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救国，西北奇才
关于右任的来历:先生自小受家庭熏陶,师长启迪,民族思想日渐增长，立志反清救国,所以自字右任。“任”由“衽”而来。“衽”,衣襟。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服装,前襟向左掩,异于中原一带人民的右衽。于先生后来曾与人谈到,他在青少年时代常听老年人讲,清兵入关,大肆掠杀,最残酷的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因以右任为字,与“左衽”反其道而行之,表现了他的爱国思想。
“戊戌变法”那年,对于右任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他与三原西关的高仲林女士结为伉俪;以岁试第一名的成绩补廪膳生。除此两个喜讯之外,在他坎坷不平的道路上,还有两件事闪耀着生活的火花。
第一件事,是年仅 20岁的于右任遇到了伯乐叶尔恺,这时陕西学使(相当于现在的省教育厅长)已由叶先生接任。叶先生在当时的学使中,以学问渊博著称,幕府中如叶澜、叶瀚两先生,都是东南知名之士,尤其好讲新学。叶先生到三原走马上任,搞了一次全省统考,出了几十道试题,各门学问,无不具备。交卷期一个月,于右任冒着严寒,昼夜答卷。他的卷子叶学使特别欣赏,赞右任为“西北奇才”并予接见,还借给他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勉励他留心国际大事,并说:“此书只带来一部,阅读后仍须交还。”由于叶先生赏识,于右任的声誉曰隆。
第二件事,是因学友李金镛等引见,认识了关中名儒朱佛光及朱的盟弟毛俊臣。朱佛光是明秦王后裔,满怀民族思想,设塾关中教授弟子,常常涉口成趣,隐喻革命义理。门下李金镛、程抟九、王曙楼、张景秋、茹怀西、茹卓亭、牛引之、朱仲尊、何安臣等称朱门俊彦。毛俊臣是西安名儒,熟经学兼擅词章。朱佛光和毛俊臣二人学行契合,相得益彰,于右任执弟子礼,特别是朱佛光对右任的思想启沃最大,于右任曾这样说:“因为朱先生的启启迪,我的思想已经渐渐解放了。"
义拜刘古愚为师
于右任同情和支持“戊戌变法”。谭嗣同等六君子魉牲的消息传到西安后,关中理学大儒、烟霞学派宗师刘古愚曾设奠遥察六君子。清政府官员知道后，极尽造谣诬蒙之能事，使刘古愚的处境很险恶。但刘古愚正气感然，并不低头。于右任本来就崇敬谭舅同等人的爱国行动，所以他很敬藏刘古愚，认为刘古愚有骨气。当时很多人都不敢接近刘古愚这位需师，他却专程去*味经书院”拜谒此时“味经书院”山长的刘古愚。刘见于右任来了,惊讶地问:"你为何在此时来找我,不怕株连于你?"于右任毫无惧色地答道:“正唯此时，我愈应来先生处受教。"于右任藐视朝廷，不怕风险，遂向刘古愚行弟子礼，就学一月余。但是朝廷早盯着刘古愚,使他不能继续开馆,只好回到烟霞洞去隐居,这样于右任也不得不忍痛高去。
发奋读书，一举中地
在那个时候，于右任还不可能成为一位职业革命家,他要生活,他要从事事业,所以杨宜翰升任商州知州后,他欣然受聘到商州中学堂任职。
在执教的同时,他仍然苦学不辍。就在这一年，他以第十名中举。这件事轰动了三原，轰动了陕西教育界。一个多灾多难的孤儿,凭着自己的艰苦奋斗，居然考中了举人!在那时候，只有举人才有资格上京应试会考。人们议论于右任有志气，特别是含辛茹苦的房伯母,看到侄儿果然有了出息,高兴得热泪盈眶。在县城,在乡间,许多家长都以于右任成才的事迹教育自己的子弟,无数热血青年把于右任当作榜样。
唤醒国民，开始办报
于右任已开始从事教育工作，为什么又想起筹办报纸呢?原来有两件事深深刺痛了他的心灵。
一件是他虽然已就学并教书，但是他仍然感到苦闷,心想:“我来上海,是革命,不是求学。我的先生说，国家改革,需要学问,但我如此读法,读至何时才成?学成何用?”二是，有一天他看到某报纸发了一篇社论,遭误很多,十分生气,就写了一简文章驳斥,稿子寄出去，未能登出，因而想到:"自己办个报才是办法。"这时苏报案已发,民气消沉。为了大造革命舆论，振奋人心,于是他就联络震旦、复旦两校同仁,发起筹办《神州日报)。
