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在阿尔及尔的阳光下（1942—1949）
第2章 在阿尔及尔的阳光下 （1942—1949）
1942年10月的一个清晨，杰基的青少年时代骤然降临。那是开学的日子，本·阿克努中学的总学监把他叫到办公室说：“回家去吧，孩子，你的父母会得到通知的。”[1]在阿尔及利亚的学校里，犹太人的比例刚刚从14%下降到7%：当地政权的意志又一次超出了维希政府。[2]
德里达多次重申，这次被驱逐出校是他生命中的“一次地震”。
我毫无准备，无从理解。我试图回忆当时的感受，但徒劳无功。需要说明的是，在家里也没有人向我解释为什么会如此。我相信这对许多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来说都是难以理解的，尤其是当地并没有德国人，这是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政权的提议，比在法国本土还要严厉：阿尔及利亚所有的犹太教师都被逐出学校。对于犹太社区，这一切是个谜，也许无法接受，但只能像对待自然灾难一样承受，没有任何解释。[3]
德里达拒绝夸大此事的严重性，因为这对备受*害迫**的欧洲犹太人是“失礼”的，但他后来承认，这一经历令他极为受伤，并深刻影响了他的内心最深处及人生的发展。像他这样不愿将任何东西从记忆中抹去的人，怎能忘记呢？就在1942年的这个清晨，“一个黝黑的十分阿拉伯化的犹太孩子”[4]被逐出了本·阿克努中学。
在这无从理解、无人解释的无名的“行政”政策之外，那伤害还在别处，从未愈合：孩子们、同学们、街上的小孩们平日的羞辱，还有时而针对我这个“肮脏的犹太人”的威胁或拳头……[5]
就在反犹政策加剧的随后几个星期里，战争在阿尔及利亚发生了大的转折。1942年11月7日到8日夜，美国*队军**登陆北非。在阿尔及尔，维希政权的部队毫无顾忌地向盟军开火，并与由22岁的医学院学生约瑟·阿布克（José Aboulker）指挥的抵抗部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德里达后来向埃莱娜·西克苏详细描述了这一天的情景。
从黎明就开始听到炮声。法国方面有正式的抵抗组织，还有法国宪兵和*队军**，装作与来自西迪费鲁希的英军和美军作战。下午，我们就在房前看到战斗中的士兵……戴着我们从未见过的头盔。这不是法国头盔。人们说是德国人。其实他们是美国人。我们从没见过美国头盔。当晚，美军大批到来，跟平时一样散发香烟、口香糖、巧克力……这第一次的登陆仿佛是一种顿挫（césure），生命的中断，新的抵达点和出发点。[6]
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在法国本土，号称“自由”的南部在1942年11月被德意志国防军占领，成为“行动区”。而直到那时尚未受到战争直接影响的阿尔及尔城则遭到上百次轰炸，造成无数受害者。从埃尔-比亚的山地看去，景象十分恐怖：大海及城市被海军的炮火照亮，防空探照灯和高射炮击不断扫过天空。几个月间，警报声和向避难所的逃生几乎是家常便饭。杰基永远不会忘记一天晚上恐惧是如何攫住了他，当时全家同往常一样在邻居家避难：“我刚好12岁，我的膝盖开始控制不住地颤抖。”[7]
从本·阿克努被逐出不久，杰基在玛伊莫尼德（Maïmonide）中学注册，这所学校又称埃米尔-莫帕（Émile-Maupas），源于其所在的位于伊斯兰区边缘的街名。这所临时学校是前一年春天由被逐出公共教育领域的犹太教师们成立的。从本·阿克努被逐对杰基造成了深深的伤害，但他同样厌恶这所他视为“群体性认同”的学校，尽可能地逃学。日常的混乱与困窘使得父母似乎对他的旷课从不知情。对少有的在埃米尔-莫帕度过的日子，德里达保留着“阴郁和不幸”的回忆，他在同伊丽莎白·鲁迪奈斯库（Élisabeth Roudinesco）的谈话中说：
我想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体会到——如果不是说染上了——这种痛苦、不适，这种生存之痛，它使我终生无法适应“群体生活”，无法享受任何归属感。……一方面，反犹主义令我深受伤害，这伤口从未痊愈。但同时，矛盾的是，我无法忍受被“纳入”这所犹太学校，这个同质的空间，它像是某种反作用力、某种模糊的镜像，以强制（迫于外界威胁）和被迫的方式，再造并认同了其自身所承受的可怕*力暴**。这种反作用式的自我防卫显然是自然正当的，甚至是无可指责的。但我不能不从中感受到一种冲动（pulsion），一种群体的压迫（compulsion），它实际上与放逐（expulsion）相对应。[8]
快到13岁了，他该准备考试以迎接巴尔·米茨瓦，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长久以来已习惯按天主教说法将之称为“领圣体”。但他所学到的微乎其微。他在伊斯里街的一名拉比那里毫不情愿地装作学习一些粗浅的希伯来文。幼年时代深深吸引过他的礼仪此时令他痛恨。他从中只看到空虚的商业气的形式。
