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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竹师范学校大门
原题：吾生最重是师范
作者：胡滔
又到人间芳菲四月天，又是万源东梨花开时节，前些天邀请李增吉老师又来东梨村写生，老师说已经到了昆仑山，“东梨问师焉，已上昆仑去”。李增吉老师是我念读大竹师范时的美术老师，那时的李老师年轻帅气，正值当年，又是十大元帅像《*荣臻聂**》的作者，已经有了名气，但是老师低调得不当回事儿，仅仅只是我们的老师而已。我进入大竹师范学校，毕业后教了六年书，又转战金融，其间又进入四川银行中专学校、西南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等不断学习，也算学习不辍历经沧桑，然吾生也有涯，吾学也有涯，吾生最重是师范。
笔者与美术老师李增吉
（1）莫得选择的师范成为最重的烙印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读师范其实是很光荣又迫不得已的事情，于我也是莫得选择又是彼时彼境最佳的选择，说光荣是因为那些年初中毕业是先录取师范，再招录中专，最后才是高中，说迫不得已是我也有大学梦，一旦踏入师范大门，大抵是当个小学老师，也许从此就深居乡野潜龙勿用了。我的父母是大山里躬耕垄亩的农民，我考上师范后，很多费用便由国家负担了，甚至每月还有30斤粮食30元生活补贴，大竹县政府每月还另外补贴2.5元，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父母的辛苦，师范毕业后回乡教书，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可以自食其力，还可以帮助父母改善生活状况，因为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在念书。也许可以说我进入大竹师范时就是我“懂事”的时候了，想想我们那代人，十多岁的年纪已经不自以为是懂得感恩懂得体恤父母了。
那时的达州（达川地区）还包含巴中市全境和广安市邻水县，差不多每个县都有师范学校，入学那年我所在地的达县师范因为校园建设没有招生，我们差不多100人便被分配到邻近的大竹师范。
去大竹师范上学是父亲送我的，先从龙滩乡老家的山上坐车65公里一路巅跛下到达县城，再转坐客车72公里沿着汉渝公路到大竹县，只记得通往大竹的路长且直，一路兴奋一路新奇，很快到了大竹城。大竹城地势比较平，建筑也不高，只是没有河，学校在县城偏东南的一个地方，远远的可以看见学校在公路边一段围墙之内，一个有点造型的校门上“大竹师范”四个字也不是怎么显眼，从大门进去，学校也不大，那个操场甚至没有圆形跑道更没有足球场，一些不多的老旧建筑密匝匝的样子，这所诞生于抗战烽火岁月的大竹师范学校，从此给我烙上深深的印记。
从乡下走出来的我还不知道什么“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更没有毛*东泽**当年离家求学那种“埋骨何须桑梓地”的超大气势，只是觉得离开老家可以长更多见识学更多知识。到了大竹读书也增知道不少新鲜的东东，比如第一次见到并吃到藕，第一次知道地瓜不像红苕而是要像四季豆一样牵藤的，知道老荫茶水可以治感冒的，最为新鲜的事情是每次的吃饭，拿着学校每月32.5块钱菜票的生活补贴，感觉厨房简直是天堂，琳琅满目林林总总的这也想吃那也想吃，最好吃的是大竹一带蒸出来的“水滑肉”，看着黄澄澄的，与老家的“滑肉”酥肉大不相同，吃着特别的酥滑爽口，特别的引我食欲勾我馋虫，至今犹记。
《高等数学》老师邱本达
（2）杨老师“逼”我们“憋”普通话
