立起中华运动场，包括田径场、足球场、篮球房、网球场和棒球场五个场子。其中棒球场由转租绘倾销美国福特汽车的美通洋行的格洛普和别尔斯二人开展棒球运动，场内铺有草皮，并造有一部分油毛毡篷盖的木看台，所费约一万元，体协不付出同样的代价是拿不过来的。同时，葛雷经办的其他四个场子，除投入五届远东运动会的余款外，负债一万元左右，要他办移交，当然债务也得接过来。二者合计要两万元，筹措不易。幸有热心体育的程贻泽捐助白银一万两，才能由体协顺利地把这五个场子一同接管，不足之数，陆续拨还。体协有了棒球场、田径场、足球场三块正规化的足球场，便为吸收较多的足球队进行较大规模的足球联赛创造了条件，上海的中华足球联赛就是这样揭开序幕的。
一九二五年冬，体协把第一届足球联赛的收入，在棒球场盖了一个办公室，一九二六年迁入办公，从此会所与场地相联，为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中国人自己组织的上海中华足球联赛，除第一届由全国体协自己责外，第二届起，即采用委员制，由足球委员会主持，另设审判委员会处理球赛争议事件。一九二六年第三届起，在体协的策助下，又成立了“中华裁判会”，足球联赛的裁判员，从此改由这个运动裁判会指派，不再由足委会操心。这些措施，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大家认为还是比较合适，比较进步的，试行十多年，各方协作，未生分歧。自一九二四年开始，到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战役为止，足球联赛共举行了十三届，绝少纠纷，可以说基本上一帆风顺。
由于自办足球联赛尚属创举，因而第一届只办甲组，冠军是乐群队。在摸索到一些经验后，第二届联赛即扩大范围，吸收了三十七个队参加，冠军甲组仍由乐群队保持，乙组一部暨南，乙组二部徐汇。第三、四届甲组冠军均是乐华。第五届参加者多达四十四队，分为中、华、足、球、会五组进行竞赛，以后各届同样如此。中字组实际上就是甲组。这一届的中字组冠军为复旦大学。第六届增至四十九队，中字组冠军为沪江大学，会字组冠军为周信芳领导的华伶队，这说明当时上海足球的运动，其影响已及于文艺工作者，实为一个可喜的倾向。第七届中请参加的队数更多，限于扬地，接受五十六个队，中字组冠军真茹，即暨南大学。第八届因队数越来越多，虽把限额放宽到六十二队，然被拒者几乎亦近此数。这届中字组冠军为青年队。第九、十两届作同样的限制，九届冠军为复旦队，十届冠军为优游队。一九三四年七月，美国驻华洛氏基金团收回场地，第十一届足球联赛跟着体协迁至延平路申园举行。申园只有一块足球场，不得不对参加队数作严格的限制，由上届的六十二个队降为二十四个队，冠军由复旦和暨大平分。第十二届由于自备合格足球场的球队有十二个，因而把限额放宽到三十一个。本届中字组得分最多的复旦、铁路二队均有犯规行为；锦标取消。第十三届亦最后一届，除仍维持五组，中字组冠军为复旦、进德平分外，另办一高级杯赛，冠军为东华队。
足球联赛的收获约有以下几点：（一）足球发展的面，由学校扩展到社会各阶层。（二）联赛中期，出现了工人球队，起初是帝国主义在上海所办的工厂中的产业工人，有若于单位组织足球队参加了比赛，接着，民族工商业中的工人和店员也有组队参加比赛的。到了联赛的后期，职工球队还有所增加，这是过去所未有的好景象。（三）中华足球会和联赛诞生后，同上海外侨的足球机构既有联系，又有斗争，而主流是斗争。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运动员、体育工作者和观众爱国反帝情绪。（四）培养了较多的足球人材和具有一定业务水平的足球裁判员，提高了足球的技术水平，为后来进一步开展足球运动准备了条件。
这个足球联赛也有很多缺点，最显著的有：（一）多半为少数人娱乐服务，中期和后期虽出现了一些职工球队，但数量仅达总队数的五分之一。（二）学校足球队所占比重较大；既同大中学体育系统的足球联赛重叠，又挤掉了职工队可占的名额，前者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后者对受到排挤的职工队产生了消极情绪。（三）对足球运动员队籍没有采取稳定措施，致使一部分投机分子今年参加这队，明年参加另一队，助长了一些歪风。这一部分运动员虽然为数不多，但败坏了体育运动的风气，甚至败坏了运动员的品质。旧中国足、篮球运动员的商品化，就是在这些人的坏影响下产生的。