我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抗拒宗教，不是因为无神论或某种否定的东西，而是因为我发现，在自己家里，人们奉行宗教的方式建立在误解之上。对宗教仪式毫无意义的奉行令我震惊——我发现那只是盲目的重复，毫无思想。有一件事在当时特别让我无法接受，现在仍然如此，就是人们分配“荣誉”的方法。手里捧着托拉书（Torah），从犹太教堂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在众人面前朗诵其中一段，这荣誉由出价最高者获得，这让我觉得十分可憎。[9]
杰基不去长老会的学校，而是整天和在一间小钟表店工作的表哥吉·泰米姆（Guy Temime）厮混，那钟表店紧邻穆斯林居住区，正对着阿尔及尔最大的*院妓**之一斯芬克斯。两个男孩一半出于好奇，一半觉得有趣，整天观看那些在*院妓**门前排队的士兵们。
他们喜爱的另一项活动是看电影，只要能够买得起票。对于杰基，看电影就是真正的出行，是挣脱家庭束缚的重要方式，也是性的启蒙。他一生都记得电影《汤姆·索亚》（Tom Sawyer），特别是汤姆同一个小女孩一起被关在洞穴里的场景。“那是性的冲动：我发现一个12岁的男孩可以抚摸一个小女孩。感官和*欲情**的成长肯定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电影。……我十分强烈地保留着那来自性冲动的战栗。”[10]
1943年，政治和军事形势快速发展。盟军想从阿尔及利亚开始收复失地。曾经是维希政府殖民地心脏的阿尔及尔很快成为自由法国的新首都。本雅明·斯托拉（Benjamin Stora）写道，犹太人怀着特别激动的心情欢迎美国士兵，并“热切地在餐厅墙上的地图上追随着盟军的前进”[11]。对杰基来说，这是同来自远方的外国人“第一次充满惊奇的相遇”。“美国佬”带来了充足的食品，并让孩子们发现了许多未知的东西。他后来说：“在我去美国之前，美国已经侵入了我的‘家’。”[12]德里达一家结识了一名美国大兵，接待了他好几次，并在他回国之后继续和他通信。
但对阿尔及尔的犹太人，局势恢复得很慢。在吉罗（Giraud）将军和戴高乐（de Gaulle）将军共治期间，种族歧视的法规在6个多月里仍然有效。如德里达后来对埃莱娜·西克苏所述：“吉罗打算继续并延长维希的法令，并让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保留着‘土著犹太人’的身份。他不想让他们重新成为公民。直到戴高乐以手段和才能清除了吉罗之后，维希法令才被废除。”[13]反犹政策于1943年3月14日废除，但一直等到该年10月底，戴高乐主持的国民解放委员会才重新使《克雷米厄法令》生效。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在公民权被剥夺整整两年之后终于重新获得公民身份。
1943年4月，杰基得以再次进入本·阿克努中学五年级。他共失学不到一个学年。但这次归学混乱且无甚热情：“我又一次进入了法国学校，这不是件自然而然的事。这次回归很不愉快：驱逐与回归都令我十分痛苦和不安。”[14]学校的建筑已被英国人改造成*队军**医院和意大利战俘营。学生们在简陋的木屋里上课，几乎所有的男性教师都被征兵，人们只好求助于退休教师和女教师。
对于杰基，有些东西随着他被逐出校而破碎了。在此之前他曾是好学生，但周遭的混乱已使他养成了自由生活的习惯。在随后的四年里，他喜爱打架与足球远远甚于学业。他尽可能地逃学，加入伙伴们激烈的时而*力暴**的起哄。这频受干扰的学业给他留下了许多重大的空白。
在整个青少年时期，体育占据着头等重要的地位。也许因为在这个非犹太人的环境里他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得到认同，得到群体和伙伴们的接受。
我对体育特别是足球的热爱就从这时开始，上学就意味着带着包在毛巾里的足球鞋出门。我对这双鞋顶礼膜拜，给它打蜡，比对作业本还要爱护。我们把时间花在足球、跑步、美国人教的棒球，以及同意大利犯人的比赛上：学业是十分次要的。
回到中学后，杰基又找到了赴法之前最亲密的朋友——绰号“娃娃”的菲尔南·阿沙洛克，还有也住在金山区的绰号“丹丹”的让·塔乌松，后者是阿尔及尔大学赛跑队的希望之一。[15]他们三人常常在中学附近的本·鲁拉体育场玩到天黑。德里达本人的一个说法是，这些年他梦想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有一点确定无疑，足球当时是阿尔及利亚所有社群的皇家运动，几乎相当于宗教。
菲尔南·阿沙洛克回忆道：“和加缪一样，杰基努力在足球上出类拔萃。”这在他的亲友中已有先例：哥哥勒内也是个出色而热情的足球运动员，他是红星队的门卫，好几次参加比赛。“杰基喜欢模仿这支球队的守门员……就像在别的方面，他希望听到高手的意见。有一次比赛我们的球队输了，他从阿尔及尔郊区的圣-欧仁体育场一直走回家，就是为了听一个著名球员的评论。那路程可够远的！第二天他就不无自得地向我们解释失败的原因。”[16]
