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知过往，方能更了解前路

第一章

知过往，方能更了解前路

知过往，方能更了解前路在何方。我认为值得花笔墨谈一谈芬兰人是如何奇迹般地通过拼搏从极度贫困走向富裕和平等的。在 19 世纪，芬兰就高度重视学校教育和读书认字。许多连食物都买不起的人却渴望买书。今天，免费开放的图书馆仍然是芬兰人度过闲暇时间的热门去处。这也许会给那些仍在每天挣扎的人以及正在去往更好生活路上的国家带来些许激励。本书为纪念芬兰独立 100 周年（1917—2017 年）以及为感兴趣的读者揭示芬兰成功的部分秘密。

为了写这本书，我查阅了芬兰历史和芬兰语的发展历程。我要把丰富的信息来源归功于芬兰的《科学》杂志。该杂志每月都发表一些关于我们的基因、考古、文化遗产和历史的最新发现。它不断更新人们对于科学、历史和人类的理解。

我在非洲时的经历使我意识到讲故事的重要性。在我所能了解到的最完善的知识基础上，我用了叙事性的手法讲述本章中的故事。我借用讲故事的方法将自己的祖先和家族中长辈经历过的事件娓娓道来。

这一章针对那些对历史、文化和语言感兴趣的读者。同时，也简单描述了我们的教育体系如何发展至今。迄今已有很多关于芬兰教育和芬兰学校的书籍，因此没有必要重复它们的内容。例如巴斯·萨赫伯的《芬兰的经验》就曾是一本畅销书。我还推荐由汉内娜·涅米教授、阿尔托·卡利翁莱米教授和奥利·图姆教授在 2016 年主编的《教育的奇迹——芬兰学校教和学的原则和实践》。如果你希望对芬兰历史和教育体系的细节有更多了解，可以看看这几本书。

从何而来

近年来随着DNA研究和其他人类学更高级的研究方法的发展，我们对于很多历史事实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我为什么要给你们讲这个故事？也许它能帮助你理解教育和公平在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的进程中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也许这个故事会给人以希望。如果芬兰能够做到，那么为什么那些至今仍在贫穷和饥饿中的国家做不到呢？芬兰人的精神可以用一个芬兰词语“sisu”来描述，它是指勇气和韧性。

芬兰人最初以狩猎和捕鱼为生，我们是欧洲最后进入农耕社会的民族。我们国家的芬兰语名称是“Suomi”，有人认为它起源于“Suomaa”——沼泽之国。然而，一些研究人员现在则认为这个名字起源于另一个爱沙尼亚语中的单词。

芬兰被瑞典统治了至少 600 年。尚无确切的历史证据表明瑞典究竟是在哪一年征服了芬兰，但大约是在 13 世纪。芬兰过去由部落和边远地区组成，所以一直到 1323 年都没有确切的边境线。芬兰东部的一些地区至今仍然非常欠发达。我们的东南部地区边界附近时不时会成为瑞典的一部分。特别是在芬兰东部的一些地区，人民仍然非常不愿意放弃他们的原始信仰。我们的祖先崇拜自然。古老的芬兰信仰及神灵与很多国家原住民的信仰和神灵类似，比如“乌科神”（无所不能之神）、“塔皮奥神”（森林之神）、“阿赫蒂神”（湖神）等。对一些小的精灵，例如小矮人、仙女和森林小妖的膜拜一直延续到基督教时代。很多家庭都有自己的看家精灵。

“芬兰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一直延续到今天。城市居民经常在他们位于乡间的小木屋度过夏天。20 世纪 50年代，我的祖父在湖边建造了一座朴实的房子。至今它依然是我们夏天最喜欢消磨时光的地方。徒步、采摘莓果和蘑菇、观鸟、钓鱼和打猎是芬兰人普遍的爱好。在冬季，滑雪、溜冰等户外运动深受芬兰人喜爱。很多芬兰人享受去森林里散步。”

民族史诗《卡勒瓦拉》借助口传叙事、民谣和民歌，讲述了民间故事。19 世纪，艾里阿斯·隆洛特四处旅行，结识民间的吟唱艺人和说书人，他记录和整理了他们的故事和诗歌，并把它们收录在《卡勒瓦拉》中。归功于诗歌中相同的韵律，这些口头叙述的故事和诗歌被相当完好地传承下来。古时候，这些故事很可能是人们娱乐和学习的主要来源。

