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戴文子
虽然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小概率事件约等于不可能事件，但若这种事真发生在你身上了，那概率就是百分之百。情况好的话是飞来横财，但更多的可能，是飞来横祸。
坐在开发区派出所的审讯等候室里，寒冷、紧张、后怕、刺激、乃至一丝丝复仇的快感，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使我的身体在不受控制地急速颤抖。我不知道此刻该做些什么，更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我盯着脚上新买的耐克鞋，鞋侧与鞋帮的白色部分被剐蹭的很脏。些微难过之余，我更后悔的是今天为什么没有穿一双厚一点的袜子。
等候室的面积目测不过五平方米，中间摆着两张类似医院注射室里的那种病号椅，三张条凳贴在三面墙下，另一面墙被老式的暖气片占据。乳黄色的暖气片表面满是污垢，其上的墙体因常年的水渍浸染而剥落不堪。一条白炽灯管悬在天花板上晃来晃去。
算上我，此刻的等候室里有三个人。大家分坐在三张条凳上，不约而同地避开了中间那散发出不祥气息的“病号椅”。我坐在中间，体温的回升令我慢慢缓过神来，直到此时，我才终于有机会仔细端详房间里的另外两位。毕竟房间里的灯光再昏沉，也比刚才身处黑暗令我安心得多。
左手边的人目测年龄同我相仿，棕黄色冬帽歪戴在头上，身上的衣服已辨别不清原本的颜色，两条腿自进屋以后就抖地没消停过。他时不时变换一下跷二郎腿的姿势，脚上的山寨匡威高帮鞋显得分外扎眼。
我依旧没有太多勇气去看右手边的人。别看他现在蜷坐在一旁闭目养神，显露出一副与世无争、人畜无害的模样，刚才率先动手、以及下手最狠的人反倒是他。我左侧面颊的肿胀感还没有消退，伤口虽做了简单处理，但依旧还在往外渗血。伤口是由于折断的眼镜腿戳中造成的，此时这位“罪魁祸首”已不见踪影，剩下三分之二的眼镜靠着鼻梁和另一条眼镜腿的支撑勉强能令我维持正常视力。所以直到此刻我才看清下手最狠的这位其实年龄很大，远比我的父亲还要年长，送他一个“为老不尊”，已经是很委婉的一种说法了。
突然响起的推门声结束了这场漫长的沉默等待，进来的是一位没穿警服的年轻警察。他指了指山寨匡威的方向，示意我换到那条凳子上坐。我说我不敢。警察笑了。“都到介了，他不敢怎么样，有我们保护你。”紧随着这句话的是射过去的一道犀利目光。山寨匡威低哼了一声，很自觉地挪到为老不尊的旁边坐下，算是为我腾出一块安全地带。
警察坐在我原本坐着的条凳上，环视一圈，然后对着那二位说，“把手机拿过来。”然后接过手机，看到有锁屏，又继续让他们解锁。“例行公事，配合一下。”警察补充道。警察显然在为老不尊的手机上没有发现，但在山寨匡威那里却收获颇丰：来电显示上表明他最近的两通电话分别来自备注名为“大哥”和“大管家”的二人。“大管家是谁？”“我媳妇。”“大哥呢？”“就外面那个。”“是亲的吗？”“拜的。”
“拜的。”年轻的警察重复了一遍，“介就全对上了。”他把两人手机放在一边，然后看向了我。“麻烦你也把手机拿一下。”我很配合的交出手机，但警察却没有进行查看。虽然我的手机长年不设屏锁，但如果警察看了自然会发现，最近的五通电话，全是打给110的。
门再次被推开了，进来的是另一位警察和真正的事主。警察让事主坐下，然后对我说，“小伙你跟我走。”警察在工作时说话的语气简直出奇的相似，简短且不容置疑。而我也从没有质疑的想法，甚至倍感庆幸，毕竟能尽快逃离这里，不和这三位共处一室，是我此刻最大的心愿。
— 2 —
时间回溯到事件即将爆发的前夕。两小时前的下午五点零六分，我跨着一辆共享单车，在公司正门口等待马志强。
“马志强”当然是化名，我写小说时就不太擅长给笔下的角色命名，面对真实的人物就更无从下手了。实际上，在之前以及之后的篇幅里，除了需要进行必要的名称虚化以外，我所写下的每一字每一句，都能确保其真实性与准确性，至少从我的角度上来说是这样。