德里达不止一次地用“无赖”（voyou）来形容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他很喜欢这个词，还用它作为自己晚期一部著作的标题。菲尔南·阿沙洛克说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们当时的行为显然太过分了。“我们这个小团伙不是什么天使。我们有时候会干点蠢事，但我们可不是无赖，不是。”德里达后来对妻子玛格丽特倒是讲过酩酊大醉之后开车兜风，还有用收集的*药炸**炸毁学校楼房的计划。很难弄清楚他们干过什么坏事，但似乎绝大多数都处在想象阶段。杰基和伙伴们看来更像加缪回忆中的“克拉克”，是些“善良的少年，却费尽力气想表现自己是坏小子”，并企图*引勾**“玛莲娜”。[17]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这些年里德里达一家人的关系很紧张，特别是杰基和比他大五岁的哥哥勒内之间。杰基感到哥哥在体育和智力上都比自己优越。他无法忍受勒内想要对自己施加权威，特别是他们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在政治上意见相左：勒内愿意表明自己的*派右**立场，而杰基不放过任何机会声明自己是左派。
从这个时候起，德里达的主要*器武**就是沉默。他能够整整一顿饭一言不发。他在晚年的文章中承认自己超乎寻常的不回应态度：“我的父母知道，我从童年起就能够以固执的沉默来表示反抗，任何折磨都不会使我让步，只要有谁让我觉得配不上我的答复。沉默是我最崇高、最和平也是最绝对的斗争方式，或表示轻蔑的宣言。”[18]
同阅读《割礼忏悔录》获得的印象大概相反，他同母亲的关系在少年时代十分紧张。他感到她过得很舒服，而父亲却是工作的牺牲品，既被家人也被雇主剥削。
我对父亲怀着无限同情。他几乎没上过学，12岁就开始在塔舍公司工作，他自己的父亲就曾是那里的一名小雇员。当了一阵学徒之后，父亲成了推销员：永远开车在路上。[19]
杰基觉得这职业既辛苦又丢人。在“可怜的父亲”身上，他看到“为现代性赎罪的牺牲品”，从父亲在坎坷长途无休止的跋涉中则感到“难忍的艰辛”。每周四天，埃梅·德里达清晨四点就开着他的雪铁龙离开家。他很晚才回来，“筋疲力尽，弯腰驼背，手里拿着那块沉重的手巾，里面装满了订单和钱”。他从这长途奔波中带回的食品让家人能少感到些匮乏。每早出发前，他把前一天收到的钱款放到餐桌上。如果账目不对，那简直就是灾难。他不断地叹息，抱怨着让他疲惫不堪的日程，但还是很感谢老板们没有在反犹政策时将他解雇，而他们本来是可以这样做的。这些感恩的表示让杰基极为痛苦。
有老板，有雇员，有富人，有穷人，即使在家里，我也看得出父亲是某种阴郁仪式——黑暗、残酷、致命的仪式——的牺牲品。“牺牲”这个词反复出现：“他为我们牺牲。”在整个少年时期我同他一起受罪，指责全家人不认可他为我们做的一切。这就是“受*辱侮**的父亲”的体验：承担所有义务，屈服于责任，弯腰驼背。他的姿态、他的轮廓、他身体的线条和动作都好像弯曲着。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弯腰驼背”这个词，因为我无法将之与这命运分开：父亲工作的地方在阿尔及尔港口，一个恰好叫“弯拱”的地方。[20]
学会开车之后，杰基就常常陪伴埃梅在路途上。这是同这个男人单独对话的机会，杰基肯定父亲对自己更容易倾诉心声，因为他把自己当作“见证了其他人的不解与冷漠的人”。但这些旅途也让他开始发现阿尔及利亚内陆令人目眩的景色，特别是卡比利。
任何其他地名都不能同这些泊泊尔名字相比：提兹·乌祖、提茨特、吉杰里、圭耶敦港——这是行程路线——还有亚库兰森林……我热爱开车行进在这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但我更愿意帮助父亲，我想表现出同他“在政治上一致”，还有对这“土地的被诅咒者”的同情。[21]
不过德里达一家也有另外一面。杰基和妹妹雅尼娜喜欢同一大群快乐的表兄妹们成群结队乘坐公共汽车或电车前往普德里耶海滩，在那里度过一整天。他最钟爱的表妹米什琳·莱维深情地回忆起那些使他们忘记战争的时光：“我们有约会的密码：电话铃响两声就是出发的信号。我们结成一小伙上路，带着鸡蛋和点心作为野餐。杰基胃口很好，他最喜欢杏仁雪茄。他游泳也很棒，常常游到大海深处。有一次我们凑够钱买了一只黄色的橡皮船，高兴极了……少年时的杰基不大喜欢跳舞，他更愿意在海边待到很晚。我们在夜幕降临时一起长时间散步。他对大多数人很少倾诉，但同我要健谈一些。不管怎样我能够猜到他的很多秘密，我也告诉他我所有的秘密。他曾爱慕我最好的朋友吕西安娜，一个漂亮姑娘。她是他的初恋，但据我所知，他们的关系保持着柏拉图式的纯洁。”[22]
晚上，在回埃尔-比亚的路上，这一小伙人常常停下来看电影。多年之后，杰基长时间回忆起阿尔及尔的电影院：沃克斯、卡梅奥、子午夜、奥林匹亚，还有北非最大的至尊影院……不管是什么电影，也不管来自何方，杰基都贪婪地吞下。