(二）上海中华足球会同帝国主义的斗争
本来，中国人在上海组织的足球会应该称上海足球会，自己组织的足球联赛应该称上海足球联赛，在两者之前冠以“中华”二字是不合逻辑的，也是屈辱的。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在上海组织的足球机构称“上海足球会”，在这一名称下组织起来的足球联赛称“上海足球联赛”，实同领事裁判权一样，暄宾夺主。可是，上海开展足球运动，帝国主义者跑在前面，我们落在后面，这一本来颠倒的名称早被他们用上，我们如再采用同样的名称，那就无法区别，于是冠以“中华”二字，实出于无奈。在这既成事实的面前，我们当然不甘心，也不会俯首听命于帝国主义组织的足球机构，一定要同它进行斗争。当时人们都称帝国主义的足球机构为“西人足球会”，或简称“西联会”，它所主办的杯赛或联赛称“西联足球赛”，或简呼“西联赛”。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
中国各球队通过自办的两届联奏之后，技术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个别的甲组队，实力同西人队已不相上下。为此，一九二六年起，中华足球会的成员三育、乐华、东华等队先后参加了西联会的甲级竞赛，接着，并有更多的中国队参加了西联会的乙、丙级竞赛。西联会有了中华足球会的成员，就不能不让中国人插进它的机构，于是从一九二七年起，在西联会的执行委员会和上诉委员会（不同于中华足球会的审判委员会）里面，有了中国委员的名额，一九三四年起，更增设了中国人副会长的席位。从此，在它的各种会议或*会集**上，中国人有了发言权，特别是在竞赛中发生了华洋争议事件的时候，更不能不多听听中国副会长和委员们的意见。
中国球队在西联会的各项竞赛中所得的冠军如下:（一)国际杯赛，中国队共得冠军四次，年份为一九二九——一九三O年、一九三O—-一九三一年、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二）高级杯赛，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的第一届冠*队军**，即为乐华队所得。此项杯赛在一九三一年停办，只举行了四年。（三）甲组联赛，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一九三二—--九三三年、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冠军均为乐华队。（四）史考托杯赛，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东华连得两届冠军。（五）乙丙级竞赛（乙丙级球队联赛租各种杯赛的统称），中国球队夺得的冠军亦不少。此外，西联会主办的埠际足球竞赛，从一九二八年起，亦有中国运动员被选为代表，第一年有四人。
除了全市性的中西两足球会所主办的竞赛外，全国体协和上海葡萄牙商人还举行过两队间的中葡杯赛。这个杯赛采用三赛两胜制，从一九二六一九三五年共举行了四届，中国队得冠军三次。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为了维护本队的利益，在足球竟赛中勾心斗角，原不是什么秘密。这在华洋竞赛的场合中，由于一方是侵略者，另一方是遭受侵略的反抗者，矛盾更加突出。因而每途中国队同西人队交锋，中国队的队员都斗志昂扬，表现得非常勇敢，他们的这种表现，在当时虽不是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却有利于人民，四周中国观众对他们所发出的共鸣，即是最好的说明。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旧中国上海足球运动员的前进步伐。