大竹师范历来以治学严谨出名，入学就可以感受到，学校政教处和团委是管理纪律的，还有学生会，班委会，学习上要评比“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体育不达优不能评，德育分不达优不能评，还要公示，非常严格。学校经常进行各种评比，比如清洁卫生评比，交叉检查时发现桌椅旮旯缝缝有灰尘的话就要被扣分，如果寝室床被没有叠整齐也要被扣分；纪律评比时，上课迟到早退要扣分，睡觉时间说话要扣分，打饭不排队要扣分，晚上关灯后没有回到寝室也要扣分等等。
我们每个级各有4个班，差不多每个班50人左右，大竹和达县同学各占一半。学校安排学习的课程多老师也多，那时的老师是很让人记忆深刻的，有最让男学生痴迷一片的心理学美女老师陈华，有教学严格得让200个学生超过170人有补考记录的《高等数学》邱本达老师，光文字类就有《汉语基础知识》、《文选与写作》等，普通话就是那个时候才学的，教学《汉语言文学基础知识》的周晓莉老师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老师，除了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一手漂亮的小楷，在那个懞懂的年纪最吸引人的是她的年轻漂亮与冷艳。
如果普通话也是周老师教的话，估计我们那一帮小男生会趋之若鹜，恰巧教普通话的偏是一个年纪略大的杨光志老师，杨老师要求之严格是最让人记忆深刻的，他不仅要求课堂上讲普通话，难为的是要求我们课后也必须讲。我们达州属于川东地区，即使是四川话川东口音也是属于十里不同音的，我们老达县又分铁山外口音，铁山内口音，铁山内又分“麻（柳）大（树）亭（子）”口音和城郊口音，还有安仁乡一带特有的老长沙话，有的分不清“h”与“f”，有的分不清前后鼻音，有的分不清上声和去声，我们笑大竹同学把“哪儿去”偏要说成“哪儿克（音）”，大竹同学笑话我们达县同学把“吃饭”说成“切~饭”，让我们大家感到很是新鲜很是有趣，形形色色怪七怪八的口音统一学习普通话就出现各种发音组合，往往弄得课堂是哄然大笑。
课堂集中学习要求普通话也就罢了，杨老师要求课后时间不说普通话要被扣日常考核分1分，纳入期末成绩考核，扣到不及格就要参加补考，参加补考是很没有面子也很麻烦的事情的。杨老师的严肃与严格给同学们带来压力与乐趣同在，下课时间偶然碰到杨老师，最记得那些“瞬间遗忘”不问候老师颇失礼貌问候老师不说普通话就要被“扣大分1分”的尴尬，差不多的同学为防止瘪脚的普通话在杨老师面前显形被扣分，只要远远的看见他老人家就如同老鼠*猫猫躲**一样避开。从随口而出的乡俗俚语“憋”成难受的普通话真是件很难受的事情，现在想想杨老师如此之负责，是我一生遇到的老师中最为认真的，不管我们现在的普通话水平如何，真的应该感谢杨老师“逼”着我们“憋”学练普通话那份执着与严谨。
《心理学》老师陈华
（3）艰难的抉择--弃“美”从“音”
大竹师范让我最为腹诽与难受的是美术与音乐的分科，第一年美术与音乐都可以学习，二年级起便只能在美术与音乐间选择其一了，鱼与熊掌不能兼得让我的人生因此改变。记得入学前，父亲教导我说“学师范讲究的是吹拉弹唱能写会画能说会道”，父亲没有读多少书，但是他举例周围的老师大多具有这些本事的，我也把这“大多”具有的本事作为师范三年要达到的目标。
学习美术正好遇到李增吉老师，那时的李老师年轻帅气，他的寝室在阅览室下面，寝室外面花台有一棵不大的柳树，远处操场边有一棵枝繁叶茂的黄桷树，李老师经常坐在一个简单的小木椅子上，旁边摆上一地的画笔颜料，小幅的画纸铺在画板架上，对着那棵柳树或者黄桷树画呀画的，李老师时不时东抹西涂，又或半小时不动笔，像在思索，又像在等待，等待那一抹阳光斜照，或是在等待那个雨珠积涨，老师就是那么专注，他的内心是那样的宁静，那种对艺术的痴迷和追求就是让我记忆深刻的，我去阅览室的路上经常静静的看着他画画，不忍打扰半句。想想这也是当年我弃学美术的一个心理动因，那时觉得，如果到时候老了，一个人梳着艺术型的长发，背着艺术性的画框，总是坐着静静的站着也静静的画着也静静的，那是否是一种孤独。