马志强，性别男，山东人，某高校研究生毕业，与我同期入职，工程师，在公司任研发类技术岗。我和他在轮岗实习时被分在同一个实验室的同一个工作组，相似的学历、家乡、性格，以及三个月的搭档工作，使我俩得以培养出较为深厚的革命友谊，加之住的地方又很近，相约下班一起回家是常有的事。
马志强有着一副山东人标准的身材与长相，真名却与本人形象相差甚远，甚至有些小家碧玉。有一次我问他为何当初他家里要给他取一个这样又软又糯、香甜可口的名字，志强给我的解释是，上户口时本来是准备好的，结果村里登记户口的大爷与他们家特别相熟，打志强出生小名就叫得特别顺口，结果录入姓名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把小名填到了大名的栏位里。自此以后，马兄的大名小名就互换了位置。而在征求到本人同意之后，在我的文字叙述里，马兄将重拾他本应拥有的名字。
我和志强有些日子没结伴回家了，不是他要出差，就是我要加班。临近年末，志强所在科室全体员工的年终奖集体大跳水，对于刚入职半年的志强来说，实际到手的奖金就更是少得可怜了。虽然最后弄清楚是财务那里出了差错，但还是要等到过年以后才能补齐。加之公司还有一堆出差的帐没给志强报销，一系列的闹心事堆叠到一起，弄得志强一直闷闷不乐。前两天正好是小年，我本来就有约他出来吃顿饭聊聊天的打算；此时气不打一处来的志强，也迫切需要一个宣泄口吐吐槽发发牢骚，于是二人一拍即合。原本志强说要请客的，但考虑到二人都不富裕的经济状况，以及为了满足我久不做大餐的厨瘾，最终就把时间定在今天下班以后，地点定在我租的房子。
志强的吐槽，从他刚出公司大门见到我就已经开始了，一切倒都是在我的意料之中。与朋友相处时，我多会扮演倾诉者的角色，别人只能被迫选择倾听，结果到了志强这里，情况正好相反。志强思维很快，话题又多，往往是上一个吐槽还没说完，下一句牢骚就已在嘴边打转了。好在他吐了槽发完牢骚就真得不往心里去了，所以我只需做一个倾听者就已足矣。我感念于志强对我的坦诚，也欣赏他那有时略显粗糙的言语下掩藏的一颗单纯真挚的心。但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我这般以为，而志强自己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祸从口出的日子，就在今天。
— 3 —
这间屋子说是审讯室，其实就是值班警察的宿舍。三张上下铺式的床位，一位警察半倚着楼梯，另外两位坐在下铺上。其中年龄较长的一位面前摆着一张马扎，在这间临时审讯室里承担着临时台案的作用。半个小时后，我将在这张马扎上为自己的口述和承诺书签字画押，右手食指的指印，会依次印在我的姓名、日期、赔偿金额，以及“同意”字样的上面。
年长的警察显然在这里最有威望，所以接下来的流程都是由他来主导进行。我按照要求拿出身份证，并依次交代了一些其他个人信息。小时候上学，家长和老师总是说好好念书以后才有出路，而在这间斗室之内，我明白坦白一切才是我此刻唯一的出路。
结束一番基本情况的盘问以后，警察却没有继续深究的意思，我觉得警察的办事逻辑是不问原因只看结果。事情的起因对他们而言并不重要，而结果的导向显然更对我有利。因为自从第一通报警电话播出以后，我一直秉承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态度，一直硬撑到警察到来。但是在内心深处，我还是觉得他们的出警速度实在太慢了——早来十五分钟，我和志强就能全身而退；而哪怕早来一分钟，我也能少上挨几拳几脚。
“刚才在你进来之前，我们已经批评教育过那位同志了。”一句安抚式的开场白，年长的警察开始了对案件的裁定。“年轻人火气大，你们吵得什么怎么吵的，其实没所谓，到介也就都过去了。我们不会因为你是外地人，或者他们是本地的怎么着就有什么偏袒，但他们动手打人，肯定是他们不对。这样吧，小伙子你有什么想法，需要什么补偿，说出来，我们再替你跟他说。”