(三）全国分区足球锦标赛
全国体协诞生后，经过群众两年的哺育和培植，机构渐趋定，开始把视野由上海一地转向四方。一九三六年，全国分区足球锦标赛揭开了序幕。竞赛以东、南、西、北、中五个区为单位，每年比赛一次。体协为促使足球运动的普遍发展，规定此项锦标赛在各区轮流举行，希望把沿海大城市的足球热带到内地去。无奈交通不便，时局不靖，兼以人事上的掣肘，球员学习和工作上牵绊，只一九三三年的第七届竞赛在武昌举行，其余各届都仍在上海、香港、天津三大沿海城市轮流举办。一九三三年以后，即宣告止。简述其经过如下：
第一届：一九二六年在上海棒球场举行，正值国民革命军北伐，华中、华北、华西三区都未能参加，仅华东、华南二队对抗，结果华南获胜。
第二届：一九二七年在香港举行，因时局关系，北、中、西三区仍缺席，只上海一市代表华东，选队南下，胜利仍属华南。
第三届：一九二八年，再度由上海主办。以香港为代表的华南队和几经困难而组织起来的华北队，参加了比赛，华中、华西仍未到沪，成为三角夺标局面，结果华东获冠军。
第四届：一九二九年在天律举行，这是华北轮值的第一次。与赛单位仅华东、华北二队，采三赛两胜制，结果华东实力仍极旺盛：以三比O和一比胜两场，蝉联冠军。
第五届：一九三〇年在香港举行，只华东、华南二队鑫加双方势均力敌，连打两次平手后，华南队在决赛中凭地理、人和之利，以四比一夺回冠军。
第六届：一九三一年第三次在上海举行，除华北队南下参加外，从未出席的华中队亦参加比赛，华南、华西缺席，华东先以十此O胜华中，后以五比胜华北。
第七届：一九三三年在武昌举行，这是华中轮值的第一次。华西初次派队参加，华南、华北缺席，华东先以十比胜华西，后县力比三胜华中。
一九三四年，代表华西的四川体协，曾意请各区到成都作第八届锦标赛，全国体协竭力策动，以期推动西部足球运动的发展，实现原先举办分区赛的理想。但路程遥远，估计往返至少需一个半月，连全国体协所在地的上海球员，亦都表示不能作这样长时间的旅行，因学生球员怕影响升级或毕业，社会球员则向单位请假为一大问题。结果比赛搁浅，全国分区足球锦标赛亦丛此停办。
以上七届竞赛全都出席的只华东一区，有三个地区参加的只三次，其余都是两区之间的对抗。四区同聚，未曾一现，五区更不必谈。这说明分区足球锦标赛是失败的。
四、参加国际足球竞赛
（一）在远东运动会上
进行国际运动竞赛的远东运动会，从一九一三年起，每两年举行一次，按非律宾、中国、日本的顺序，轮值主办。一九二七年第八届大会以后，改为三年举行一次；一九三年第九届大会以后，又放为四车一次，以便与奥林匹克运动会交叉进行。一九三四年在马尼拉举行第十届大会时，印尼和越南参加竞赛，会员国增至五个。但在这届竞赛后，远东运动会就解散了。在它具有二十一年历史的十届竞赛中，中国仅足球一项取得良好的成绩，连得九届冠军，算是旧中国在国际运动竞赛中最光辉的一页历史。然第九届的足球锦标由中日平分，已暴露了中国队的弱点，同时也反映了日本足球在迎头赶上。这在下列远运足球名位表里，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
远东运动会在日本举行三次，两次在首都东京，一次在大阪。远运会在中国举行也是三次，地点全在上海，作为国民*党**政府首都的南京一直没有轮值过。而且在全国体协成立之前，不论由中国主办或出国参加，都是由美国人主办或带队。有一年在马尼拉举行时，中国代表团团长美国人站起来讲话，受到了华侨的当场反对，在日本举行时，也曾发生类似情况。当时参加竞赛的中国运动员和代表团内的中国体育工作者，心情沉重，精神痛苦，感到比出国时坐三等舱的海上生活还要难受好多倍。远东运动会的十届足球锦标赛的简略过程如下
第一届：一九一三年启幕的远运会，是菲律宾首都“嘉年华会”节日体育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当时中日两国体育代表团以作客身份应邀参加。会上成立了远东体育协会，作为主办远东运动会的组织机构，并决定以这年的节日竞赛算作第一届的远运会。那年的足球队以香港队为代衰，初次出国，旨在观摩。由于思想推备不足，以一比二败于菲律宾，日本没有参加足球项目。
