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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德黑兰：这次疫情真的让我害怕
李睿（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
作者李睿在德黑兰采访伊朗外长扎里夫
2020年3月6日，伊朗今天新增591确诊病例，死15人。
一早上房顶连线，在房顶上眺望，感觉到春意盎然，暖暖的阳光，远处一片片青草地。街上很安静，人很少，车也不多。所有的学校都放假了。
3月19日就将迎来伊朗的新年努鲁兹节，但这个新年注定要冷清地度过。非常想念新年前街上的热闹景象，有卖金鱼的小贩，到处是漂亮的七色年鲜桌。我们每年都会跟随伊朗人过跳火节，带着孩子们放孔明灯和烟花。新年假期，我们都会回国探亲和家人相聚，而今年注定要分离。
不知道这次疫情什么时候能过去？疫情过后，伊朗又会有哪些改变？我们会做些什么？我想我会马上回去，和家人团聚。
一想到马上要和孩子们分离，我就有点难过。从他们出生后，我们就从没有分开过。但是随着伊朗疫情的迅速扩散，我还是劝说先生先把孩子们带回国内，他们很有可能会乘下一班包机回国。使馆人员告诉我，应该会很快，让我做好准备，等候通知。
其实在伊朗宣布发现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那一天，我就知道情况不妙。先生说他要等一等跟我一起走，再说伊朗的情况不一定会像我想得那么糟糕。可是接下来，伊朗的疫情一天比一天严重，我们天天为是否要回国争论不休。后来，各国开始暂停到伊朗的航班，我们意识到，想走也走不了了。于是，听到大使馆安排包机送侨民回国的消息，我赶紧报了名。回去也有风险，先生担心在飞机上被感染，又怕孩子们被隔离十四天会不适应。我们为此很纠结，一直在讨论到底该不该回去。其实，在伊朗的很多中国人家庭几乎都是差不多的心情。
3月4日，中国南航的包机将第一批中国留学生送回兰州。3月5日一早醒来，我就看到兰州的同行发给我的信息，说第一批从伊朗返回的146名中国侨民中，有30人确诊，我的心情开始沉重起来。
在伊朗的中国媳妇们建了一个群，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这事。大部分中国媳妇选择不回去，因为她们的丈夫孩子都在这里；有人想回去，又害怕飞机上被感染。有朋友在群里感叹，现在伊朗的生活完全被打乱，以前开心地和朋友喝咖啡、聚会、运动、爬山，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像只老鼠躲在家里，提心吊胆。
儿子所在的德黑兰幼儿园
我做完连线下楼开始做饭。疫情爆发后，我们辞退了保姆，自己负责每日三餐，先生负责打扫卫生收拾家务。第一天做完，他信心满满地说以后不用保姆了。那一晚他用消毒水把地擦了个遍，擦到晚上睡觉时说手疼。不过，接下来的几天，先生讪讪地说，疫情结束还是需要一个保姆，家务活实在做不完。我也觉得恼火，因为要工作，事情太多，每天还要做三餐，花很多时间。更不用说两个孩子年纪都小，需要大人陪着玩耍。他们的幼儿园2月中旬就通知停课，一直要到4月初伊朗新年假期结束，但是那时还不知道能不能复学。我叫孩子们来吃饭，看见先生在阳台上晾衣服，二宝在底下戴着眼罩晒太阳，说假装在海边呢。
我想起朋友的叮嘱，在飞机上千万不能去厕所，因为那里最容易感染，就给超市打电话，订了一些儿童尿布。超市的货品一直都很充足，唯一买不到的是消毒用品，连伊朗人最常用的84消毒液也一直买不到。我粗心大意，忘记提醒伊朗阿姨从超市订消毒用品，等我想起来的时候已经卖完。无奈之下，我只好在朋友圈里求救，有朋友看到送来了一些口罩、几瓶酒精消毒液，解了燃眉之急。
超市的送货员来了，先生提醒我戴上口罩和手套。送货员没有戴口罩，还向我抱歉说，现在订货的人太多，所以送晚了。我问他要不要给他一个口罩戴，他冲我一笑说，没事，我不怕。
手机响了，是伊拉克驻伊朗的一个记者哈吉姆。他问我有没有听说新冠病毒是美国人攻击中国发动的生化*器武**。我说有很多伊朗人这么猜测，但我没有看到中国有官方证实过。他洋洋洒洒地开始给我讲他的分析，我实在没有耐心听，就婉转地跟他说，我还在忙，他若有问题发我信息给就好。挂了电话，他在whatsup上一连发给我十几个链接，让我看看他的分析文章。