自1909年5月至1910年10月，于右任又先后创办过《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三份报纸。《民立报》之民立，是提倡国民自立的精神，在发刊词中,于右任表明了自己*为国效驰驱”的精神。后来(民立报)成了革命*党**人的“重镇”,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孙中山归国后首访《民立报》社，以汉英两种文字题词“戳力同心*四字,赠(民立报》,以表彰(民立报》和于右任的功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又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颁赠给《民立报》一份“旌》状”,再次表彰《民立报》为革命做出的卓越贡献。”袁凯窃国以后,百般摧残革命,《民立报》被迫于 1913年，月4日停刊。
几个烧饼的风波
所办报纸被迫停刊,对于右任是个很大的打击,尤其其可恶的是,苏松太守蔡乃煌,派人秘密侦察于右任的行踪,想缉捕他,向清王朝和日人邀功,于右任就这样度着艰险岁月。
那时,于右任困守在一家小旅馆里,有一位革命同志很同情他,但是都很穷,没有钱帮助他。有一天这位同志路过一家烧饼铺，烧饼的香气使他想起了在旅馆中饥肠辘辘的于右任,趁主人不注意,就取了几个烧饮揣在怀里,拔腿就跑,谁料店主发觉了,一面大喊捉贼一面快步追赶,终于把这位同志抓住,行人围拢来,打得他满面是血。后来,店主发现他相貌斯文,不像是做贼的模样,又怕打得太厉害,闹出人命来,就问他为何干出这种事来?这位同志据实告诉店主，是为了救济困在旅馆里的朋友，无奈而为之。这位店主听了很受感动,不但不追究,还主动再取了几个烧饼给他。后来有朋友问起这件事,于右任说:“当我们两人在旅馆里享受这几个烧饼时,禁不住抱头痛哭起来。”说着，他的眼眶已经湿润了,对这位患难中的知己,似有说不尽的怀念。
首创火车夜行
在 70多年前，我国的火车还只是在白天行驶，是于右任首创火车夜行的。
中华民国元年,孙中山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下设陆军、海军、司法、外交、财政、内务、教育、实业、交通九部,各部设总长1人、次长1人，交通部总长汤寿潜未就职，于右任以次长代理部务。这时火车只在白天行驶,入夜停驶。临时政府成立后,南京上海之间革命*党**人和一般民众的来往一下子猛增起来，沪宁两地相距好几百里,单程需行驶七八个小时,往返一次,需两曰,实在不便。孙中山先生曾提议此事，沪军都督陈其美也有此议，但真正办理实施者还是于右任。因为那时沪宁路局经营亏损，增开列车费用过巨，一直未能实行。于右任于民国元年 1月 23 日正式宣誓就职后,即着手与铁路方面商议，决定每晚于 12时，沪宁两地各开特别快车一次,所有售票、搭车章程,按特别快车的规定办理。每月费用 15000元,由交通部负担,不敷仍由交通部贴补，盈余由部充公，从 2月 24日开始行驶夜车。
夜车的行驶,大大方便了革命*党**的人来往,也方使了广大民众。于右任治国为民的抱负还没有正式施展，袁世凯就逼迫孙中山辞职，不久于右任也辞了职,仍回上海(民立报》社,但火车却从此开了夜行。
墨宝留名，不留官职
于右任是当代草圣,他的书法最受人崇拜。不管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索求墨宝者络绎不绝。于先生对来者总是不拒。
在台北,有一次副官送上一卷宣纸,是国民*党**一位*队军**要人求写的，底稿上拟有求写内容并注着姓名官衔。于先生看了后不高兴地说:“我一生写字,不看官衔,不分等级,把官衔都抹去,只留名字。”副官已经习惯了,自然照办。
人们留心看看，于先生给人书写的墨宝中很少带有“职衔”的字样,他一生就是这样严守“平等”二字。
慷慨大方赠字
于先生的字闻名海内外，有些人以为要字的人太多了,定有人为其代笔,其实并不是这样。无论是谁向他要字,他都要亲笔书写。一时写不出,就按送纸先后或者求字时间排个队，下次继续写。有时他还得自己掏钱买纸。抗战期间在重庆,有一次副官为他代笔,被他骂了一顿，这位副官几天不好意思见他。后来在台湾,秘书看他应酬太忙,也曾替他代笔,他知道后立即制止说:“谁写的字就用谁的名字,不能欺骗人!你写的就把你的印盖上。”秘书惭愧得只好毁了自己的字。
还有一次,于先生路过台北和平东路,发现一家商店冒充他的字题招牌，下署“右任”二字。回到公馆以后,于先生立即为这家商店题了店牌,派人送去说:“于院长叫你们把招牌上的假字换成真的。不要哄人。”这家商店经理见了于先生的亲笔字，欣喜若狂，逢人就说:“于先生看得起我们小店!”从此,这个小商店的生意越来越兴隆了。
蒋介石总算发了一次良心