古代史中的残酷环境

历史上，芬兰多次经历极度的贫穷乃至饥荒。在小冰河时期，北欧地区出现了极度寒冷。在死亡率最高的 1695—1697年，芬兰总人口的 28%，即 14 万人死亡。之后一次大的灾难发生在 1866—1868 年，饥荒也袭击了欧洲的其他地区，例如爱尔兰。那时气候条件恶劣，两年时间几乎颗粒无收，政治统治无度。大约 20 万芬兰人在这 3 年中死于疾病和饥饿，约占当时总人口的 10%。“像饥荒年那么长”这个俗语至今仍在芬兰被使用。距今最近的饥荒年份分别出现在 1918 年前后、20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时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一些人并不了解，芬兰人民也是数百年奴隶贸易的受害者。在中世纪和近现代时期，东欧的奴隶贸易路线一直延伸到里海和中亚。尤卡·科尔佩拉教授的一项研究表明，历史上，在今天芬兰的部分地区、卡累利阿和波罗的海国家的袭击中被抓获的人，最终会在偏远的贸易路线上被出售。金发少男少女被视为具有异国情调的奢侈品，远方市场对他们的特殊需求使得远途的奴隶贸易有利可图。奴隶贸易甚至一直延续到俄国统治芬兰时期的 1713—1721 年。那段时期在芬兰历史上被称为“俄国统治时期”或“暴怒期”。芬兰人继续被当作奴隶贩卖，同期在芬兰暴发了瘟疫。

芬兰也有着各种和平时期的文化往来。许多年来，对外贸易一直是芬兰人谋生的方式，从最初的皮草贸易到后来的焦油贸易。贸易商人和其他访客经常经海路到达，当然也有穿越东部边境从事贸易和移民的人。最新的基因研究显示，芬兰人不仅有萨米人（居住在拉普兰德地区的原住民）的部分基因，而且还有来自北西伯利亚、北欧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基因。虽然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基因库仍属非常独特和孤立的，但我们也具有历史上各种交流和融合而成的混合基因。最近的基因研究结论挑战了我们是来自乌拉尔地区单一种族的古老说法。

欧洲两大列强之间的战场

很久以前，芬兰深陷欧洲两大列强——瑞典和俄国之间的斗争。1809 年以前，芬兰是瑞典王国的一部分。俄国经过数个世纪的战争和冲突，从瑞典手中夺走了芬兰。需要说明的是，芬兰东部的某些地区从来就没有真正融入瑞典。靠近俄国边界的芬兰东部地区贫穷落后，苦难不断。随着岁月的流逝，芬兰的东部和西部在文化，甚至遗传基因上都产生了差异。在东部，瑞典语传统上被视为上流阶层，甚至是征服者的语言，至今仍不受欢迎。

“我的家族罗卡氏源自芬兰东南部的巨米。该地在历史上有时属于俄国，有时属于瑞典。巨米河还曾是两个王国之间的界河。在距离圣彼得堡不到 300 公里的巨米地区，艰难时期占据着人们生活的大部分时间。许多人对贵族和政府深表怀疑。讲瑞典语的上流阶级在那里不受欢迎，因为瑞典国王曾经征收重税，进一步加重了贫苦人民的负担。

罗卡氏的祖先自 16 世纪就在瑞典国王的*队军**中服役。在西伯拉的罗卡农场，人们会派一名男性出征，并上缴一匹战马，以换取政府免税。自 18 世纪起，农场获得了更多的特权。我的父亲告诉我，几个世纪以来，只有一次，一家之主必须上战场，那是因为其他的男性都死了，他们也付不起钱让其他男性代替出征。幸运的是，罗卡氏的祖先活着回来了，要不然，就不会有今天写这本书的我了。”

从自治到独立

在成为俄国的大公国之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给予了芬兰自治权。1809—1917 年芬兰曾是俄国的自治领地。很特殊的一点是，当时的每个芬兰人都是自由人，而直到 1861 年俄国绝大多数的农民还是农奴身份。芬兰保留了双语制度（将瑞典语作为官方语言），同时芬兰也保留了瑞典的立法和自己的议会。很多芬兰历史学家，例如马迪·克林格教授认为，在俄国统治下的自治时期是芬兰国家的真正开端。19 世纪，我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开始欣欣向荣，凝聚起了民族精神。著名的芬兰作曲家让·西贝柳斯、诗人埃伊诺·雷诺、教授艾里阿斯·隆洛特和建筑师埃列尔·萨里宁是构建我们浪漫民族主义文化的先驱人物。