对我这个阿尔及尔孩子，电影代表着奇异的旅行。我们同电影一起四处旅游。不用说美国电影，绝对的异国风情，又与我们如此接近，法国电影则有奇特的声音，移动着可辨认的身形，其中的风景和法国内陆给我这样一个从未越过地中海的少年留下了深刻印象。书籍不曾给我同样的东西，是电影直接把我带到了未曾认识的法国。看电影就是一场有导游的旅行。[23]
他仍然偏爱阅读。从六年级听到勒费弗里先生对纪德的热情赞美开始，他对文学的热爱与日俱增。这是他独自培养的热情，相对学业越来越自由和独立。在家里，父母把阳台隔为两半，好让杰基有一个单独的房间。他连续数小时把自己关在里面读书。他在床的上方安了一个小书架，放着他崇拜的书籍。他把少有的零花钱都花在书上。
我在一个藏书很少的家庭长大，读过些糟糕的小说，比如保罗·布尔热（Paul Bourget）等的小说，那就是全部了。我最早的书是在阿尔及尔用父亲给我的一周的零花钱买的。绝对的顶礼膜拜。在我的床顶上方有《恶之花》，还有我热爱的纪德，我有他的10本、15本、20本书。[24]
在《人间食粮》之后，他痴迷于《背德者》、《窄门》、《沼泽地》和《日记》。他后来说：“纪德对我而言不是小说家而是道德家，教我如何生活。”[25]杰基很可能知道，就在他如此狂热地发现纪德作品的时候，纪德就生活在阿尔及尔。纪德于1943年5月27日抵达，一个月之后，就在埃尔-比亚，在戴高乐将军居住的别墅进过晚餐。随后的几个月他住在米什莱街友人雅克·埃尔贡（Jacques Heurgon）家里，有时同圣-埃克絮佩里（Saint-Exupéry）下棋。杰基很有可能遇见过这位他如此热爱的作家。
他很快也开始迷恋其他一些作家。在学校里发现的卢梭很早就成为他钟爱的作家之一，他一遍遍地阅读《忏悔录》和《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从十三四岁起，仿佛听从了纪德的建议，他沉浸在《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和尼采的其他著作当中，这使他的童年更加远离犹太主义。他像热爱卢梭一样热爱尼采，尽管这两人如此不同：“我记得很清楚心里的挣扎，我想使他们和解，我敬仰这两个人，我知道尼采对卢梭毫不留情的批判，问自己怎能既爱尼采又爱卢梭。”[26]
杰基阅读量很大，但对古典小说不大感兴趣。他对大仲马、巴尔扎克、司汤达或左拉这些作家的了解很表面。但瓦雷里（Valéry）作为诗人和随笔作家让他着迷。尽管引用得不多，但他也喜欢加缪：就像《人间食粮》和《背德者》，他在刚刚出版的《婚礼》和《局外人》中发现了法国文学，这“同我们生存的世界没有可感的连续性的世界的经验”[27]与他生活的具体世界发生了奇迹般的相遇。
在他青少年时代留下深刻烙印的作品中，我们不能忘记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尽管那时他的书还很少见。
如果要回忆阿尔托的名字第一次在我心中留下印象的话，那大概是在布朗肖的文字中，里面提到《同雅克·利维尔的通信》。我于是读了阿尔托的这些信件，并带着认同感投入他的文字，我发现自己对这个人产生了同情。他说他无话可说，没有什么能使他说话，而在他身上却存在着写作的激情与冲动，也许还有戏剧的冲动。
为什么在年轻时产生了对阿尔托的认同感呢？我从少年时开始（我的少年时代一直持续到32岁）就狂热地想要写作，同时伴有一种空虚感：我知道我必须写作，我想写作，我有要写下来的东西，但归根到底，我所写的没有什么不是从一开始就同别人早已写下的相类似。我记得在十五六岁时，我感到自己是千变万化的（protéiforme）——这个词是我从纪德的书中看到的，我非常喜欢。我能够用任何形式、任何口气来写作，而我知道这口气从不曾真正是我的：我用人们期待的方式答复，或者在别人递来的镜中看见自己。我对自己说：我什么都能写，因而什么都不能写。[28]
像许多青少年一样，他写日记，在小小的作业本上写满了生活中的秘密和读书感想。他也喜欢直接写在粉红色纸桌布上，然后把喜欢的段落剪下来。小说对他的吸引力虽然小一点，但这并不妨碍他在15岁时想象诸如日记被偷和敲诈等小说中的情节。
这时期他对文学事件很感兴趣。他虔诚地阅读文学期刊和增刊，有时高声朗读。要知道阿尔及尔在战争末期和战后成为法国文化的第二首都。出版过加缪早期作品的埃德蒙·夏洛（Edmond Charlot）在1942年年末开发了“战时法国”丛书，其中重印了维尔高（Vercors）的《寂静的大海》，出版了纪德的《想象采访录》、凯塞尔（Kessel）的《影子*队军**》，以及于勒·鲁瓦（Jules Roy）、马克斯-波尔·弗舍（Max-Pol Fouchet）和其他许多人的作品。卡比利诗人让·安鲁士（Jean Amrouche）主持的刊物《拱》（L'Arche）意欲与二战中向德国妥协的《新法兰西杂志》（NRF）竞争。1947年，埃玛纽埃尔·罗布莱斯（Emmanuel Roblès）创办了锻造（Forge）出版社，出版了默罕默德·迪布（Mohammed Dib）和卡代布·亚辛那（Kateb Yacine）等作家的作品。[29]