在台湾,每年冬天,于右任总是让人给他房中生一盆炭火，像在他家乡陕西三原一样，在火盆上炖一壶水,水开后,用“宜兴壶”泡一壶茶,然后悠然自得地边烤火边喝茶,他常说:“这是我最好的享受。”
1962年冬，有一天，蒋介石到青田街于公馆看望于先生，那天也有记者在场。蒋介石和于老谈了一会儿,大概因为房中有炭烟,就“咳嗽”起来,遂提议说:“换两个大电炉吧。”于先生说:“用电很贵,已经习惯了,不要紧的。”在场记者也抱不平地说:“也该换个电炉了!”这时,蒋介石又咳嗽起来,不一会儿就和随从走了。后来,蒋介石总算派人送来了电炉,这位“*国党**元老”才不烤“炭火盆”了。
向副官借钱
抗战期间在重庆,大家的生活十分艰苦,于右任的副官利用服侍于先生的闲暇，经营了一点小生意。可是每当于老身边缺钱,而又有人求助时,于老就要向这位副官借钱,有时副官不乐意,于老就给他说人要有同 情心,人家有办法,也不会吅人门的。副官觉得先生说得很对，就借些钱给人。久而久之，副官连老本也让人借走了,只好将小生意作罢。
在台北，有一次有人又向于老借钱，于老手头无钱，但又不好回绝。又是这位忠实的副官出去向人借来一只金镯子,典当了 1000 元台币,给于老使用。这笔款子每月要付利 100 元。事后,这件事不知怎样被一家杂志当新闻登了出来,于先生知道后很是内疚,觉得对不住副官，而副官却很高兴地说:“身为院长者居然穷到如此地步，这足以显示院长为官清廉。我做这件事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在院长手下做事，是我一生的荣幸。"于先生听了这些话很受感动。
无钱治病，导致病情加重
在台北,吃穿用品贵得惊人,特别是医药费高得令 人胆战心惊。他常为生计发愁,说起来叫人伤感。1962年2月4日,于右任在日记中写到:“春节将 近,用费太大,将如之何?” 1963年4月 18日,于老因喉 咙发炎，住进荣民医院作健康检查。21日，在日记中说:“今日早起,病已轻,有归去之意。开支甚大,如何能继。”5月3日出院后,7日和 27 日的日记中说:“病多日不见轻,出医院大大地错。""我的钱已用干,可以指天作誓的。人疑我有钱,是旁人害我。”的确,接近于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确实没有钱。1964年 8月 12日,于老前病未愈,脚病又加剧,在亲友的再三催促下才又进荣民医院，他常说:"这里太贵了，我住不起。"早在此之前,于先生因患牙痛病,医生让他换口假牙。可是一算帐换6颗牙需交台币 8000余元，当时于老一月工资才 5000 多元,因为手中无钱,只好作罢。到9月3日不得不再进荣民医院,又不得不拔牙,岂知牙虽拔了，却引起了高烧,转成肺炎,以后病况突然恶化，即入昏迷状态。于先生的副官沉痛地说:“他老人家如果能早点拔了牙,也不至于多病复发,他的病硬是因为无钱才给耽误了啊!”
神秘的铁箱
"三十功名风两袖,一箱珍藏纸几张”,这是台湾报刊在于右任逝世后的报道中，赞誉于右任先生高风亮节清贫廉洁的诗句。原来，于右任先生生前有一个铁箱，放置私用物品。他曾对亲友表示，等自己逝世后才能开启。因此铁箱中放置何物,无人知晓。1964年 11月 10日中午,于右任先生呈弥留状态时(同日下午8时8分与世长辞),台湾当局监察院副院长李嗣璁、监委王文光、刘延涛、陈肇英及于右任长子于望德等人,为了寻找于先生的预立遗嘱,会同打开了这个铁箱。铁箱开了后，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于先生生前一些日记之类的记述，不仅没有珍贵珠宝，甚至连张股R票、证券也没有。令人难过的是仅有几张借帐单,其中有于先生的三公子中令于 1964 年上半年出国留学时向人借款的帐单;有因平时经济拮据,零碎挪借跟随他40多年的老副官宋子才的3万多元钱。平时人们猜想于先生铁箱中一定有“宝”,岂知竟然是些帐单,在场的人们感动得哽咽不止,连平时最爱“挑剔”的记者们也热泪盈眶,大声哭泣。
一首传唱千古的思恋悲文
于右任在台湾的生活,提起来叫人心酸,特别是他辞世前几年,思乡怀旧,盼望祖国统一心切。他对台湾当局有些人的倒行逆施越来越不满。他在一首诗里这样说:“逆风而走复盘旋，卷起长髯飞过肩。一怒能安天下否?风云会合待何年。”在另一首诗里他这样说:“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更令人读之泪下下的是 1962 年元月 24 日于病中写的那首传唱千古的无题诗：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