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翻译自6月15日发表于《卫报》上的“Welcome to the World Cup, where national failure unleashes dark forces.”一文，有删改。
文中所有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
两名在德国出生、有土耳其血统的英超足球运动员，梅苏特·厄齐尔和伊尔卡伊·京多安晒出了自己在伦敦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合照。京多安（同时拥有德国和土耳其护照）还在总统的衬衫上签名：“致敬我的总统。”
在最近的全国友谊赛中，厄齐尔和京多安被德国球迷疯狂吐槽。他们之前曾被德国足协谴责，但最后足协还是选择支持他们。但他们被告知，随着比赛持续进行，球迷可能会对他们更加不满。
在最近的全国友谊赛中，厄齐尔和京多安被德国球迷疯狂吐槽，起因是他们和土耳其总统的合照。
一些球迷认为他们就应该得到公众的谴责。既然埃尔多安有*权人**侵犯和独裁倾向记录，他们应该拒绝和他合照。一位有土耳其血统的左翼德国议员塞维姆指出：“在伦敦的一家豪华酒店里与暴君埃尔多安摆姿势拍照并称他为‘我的总统’，这种行为是一种粗暴的犯规。我们不要忘了与此同时在土耳其, 民主派人士正在遭受*害迫**, 评论记者也被拘留。”
但有些人的批判性说辞却稍显牵强。在德国和其他地方, 有些人反对多重国族认同的概念，多重国族认同意味着认为人们（特别是那些拥有移民历史的家庭）可能会对多个国家效忠。
一位在柏林工作的青年工人（他有库尔德和阿拉姆血统）曾经跟我说：“民族间的融合应当是有来有往的，但他们只是想让我们放弃我们的文化。不管你在这里住了多久，无论你是否出生在这里，无论你是否说德语，你都是外国人。他们谈论我们，但从来没有与我们交谈过。”
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的议员抓住了时机，不仅质疑球员的决定，也质疑他们的认同。有人问：“为什么京多安一边为德国国家队效力，一边却承认埃尔多安是他的总统？”
世界杯与我们息息相关，它不仅为一些最伟大的足球天才提供了舞台，同时也激发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最深层的焦虑。身处欧洲民族主义加剧时期，未来的一个月，我们将挥舞着*旗国**，唱着*歌国**，体会暂时的爱国主义带来的兴奋、妄想或失望（通常都是这样）。
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曾经写道：“要想象一个亿万人组成的共同体，还不如想象一支由11人组成的团队。”
问题是，在足球场上看到的现实往往与想象不符，现实情况更像一段流传数十年的神话。这些紧张关系不一定与种族或民族有关。当意大利60年来第一次失去参与此次世界杯的资格时，一些人将其归结为腐败，并不太恰当地将本国和“遵规守纪”的德国相提并论。
在刑事司法系统和失业人群之外，足球队是少数几个少数群体代表比他们实际所占的人口比例更高的地方之一，因此，足球队内的种族民族认同的多样性凸显。兹拉坦·伊布拉希莫维奇相信他的伤势不足以解释为什么自己没有入选瑞典队。“我没有一个典型的瑞典名字，我也没有典型的瑞典人该有的态度和行为。”
球员Zlatan认为自己是因为种族原因才被瑞典队拒绝。
目前多样性程度最高的英格兰队也支持“警告种族主义”这一团体的主张。该队深知俄罗斯队的种族主义立场。
大众对这些事情可能有点过分解读。1998年在巴黎，当法国队（一支多种族、多民族的球队）赢得世界杯时，整个国家都陷入了狂欢。社会*党**总理莱昂内尔. 若斯潘说：“这支伟大的球队就是对我们国家团结与多样性并存的最好例证！”
显然，我们并不总是仅从自己的经验中获取教训。四年后，时任民族阵线领袖的让-马里·勒庞在击败若斯潘后踏上了总统选举之路。八年后，在南非，一名黑人球员因不服从命令而被解雇，整个法国队为此事举行了*工罢**运动。
这是西方种族主义的中心原则：当多样性与成功相关时，整个国家都会同意、培养并管理种族主义的发展；但当国家遇到麻烦时，多样性便成了替罪羊。
在意大利，一些人已经提前将球队差强人意的表现归咎于“太多外国队员”的参与。反移*联民**盟的领导人萨尔维尼发推特称：“是时候阻止‘侵略’了，应该给意大利人腾出更多的空间，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球场上。”
【作者】Gary Younge
【作者简介】《卫报》专栏作家
图片来源：《卫报》、盖蒂图片社、路透社
编辑/雷家童
翻译/李怡倩
校对/董一
排版/张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