随着俄国内部暴风雨式的革命爆发，芬兰在 1917 年获得了独立。我们国家有太多受压迫的穷苦的人民，他们相信共产主义会带来改变，同时他们支持布尔什维克。独立后的第二年芬兰就卷入了惨烈和血腥的内战，交战的双方为红军和*军白**（左派和*派右**）。随着德军前来支援*军白**，结束了 1918 年的这场持续了 4 个月的内战，但这场在国家创建之初发生的战争，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割下了深深的伤口，左派和*派右**用了很长的时间来修复割裂。

我们的国家依靠艰苦的努力保持了民主制度。建国初期，曾经有让芬兰成为君主制国家的方案，甚至出现了芬兰国王的候选人。但是我们最终选择了共和制，我们的首任总统是卡罗·尤霍·斯塔尔伯格。强权的总统加*党多**议会制度诞生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于 1939—1944 年在芬兰境内燃起了熊熊战火。芬兰和苏联作战多年，特别是 1939—1940 年的冬战变得有些传奇色彩，因为那时芬兰没有任何外援，完全是孤军作战对抗强大的对手。尽管芬兰割让了卡累利阿的大片领土，包括通往北冰洋的富庶城市维堡和东部的一些地区，但芬兰依然努力保持了独立。战后的芬兰贫穷且满目疮痍，除了战争遗留下来的孤儿、寡妇和伤残军人外，还有很多来自卡累利阿的难民。我们从那样的起点发展成今天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我的祖父阿尔维·罗卡（1900—1972 年）藏身于森林而躲过了 1918 年的内战。那时红军占领了该地区。阿尔维是在火车站工作的一个年轻工人，红军抓住了他，并命令他枪杀作战的另一方。他没法这么做，所以逃进了森林。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他告诉我们他靠喝石缝里的水和苔藓上的露水为生。那时还是春季，森林里没有莓果可以充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的祖父大约 40 岁。他的工作是保障科沃拉的火车站正常运营。该车站是通往东部前线的主要铁路枢纽。这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因为科沃拉遭到了严重轰炸。我的亲人遭受了战争创伤，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们一直生活在恐惧中。因为城市被战火烧毁，孩子们经常被送到乡下。在家里的时候，他们在地窖和防空掩体中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1933—1944 年，共计 7.2 万名芬兰儿童被送往瑞典躲避战乱，我的母亲就是其中之一。”

今天，我们和 20 世纪初一样，处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之中。独立意识根植于我们的文化当中，很多经历过“冷战”的人仍很难把国外的影响视为财富。尽管和苏联有一些冲突，但整个冷战期间，芬兰和所有邻国的关系都相当友好。乌尔霍·吉科宁在其执政的 1956—1981 年奉行和平与和缓的外交政策。因此，芬兰保持了中立的地位，并没有加入北约。1975 年在赫尔辛基召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使东西方阵营在安全、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实现了和解。1991 年前后一系列连锁型重大事件的发生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与原东方阵营国家的贸易停滞。全球经济衰退沉重地打击了芬兰，银行倒闭，国家处于破产的边缘。政府不得不做出大量节省、削减开支以及其他困难的政治决定。之后，芬兰开始在西方找到了新的市场。1994年，57%的芬兰人投票赞成加入欧盟，芬兰于次年正式成为欧盟的成员国。

“我们漫长的苦难和饥饿史也是孕育黑色幽默的绝佳土壤。很多深受欢迎的芬兰作家深谙此道。比如，作家亚托·帕西里纳的《当我们一起去跳海》是我读过最有趣的书之一。还有罗莎·里克索姆也是运用黑色幽默的高手。这可能是芬兰人哲学的一部分——悲观主义者永远不会失望。例如姆明家族的‘我们时刻准备好应对糟糕事情的发生’这种态度帮助我们度过了数个世纪。

