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剧协唯一“三八式”女将苏棠和孩子们
这个公字2号大院里，孩子本来应该是很多的，但是由于他们都在寄宿制学校上学，除了礼拜天外平时这个院子里没有几个孩子，干部们都在办公室上班或者开会，院子里显得很冷清。平日里下午放学回家，不一会儿就做完作业，吃完饭后还有很多空闲时间，我就去机关大人们聚集的地方玩，看人家下棋，看人家打扑克，听人家谝闲传聊天，坐到收发室阅览室翻看报纸杂志，久而久之，大人们也熟悉了我，有时还会逗我说说话。过早地接触大人聊天，实际上是个学习各种知识的机会，耳濡目染的结果，我也加入到了大人们业余生活当中了。学下棋，学出牌，学打乒乓球等等，有时还会去阅览室、资料室阅读杂书。这些大人们和原来住的省科协不同，那边人刻板，这里人活泼，许多人都是作家、戏剧家、表演家，说话的表情具有很强的感染力，甚至他们本人就是故事，我很喜欢听。 有次我正在钟楼新华书店聚精会神地看书，忽然闻到身后有一股子熟悉的味道飘来，回头一看，原来是我父亲站在后边，我吓得连忙把书合上放到书柜里，准备挨骂。谁知父亲摸着我的头，眼睛有些湿润，他对我说“爱看书是好事，不要怕，我不会生气的”。那是他从新城开会完后没有坐车，顺便走到钟楼新华书店，进来也想翻翻看看，无意中发现了我一动不动在书柜跟前看书，已经在我身后站了半天没有惊动我。回家以后，父亲还写了一个条子给资料室田少华阿姨，让她帮助我找些合适的书看，但资料室文学小说不多，尤其是新书很少，大都是文艺理论书籍和戏剧资料汇编，我小小年纪还未成熟，当然看不懂了。
作者（最小者）姊妹7人合影
有两次跟随父亲看戏的印象比较深，一次是在“东风剧院”看京剧《白水滩》，听父亲说剧中扮演“十一郎”的俊俏小生是名票、副省长黄静波，他做唱念打十分娴熟，还能翻跟头，这让我大开眼界，非常佩服黄省长多才多艺不简单。还有一次是看一个现代歌剧《赤松血染》，从头看到尾，剧名和剧中情节人物几乎没有关联之处，散场后回家路上，我大胆给父亲说了一些对此剧的看法。第二天下午晚饭后我在院子里玩耍，赵一虹叔叔跑过来搂着我说 “你爸开座谈会时说连你看了戏后都评论不咋的，你都说了些啥？”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以后找借口就不愿意和父亲去看戏了。 姜炳泰家离我家近，次子姜抗美比我高一级，也在东木头市小学上学，同学们叫他“姜子牙”，他就满脸通红不高兴。她妹妹姜良春小名“莲娃”，走路妖冶，爱流鼻涕，我见了她就说“流鼻过长江”，她就到我母亲跟前告我的状“你姚明骂我呢！”我母亲问“他骂你啥？”良春说“他叫我流鼻过长江”我母亲一听笑了，说“那你把鼻涕擦净他就不说你了”。后来莲娃成年了，变成一个大美女，参加了“西安红缨枪宣传队”，在舞台上又跳又唱的，鼻子底下当然早就干干净净了。 1966年冬天，我曾亲眼看见姜炳泰坐在钟楼邮局大楼前的花坛边，售卖刊有批判自己内容的《戏剧战线》册子，有篇文章的题目叫“姜炳泰和皮匠”。他没有认出我，因担心附近有“眼线”，便没吭气掏出一块钱买了一套五册收藏至今。 在东木头市公字2号常到我家来的还有省文化局副局长罗明，蒲城人，只知他年龄比父亲大，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年轻时在北平求学，参加革命后到边区。解放初组建省文化局时他任*党**总支书记，是个资格很老的局长，一九五九年曾率领陕西三大秦班演出团赴京汇报演出，大获好评，随后又巡演江南，使秦腔、碗碗腔、同州梆子等陕西关中地方剧种传播广泛，名声远扬。他们互称老姚老罗不离口，比较亲热 。
1952年作者父亲（左）和省剧协副主席姜炳泰于北京北海