其实我一直喜欢美术，也长于美术，日常的美术成绩大多可以在95分左右，但是音乐却只是一般，大约只是75分。当时的大竹师范每年可以有两个名额保送至西南师范大学继续升造，我突发奇想地想去争取那二分之一，当然我也是有基础的，第一学期第一学年我是全校第3名，又是“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为了提高我的综合成绩，决定“爱好”为“目标”让路，因此便选择弃“美”从“音”了。这件事也让自己懂得有些规则是别人制定的，虽然你鱼也喜欢熊掌也喜欢，你只有选择，只有适从，人生就是那样，有些东西再是喜欢你也必须选择放弃。
放弃擅长的美术去学习音乐其实是个很痛苦的事，教音乐的郑老师要求很严，每次上课先是“咪咿呀啊”的练声，好在是刚开始大家集体起立齐声合练，我可以勉强混在里面故作腔调的“滥竽充数”，郑老师渐渐的要求每个人“听声辨音”就让人难堪起来，她按下一个钢琴键或者一节拍两节拍曲子，甚或敲击一个两个黑键，高低半音而已，就要我们说出是什么“调”什么“音准”，甚至要哼出来唱出来，唱不出来的时候那真叫人无地自容。最喜欢的是音乐欣赏课，老师叫我们闭上眼睛静听，随着她的引导和提示，我们渐渐可以知道音乐所表现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和故事情节了，我们也从开始离“音”万里到后来渐入佳境，大抵可以和着节拍唱出曲子了。老师几乎是不会教我们唱流行歌曲的，教唱的净是“长亭外，古道外”的《送别》，抑或是《五月的鲜花》，再后来我也可以弹一曲《金蛇狂舞》或者《春江花月夜》，迎来同学们满是赞许的目光了。虽然后来保送西南师范大学的名额缩减了1个，我也没有争上，音乐也学的不伦不类，最可惜的还是我放弃了美术，也许从此失去了一个可以成长为画家的我了。
其实，除了美术与音乐必须选择其一之外，其它科目都是可以兼学的，我最喜欢的便是书法了，书法老师是王诚麟，他主教的是颜体字，我觉得颜体字太肉了，形体是好看，总是胖了一点，总是觉得没有柳体字有“骨”感，于是便颜神柳骨的方向去练写，居然得到老师偏爱和认可。一个认真练字把颜体写得很好的同学每每被老师评分都不及我的高，那个同学很认真也很不服气地拿着我的卷子交给王老师，要老师“给个说法”，记得王老师说，“你的也不错，但只是形似，人家写的形状不一定及你，但是属于神似”，从此那位同学便不再争辩，一心练习“神似”了，后来这个同学成长为一个市级保险公司的老总。
大竹师范念书时代留影
（4）春游野炊吃饺子居然难忘
好在我就读大竹师范是认真念书的心态，从来没有觉得是去混毕业出来教书就行了，我属于成绩“好”的那一类学生，记得第一学期我名列全校第3，班级第2，全校第1名的后来成为企业老总，全校第2名成为中学校长，第3名的我没有被保送，只好悻悻的回乡教书，几经辗转，勉强混成一个银行高管，这是后话。
大竹师范那些年，学校非常鼓励课外活动的，当然参加课外活动要另外收一点费，老师常讲“艺多不压身”，技艺就如同《封神榜》里面那些个神仙的“打神鞭”、“照妖镜”等，父亲也鼓励我要多才多艺多学习，我便省吃俭用参加了“照相”、“收音机组装”、“围棋”和“文学社”，虽然没有学的那么深入，但是作为一种业余爱好培养甚至影响一生的。特别是围棋，在那个年代是比较超前的，学了一点皮毛下来，与同学之间进行一场“实战”，时间差不多两个小时，十几岁的年纪，真的可以佩服一下的。最超前的还是跟着班主任学习计算机，那个年代只能玩弄“286M，386M”之类的，现在随便一部手机已经是256G了，时代的进步与变迁已经让现在的小孩子觉得难以想像了。
除了课外兴趣小组培训，最让人高兴的是户外游活动，学校组织，班级组织，同学自发组织，春游的频率是最多的。大竹县的地形属于浅丘，呈“三山两槽”分布，没有高的山，也没有大的河，整体地势较平，耀眼的景点不多，经常去的是五峰山竹海公园，漫山遍野的竹子被风一赶随风起浪，竹叶呼哩哗啦作响，在竹林间可以看见雾气氤氲，可以听见阵阵涛声，亦仙亦幻，真是如海浩瀚，林野间山花烂漫，浸人心脾，芳香四溢，真的让人心旷神怡。