德里达那时写过诗，他后来说讨厌这些诗并试图使之消失，除了在《丧钟》中引用过一句：“池塘的陷阱我沉溺的死亡之乳汁。”[30]他还向一些杂志投稿。1947年3月，《航行，地中海期刊》（Périples，revue de la Méditerranée）的负责人克洛德·贝纳迪（Claude Bernady）肯定地说读他的诗感到“一种真正的愉快”：“您拥有很好的素质，应该加以培养”[31]，并承诺在下一期发表他的一首诗，但杂志在此事实现之前就停刊了。这些年里他的其他一些文章似乎在一些小杂志上发表过，但我没能找到。
杰基拥有超出年龄的出类拔萃的阅读水平，但他并不是个好学生。从五年级被驱逐出校起，他漫不经心地继续着中学的学业，某些基础方面仍然薄弱。他的数学、拉丁文和外语很差，但他并不以为意。但当他在1947年6月第一次中学毕业会考失败时，他深感苦恼。他在整个夏天勤奋学习，习惯早起，并在9月份成功通过考试。“我们突然间认不出他来了。”哥哥勒内回忆道。
他随后离开了本·阿克努中学，进入埃米尔-菲利科斯-戈蒂埃（Émile-Félix-Gautier）中学，这是阿尔及尔市中心一所有名的学校。他的哲学老师让·绍斯基（Jean Choski）尤为著名，他有“令人难忘的声音，尾音拖得很长，元音也发得很重很长”，还有一把从不离身的大黑伞。他在第一堂课就宣称：“如果问你们为什么来到埃米尔-菲利科斯-戈蒂埃中学，你们就回答为了向绍斯基学习哲学！”据他从前的一个学生说，这是个“不可预测的、迷人的、充满幻想的、有点爱哗众取宠的人物，有时甚至令人憎恨，但他是个教育家，充满创见，智力超群，拥有清晰、优雅而明确的思想。有时如电光石火般耀眼：如此的热情奔放（尤其在讲到康德时）！一个真正伟大的哲学家……”[32]我们无从知道这名教师在德里达身上留下什么具体影响，只知道他在课程中讲到了柏格森和萨特，这两人的作品对他影响最深。
就在这中学的最后一年，很久以来一直肾痛的杰基的母亲接受了一场大手术。结石太大了，需要摘掉一个肾。在1976年12月的个人笔记里，德里达简略而意味深长地谈到这件事在他和母亲之间的重要性，它标志着长时间紧张关系的结束。
母亲的手术。
我同她的“和解”从这时开始。十分具体地描述。经常的探视。手术期间的恐惧。她面对我的关心表现出的感动的惊讶，我也一样。战争结束。我们的关系变为“研究”，等等。[33]
通过会考时，杰基对下一步只有模糊的想法。从十四五岁起他便相信自己将从事写作，最好是文学写作。但他从不相信能够用这种方式养活自己，因此很久以来成为文学教师就是“唯一可能的职业，如果不是渴望的职业的话”[34]。随着对哲学的发现，这计划发生了变化。
我是在中学的最后一年真正开始阅读哲学的。这时我知道，因为没有学习希腊文，我不能参加文学教师资格考试，我对自己说：为什么不将两者结合起来，成为哲学教师呢？那时的榜样，比如萨特，都是同时从事文学和哲学。于是，渐渐地，我想我不必放弃文学写作，但从职业角度来说，哲学会是更好的考虑。[35]
在1989年的一次题为《称作文学的奇特建制》的极有趣的访谈中，德里达更清晰地表达了他当时的摇摆态度。
我那时大概在哲学和文学之间踌躇，两者都不愿放弃，或许是暗地里在寻找这样的领域——能够对两者之界限的历史进行思考或转换：就在文字当中，而不只是历史的或理论的思考。直到今天，我感兴趣的严格说来既非文学亦非哲学，我发现这么想很有趣，即我少年时的梦想促使我走向一种非此亦非彼的写作。[36]
这些混杂的想法将以一种传统的方式找到实现的途径。会考成绩下来后几天，杰基偶然听到阿尔及尔电台播出的一个提供专业指导的节目。里面有一位文学教师赞扬为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科班而设置的预备班（hypokhâgne），它提供开放多样的教育，不会太快地进入专业选择；他特别说到加缪在1932—1933年间曾是这班的学生。从未听说过高等师范学校（简称“高师”）的德里达第二天就找到了这名教师，并注册加入了布若（Bugeaud）中学的高师预备班，这个班级赫赫有名，集中了来自全阿尔及利亚的学生。他将在那里遇到让-克洛德·帕里安特（Jean-Claude Pariente）和让·多麦克（Jean Domerc），他和这两人很快惺惺相惜并最终同时奔赴巴黎。
帕里安特回忆道：“在布若中学的高师预备班，来自奥兰的学生相当多，还有一些君士坦丁的名额。但这个班的独特性之一在于男女生混合，而当时男生和女生属于不同的学校。总的来说，学生们为了准备接受高等教育，会在阿尔及尔的文科院系继续学业。我们并不是很多人都瞄准了高师。女生的出现改变了班里的气氛：我们之间的关系要比在以前的班级里更加彬彬有礼。但一般不会有什么结果。德里达同女孩子们相处愉快，但我并不记得他在这个班里有过女朋友。”[37]