第二届：一九一五年由中国轮值主办，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中国足球队仍指定香港为代表，日本足球队缺席，仍为中菲两国之间的对抗，采三赛制。第一次中国以一比O胜，第二次双方未开纪录，第三次以四比二击败菲队，首次得远东是球冠军：·
第三届：一九一七年在东京举行。这一年的中国足球队，上海有一人入选，初以三比O胜菲，继以五比胜日本，蝉联冠军。中国两战未失一球，并出现一面倒的局势，说明当时的足球水平远远超过非日两国。经过这一届的两次大获全胜后，加强了中国队在以后各届中的夺标信心。
第四届：一九一九年第二次在马尼拉举行。日本未派足球队参加。在三赛两胜中，中国队先以二比O荻胜，继以一比二受挫，终以二比一压倒菲律宾，连续保持冠军三次。
第五届：一九二一年由中国主办，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中国足球队仍以香港为主力，采单循环制。首战，中国队以一比O力挫菲律宾，进而以五比O胜日本队。这一年足球场上的观众，多至插足无地，中国队四次蝉联冠军，对上海足球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特别是那年的代表队有上海球员入迭，更助长了劲头。
第六届：一九二三年在日本大阪举行。三国环赛，中国首逢菲律宾，净得三球，接着与主队遭遇，又以五比一告捷，五次蝉联冠军。
第七届：一九二五年第三次在马尼拉举行。中国代表团的派道，由全国体协负责办理，改变了过去由美国人包办的局面。中国足球队发挥威力，以五比一和二比分别战胜菲律宾和日本，第六次蝉联远东冠军。
第八届：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劳神父路中华运动场举行：这是全国体协在本国主办远运会的第一次。中国队以四比一胜日本后)非律宾队自知不敌，表示弃权，中国队连续保持士次冠军。
第九届，一九三Q年在东京举行。中国足球队的组成，潘沪各七人，天津一人。首战逢菲律宾，以五比获胜。由于轻政，对具本一场，打成下三比三平，而扫本亦曾胜菲律宾，乃由中日两国并列冠军。
第十届：一九三四年在马尼拉举行。这一届足球项目有印尼鑫加，竞赛单位增为四个，仍采单循环制。中国队首战以二比O胜菲，次以同样比数胜印尼。由于印尼败于菲，菲又败于日，假设日本战胜中国，则中日各得四分，将再度出现上届中日并列冠军的局面。因面中日二队相逢，形势十分紧张，在比赛中，中国队先以三比一适成优势；日本队鼓勇力拆，追成三平，后来中国队靠罚点球机会，射入一球，才以四比三的接近比数，保持了冠军。日本足球技术的突飞猛进，又一次给人以强烈印象。
在第十届远运会闭幕后，日菲两国另有企图，远东体育协会即告解体，从此远东运动会成为历史上的名词。
远东运动会对推动旧中国体育运动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是人们公认的。但是所谓推动，只是动而不前，进步很慢。相反，日本和菲律宾却总是开过一次远运会，就有一次提高。尤其是日本，对自己占优势的项目，必进一步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千方百计攀高峰，赶国际，兢兢业业，永不自满；对自己落后的项目，更是深入钻研，不遗余力，摸底细，找差距，以“滴水穿石”的精神，勤学苦练，到了远运会的末期，连最最薄弱的环节——足球项目，也赶上了中国的水平。这种毅力和韧性，同旧中国对比之下，其有天壤之别。到了远运会最后阶段，除足球外，其他项目，中国都被日菲远远抛在居面。正因为这样，中国被认为不再是他们交流经验的对象，换句话说，日菲两国认为留在远运会中，对他们已没有好处，远东体协的解体，主要原因在此。
（二）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