朋友在微信上联系我，让我帮忙问问中国个人捐赠物资到伊朗的流程；又有朋友问能不能翻译一首波斯语诗歌，贴在给伊朗捐助口罩的箱子上。这时，突然看到伊朗驻华使馆暂停捐赠的消息。短短24小时内，中国民众捐赠了400万人民币。以前中国和伊朗的交往主要在政府层面，两国老百姓都对彼此不了解，有很多负面印象，这次疫情，无形间把中国人和伊朗人的内心拉近了。但是，伊朗驻华使馆发布捐助信息，在伊朗一些民众看来，似乎意味着伊朗疫情已经告急，这和政府一直试图稳定民心的意图背道而驰，因此上述捐助被伊朗外交部紧急叫停。
下午，世卫组织代表在伊朗外交部与伊朗副外长举行会谈，邀请媒体参加。由于很多伊朗官员感染，我和摄影师商量，这种大家都拍到一样画面的场合，我们就不去了，等伊朗媒体朋友把画面发回来，我们再做报道。
我们已经冒过险了。伊朗卫生部副部长哈里尔齐在确诊感染前一天，还参加政府新闻发布，很多媒体都去了，其中有一位伊拉克记者疑似感染。
晚饭过后，孩子们洗澡上床，世界清净了。突然看到消息，伊朗资深外交官、伊朗外长扎里夫的高级顾问谢赫·伊斯拉米患新冠肺炎去世，我感到难过。2014年我采访过他，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当年他是在美国的学生领袖，扎里夫去听他演讲，那时扎里夫在美国读高中。他推荐扎里夫读国际关系，不要去读计算机专业，因为伊朗将来需要懂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人。1979年革命爆发前，21岁的谢赫·伊斯拉米在美国伯克利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革命后他最先返回伊朗，成为当时劫持人质的大学生们的发言人。后来他担任过伊朗副外长、议长拉里贾尼的外交顾问，也曾做过议员。
在伊朗生活了这么久，已经习惯了经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情。伊朗和美国之间，很多次似乎就要打起来了，我都没有担心过，但这次疫情真的让我害怕。我又想起前天和周轶君聊伊朗的疫情，她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安全？
这一下就触动了我。在伊朗什么是安全？以前伊朗人最怕战争，伊朗政权有非常强大的社会掌控力，有中东最多的导弹，有严密的情报监控，在伊朗所有的事情都围绕着政治和安全。但是，即使每一家医院都驻有安全人员，人们在伊朗有没有安全感呢？我想，对伊朗人来说，他们真正的安全感，不是严密的掌控体系给予的，而是来自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珍惜。
3月3日，首尔：办公楼里有人确诊的警报响了
杨鹏宇（律师，供职于韩国AI翻译公司，居住首尔）
韩国AI翻译公司办公室里以前都是人，现在空了，部分人在家办公
今天的新型冠状病毒仍然占了韩国新闻三分之二的篇幅。确诊者又增加很多，主要是韩国大邱的*教邪**组织“新天地”的信徒，还有附近的精神病院的患者。韩国政府要求该*教邪**组织交出信徒的名单，以便确认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人群，但有一部分名字遗漏掉了，这不仅让当地人担心，也让其他地区的人担心，因为这个组织在全国各地都有分点。迫于政府的调查和民众的压力，新天地的教主（自称是耶稣不死之躯）也出来道歉。新闻媒体请了一些专家，谈论政府在口罩不足、医疗人员不足以及对待轻重患者治疗方法等等方面的问题，褒贬不一。最近一个月基本都是这些新闻伴随着我上班。
我居住的地区是韩国最主要的经济金融中心之一江南区的德黑兰路。公司和我家的距离徒步5分钟。这使我减少了和其他人接触的机会。街上没有不戴口罩的人，而且大家都保持一段的距离。