其实直到落笔之际，在我内心深处的阴暗面，依旧有一种强烈的复仇欲在作祟：我希望他们三个人可以在拘留所蹲到过年结束。我甚至幻象过和志强在铁窗外看到三人换上狱服，畏首畏尾蜷缩在角落里的画面。他们眼中流露出的忏悔与愧疚会令我获得一种病态的胜利感与满足感，然后我会给派出所送一面锦旗，与警察同志握手合影。但当时的我显然没有提出这种要求。有可能是担心在外面等候的同事着急、有可能是害怕那伙人出来后继续打击报复、也有可能仅仅是出于善良、单纯、或者无知，这些都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的我只想早点结束这场闹剧、息事宁人。而当胆小与怯懦褪去，理智重新占据上风，在我脑海里出现的只有那一个字：钱。
接下来的五分钟内，我开始进行分条列举、精准到近乎冷酷的金额核算。当情感降至冰点，逻辑开始运作，人可以变成一台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冷硬机器。曾经有人对我说，当我用低沉缓慢、事不关己的语气品评是非、臧否人物，看着我一眨不眨，看不透情绪的双眼时，他感到的不是陌生，而是可怕。所以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彼时的我把所受的损伤一一折换成价码的时候，会是一种何等丑恶的模样，而警察的默不作声则赋予且纵容了我这种在剧情反转之后开列条件的权利。
我说面部、颈部、胸部所受的三次重击需要医疗费，我说被弄脏的大衣和球鞋需要干洗费，我说断裂的眼镜需要重配，我甚至还想说我和同事需要一笔精神损失费，但警察显然已经没有耐心听下去了。“你合计合计算个总价吧，赔多少能让你满意。”
警察的这句话反倒把我问住了，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我想要的结果是钱吗？我只是想在事发当时尽快解脱、事发过后讨个说法，仅此而已。钱什么都弥补不来也改变不了，但却是我此时所能获得的最直接有效的补偿。它现在正等待一个令双方都能满意的数字去量化，而首轮报价的决定权还在于我。就是在这个瞬间，当满屋的警察都在等我回答的这个瞬间，我却感到深深的耻辱与羞愧。
我觉得从本质上来讲，我和施暴的事主其实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在形式上他诉诸*力暴**，而我求助法律，之前他占有人多的优势，现在我能靠警察来撑腰。此时我讨要的补偿金，每一张钞票都像我脸上的淤青和身上的鞋印，嘲笑我的软弱，控诉我的怯懦，让我的贪婪与狡黠显得欲盖弥彰。
“那就一千块吧。”我说道。“一千块，孩子你确定吗？”说话的是另一位警察。刚才他人在现场，也是由他开着警车送我和同事来到警局。他的身体前倾，眼神殷切，似乎是在提醒我要慎重考虑。我摘下只剩一条镜腿的眼镜，从口袋里拿出卫生纸把镜片擦拭干净，我想起了当时配这副眼镜的场景。一千块的价格，堪堪够一副镜架，镜片和做工还要另算。这副眼镜虽说只是断了一条镜腿，但镜片显然也不能回收利用，整体需要重新配置。我苦笑一下，然后对那位警察说：“确定，就一千块。”
— 4 —
我不知道眼前这位替我做笔录的警察同志有没有看过《罗生门》，但我有理由相信，相比于之前进来的事主的那份口供，他更愿意采信我所说的这个版本，因为接下来他说的话是，“介有文化的人哪，说的话就是不一样。”
什么是真相？对于没有亲临现场的人来说，他们基于眼前看到的所谓证据以及过往经验的主观判断来选择他们更愿意接受的故事版本，这就是真相。我对警察说谎了吗？没有，我跟警察说实话了吗？也没有。二者之间并不冲突，我只需讲出对我有利的部分即可，其他内容大可语焉不详，或者进行模棱两可的暗示。对此我并不感到羞愧或者良心不安，每个人都会这么做，只不过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自我保护罢了。
我一直都认为，那些愿意公开分享自己过往痛苦经历的人，心理承受能力绝对要无限强大。因为每当他们声情并茂地演绎一次，台下的听众男默女泪，分享者得到的不是慰藉，而是进一步的伤害。他们需要的不是铭记，而是尽快遗忘，重复叙述的行为显然与之相悖。无论真实与否，我都已经向警察讲述了一遍事发经过，我已没有义务再做赘述，也没有足够强大的内心作为支撑。但为了让行文进行下去，这段故事偏偏又省略不掉。屏幕之外的我，是在完成开头与结尾之后才回过来硬着头皮写出以下的内容，键盘敲击之际，依旧倍感羞辱。