让-克洛德·帕里安特虽然是个出色的学生，那年却是他在预备班的第二年。因为虽然布若中学有完整的理科预科体系，但当时的阿尔及利亚却还没有高师的文科预科班（khâgne）。就在这一年年末，帕里安特将在阿尔及尔参加高师入学考试。这一计划并不奇怪，因为这个班的教学质量相当出色。德里达曾在广播里听到的文学教师保罗·马修（Paul Mathieu）是个老派的人文主义者。他曾是高师的学生，对于于姆（Ulm）街的高师始终崇敬有加，鼓励他最好的学生努力加入。但他的教学建立在朗松（Lanson）式的文学史上，显得太古典而无法吸引德里达。他也教授拉丁文，这门课杰基成绩平平。历史教师吕西安·贝希尔（Lucien Bessières）深受战争影响，从战场带回一些漂亮的装饰品；他授课十分清晰，但对大多数学生而言进度太慢。
哲学教师扬·扎奈基（Jan Czarnecki）是个进步的新教徒，后来勇敢地参加了《121宣言》（Manifeste des 121）[38]的签名。他是勒塞纳（Le Senne）和纳贝尔（Nabert）的学生，属于法国观念主义和唯灵论传统，但他对认识论问题和其他哲学流派表现得十分开放。他的教学非常理性，有些枯燥，但方向正渐渐明确的德里达听得津津有味。德里达在后来同多米尼克·亚尼克（Dominique Janicaud）的谈话中说：“我在高师预备班里有一位了不起的老师。他以简洁明确的方式讲授哲学史，涵盖了从前柏拉图直到现代的内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特别收藏处保存的资料中能找到很多他这一年上课的痕迹。
就是从扬·扎奈基的口中，德里达第一次听到了海德格尔的名字。他刚有可能就找了那时唯一的法文版《什么是形而上学？》（Qu'est-ce que la métaphysique？），这是亨利·科尔班（Henry Corbin）的译文选集。“烦，否定之前的虚无经验，这些问题远比我在很久以后才关注的冰冷的胡塞尔（Husserl）哲学更加符合我个人的感性。当时我对此十分敏感，那是战后人们普遍感到的情绪。”[39]因为扎奈基，德里达也开始阅读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克尔凯郭尔是他最着迷的哲学家之一，他将一生对其保持忠诚。
不过这一年对其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还是正处在荣誉巅峰的萨特。杰基在中学毕业班就开始读萨特，但在高师预备班里才真正投入到他的作品中去。为准备一篇很长的论文《萨特，心理学——现象学》，他去阿尔及尔图书馆阅读《存在与虚无》，同时也对萨特早期的作品感兴趣，如《想象力》、《想象》，还有《情感概论》。在这篇论文里，德里达强调了胡塞尔对萨特的影响，尽管他对这位伟大的德国现象学家只有间接的了解。
与《存在与虚无》同时，他“在一种沉醉的眩晕中”读着《恶心》。“坐在拉菲利耶广场的长椅上，有时抬眼注视那些树根、开花的灌木或茂盛的植物，仿佛为了验证那存在的多余，而且怀着强烈的‘文学’认同感。”[40]多年之后他仍然激赏这部“建立在一种哲学‘情感’基础上的文学作品”。对萨特的热情一直延续到《禁闭》，他还去看了一场该剧的演出，以及《现代》杂志和《境遇集》的前两卷。
尽管德里达后来常常认为萨特的影响是“恶劣”的，甚至是“灾难性的”，但在当时，这位《什么是文学？》的作者对他而言，就像对其他许多人一样，是十分重要的。
我承认在我成长的年代曾受益于萨特，包括他的传承，他的巨大影响，他巨大的存在。我从未试图撇清这些。……我在中学毕业班和高师预备班时，不只是萨特的思想，还有他的形象，这个将哲学与文学的欲望相结合的人，都是我的榜样和参照，尽管这种说法有些笨拙。[41]
也是因为萨特，他发现了好几位对他非常重要的作家。他毫不讳言：“我第一次见到布朗肖、蓬热（Ponge）、巴塔耶（Bataille）的名字……就是在《境遇集》中。……我先读到萨特关于这些作家的文章，然后才去读他们的作品。”而当他全心投入“3H”（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后，《存在与虚无》就显得“在哲学上较为薄弱”了。德里达认为萨特的作品除《恶心》外亦非伟大的文学作品，但对他个人和他同时代人的经历而言仍然是“不可逾越的”。
萨特对政治的介入也对应着德里达政治觉醒的开始。时间顺序当然不能弄错：虽说1945年5月的赛提夫大*杀屠**在日后看来像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导火索，当时杰基的立场却并不是反殖民的，而是传统的改良派，就像当时的法国*产党共**。
我在阿尔及尔高师预备班时开始将自己归为阿尔及尔的“左派”。1947—1949年这段时期有芒杜兹（Mandouze）。……我属于立场坚定的团体，在政治上更加清醒。我们虽然不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但也反对法国的强硬政策。我们抗争的目标是通过改变阿尔及利亚人的身份而实现去殖民化。[42]