静默的喜悦可能来自我们不为成功大肆宣扬的态度。调查显示，非物质层面的东西同样令芬兰人快乐，比如健康、家庭和朋友。因为喜怒形于色不是我们的传统，我们有时难以理解究竟为什么地球上的一些人把我们列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让我们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芬兰谚语云：幸福的人必须学会隐藏幸福。”

经历了血雨腥风般的历史，芬兰在过去的 50 多年里积极地为和平而努力。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和平与稳定是我们的核心价值。很多国际会议与和平协商都在作为中立国的芬兰举行。芬兰总统马尔蒂·阿赫蒂萨里还于 2008 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因为在纳米比亚独立、印度尼西亚亚齐的自治、塞尔维亚从科索沃撤军和北爱尔兰的非军事化问题上发挥的领导性作用而获得该奖项。

芬兰的议会制体系非常稳固。我们现在处于全世界最稳定和最廉洁的国家行列。大部分的权力基于信任，媒体和公众有批评执政者的权利。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自由地对执政政府行使这项权利。与之对照的是，芬兰总统通常获得更多正面曝光。总统由全体公民直接选举产生，最多可以连任两届，即一共 12 年。芬兰总统不再拥有特别多的实权，但他深受人们信任。我们的第一位女总统塔里娅·哈洛宁非常受欢迎，她在 2000—2012 年担任总统。现任总统绍利·尼尼斯托也是一位深受芬兰人民喜爱的总统。他从 2012 年开始担任总统并在2018 年连任。

语言和文字

绝大多数芬兰人（89%）说芬兰语，该语言属于芬兰-乌戈尔语族。另外一种官方语言是瑞典语（5%）。被拉普兰德地区的人们使用的萨满语（0.04%）也有其特殊的地位。除此之外，罗曼语和芬兰手语作为母语在芬兰人的课程中也占据一定的地位。芬兰语在国境内的绝大多数地区占主导地位。瑞典语人口居住在芬兰的西部及南部沿海地区。芬兰语是仅存的为数极少的芬兰-乌戈尔语族的一支。爱沙尼亚语、西伯利亚语的部落语言以及匈牙利语都属于该语族。绝大多数的欧洲语言（巴斯克语除外）都属于印欧语系，例如德语、拉丁语和斯拉夫语族。

芬兰语书写方式的诞生要归功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瓦萨。他信仰路德宗，并要求所有的人都应该能够用自己的语言阅读《圣经》。由于芬兰语一直没有统一的书写方式，一直到1543 年，米卡埃尔·阿格里科拉编成了一套芬兰语字母。芬兰语有很多方言，阿格里科拉需要决定采用哪种通用的方式书写芬兰语。最后，他结合了不同方言的特点并采用了拉丁语的拼写方法形成了芬兰语的书写方式。1548 年，阿格里科拉把《圣经·新约》翻译成了芬兰语。

几个世纪以来，伴随着宗教改革，路德宗教会在推广读写能力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获准结婚之前，每个人都必须能够阅读《圣经》。学校强制每名学生参加成人礼，并且每个人都必须成为某个宗教的成员，路德宗教会成员占了 90%以上。皈依其他官方宗教例如东正教的芬兰人仅是少数，他们主要居住在靠近芬兰东部边境的地区。一直到 1923 年《宗教信仰自由法案》颁布之前，每个人都必须归属于某个教区。

曾经，所有的贵族和上流社会都只说瑞典语，芬兰语被认为无足轻重，是低贱的语言。一直到 19 世纪，芬兰语都被认为对高级思维、科学、文化和艺术没有什么用处。直到 1892 年，芬兰语才被赋予和瑞典语同样的法律地位。由于芬兰语易于拼读，再加上路德宗教会的努力，在 18 世纪晚期，芬兰人的识字率已经超过 50%，到了 19 世纪中叶则在 80%~90%。官方的数据从 1880 年以后才有，那时芬兰人的识字率已经达到 97%了。那时市镇里还没有固定的学校，读书识字的教学任务由流动学校来完成。

“我的祖母于 1904 年出生。她不太会写字，但是她喜欢读书。她只接受过 4 年的正规教育，是在流动学校里完成的。流动学校的老师从一个村庄迁移到另外一个村庄，因为当时没有固定的校舍。”