进入办公楼的大厅，在信息台备有喷雾式的酒精消毒液，用红外线感应，避免二次污染，旁边还立了一个指示如何正确消毒的方法的条幅。我不想和太多人接触，一般会乘货梯。到了办公室的入口还会有酒精消毒液，再防疫一次。一般进入办公室后我就会去掉口罩，太闷了。其他同事也这样做，极少数人在办公室戴口罩。
大家为了避免接触和聚集，一些会议推延了，这给我的压力很大。我的公司是一家AI专业翻译软件公司，虽然比起那些制造业公司受到的打击要小，可还是有重创的，投资会议一般推迟了两到三周，什么时候召开还得等疫情来决定。
最让我头痛的事，就是疫情使公司的项目可能受到影响，因为现在正是公司产品发展最好的时候。我们从去年开始推出的Sandglass AI翻译软件，在谷歌有价值的150万个软件里激活率排在前十名，这可不是一般努力能得到的成果。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发展的势头，可是突然发生了疫情。此外，我担心如果我们外包的开发商被确诊隔离的话，那就出大问题了。因为，现在全球120多个国家在使用这款翻译软件，除了公司的利益，还存在为这些用户提供稳定服务的使命感。
10点半，公司开会。果然不出所料，我们结算的外包商都回家了，工作电话不接，只能用邮件联系。正讨论应对方案的时候，11点51分，突然手机的警报响了。江南区政府在有新的确认患者或防疫注意时候，都会给本区所有住户发送警报。接着，办公楼的短信通知说：“本楼的11层有确诊人员发生，在从今天的13点开始到次日的13：45分封闭进行防疫工作，请大家及时准备退出本楼。有其他变动事项另行通知。”
虽然在新闻里看到很多确诊病例的报道，但突然就发生在我工作的地方，还真是惊恐。正在开的会议只好中断，没想到我们要回家办公了。匆匆安排在家工作的内容、文件共享方式、视频会议等等事项之后，赶紧散会。一部分职员直接回家，我和另一部分人员到一家咖啡厅，把后续的工作继续做完。
其实，在韩国*教邪**组织扩散疫情后，公司同事已经有心理准备在家办公，可是真的来到咖啡厅的时候，我们心里还是不安，主要是担心这里是否安全，尽管别人并不知道我们是刚刚从确诊的楼里退出来的。心情好复杂！我们所处的楼层不同，感染者是今天上午确诊的，那说明他应该是很早以前去的医院，而且昨天晚上我们整个办公楼已经全面进行了一次消毒。我们不是疑似人员，但疫情就是这样给人们之间带来了距离。
本来是要会后吃午饭的，为了避免场所的过多移动，我们在咖啡厅里点了三明治和蛋糕。咖啡厅中午的人很多，到了下午一点十分左右，顾客们不约而同地走掉了。咖啡厅的人少了，我的负担感减少了一点。我们几个人在咖啡厅里工作了6个小时，时不时彼此问问是否有发烧等症状，同时也怕店主不高兴，中间还点了一些吃的。紧急的工作处理后，大家也着实饿了，收拾好电脑，我们去一家餐馆吃饭。
晚餐中，我不时地看手机是否有新的通知，等到晚上8点，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我通知大家明天上午在自家工作，下午正常上班，并两三叮嘱如果有任何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告知。
我们没口罩可以捐赠，决定向韩国政府公开使用我们的收费软件，它可以翻译各个国家的防疫经验报告书以及有关疫苗研制、药物治疗等论文资讯。真的希望疫情能够尽早地得到控制，当然这一天会来到。
3月4日，法兰克福：欧洲航空港的忧虑
龙健（法兰克福大学博士生，在机场兼职）
德国黑森州一个花车*行游**的海报上写着：“口服战胜新冠病毒。”啤酒名品牌Corona，跟新冠病毒Corona virus同名
3月4日，室友从中国飞回德国。尽管原计划昨天就到，但国内的机场受疫情的影响，把航班时间调整了，她只好改签成今天。早上五点半，航班信息显示准点到达，我准备起床在家等着。我再次对屋子里的门把手做了常规性的消毒，房间里的味道让我感觉到安心了一些，有一点像医院。
尽管飞机准时落地，室友还是不得不在飞机上等待，填写出入境健康报告并接受了一个小时的审查。见面的时候，我戴着口罩，从中国待了两个月回来的室友没戴，我们同时陷入尴尬。
“对不起我没有戴口罩。”她说。我接过行李，告诉她我能理解。关于海外中国人戴口罩受到*辱侮**和*力暴**的新闻，在华人圈子传得很广。在德国人看来，似乎只有病人才需要戴口罩，如果见到有人戴口罩，首先能联想到的不是健康人的预防措施，而是把戴口罩的人当成病人。