罗和父亲都爱抽卷烟，每次他来我家，父亲都要拿出自己制作的手工卷烟招待他，罗曾问“卷烟叶子是哪里的？这味道美得很！”，父亲就说“大女子从成都给我捎来的什邡烟叶子，拿油渣上的。我先把它潮一下水，阴处晾干，趁着半干不湿时，把梗子择净，然后绞成一溜一溜的片片再卷成棒棒”，罗恍然大悟道“怪不得和街上卖的工字卷烟不一样”。他们在一起聊天时，父亲会隔着门高声唤我去给他们添水，俩人都不爱喝热水瓶里的水，要喝那种刚烧煎就冲泡的烫口茶喝几遍后味儿淡了还要续茶叶，每次我提水进去满房子呛人的烟味儿，熏得我眼睛都睁不开，而他们却一人夹着一只黑黑粗粗的卷烟，谈笑风生，若无其事 。喝茶多了就轮着到后院去上茅房，这时我才看见罗的模样，身材魁梧，方脸浓眉，一身藏青色的呢子中山装，脚下是纯黑礼服呢面的皮底圆口鞋。这身装束是那时候领导干部春秋冬三季的标配，既有身份，又大方威严，一看就知道来路不凡。 父亲和罗明都是东府人，都在北平念过大学，经历相同，过从甚密。他们谝闲传，交流的是见识和经历，对戏剧艺术都有自己的见解和观点，有时也能听到他们的争论。从青年在北平求学时的困窘到北平蒲城会馆蹭饭，从陕西戏剧的典故到秦腔艺术的革新，你说我听，我说你听，是和别人没有交流过的共识。罗明还经常邀请父亲去他家谝，父亲就会提着装满卷烟的包包，一大早就走了，午饭后才回来。罗的夫人陈阿姨，是西安市二商局副局长，管的餐饮、理发、澡堂子服务业那些公司，经常邀请父亲和罗一起去解放路口的“珍珠泉”雅间洗澡修脚。我见过陈姨一面，她为人热情豪爽，坦诚健谈，父亲说“你陈姨是个好人”。
罗兼任过省戏校的校长，该校艺术指导是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先生，这个戏校的开办，为陕西培养了一代科班戏剧和艺术人才，现在著名的尚派传人孙明珠、还有京剧演员李正侠，左文林，画家*建祁**民等，都是那时刚进入戏校学习的小学员。不知为何，罗明在省戏校任职期间却受到了一次非常严厉的批判，父亲对此私下表示很不赞成，说过某某“尽冤枉好人”的话。
老前辈张棣庚外孙女著名编剧苏芸盟
文化局局长鱼讯有次也来家里，与父亲商量合作改编田汉新编京剧《女巡按》为秦腔《万福莲》的事，父亲见他只点头没有称呼,他们之间没有过多的话，客客气气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之后不久，戏曲剧院排演了自京剧移植的碗碗腔《女巡按》，他们的合作也就没有了下文。！父亲的用房标准是一间办公室一间宿舍，家属不管多少人都是一间房子，家具都由公家配备。他的办公室有一对单人沙发，有两把靠背椅，一个大写字台，一把藤椅，两个书架一个文件柜；夏天配一台“华生牌电扇”，冬天有一个比较高的带烟筒的铸铁炉子。家属就是一般的桌椅板凳，人多就多给，人少就少给。过去住过的地方，办公区和宿舍区分开比较远，父亲的办公室我们从来没有去过，也不让我们小孩到办公区域去玩耍，但家属区各家孩子住的集中，可以成群结伙一起打闹。在东木头市公字2号，好几家的办公室都和宿舍连在一起，彼此之间有些距离，孩子们都不串门。办公时间之外，父亲的办公室还可以做客厅用，过年家里人多时还可以搭铺，一连串三间房子，感觉到比以往居住的地方都要方便。我整天在机关大院里晃荡出进，周围环境都是大人在活动，没有合适年龄的小伙伴玩耍，注意力就会关注机关发生的这事那事。 不知是哪一年，可能是开展社教四清运动吧？机关忽然贴出了不少大字报，我放学后就在前院东侧墙下去看，不光是看热闹，主要去看看有没有人给我父亲写啥东西。到底是文化艺术单位，写大字报的人不仅有文化而且出口成章，能歌能咏。
记得有个叫王烈的剧作家，平时喜欢戴个鸭舌帽，很有风度，他儿子叫王玉珏和我在一起玩过。王烈写的大字报是：
“六号车子哪里去？我要问问樊兴义，钥匙我亲手交给你，你又交到谁手里？……”
我觉得顺口溜大字报朗朗上口，很有趣，一看就能记住内容，就用一首歌曲配上这段词，有事没事哼来唱去。父亲听到了就问“你从哪里来的这词？”我就如实说了，父亲说“大人的事只能看不能说，最好也不要去看，好好上你的学”。
当年内刊“戏剧战线”
当然也有做好事的时候。一次我看到李瑞阳老人一个人往后院食堂旁边资料室二楼搬一大堆书捆子，年大体弱，气喘吁吁。我就上前帮助他搬东西，累得满头大汗。搬完了，老人摸着我的头说了一些夸奖感谢的话，最后问我“你想要个啥？我买了送给你”，我想了想说“那就送我一本书吧！”过了几天他在院子碰见我，果然手里拿着一本不厚不薄的书，书名叫《松毛岭下》，扉页上他用毛笔写着“送给姚明小朋友 李瑞阳”。书里内容是写新四军战斗故事的，我很喜欢看，在家里翻阅时，被父亲发现了，他拿过去翻了翻问“人家为什么给你送书呢？”我就实说怎么怎么回事，父亲有些严肃地说“以后记住不能乱要东西”。