从许多方面看，高师预备班似乎是愉快的一年。杰基同一群兴趣相投的青年男女在一起，不曾屈服于任何考试的压力。但他的成绩总的来说不错，哲学是70人中的第二名。他的朋友、班里最出色的学生让-克洛德·帕里安特参加了高师的考试，但被淘汰了。这让德里达确定自己不再进行尝试。他对自己说，要想有更多进入高师的机会就要置身法国。和帕里安特与多麦克一样，他进入了路易大帝高中（Louis-le-Grand），那是巴黎最著名的高中，曾经接纳过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阿兰-傅尼埃（Alain-Fournier）、保罗·克洛代尔（Paul Claudel）、萨特和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尽管上这所高中对杰基的父母意味着经济上的巨大牺牲，他们还是决定支持这名从毕业班以来学业变得极为优秀的学生。杰基自然不可能租房，只能在路易大帝高中寄宿。他一刻也不曾想到这将意味着什么。
注释
[1]Jacques Derrida，La Carte postale，Flammarion，1980，p．97．
[2]关于更多反犹措施的细节，参见“Curriculum vitae”，proposéin Geoffrey Bennington et Jacques Derrida，Jacques Derrida，op．cit．，p．299-300。
[3]Jacques Derrida，Sur parole．．．，op．cit．，p．13．
[4]Jacques Derrida，Circonfession，in Geoffrey Bennington et Jacques Derrida，Jacques Derrida，op．cit．，p．57．
[5]Jacques Derrida et Élisabeth Roudinesco，De quoi demain．．．，Fayard-Galilée，2001，p．179．
[6]Propos de Jacques Derrida cités par Hélène Cixous，“Celle qui ne se ferme pas”，in DerridaàAlger，un regard sur le monde，Actes Sud-Barzakh，2008，p．48-49．
[7]Jacques Derrida，“Comment ne pas trembler”，Annali，2006／II，Bruno Mondadori，p．91．
[8]Jacques Derrida et Éisabeth Roudinesco，De quoi demain．．．，op．cit．，p．183．
[9]“The three ages of Jacques Derrida”，entretien avec Kristine Mc Kenna，LA Weekly，8-14 novem-bre 2002．
[10]“Le cinéma et ses fantômes”entretien repris in Antoine de Baecque，Feu sur le quartier général，Petite bibliothèque des Cahiers du cinéma，2008，p．54-55．
[11]Benjamin Stora，Les Trois Exils．．．，op．cit．，p．95．
[12]Catherine Malabou et Jacques Derrida，La contre-allée．Voyager avec Jacques Derrida，op．cit．，p．33．
[13]Propos de Jacques Derrida cités par Hélène Cixous，“Celle qui ne se ferme pas”，art．citép．49．
[14]Ibid．，p．49．
[15]让·塔乌松从20岁起就成为《阿尔及尔回声》（L'écho d'Alger）的记者，后来与秘密*队军**组织（OAS）靠拢，之后成为《巴黎竞赛画报》（Paris Match）的记者；并与夏尔·帕斯卡（Charles Pasqua）关系密切。德里达在年代1980年代或1990年代与让·塔乌松共度过一个晚上。虽然对老朋友政治立场的演变感到难过，他还是像对待菲尔南·阿沙洛克一样仍然希望见到他。
[16]同菲尔南·阿沙洛克的访谈。我十分感谢他的儿子让-菲利普帮我收集这次谈话的内容。
[17]Albert Camus，“Le Minotaure”，in Essais．Citépar Pierre Mannoni，Les Français d'Algérie，L'Harmattan，1993，p．163．
[18]Jacques Derrida，“Le Survivant，le sursis，le sursaut”，La Quinzaine littéraire，n°882，1er-31 août 2004．
[19]Jacques Derrida et Élisabeth Roudinesco，De quoi demain，op．cit．，p．177．