芬兰语的特点

芬兰语有一些有趣的特点（芬兰-乌戈尔语族的典型特点）。首先，通过添加单词后缀和结尾表达不同的语法意义。其次，芬兰语没有冠词，例如：“一个家”是“koti”，“在家”是“kotona”，“从我家里”是“kotoani”，“回家”是“kotiin”，“在你的家里”是“kodissasi”等。

芬兰语当中也有类似英语中介词的词汇，但大多数介词放在单词的后面，而不像英语介词那样放在前面，例如：“你家对面”是“kotiasi vastapäätä”，“和Kirsti一起”则是“Kirstin kanssa”。它们被称作后置介词。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把单词组合起来，如果把所有后缀都加上，会形成非常长的合成词，例如：“在火车站”是“rautatieasemalla”。极端情况下，一个合成词可能非常长，比如：“lentokonesuihkuturbiinimoottoriapumekaanikkoaliupseerioppilaani”（意为：我的飞机喷气涡轮发动机助理机械师学生），这个词已经很难翻译了，而且在芬兰语中也极少被使用。

此外，芬兰语中没有性别区分。人称代词“hän”可以用于指代“他”或“她”。所以，芬兰人说英语时，有时会不小心错误地把男士称作“她”，或把女士称作“他”，因为我们已经习惯用一个代词指代男性和女性。和英语一样，芬兰语中也没有语法上的性别之分，也就是不分男性、女性和其他，而法语中的“la/le”或德语中的“der/die/das”就显示了性别之分。

和某些美洲的原住民语言类似，芬兰语中也没有将来时态。我们不说“我明天将去那儿”，而是就说“我明天去那儿”。从这个角度看，芬兰语相当实用，因为句中的“明天”已经指代了未来。

单词拼写易如反掌

虽然芬兰语看上去难，但它也有简单之处。因为芬兰语是语音性强、易于拼读的语言，所以它的拼写非常清楚明了。字母拼写采用拉丁字母，除了斯堪的纳维亚语言中的元音“ä”和“ö”。芬兰语单词中的每个字母都对应相同的发音，每个发音对应的也都是相同的字母。例如，英语单词“cat”“walk”“car”“salt”，虽然每个单词中都有字母“a”，但“a”在每个单词中的发音各不相同。

总之，芬兰语的拼写就像是一种算法。芬兰语的书写几乎没有任何不规则现象，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芬兰儿童认字那么容易。在芬兰组织单词拼写比赛没有意义，因为怎么拼写一个单词再清楚不过了！

沟通方面的文化挑战

芬兰语单词中的重音总是落在第一个音节上。芬兰语没有语调，甚至在疑问句中也没有升调，这就是为什么芬兰语听起来有些单调。疑问句中或者有一个疑问代词，或者有一个疑问句的后缀，表明你刚刚听到了一个疑问句。“Tule kotiin!”是“回家！”，“Tuletko kotiin?”还是同样的语调，却是问句：“你回家吗？”（你可以听听http://tasteofinnish.fi/finnish/上关于芬兰语的发音。）正因如此，芬兰人说英语时听起来有点笨拙，却很容易被其他人听懂。

芬兰语是一种非常务实的语言，它重在表明语义和内容，修饰性的小词经常被省略。比如极少使用“请”字，所以听起来有点粗鲁。我们在说其他语言的时候，有时会忘了使用该语言中表示礼貌的小词，所以我们的英语有时听起来也有点粗鲁。

沉默是金。善谈在芬兰文化中通常评价不高。这可能源于我们的历史，过去在学校里甚至禁止使用芬兰语。政府官员和统治者都使用瑞典语或俄语。长期地处偏远地区以及历史上总是出现居心叵测的不速之客，使得芬兰人认为话太多可能是危险的。

人们可以忍耐相当长时间的沉默，和他人在一起时保持沉默也不会被视为无礼。女性一般比男性善言辞，这也体现在劳动力的社会分工上。这仅指在非正式场合，在正式场合中，男性常常占据更多的话语时间。

尽管我们在学校都必须学习芬兰语、瑞典语和英语（通常还有第四门语言，例如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或俄语），但我们所学的其他三四种语言都是“哑巴语言”。芬兰人宁愿什么也不说，也不愿说错！多余的手势或大声说话都不是芬兰的传统。然而，我们的年青一代已经生活在一种新的文化当中，部分缘于全球化和国际交往，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社交方面游刃有余。

