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大多数的慈善活动都和教会或多或少的有所联系。
教会的氛围相对而言，我是说相对而言，对外，更加友善、更加善良、单纯；对内，对不同阶级不同贫富程度的教友进行入微的帮助。
可以说，教会内部成员的聚集，并非是出于宗教的清规戒律，而是出于“一家人”般的关怀和爱。因为学业或职业等原因离开教会的朋友依然会对教会有很深的眷恋之情，如同眷恋自己的家一般。
但是中国的教会虽然很想这样，却无法做到这样。原因不外乎如下几个方面：
中国的教会是社会边缘群体，基督教在中国是小众人的宗教，为客；在西方，基督教在文化生活中是大众的、主流的，如同我们中国的儒家文化一样，为主。
所以，西方的教会更加追求对非基督教信仰者的包容。如同主人殷勤且自信地招待客人，西方的教会内部禁止对佛教徒、无神论者等群体口出恶言。
偶有神职人员大发犀利之语，便立刻见诸报端，以为罕事。
而中国人大多不了解基督教，也对基督教不感兴趣，中国的基督徒如同畏手畏脚的客人，自卑、胆怯、不平，也就敏感、易怒、保守，乃至具有攻击性。
设若一村妇热烈地讲述烧钱化纸之好处，西方的教会首先要顾虑到文化的包容性，表达不同意见时必然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而中国的教会很可能愤愤然怪之为“偶像崇拜”、“与鬼相交”，乃至要砸碎“偶像”，以示决心。
中国的教会内部接触到对《圣经》的不同理解太少，教会成员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所以略有一点逻辑性的神学思想便能大受推崇，内部成员互相争执不休，一定要说服别人接受自己对圣经的理解，并且认为自己对圣经的理解是最高超最贴近上帝的旨意的。
唐崇荣牧师在华人圈产生巨大的影响，原因之一就是唐牧师的确学识渊博，多才多艺。
但是，可惜的是，在西方，信教的知识分子很多，博士随便捞，一捞一个准，而且过去教会的千年历史里能辩论清楚的神学已经辩论清楚了。
德语里有句话，“辩论圣餐里的饼和杯是否只是纪念意义，还是拥有基督的临在的饼和杯”，是的，没错，这就是马丁路德和茨温利的那场著名的“圣餐之争”的神学辩论。可是这句俗语在德语里的意思却是“无用的、艰涩的辩论”。
如果对《圣经》的理解有什么对错之分，那么这么多年下来，也该辩论出一个结果了，可是在浩如烟海的文卷里，在不可胜数的虔诚的博学的神学家思想家中，可曾有人搵得水落石出的定论吗？所以，何必苦苦相争、贬彼尊此呢？
最让人感到恐怖的是，“不爱主”的道德大帽到处乱扣，请问谁担得起这个罪名？
受教育高的女信徒不愿意结婚——“不爱主”、“没有压制己”；被家暴要离婚——“不爱主”、“没有压制己”——有个人的爱好，琴棋书画皆学或业余看看搞笑电影——“不爱主”、“没有压制己”……真是太可怕了。
别人的私生活和你有什么相干？而且人的感情和思维是复杂的，只是人本身作为一个个体往往不知不觉，不能体会。或遇秋雨而伤情，或逢淑女而爱慕，都是上帝所造的人的情绪，而且还只是人能察觉到的浅表的情绪。
难道只有一天二十四小时情绪亢奋，充满对主的狂热爱意，才叫虔诚吗？一天二十四小时情绪激动不是不健康吗？五颜六色的多层次的情绪变成一片红色，不是很单调吗？
成为虔诚的圣徒固然为基督徒之要事，但首先要成为一个健康的人，一个自然的人，这也是上帝所喜悦的。否则祂明知人的软弱，又何必造分别善恶树呢？造一个每天歌功颂德的机器人不是更好吗？只要输入程序，就再也不会犯罪。
因为教会群体很多是贫穷的、软弱的、需要社会帮助的底层人民，所以教会内部弥漫着一股“穷或受苦才是正确的爱主方式”的“政治正确”。
一切和群体内不一样的生活方式，都被斥为“异端”。人对上帝的理解，往往总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眼界……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诸般的知识和善良上提升自己才是正途啊……
这些言论虽然尖刻，但惟愿有才学者听之。昔日中国黉门大儒，济济皈依教会，论诗谈玄，而今望之，渺若山河矣。但是在中国的大城市依然有不少受教育的基督徒，希望“多给的向谁多要”，大家肩负起建立开放宽容的爱的教会来。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