室友说：“一下飞机，好像来到另一个世界，只有我们一个航班的人戴口罩，这样的感觉太奇怪了。”从法兰克福机场入境之后，再乘坐汽车、火车或地铁前往他们目的地的乘客们，会发现，法兰克福机场就像一个“口罩政治”的灰色的区域，而越深入德国当地，戴口罩的人越少，但是这种应对肺炎的平静只是表面的。
我决定去超市再“囤”一些自用的“方便储存的食物”和常规消毒用品。“方便储存的食物”出自德国政府四年前制定的灾难应急必备清单，按照提示，人们应该囤够10天之需。根据德媒的观察，一个星期，部分超市出现了明显的日常食品抢购热潮。这种明显的不安也许起自一周前的政府消息：首都柏林不排除采取封城措施。我仍记得，那天法兰克福下起鹅毛大雪，气温骤降，好像又回到冬天。今天的德国超市里，感觉没有太大变化，只不过意大利面卖光了（也许会补货）。德国人还可以把土豆当主食，但我有个中国胃，只好很快跑去有米卖的亚洲食品超市。“亚超”的人也比平时多得多，一个德国男子想要整箱整箱的方便面，收银员有些不耐烦。方便面在德国人中间并不流行，但在当前情况下，确实是“方便储存的食物”。
中午，我出门去法兰克福机场上班。我所在的工作小团队有八个人，只有两个人戴口罩，我之外，另一个是患鼻炎的德国妇女。进入机场，首先要过安检，我临时把口罩摘下来让安检员确认证件，安检员不戴口罩，戴着手套用检测仪器在我手的正反面和腰带处做了检测，我被放行了。我从包里迅速取出便携式的手部消毒液对手部消毒。
那位戴口罩的德国女同事，一见到我就哭诉，她从医生朋友那里订的口罩迟迟没有发货。她在地铁和公交中一直都会戴口罩，比起肺炎病毒飞沫，她更讨厌那些在地铁里面对面朝着人咳嗽的人，她觉得这是一种视觉、气味和礼仪的恶心。她年轻时不幸遭遇鼻子手术事故，鼻子比常人脆弱敏感很多。“戴口罩，你不怕遭到白眼吗？”她恶狠狠地看向远处：“那我就把那些人瞪回去！”我问：“有人直接冲你喊新冠病毒怎么办？”她说：“我会告诉那些人，愚蠢的话可以咽回肚子里去。”
下午在机场内一家亚洲餐厅吃饭的时候，在店里工作的中国大姐告诉我，现在德国邮局可以给中国邮寄包裹了。停邮了大概半个月，德国之外，比利时和荷兰的快递公司也不接收发往中国的包裹。中国的亲人还没收到她寄的口罩，在法兰克福机场上班的她又不准戴口罩。“不工作我怎么活？”她说，“有人从湖北回德国马上就来机场上班了。”我表示难以置信，按照公司的规定，有湖北旅行史或近期到过中国的员工，都应该被批准14天在家隔离。
真正让机场员工产生失业担忧的是，中国或亚洲乘客大幅减少。我所工作的机场商圈，超过一半的营业额来自中国或亚洲乘客。一月中下旬以来，往返中国的航班减少或停飞，乘客的明显减少，让不少商家常规的运营入不敷出。法兰克福是德国的经济心脏，法兰克福机场也是欧洲重要的航空港。一些机场店员告诉我，最糟糕的时候，一天卖掉的货还不够他们一天挣到的工资。
我顺便去机场的药店看看口罩，回答是没有，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今天的新闻恰好说，德国卫生部正式限制包括口罩等医疗设备的出口。然而，在德国发布疫情防治信息最权威的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仍宣称，戴口罩的预防措施被认为是不必要的，重要的是勤洗手。
将近晚上10点，下班的地铁上，我在手机上确认第二天的安排（在德国，人们总是会提前把日程安排好，预约制很普遍），有一封邮件是博导对我研究近况的指导。以前，我的博导都固定在每周四见我（明天正好是周四），自从一月新冠肺炎以来，固定的见面变成了邮件往来。我汇报自己的研究计划说，想在三月份去哲学系和社会学系旁听。还有一封是大学发来的邮件，关心国际学生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出行。跟一个月前相比，接收对象已经从“中国留学生”扩大到了“国际留学生”。如果学生考试受到疫情影响可以得到学校的帮助，调整日程。
车厢里，不远处几个喝着啤酒的德国学生，在庆祝自己的课程可能因疫情而取消。我看到，他们喝的啤酒，恰好是跟新冠肺炎同名的那款。有人说这款酒不好卖，另一些人说跟“肺炎”同名会促进酒的销量。也许，这算一种对“新冠肺炎”表达恐惧或勇气的方式吧。