李瑞阳，陕西三原人，也是个老资格的革命文艺家，1957年西安媒体上隔三差五被点名，震动全城，过后李伯伯蒙冤在机关资料室管理书报杂志。我当小孩时并不懂这些事，只觉得他很和蔼，见我就微笑，还问长问短。大儿子在哈军工上学，冬天放寒假回来一身军装，佩戴学员军衔标志扎着武装带，十分令人羡慕。李伯伯家还有个年龄和我相仿的儿子，眼睛眯眯的，性格温顺，沉稳寡言，经常和我在一起玩耍，可惜我忘记了他的名字。 父亲因反右不力曾受过*党**纪处分，他对李老的命运非常同情，曾说过“运动来了挨整的都是好人”。我感到父亲对乐于助人的行为是支持的，比如马良田等人经常在他面前夸奖我，他给母亲说过，但从未当面表扬我。只有一次，我三年级时整个学期门门功课全是五分，父亲看了成绩册赞不绝口。不几天，有个搞美术的干部李静斋叔叔去上海出差，父亲让他给我捎回一打红双喜牌乒乓球，我用了好多年。 这个机关人员流动是很频繁的，过一段时间，这个人来了，过一段时间那个人又不见了，还有不少是从外地来这里出差办事的，待上一段时间居然和我相熟，比如汉中歌舞团的王德芳，好像是个作家，下了班没事就爱和我开玩笑，把我叫“小大人”，后来我在汉中当知青还去找过他，王德芳很热情，还记得我小时候的样子。
作者小学三年级的成绩册
有些演员也会突然调来在这里工作，比如省人艺的李旭东、西影演员剧团的王治国都在此工作过。李旭东的父亲从*疆新**来西安，他还和老人来我父亲办公室坐过，李对父亲说过省人艺有一个头儿给女演员拍不雅照片的事，父亲听了有些惊讶说“这简直成何体统！”父亲一般不给我们说公家的事、干部的事，只是由于我孤独在家实在无聊，他的办公室和卧室只隔了一层纸板墙，说话声音稍微一大，就能听见说话的内容。我也记得父亲有天开会回来夸奖“魏子旭这个干部不错”。魏子旭，河南人，头发有些稀少，爱戴鸭舌帽，在机关干什么工作我不知道，他是父亲在家里唯一夸奖过的一个干部。 最让我兴奋的是有一次，电影《红旗谱》饰演朱老忠的崔嵬也来过我家。1929年父亲和崔嵬同期考入熊佛西开办的山东实验剧院，他们相识于篮球场上，虽不是一个专业，却一见如故。山东大汉打球勇猛，外号“崔疯子”。六十年代崔嵬来西影厂导演《天山的红花》，经打问副厂长董希斌找到公字2号，俩人相见那种拍着打着的激动劲儿十分少见。他们关着门谝了一上午，时而高声，时而低语，不让任何人进去打扰，我在里间竖着耳朵没有听清他们都说了些啥。只记得崔嵬肩挎一台“牡丹牌”半导体引起父亲好奇“这玩意不插电还能响？”崔嵬哈哈挪揄他“你待在西北成土包子啦！”因西影厂中午有宴请，崔嵬恋恋不舍告别出门，父亲送他外出时，办公室窗户里都是人头，干部们争睹明星崔嵬的风采。 剧协大院是所有文化单位大院的缩影，在疾风暴雨的那个年代当然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加之国内文艺界一直是处在风口浪尖，免不了演绎出随波逐流添油炽薪的“剧本杀”。试想，任何一个人身在世界杯足球赛现场时，周围的球迷们都站起来狂热呐喊，谁还能平静地坐在那里熟视无睹若无其事？步入新时代的大院发小，微信群里欢乐多，悠悠岁月早就翻篇了！可喜的是大院第三代英才辈出，革命老前辈张棣庚的外孙女苏芸盟传承姥爷的基因已经是国内屡获大奖的编剧高手。
自搬家离开东木头市公字2号，再也没有进去过。近些年偶尔路过东木头市西口，昔日临街的两扇红漆大宅门，矗立着挂满招牌的一座现代建筑，从大门过道看里边院子，被楼房的大墙挡住了，那个长方形的花园肯定已经不复存在。即就是有人邀请进去看看，也不忍心去看防盗网密集的多层单元楼破坏脑海中的美好影像。不知那一年连战来西安是否进入过他曾经居住过的东木头市公字2号大院？ 拉拉杂杂说了半天陈芝麻烂谷子，大院的来历尚不清楚，有人说这个大院最早是民国军阀田益民的公馆，公馆无疑，到底谁的？查不到。晚辈生得迟了，写完拙文也没有搞清，有些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