旧中国鑫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肇始于洛杉矶的第十届，当时仅派刘长春一人参加一百米和二百米两项径赛，劳师动众，点缀而已。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第十一届奥运会在柏林举行，中国派遣的代表团和体育考察团多达一百余人，其中足球被认为较强的一环，人们亦寄以较多的希望。为了遴选参加这届竞赛的足球人材，事曾郑重其事地在香港举行了选拔赛，并由全国体协派员主持。结果决定二十二人为代表，多港粤籍，上海入选四人。足球代表队产生后，即在香港练习二场，并起用理想阵容上场，以求加强协作，增进默契。第一场以四比O胜军联，第二场以七比一胜港联，表现差强人意。
选拔任务完毕，全队莅沪观摩，首以六比一胜商，继以二比一力挫该年上海甲组冠军法商，惟最后一场在江湾体育场三万多观众之前，竟以二比三受挫于西联。国门未出，锐气先折，自不免有失众望。为多加琢磨，提高技术，足球队特提前两个月出国，赴欧途中，在东南亚进行了一系列友谊比赛，所约对象，都系当地强队。共赛二十三场，胜二十场，平三场。通过这许许多多的比赛，攻守方法有所改进，队员体力亦有所增强。
在奥运会中，初赛逢英国，获胜希望较少，秩序公布后，国内关心代表团的人们，不免扫兴。比赛结果，中国以O比二被淘汰。英国队的特点是身材高大，协作纯熟，交叉换位，机多变；出脚快，无盘弄；翼锋更能球到人到，及时推进，一近禁区，即切入射门，攻势凌厉，往往使人猝不及防。中国临阵经验虽亦相当丰富，没有发生怯场情状，然体力速度显然较差，上半时还能拼成O比O；下半时则力不从心，被英国队攻入二球。由于体力速度落后于对方，中国队的锋线就显得脆弱无能，连素以擅长射门著称的人，亦被对方中卫紧密监视，未能有所作为。这说明在高水平的国际竞赛中，技术固很重要，而体力和速度更是决定胜败的关键，如跑得不快，纵然射门脚头好，亦无法发挥作用。上半时打平手，下半时失二球，输在体力和速度，实很明显。这场比赛，卫线尽了最大的努力，表现并没使人失望。
中国足球队在奥运会被淘汰，曾周游德、奥、英、法、瑞士等国。并在旅途中进行了八场友谊赛，一胜、一和、六负，输球最多的一场为比十二。总的情况反映出欧洲各国的足球水平都比较高，特别是体力和速度非旧中国足球队所能望其项背。这是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在足球项目上所取得的最大教训。
一九四八年，中国足球队参加了赫尔辛基第十四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锦标赛，初赛时被土耳其队以O比四淘汰。两相对比，更显得中国队体力不足，速度不快，是最大的弱点。
五、全运会上的足球竞赛
第一届：旧中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于一九一〇年（清宣统二年）十月十八至二十二日在南京南劝业会会场举行，参如足球竞赛的只华南、华东二队。华南队即香港南华体育会的足球队，华东队队员则选自南洋公学和圣约翰书院。比赛一场，华南以一比O胜。
第二届：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五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在北京天坛举行。竞赛单位分东、南、西、北四部，足球只东部、北部二单位参加，结果东部胜。
第三届：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二至二十四日在武昌举行。足球有华北、华东、文华大学、湖滨大学等四队参加，采淘汰制。初赛华东以十二比胜湖滨，文华以三比O胜华北：决赛华东以六比一胜文华得冠军。
第四届；一九三年举行于杭州梅东高桥新建的浙江省立体育场，这是西湖博览会的产物。各项锦标均政以省市为竞赛单位。注册于足球锦标赛的单位有湖南、南京、天津、安徽、浙江、辽宁、北平、江西、河南、广东、湖北、上海等十二趴，香港没有参加。上海初赛以九比一海汰湖北，复赛以五比O压倒广东，决赛以十比一胜南京，夺得锦标。三场比数均极殊，足证旧中国足球运动发展的不平衡。