3月5日，柏林：薅了一把野韭菜
周勍 (作家，客居柏林)
柏林居家附近的运动场
人心里有事儿，就睡不实懒觉了。
昨晚答应接受巴黎的一家媒体今早9点半的电话采访，不到7点就醒了。我浏览了一下社交媒介。
打开脸书，就看到一个同住柏林的年轻朋友发来的信息：今天柏林已经隔离8人，全德国总共240人感染，在欧盟感染人数仅次于意大利。他向我抱怨他有个同学因在大巴上戴着口罩就受到几个少年的言语歧视。重要的是他请我转一个信息：他们辗转找到xx件防护服和口罩，希望捐助武汉市中心医院。可是现在德国已经限制邮寄医用物资出国了，谁有管道请联络云云。
我当即回复：就近捐给德国的相关医院吧。这个时候德国已经是欧洲第二的传染国，若再把医疗物资外运，他们就是驱逐华人都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和道德责难了。
至于歧视，德国眼下不是疫区，而他们的政府和民间有相对的互信基础，如果到了政府发布需要戴口罩或采取其他防护措施时，社会就已经进入一个恐慌期了。
不要动辄把个案和种族歧视链接，柏林作为一个有三百万多万人的城市，这真是个小概率事件，动不动就扯歧视是屈辱教育的成果。不要总拿国族说事儿，一个正常的人无论在哪里，都只需证明我是谁、我如何待人接物就足够了。
朋友答道：谢谢周老师，目前德语媒体和官方信息还是比较正面的，这个时间点确实比较尴尬。我们会密切关注德国医院情况，如果接下来德国医院有需要我们也会考虑的。
有效的交流，颇喜悦。
9点半，手机准时响起，访问时长20分钟。
访谈完毕，稍事收拾我就出门散步，先到附近的小广场，它的正前方是一个颇有活力的运动场所，从幼儿的摇椅到青少年的足球和篮球场地一应俱全，且都是免费的。它的右手旁是一间古色古香的小学。在德国，但凡学校都是周边最养眼的建筑。我总觉得，一个相对完备的好社会，重要的标志是看其对妇孺的关照程度。
而此地最能吸引我每次路过都必看一眼的，则是广场左手和校门相对的一个上写“给予和接受”（geben & nehmen tiSni）的书亭。附近居民把家里不太需要的书籍拿来放到里面，任由需要的人自取。可不要小看这里，对我这个有点书虫子贪念的人来说，简直就是惊喜连连：时不时为得到一本称得上“古董书”的宝贝，翻看的时候手都有点微抖。当然也不忘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一下我的所得。昨日就得到一套3册的第一版第一刷的《歌德和他的朋友们来往信函》，它们于1909、1910和1911年分三年出齐，内文是半羊皮纸，金色压纹书脊，经历百年岁月的锦缎封皮。
步行三分钟来到距家最近的一个湖边，忽如一夜春风来，昨天尚显枯涩的湖柳，今日已是嫩芽初绽、腰身活泛了。各色花朵，争抢着从一丛丛野趣盎然的枯草丛中挣出，更显得春的朝气与生机。
柏林有谚：先有斯潘道，后有柏林城。绕湖一周，继续沿着哈弗尔河边向斯潘道老城进发。一路上可见钓鱼的钓鱼，跑步的跑步，河里时不时有一只游轮或货船穿过。步行到老城，我喜欢看褐红色的教堂，宽窄不一的石板路和最古老的海关。
拐进KAUFLAND超市，各种物品都算丰富，就是便宜和打折的货柜有的先空了，而食品类打折（红、黄价签）的东西反倒比平时多了，特别是威士忌等高度酒多有打折，折扣一般是30%多。我常买的某个牌子的大米，比平时打折了40%。
人人各自忙碌，沿途没有见到一片口罩。在街边吃点东西，天色已暮。返回的路上，我特意拐到我的“私密菜园子”——湖边的一片野韭菜地旁，韭菜还显幼小了点，可我没忍住薅了一把，明日打算做一盘野韭菜炒鸡蛋。
一块地一个脾性，这韭菜也和人一样，中国的韭菜是割一茬再长一茬，而德国的韭菜则是割一茬就不再长了，因为野生的缘故吧。
仰头观云，记起今日惊蛰：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也是“阳和启蛰，品物皆春”的时节。兀自感触似有天雷滚滚，由远及近，浓稠的夜幕被炸裂、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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