“我有时会在公共汽车上目睹隐性的文化冲突，比如车上一群刚来不久的移民大声说话，并占了很多位置。除非青少年或喝醉酒的人，否则芬兰人极少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大声说话或大呼小叫。在这种情况下，芬兰人尽管什么也不说，但他们的微表情非常丰富，试图传达出上述行为打扰到了他们的信息。虽然他们不当面说出来，却可能拿出手机在社交媒体上抱怨一番。

电影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在他杰出的获奖影片中展现了芬兰人沉默和内向的特点。这为我们引入了芬兰语言文化的另一个秘密——字幕。很多孩子在上学前就学会了阅读，因为所有国外引进的电视节目都有字幕。我们几乎不对国外的电影、电视节目进行配音，所以我们也会听到很多种外语。”

芬兰教育史一瞥

芬兰最大的大学赫尔辛基大学于 1640 年在图尔库建校。当时这所瑞典语大学被命名为“图尔库皇家学院”。1828 年，也就是图尔库城市大火发生的次年，这所大学迁至赫尔辛基——当时芬兰大公国的新都城，大学被更名为“帝国亚历山大大学”（1828—1919 年）。在随后的 90 年当中，高等教育主要集中在赫尔辛基。在拥有自治权的这段时间里，芬兰建立了自己的民族意识。很多有影响力的人物都是赫尔辛基大学的教授。其中之一就是我们的哲学家、政治家并且后来担任芬兰银行行长的约翰·斯内尔曼。他不遗余力地强调学习和教育作为构建芬兰社会主要因素的重要性。其他的教授还包括芬兰史诗《卡勒瓦拉》的编写者艾里阿斯·隆洛特、芬兰的民族诗人约翰·路德维希·鲁内贝里和芬兰童话故事作家萨卡里亚斯·托佩利乌斯。

因为历史上有段时间依照惯例，俄国王储在成为沙皇前要兼任赫尔辛基大学的校长，所以在整个自治期间，俄国沙皇对芬兰学术界的一举一动非常清楚。学术界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在绝大多数时间也是很紧密的。学校和人们的受教育情况被高度重视，同时我们也珍惜自己的语言。

赫尔辛基大学的第一个教育学教授职位设立于 1852 年。因为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胜任该职位，所以斯内尔曼担任过一段时期的教育学教授，直到萨赫里·克莱维在 1862 年被聘为教授。赫尔辛基大学的教育科学非常偏重理论，主要基于哲学。

全民基础教育

乌诺·齐格纽斯被誉为芬兰教育之父。他关于学校制度的计划和著作构成了芬兰公共教育体系的基础。他推崇不分性别和社会出身，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接受教育。齐格纽斯还规划和支持建成了一所教师培训学院，并一直担任学院院长到1869 年。齐格纽斯获得了参议院议员，特别是约翰·斯内尔曼的支持，后者也是“芬人运动”（提高芬兰语的地位）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齐格纽斯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欧洲各国旅行，他甚至还去了阿拉斯加。他的这些旅行给了他有关新的芬兰教育制度的灵感和想法。他坚信，女性的教育对贫穷的社会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投资。

1866 年，当第一批师范学位被颁发后，芬兰的基础教育体系在 19 世纪 60 年代被逐渐建立起来。面向所有人的基础教育是四年学制，但不是强制性的。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 1921年，芬兰的第一部《义务制教育法》颁布。这意味着，7~13岁的适龄儿童都必须接受从一年级至六年级的国民学校的教育，市政府负责建立和维持学校的运营。

1898 年，全芬兰按照学校和家之间的距离划分了学区，规定学校与家的距离不能超过 5 公里。如果距离超过 5 公里或者上学的路途艰难，学校必须为孩子们提供男孩和女孩分开的宿舍，这样孩子们可以在上学期间住校。1948 年全芬兰开始为所有学生提供免费午餐，这成为政府的义务。

后来，旧的学校体系被分为独立的基础学校（小学）和含有文科中学的文法学校（高中）。学生只有完成文法学校的学业才有可能进入高等教育。由于文法学校入学竞争非常激烈，并受申请学生父母的社会地位的影响，工人阶级的孩子常常只能进入基础学校学习，之后通常在职业学校继续学习。