请允许我快进事件的始末：骑着共享单车回家的我和志强，在十字路口遇到一突然转向且抢红灯的改装车。骑在前面的志强本想一脚加速赶紧通过，没想到改装车完全没有减速避让的意思。就在双方就要撞上的一瞬间，志强急忙调转车把，有惊无险地从改装车边绕了过去，然后嘴里还下意识地骂了一句。
志强的这句粗口成了整起事件的导火索。本以为有惊无险的我俩过了路口之后继续骑行，谁知那辆改装车竟还改道跟了上来。车主一个急刹，把车当街一横，没关车门，也不打双闪，然后径直向我俩怒气冲冲地走来。车主立在我俩面前，两手分别拽着我和志强的车把。“你个XX年龄不大嘴倒挺脏。”改装车车主开始用各种污言秽语加倍奉还。看这架势，分明是他认为我俩做的不对，而且只要不道歉，人就不让走。
我和志强自认问心无愧，便也懒得跟他理论。但他却变本加厉地叫嚷起来，声称解决不了问题大不了报警。好汉不吃眼前亏，志强开始认怂，左一句右一句赔着不是，改装车车主在志强的妥协下反倒更为愤怒，他把所有的怨气都转向了我，且俨然就要有动手打人的意思。我入职不久，在这座城市人生地不熟，无奈之下，只有选择报警。而就在等待警察的过程中，改装车车主也电话叫来了“山寨匡威”和“为老不尊”，仗着人多的优势，当街便开始肆无忌惮地动起手来。
本就是双拳难敌三人，志强还要拉架，我又不肯还手，对方所有的拳打脚踢便悉数落在了我身上。上学时读《刺客列传》，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能在现实中活生生演绎一出秦王绕柱，而此时在身后要刺我的不仅有荆轲，还有秦舞阳和高渐离。
我绕的那根“柱”，其实不是柱，而是人——她叫吴丽，是我和志强在轮岗实习时认识的女同事。步行下班的吴丽恰好经过，得知我已报警之后，遂决定留下来做个目击者。就是这位难得出现的目击者，还在混乱的战局里从一片黑暗中摸到了我被打落的眼镜，但另外一条断掉的镜腿，却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了。
然后的内容原谅我不愿再提，再然后，在打了五遍110之后，在我渐趋模糊的视野里，两辆警车终于从距离案发地不足三公里的开发区派出所姗姗而来。
— 5 —
“怎么把人打成这样，是谁动的手？”警察看了看我，问起了对面三人。“都是我打的。”改装车车主倒还挺“仗义”，想一人扛下全部责任。好不容易抓住伸冤机会的我岂能让他如愿？我指着身上较为明显的几处痕迹对警察说：“他们三个都动手了。脖子上的印子是这位掐的，脸上这一巴掌是这年纪大的扇的，眼镜就是这么摔坏的，胸口这道鞋印是那小年轻踹的。”别问我为何记得这么清楚，如果被打的是你，相信你也会有同样深刻的印象。“有嘛事儿不能等警察来了再说？人家都报警了，你们怎么还动上手了？”警察问到，而改装车车主的回答，我直到现在都没理清其中的逻辑：“他都打电话报警了，我害怕啊，到时候我肯定理亏。”
“行了，都别搁介白话了，有什么话都跟我到所里再说。”眼看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警察显然不想再浪费更多时间。“你，刚才发生的事儿是不是都瞧见了？”临走前警察问了一嘴马路旁一直站着没动的男人，他比吴丽来得还要早。“没有，我刚路过。”说完他便头也不回地走了。望着男人就这么淡定消失的背影，我也无意阻拦，便和志强吴丽依次坐进了警车。
“小子你听好了，不道歉这事儿我跟你没完！”这是改装车车主被警察按进另一部警车之前，冲我叫嚣的最后一句话。
“对不住啊哥们，我给你也替我兄弟道个歉，钱在这，现取的，你数数。”我接过一叠新旧不一的品红色纸币，虽然觉得很小气很羞耻，但还是硬着头皮一张一张把钞票数完了。“正好。”我把钱放进口袋，手伸出来后悬在半空。我有握手言和的想法，但又不想表现得过于直接，好在改装车车主也把手伸了过来，和我握了两下。他的手掌厚实粗糙，反衬着我本就不大的手如同婴儿。一股热度与力量从他的掌心传递过来，我却有一种惊悚的触电感。就在不久前，这只手还掐着我的脖子死死不放，而直到我过年回家，按掐处因瘀血形成的红圈还没有消褪。