第五届：一九三三年在南京中山陵园附近新建的中央体育场举行。参加足球竞夺的有四川、安徽、北平、湖北、山西、河北、河南、辽宁、江西、南京、香港、广东、湖南、江苏、山东、绥远、上海等十七个省市。初赛上海以十五比O淘汰湖南，次赛上海逢辽宁，上海以六比领先时，发生球员打架风波，观众拥入场内，竞赛无法进行。后辽宁被判弃权，上海以一比O进入复赛，沪港相逢，局势空前紧张，剧战结果，上海凭仅得的一球压倒香港，为决赛铺平了道路。最后一场上海以三比〇击败广东，蝉联全国锦标。
第六届：一九三五年在上海江湾体育场举行。这个场子是当时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发行了巨额公债，跟所谓新上海的市政府（今上海体育学院办公大楼）、图书馆、博物馆同时新建的“新上海四大建筑物”之一。参加这一届足球锦标赛的有山东、青岛、江西、河北、浙江、河南、湖北、辽宁、南京、福建、上海、北平、安徽、四川、青海、广东、马来亚、香港、湖南等十九个单位，采用种子法编排秩序，并产生前四名。决定前四名的方法是：决胜的优胜者为冠军，复赛的失败者另行比赛一次，失败者为第四名，其优胜者再与决赛的失者比赛一次，以定第二、三名，但于复赛中已相遇者，则径以决赛的失败者为第二名。这个决定前四名的方法，在旧中国足球水平悬殊的情况下，能够反映其正确性。那年上海、广东、马来亚、香港四队被列为种子，结果这四队都进入复赛阶段，与事前的估计完全相同。这一届次赛的成绩是：上海十比一胜湖北，广东十二比一胜南京，马来亚五比O胜河北，香港八比一胜北平。复赛广东三比一胜上海，香港三比二胜马来亚。决赛香港三比一胜广东，得冠军。马来亚同上海的三、四名名次赛，马来亚以三比一获胜，上海被列为第四名：马来亚同广东的二、三名名次赛，广东弃权，马来亚被列为亚军，广东第二。
第七届：一九四八年五月五日至十四日在江湾体育场举行，因天不作美，延长二天，到十六日闭幕。参加这一届足球锦标赛的队，多达二十一个单位，其中有省市十二个，华侨四个，军警五个;队数之多，为历届之最。竞赛方法采淘汰兼落选制，最后四队则改用单循环决定名次。一共比赛三十二场，分别在逸园、沪江太学和江湾田径场三处举行。
在这届全运会期间，由于参加第十四届奥运会的足球代表队正在东南亚访问观摩，同时上海的足球运动员又多分散在各军营队中，因而各队实力相当接近，在赛、次赛中，亦很少出现一面倒的悬殊比分。初赛果：空军五比一胜汉口，浙江六比三胜菲律宾华侨，大连二比O胜联勤，广东四比O胜河南，陆军一比O胜青岛。次赛结果：警察十二比一胜四川，遥罗华侨六比胜福建，浙江二比一胜空军，香港在延长时间内二比一胜海军，上海三比一胜湖北，大连在延长时间内三比一胜广东，陆军七比O胜贵州，马来亚五比一胜南京。次复赛结果：警察二比一胜通华，香港三比O胜浙江，上海三比一胜大连，陆军三比一胜马来亚华侨。警察、香港、上海、陆军四队得循环决赛权。青岛虽在初赛中被淘汰，然投输陆军一球；海军首战逢香港，拼成一平，延长三十分钟，被香港射入一球，以一比二失败出局。这反映青岛和海军二队的实力，同取得决赛权的四队不相上下，至少差距很小。
决赛结果：警察一比一和香港，陆军三比O胜上海，警察对上海一场，上海弃权，审判委员会因上海队无故缺席，根据竞赛规程，予以停业比赛处分，循环决赛中所得成绩一律不计。此外，陆军二比二和警察，香港二比O胜陆军，但香港队因有一队员二次入场。裁判员未及时查明，违反足球规则，陆军提出抗议，要求判香为弃权，审判委员会认为错在裁判，应进行重赛。但由于闭幕不能再延，无法举行，经议决作为O比O和局。于是香港、警察、陆军三队三分锦标，皆大欢喜。