最记得有次春游加野炊，已经忘了那山花如何的烂漫，已经忘了那些个女同学如何的花枝招展，已经忘了那青葱岁月的单纯与美好，只是记得大家动手包的饺子最好吃，我是第一次吃呀，也许因为那个年代的贫穷，生活物资的匮乏，在老家只是吃过面条，就不曾吃过饺子和包面--那夹有肉的面。
大竹师范念书时留影
（5）翻译形象的班主任曹老师其实很好
我们的班主任曹林老师其实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同学与之年龄相仿，因为那时考上师范也挺不容易，有的同学甚至是“复读”几年才考上。曹老师瘦瘦的，个子也不高，经常喜欢穿着一件咖啡色带暗格子的西装，戴着一幅较好的眼镜，甚至有点像抗日神剧里面那些个日军翻译的样子。
记得我那时也已经近视了，也不知道需要先测量视力度数或者是为了节约些钱呗，父亲带我在路边店戴着试试觉得还可以花5元钱就买了一幅，曹老师的眼镜度数高，但是镜片要薄的多，肯定要贵不少钱。曹老师其实也是刚刚毕业分配来校教书的，记得有的胆大胆肥个子也还比较高的女同学甚至敢和曹老师争执，现在想想也许那些个女同学是故意在找曹老师的碴与老师搭话的吧，曹老师总是显得有点腼腆和羞涩，或者是出于老师的儒雅，态度总是比较谦和与友好，也成为*日我**后当老师对待学生所遵从的方式。
我们86级其他三个班的班主任年纪相对比较大，曹老师最为年轻，管理经验肯定不如那几个老道，但是曹老师带给我们一些新的东西新的模式，成就了我们班另外一种个性发展，就拿成绩来说，学校前三名我们班就占俩，班级评比我们反而占优了不少。一学期下来，曹老师*功论**行赏般，第1名成了班长，我是第2名成了学习委员，后来班长升任学生会主席，我又成了班长，那时我就懂得，所谓得到认可与尊重是要靠自己努力的。
学校的教学楼只有十几个教室，三年级的在最下面，出入最为方便，新入学的在最上面一层，大概是学校约定俗成的。刚入学时，每每到了上晚自习时间，没有老师讲课时，曹老师时常会不定时的偷偷地躲在角落里观察我们的动静，也有被抓了“违纪”现行被批评被处罚的，班主任最大一个权力是掌管德育分，德育分不及格是不能毕业的，所以大家是比较尊重曹老师的权威的，但是曹老师对同学不是很计嫌，譬如那些个男同学女同学和他争执几句，他也不当回事，很快又和同学们友好地打成一片，有时还在早上6：00带我们跑早操，或者邀约几个同学在他家里给我们讲易经，还给我们讲他拿手的计算机和围棋，算是“免费”授课了，最记得的是他组织我们去春游和野炊，因为年纪大一点的其他班老师凭经验担心出现安全问题，总是少于开展类似活动，曹老师属于初生牛犊那种，我们也乐于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6)不想说的毕业季
临近毕业时，是我们最为难受的，记得离校那天，学校为我们达县的同学组织了三辆大客车，大竹的同学全都前来相送，女同学们相拥而泣伊伊难舍，煽情一点的男同学噙着泪水和老师、同学一一握别。
三年同窗，来自大竹和达县的全班50个乃至全校200个同学已经建立起了相当的友谊，男女同学爱恋与暗恋表白与埋藏也好，男同学曾经的争强好胜恶语相向拳脚相加也罢，班与班之间的优胜与落后批评与表扬也好，那些个第1名第2名第49名第199名甚至留级1个没毕业也罢，昨天的我们还好好的在一起，俱往矣，从此各奔东西在水一方也许就老死不相往来永不相见了！
Ade，我们曾经喧闹不已的校园，我心中的百草园，Ade，我们的大竹师范，我的师范生涯，Ade，我们的老师们，我的同学们。
2001年，师范学校进行全国性改革，大竹师范并入大竹中学，我的同班同学再后来成为大竹中学校长。
2023.4月大胡郎士于达州
作者简介：胡滔，生于1970年，四川省达州市人，高级经济师，重庆师范大学MBA研究生，万源农商银行监事长，达州市金融协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