“哎，介不挺好嘛，都有不应该的地方，客客气气就完事了。我可说好了，以后出门再见面，大家都是朋友，谁也不许再提今天的事儿，听清楚了吗？”看到事态得以缓解，那位年长的警察做起了和事佬。“听清楚了。”改装车车主很快地做出回复，我则用点头代替回答。“那行，没嘛事儿了，你在介签上名按个手印儿，完事儿就能走了。小刘，外面还有这小伙子俩同事，天怪黑地，你开车送一下。”这句话显然是对我说的。那位叫“小刘”的警察闻声从床位上站起来，示意我跟他走。“你留下。”年长的警察端起保温杯，这句话显然是对改装车车主说的。
我跟在小刘警官身后出了审讯室，小刘一边晃着手里的钥匙，一边在嘴里念念有词：“介大过年的……”后面的话我没听清楚，我对哏都话还没那么熟悉。见我没有搭茬，小刘回过头来，给了我一个很好看的微笑，这让我的心情放松了许多。
到了外面的办事大厅，志强和吴丽见我终于露面，几乎是同时起身迎了上来。“怎么样，这么长时间。”志强开口道。我说先走吧，路上再说。我回头看向小刘，本意是想让他出警车送我们回去，没想到小刘却说，“手机是吧，差点忘了。你等我一下，我回去给你拿。”等拿回手机，我看小刘倚在门边没有进一步动作，就跟志强和吴丽说，“走吧，等了这么久，都饿了吧，我请你俩吃饭。”然后我调动面部僵硬的肌肉，冲他俩挤出了一个微笑。不用想也知道，我此刻的表情一定既惨淡又窘迫。
“那哪成，这事是因我而起，该由我来请客吃饭。”志强赶紧接道。“没事，我刚才赚了笔补偿金，现金，哈哈。”“你还没说，警察怎么判的呢。”这句是吴丽问的。“还能怎么判，总不至于立案吧。警察也是做个调解，说这样我拿到的补偿还能多一点。这大过年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怕那哥们真蹲进去出来找我寻仇，也是怕你俩在外边等的太久，所以就同意了。”“那他赔了你多少钱？” 志强问。“一千。”“啊，就一千？”志强拖了一个长音。“对，我提的，我也觉得有点少呢，但已经签字画押了，后悔也没用了啊。算了不说这些了，赶紧找地方吃饭，说吧，你俩想吃啥？”“先去新业广场吧。”吴丽说。“行，我打车。”志强招呼到一辆出租车。
晚上八点十六分，我们终于离开了开发区派出所，此时距离下班已过去整整三个小时，而我们三人依旧水米未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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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烤肉在烤盘上吱吱作响，肉质表面泛起油光，几缕青烟升腾而起。我左手拿着烤叉，右手拿着剪刀，熟练地翻转与切割，再把烤好的肉分发到志强和吴丽的盘子里。在烤肉一事上，两人显然都没有要出手的意思，我把这当成他俩对我爱好的理解和尊重，而我也十分享受把食材变成美味的过程。
对于我们三个不是在东北长大就是在东北上学的人来说，烧烤已不仅仅是单纯地吃一顿饭，而是具有不可侵犯的神圣地位。毕竟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是两顿。所以当志强提议吃自助时，我和吴丽立刻就同意了。进店落座，三个人取过来的盘子上基本全都是肉。
我一边烤着肉，一边吐槽自助里的菜没有灵魂。我说前段时间我买了一块铁板，能烤牛排的那种，烤完以后牛排表面会有很漂亮的花纹。志强又想起来自己年终奖的事，一直想知道吴丽发了多少，吴丽只是说新入职的发得都一样。然后我们的话题便多围绕公司里的大事小事展开，有些是自己的，有些是其他同事的；聊到工作交叉的地方便特别起劲，也感叹这两年汽车行业的不景气与今年公司定下的指标压力太大。在整个吃饭的过程中，三人如有默契一般对之前发生的事只字未提。也许美食真得有治愈一切的力量，但实际情况只是大家怕引起尴尬都在刻意回避。我们谈了很多，却吃得很少。最后还是因为怕剩下的食物超重扣押金，我和志强才又强行塞下了几块寿司。
结账时志强坚持要由他来埋单，出门后我回忆说本科时和室友吃自助，那都是要早饭午饭饿两顿，然后下午三四点在最优惠的时段才去吃。志强彷佛有了共鸣，立刻接口说然后当天肯定吃得非常撑，以至于第二天都不想吃饭。“吃一顿管两天。”我和志强笑成一团。吴丽在旁边神情淡定，倒也是见怪不怪。志强说要送我，我说你还是送人家吴丽吧。吴丽说送什么送，也不远，住得也都挨着，走回去吧。