军警队参加竞赛，是这一届的创举，也是总干事郝更生的得意之作，既可虚张声势，又可增加门票收入，一举而两得。众所周知，旧政府下的军警球队是赢得输不得的，特别是陆*队军**（即“青白足球队”）的组织者是警备司令宜铁吾，警察队的组织者是上海市警察局局长俞叔平，来头大，腰干粗，这两队队员披着老虎皮，在场上张牙舞爪，给裁判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威胁。由于*药火**气味比较重；因而每逢军警队出场比赛，裁判员往往要请各该队的后台老班(板)向队员讲话，并对裁判组提出保证之后，才敢于出场服务。可是决赛中警察对陆军一场，裁判员还是相互推诿，无人应命，结果宣铁吾、俞叔平亲自坐镇在足球场两侧的中线旗外，表示对裁判员的绝对支持，同时大会警卫组也出动了大批“飞行堡垒”，在足球场外围保护裁判员的身体安全。在这样警卫森严的情势下，才由裁判组维长江良规执笛出场，完成任务。
另外，在开幕式中，东西大看台新修的扶手栏杆有两处倒塌肇祸，引起数十人受伤，九人重伤，一时群情鼎沸，奥论斥责，热烈场面顿转凄凉。事出在开幕式上，自不免引起司令台上显贵们的一番咕哝，市长吴国桢找总于事郝更生，郝更生找工程组，逐级追究,层层回报,搞得许多人手忙脚乱,满头是汗。
1947年上海市运会裁判校友合影，郝更生，蒋湘青，钱行素，邵汝干，陈梦渔等。
更出奇的是在大会第三天傍晚，裁判员们辛勤转动了一天非常疲，急于乘车回到宿舍。可是等了一个多钟点，未见交通组调车接送，于是气冲冲地涌进游泳池，去找郝总于事设法。一进门，见摆有酒席三桌，而几天来裁判员的伙食，却一直比较差，提了意见也没有改善，现在面对酒席，借题发挥，略示嘲讽，亦是人之常情，只要稍加安慰，可望平安无事。不料郝总干事对答失态，于是火上加油，激动公愤，三桌酒席台面，顿被踢翻。正在扭成一团，准备大打出手时，幸裁判组组长江良规赶到，费尽唇舌，排难解纷，郝总干事亦自知出言失检，允作书面道歉，一场风波，才告平息。概括地讲，这届全运会无论修建工程或工作人员伙食，都是大包小包，只求捞到钞票，不负责任。
这届运动会一共开了十二天，闭幕时，参加单位才知市上物价上涨，已如同隔世，许多远道而来的代表团，几有“来得去不得”之势，连华侨单位亦不例外，使负责经费的总领队发生很大困难，也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
六、小型足球运动
小型足球脱胎于小橡皮球，肇始于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最先创行的是上海公共体育场（今沪南体育场）。开始时用的是小橡皮球，以七人为一队，规则基本上跟大足球相同。该场破天荒地组织了一次小橡皮球竞赛，深受南市小学生的欢迎，于是逐年举办，成为定例，引起广大小朋友踢球的浓厚兴趣，连远在杨树浦、闸北、浦东、沪西一带，也有组织球队，申请参加竞赛的。为了满足成人的需要，该场在小橡皮球的基础上，进而组织了小型足球竞赛，仍采七人制，吸收对象主要为工人和店员。从此，小橡皮球和小型足球成了该场传统性的两项球类竞赛项目。尽管是小球，却曾为大球培养了一些人材，例如，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足球代表队的成员贾幼良，即是在这个体育场从喝小球踢出来的。又如蜚声国内外的国家级足球裁判方荣富，也是从当小型球裁判打出广阔的天地。他在解放前是这个体育场足球裁判委员会的主席，当时在上海足球裁判的行列中，不仅没有他的姓名，而且还受到排斥，在甫一级的足球竞赛中不许他执行任务。可是他一点也不灰心，在体育场忠心耿耿地为群众服务，终于在裁判工作上打好了基础，到上海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培养下，他的裁判业务水平立刻脱颖而出，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公认和赞扬。另外，国家级裁判陈光时、高盛华等的业务基础，也是扎根于小型足球，然后进一步发展起来的。
小型足球在上海公共体育场诞生后，很快风行全市，继而发展到沿海和内地的大中小城市，成为全国范围内最普遍的球类运动项目之一。它虽不是正规的竞赛项目，却为开展工农体育运动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资料来源: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