人人平等的机会

一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芬兰人的受教育水平都相当低。虽然识字率很高，但只有 10%的芬兰成年人接受过超过九年的基础教育，能获得大学学位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在平等和社会公正思潮的深刻影响下，新教改的计划在20 世纪 60 年代正式启动。新的综合性学校（一贯制的小学初中）的核心思想是：不论家庭背景、生活环境和志向，所有学生都必须接受九年一贯制教育。所有学生都在同样的学校和同样的班级里读书是一种全新的理解教学的方式，尤其是它提供了平等接受教育的新模式。这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激烈的讨论。

为了推动平等，基础学校的制度在 20 世纪 70 年代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更现代化的九年制基础教育制度。改革于 1972 年首先在芬兰北部实施，之后于 1978 年扩展到芬兰南部。基础学校变成了设有一年级至六年级的小学，并成为新的一贯制学校体系的一部分。1970 年起草的基础教育阶段的全国性课程标准为所有教学工作提供指导，保证所有的小学和初中都是类似的，并对所有学生免费。同时，教育体系为学校提供了因材施教的工具。例如，语言和数学被分为三个等级：基础、中级和高级。1985 年，当所有的学生都是按照同一个标准开始他们的学习时，难度分级制度被取消。之所以取消难度分级制度主要是因为高级课程都是条件好的学生在选，这会导致平等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进一步被弱化。

芬兰的孩子们上学时间短、家庭作业少，他们直到 7 岁才上学。一直到高中，学校都提供免费午餐。小学和初中的学习用品也都是免费的。课外请家教的情况很少见，家长不用额外支付孩子在校内的特别辅导费用。义务教育阶段收费是非法的，因此，甚至少数的私立学校也是免学费的，它们可以根据学生人数从市政府得到财政支持，同时也在做一些筹款工作。

师范教育隶属高等教育

乌诺·齐格纽斯认为，要建立芬兰语的基础教育体系，师范教育必不可少。1863 年，在于韦斯屈莱市成立了教师研修班以开展芬兰语的小学教师师范教育，齐格纽斯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同年，在赫尔辛基的帝国亚历山大大学开始了科目教师的培训工作。最开始，教师培训工作非常重视实际和规范，强调教授基本的公民技能。以瑞典语和芬兰语授课的师范教育自 1873 年起隶属高等教育，男女学生都可以学习。1976 年，小学全科教师的师范教育也转由大学来提供。

自那时起，所有的全科教师都被要求接受本硕连读的师范教育。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因此芬兰全科教师的受教育程度多年保持全球第一。现在，如果没有硕士学位是不可能获得永久教职和对应的全时工资的。

1995 年，幼教的师范教育工作也开始由大学来承担。自此，幼教教师被要求获得学士学位。虽然芬兰儿童 7 岁上学，但 6 岁就开始接受学前教育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幼儿园老师负责学前教育。早期儿童教育没有以科目区分的标准，市属公立幼儿园为 3~6 岁的学龄前儿童提供非正式的、轻松活泼的早期儿童教育。芬兰的教育系统完全依赖于受过高等教育的教师群体。芬兰不用外部的标准化考试测试学生以评估学校的绩效，也没有相应的检查机制。芬兰教师的自主权很高。

芬兰的科目教师通常除了需要完成本学科的硕士教育课程（例如历史和数学）之外，还常需要在一年内完成师范的教育课程。他们也可以在单科科目学习的初期就选择已经包含了师范教育课程的模式。芬兰全国只有 8 所大学设有师范学院，想要参加这些大学开设的教师教育计划是十分困难的。师范专业的全科教师（小学教育的一年级至六年级）是最受年轻人喜欢的职业之一。所有报考的学生都必须参加笔试，一小部分通过笔试的优秀学生再参加一次面试。每年有超过 2 000 名学生报考赫尔辛基大学的全科教师专业，只有 120 名最优秀的学生被录取。全科教师专业的师范学生要完成 13 门科目的学习，其中的主要科目是教育学（有 100 名学生被录取）或教育心理学（只有 20 名学生被录取）。学生需完成高质量的硕士毕业论文。在我们学院，很多优秀的博士生和博士后都率先获得了全科教师的硕士学位，比如本书的合作作者。

目前芬兰的师范教育侧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型教育模式。学士和硕士学位都包括在职培训阶段，但主要的学习仍在大学内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