走到分别处，送走吴丽，志强问我明天要不要请假去配副眼镜、再去医院检查一下什么的，他陪我。我说没事，家里还有副备用镜，身上也无大碍，明天正常上班。此时我才突然意识到一直没来及拍下那辆改装车的车牌号。看我脸色有变，志强对我嘿嘿一笑，说他在派出所等我的那段时间里，已经不知道把那辆车拍了多少遍了，待会挑一张车牌最清楚的用微信发给我。我说好，然后我俩便各自回家了。
— 7 —
回到我自己的一居室，从客厅到卧室到盥洗池再到卫生间，我把屋子里能打开的灯全都打开，用最快的速度把身上所有的衣服全部*光脱**，然后一股脑全都塞到滚筒洗衣机里，倒入足量的洗衣液，再把旋钮调到最大转速。房间里传来洗衣机有序的搅动声，镜子中反射出一个蜷曲在地板上的身影，一丝不挂，瘦弱不堪。
文明在野蛮面前脆弱到毫无还手之力，而善良竟然也会是一种原罪；所谓正义，当你想要去维护的那一刻，便说明它已不复存在。我想哭，可是我没有泪；灯光很亮，地暖很热，而我却感到那么黑，那么冷。
哏都，在不同人的眼中具有不同的样子。它有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享誉世界的美食佳肴、风格迥异的洋楼宅邸，以及百花争艳的戏剧曲艺。在本土摄影师笑凡看来，哏都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和繁忙庞大的交通网络，既现实，又科幻。“在超级英雄中我最崇拜布鲁斯韦恩（蝙蝠侠），黑夜里站在摩天大楼最顶端俯瞰整座城市，是我最向往的画面。”所以在他拍摄的城市宣传片《津门夜空》里，哏都呈现出一种美式漫画般的独特质感。
然而，生活不是漫画，哏都也不是哥谭，这座城市的高楼上没有滴水兽，凸出的平台上也不会有夜巡的蝙蝠侠。但是当夜幕降临，那些没有被霓虹广告牌和路灯照亮的小路和巷口，依旧有罪恶在潜伏和涌动，而警察永远都只会在事后赶到。区别只在于，现实中没有被绑好的歹徒和散落在墙角的蝙蝠镖，有的只是拳脚相加的事主、拼命阻拦的志强、呆若木鸡的吴丽、抱头乱窜的我，以及熟视无睹的路人。这些旁观者会在安全区内免费看完一出好戏，然后在警察到来后声称自己刚巧路过、对情况一无所知。
在漫画《致命玩笑》中，小丑对蝙蝠侠说，作为一名超级罪犯，他和普通人的区别，只不过在于糟糕的一天。小丑要向蝙蝠侠证明，任何人只要经历过像他那样糟糕的一天，都能转变成同他一样的罪犯。志强由于工作的不顺和年终奖的缺失，正在经历自己糟糕的一天；那位拦下我们的改装车车主，可能也是出于某些原因经历自己糟糕的一天。而事态发展到最后，志强、我、改装车车主、甚至还有吴丽，以及山寨匡威、为老不尊，都经历了各自糟糕的一天。在整个过程中，没人取得所谓的胜利，大家都是输家，只有恶意在其间不断延续。
手机的连续震动把我拉回到现实，是志强发来的微信。他传来了好多张照片，不只是车牌，整部改装车的每一处细节都拍得一清二楚，而且还都是原图。我有点些许的感动，回复收到，并让志强早点休息。我站起身来，走进浴室，把自己上上下下从头到脚仔细洗了个遍，出来擦干后从柜子里拿出酒精、碘伏、棉签还有纱布，对着镜子沿着每一寸皮肤检查自己的身体，然后依次进行简单的清创与包扎处理。
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很现实的问题：一是怎样尽快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原状，尤其是面部的那道刮伤，至少从表面上不能在过两天回家后让父母看出端倪；二是如何尽快配一副眼镜，而且最好是同款，理由同上。我拿出手机，开始搜索最近的眼镜店的位置，就在这时微信家庭群里恰好传来父母的消息。父亲问我过年想吃什么，他好提前准备；母亲嘱咐我临走前一定要清点好行李，并把房子里的水电煤气总闸都关上，尤其是热水器和冰箱，否则太浪费电。
手机屏幕的另一端，父母还在继续着唠叨，屏幕之外的我，放下手中带血的棉签，想了很久很久，最后还是回复了最常用的那三个字：知道了。然后觉得有点不合适，就又补充了一条。
一切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