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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半年中，埃及政界舆论迫切希望通过英军和英国当局的撤出埃及和英—埃苏丹，完全结束埃及依附于英国的局面。

英国与埃及关系

显然，英国的政策仍保持不变，这或者是由于（正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样）它被世界上其他地方更紧急的事情所缠住，要不就是因为丘吉尔个人仍倾向于把埃及看作是英国从前的保护国。据说，把英国战时司令部和大批驻军从埃及的两个主要城市开罗和亚历山大撤走，已成了英国外交部和军事当局之间的一个争论的问题；

而后来奥特林厄姆勋爵（即从前的爱德华·格里格爵士，他在1945年8月12日以前曾任英国常驻中东大臣）宣称，早在9月他就劝告新成立的英国工*党**政府立刻宣布这样的撤退，并在条件许可时，立即付诸实现；据说，当时英国驻开罗大使馆就提出劝告，反对采取这样一种姿态。后来《圆桌》季刊的一篇文章说，在战争结束时，埃及“有着一种愿以宽大来报答宽大的心情”，它要把“一个感恩的埃及的自愿的合作”献给英国；但是，不愉快的英—埃关系所造成的70年的失望，似乎不大可能产生这样一种结果。

有迹象表明，英国工*党**政府的上台，也许已被期望过分急切的埃及人看作是英国准备让步的信号；面对埃及人这种想提出最大要求的心情，在开罗的英国官员们或许已经感到：他们现在的责任不是开动加速器，而是要扳刹车。1945年秋天，大使馆要求埃及首相马哈茂德·努克拉希，别在那个时候要求就修改1936年的英—埃条约问题举行谈判；但努克拉希已经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立即行动。强大的华夫*党脱**，在1944年10月成为反对*党**，经过1945年1月的选举后地位未变，它一有机会就要给政府找麻烦；各极端派顾名思义当然是反英的；而要求立即修改条约的口号，是由努克拉希内阁中以财政大臣马克拉姆·乌拜德为首的一派提出来的。

于是，在1945年12月20日埃及提交了一份照会，它说，1936年条约所规定的对埃及主权的限制，是暂时性的，是过去一场国际危机所引起的；埃及战时的合作一定已经消除了英国在1936年时并没有完全消失的怀疑。

埃及将“不惜任何牺牲，在最近的将来，把它的军事潜力提高到这样一种程度，能够在盟国和联合国的援军抵达之前就击退侵略”。另一方面，对英国外交部来说，侵略不是一个未来的假想，而是一个眼前的威胁，它表现在最近波斯阿塞拜疆的一个*产党共**政府的宣告成立和苏联对土耳其施加的压力。于是他们在1946年1月27日答复埃及的照会说，将指示英国大使开始举行预备性会谈，以便把英—埃关系置于“一种完全的和自由的伙伴关系的基础之上，有如平等的双方之间的关系一样”，至于1936年条约中所包含的“各基本原则在本质上的正确性”已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予以证实。

谈判的背景

因此，英国和埃及的战后关系，两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是以不同的“波长”来行动的（后来《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就是这样表述的）：埃及人关心的问题是国家的威望和渴望排除区域性强权政治的现实，而英国人关心的则是苏联对中东现状的新的威胁。因为这种严重的威胁出现之时，正值英国日益感到自己的力量由于战争而被削弱，所以英国在处理埃及或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问题时，就更倾向于首先考虑俄国的威胁，对于这些本地的问题就敷衍了事。在开罗和亚历山大早已组织了*威示***行游**，来反对英国的这种敷衍了事和埃及政府之显然对此予以默认。

*威示***行游**者是来自人数众多的学生团体中的不大负责的成员，是由华夫*党脱**组织的，或者属于像伊赫万穆斯林或米斯尔法塔赫*党**这种极端分子的协会；还有是来自城市的无产阶级——头头新近把他们搞进了工会，那些头头本身受了*产党共**的影响，特别是因为参加了1945年9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工会联合会。在那次世界工会联合会巴黎会议之后，埃及成立了一个全国工人解放委员会，这个组织的名称本身就很意味深长，它同极端派学生领袖们建立了联系，并成立了一个“全国工人和学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人物穆斯塔法·穆萨，后来成了一名华夫*党脱**左翼议员。

1946年2月9日开罗福阿德一世大学的重新开办，是开罗、亚历山大以及其他城市的学生和工人发生骚动的信号，他们要求解散政府。后来据称，在这一点上，英国大使基勒恩勋爵（他在1940—1944年之间曾4次对法鲁克国王施加影响来得到或保住一个听从英国政策的埃及政府）曾告诉国王说，英国政府怀疑努克拉希是否有力量维持秩序，以使修改条约的谈判能够进行。无论如何，在2月13日，努克拉希辞职了；国王授命有钱的和在政治上独立的伊斯梅尔·西德基组织一个新政府，西德基在1930—1933年曾博得铁腕首相的名声。

不过，在要求他组阁时，法鲁克曾谈到人民希望要有*威示***行游**，以此为“一种用来健康地表示人民热烈希望实现他们的正当要求的方法”，因此，西德基撤销了努克拉希新近设置的对*威示***行游**的禁令。

2月21日，“全国工人和学生委员会”作出反应，组织了一次总*工罢**，它号召追随者们不要发生骚乱或捣毁财产之类的事，而只是向英国和全世界显示“埃及准备进行斗争，直到65年来的被占领局面结束为止”。然而，随着*工罢**而来的是对在开罗的英国人财产的大肆焚烧和掠夺。3月4日，在亚历山*纪大**念“为撤军牺牲的烈士们”而进一步举行*威示***行游**时，一群暴徒放火焚烧了一个英国宪兵哨所，并用石头打死了驻在其中的5名哨兵中的2名。这些事件发生后，公开的相互指责接踵而至，英国和埃及政府都想把发生*力暴**行为和生命损失的责任，归之于对方的国民；全世界的*产党共**报纸也趁机利用这一局势大做文章。

参考资料

《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267—268页。

戴维·凯利爵士：《几个统治者》（Sir David Kelly：The Ruling Few），伦敦，霍利斯与卡特，1952年版，第261—262页。

《星期日泰晤士报》，1946年5月19日；

1946年5月21日，上院辩论，第5辑，第141卷，第348—349栏；

1951年7月30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91卷，第1049栏。

“英国—埃及关系”，《圆桌》季刊（“Anglo-gyptian Relations”，Round Table），1951年3月，第115页。

《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263页注④。

《泰晤士报》，1946年1月31日。

扎基·巴达奥伊博士：《埃及劳工问题与工人组织》（Dr.ZakiBadaoui：Les Problèmes du travail etles organisations ouvrières en Égypte），亚历山大，埃及出版社，1948年版，第153—154页，第168—170页；

威廉·J·汉德利：“埃及劳工运动”（William J.Handley：“The LaborMovement in Egypt”），《中东杂志》，1947年7月，第3卷，第283—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