[20]Jacques Derrida et Élisabeth Roudinesco，Dequoi demain，op．cit．，p．177-178．
[21]Catherine Malabou et Jacques Derrida，La contre-allée．Voyager avec Jacques Perrida，op．cit．，p．37-39．
[22]同米什琳·莱维的访谈。
[23]“Le cinéma et ses fantômes”，entretien avec Jacques Derrida，in Antoine de Baecque，Feu sur le quartier général，op．cit．，p．56．
[24]Jacques Derrida，“Entre le corpsécrivant et l'écriture．．．”，entretien avec Daniel Ferrer，Genesis n°7，décembre 2001．
[25]Franz-Olivier Giesbert，“Ce que disait Derrida”，http：／／www．lepoint．fr／actualites-litterature／2007-01-17／philosophie-ce-que-disait-derrida／1038／0／31857．
[26]Jacques Derrida，Sur parole，op．cit．，p．18．
[27]Jacques Derrida，Lemonolinguisme de l'autre，op．cit．，p．76．
[28]Jacques Derrida，“Les voix d'Artaud”，entretien avec Évelyne Grossman，Le Magazine littéraire n° 434，septembre 2004．
[29]Pour plus de détails，on se reportera notammentl'article de Jacques Cantier，“1939—1945，une métropole en guerre”，in Alger 1940—1962，op．cit．
[30]Jacques Derrida，Glas，Galilée，1974，p．219．
[31]克洛德·贝纳迪致德里达的信，1947年3月21日。
[32]Jean-Louis Jacquemin，Jesuis un“Émile Félix Gautier”，http：／／esmma．free．fr／mde4／jaquemin．htm．
[33]雅克·德里达，1976年的个人笔记，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馆藏档案。
[34]Geoffrey Bennington et Jacques Derrida，Jacques Derrida，op．cit．，p．301．
[35]Jacques Derrida，Sur parole．．．，op．cit．，p．19．
[36]Jacques Derrida，“Cetteétrange institution qu'on appelle la littérature”，entretien avec Derek At-tridge，in Derrida d'ici，Derrida de là，Galilée，2009，p．253-254．
[37]同让-克洛德·帕里安特的访谈。他是我能找到的高师预备班里德里达唯一的同学。我很感谢他有关这一年的回忆。
[38]1960年法国有121名知识分子在《关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有权不服从命令的宣言》上签名支持反战士兵，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译注
[39]“Entretien avec Jacques Derrida”，in Dominique Janicaud，Heidegger en France，entretiens，Ha-chette-Littératures，coll．“Pluriel”，2005，p．89-90．
[40]Jacques Derrida，“‘Il courait mort’：salut，salut”，in Papier Machine，op．cit．，p．176．
[41]Jacques Derrida，Sur parole…，op．cit．，p．82．
[42]Jacques Derrida，“L'une des pires oppressions：l'interdiction d'une langue”，entretien avec AÏssa Khelladi，in Algérie littérature action n°9，mars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