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狗
一
“大狗要叫，小狗也要叫”。
偌大一个文坛，想当“大狗”的人太多了。然而，真正当上了“大狗”的，却是极少，极少。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觉得当一名“小狗”也着实艰难。尤其如我这等先天营养不良，后天又缺乏食粮者，更是困难重重。如今面对一大堆废稿和一小堆退稿信，走过的路真有点不堪回首，提起来，一如我不堪回首的坎坷人生……
我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西北边远山区的一个小村庄。两岁多时，父亲便在运动中进了*疆新**某劳改队，直到60年代初才回家。
现在，一般提及50年代末60年代初，都说是 “三年困难时期”。其实，我们基本上是五年——1957年下半年，就开始生活紧张了，到1962年春天划了“自留地”后，人们才渐渐能吃饱了肚子。
1957年春天，虚龄16岁的大姐出嫁了。母亲一个人带着12岁的二姐和不满十岁的三姐及仅有几岁的我。
1959年的夏末秋初，我跟着母亲寻野菜，偷吃了玉米地里带种的一种名叫“洋延根”的菜萝卜，被人抓住后差点要了小命，而且祸及护着我的母亲。母亲，先是被“巡风”（专门看庄稼的人）一顿无情的鞭杆。
这种“鞭杆”，是用四根长长的细竹棍，外面三根，里面一根裹一起。一节，一节扎绑起来，名叫“四股子”。打在人身上，一下就能扯得皮开肉绽。“巡风”扛在肩膀上，专门是用来打“贼娃子”的。抓住个贼，沾亲带故者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别的，轻者打一顿放了，重者，就往死里打。
我的母亲被“巡风”打完后，社主任打。打完了便用麻绳捆起来，从黄昏起一直闹到半夜。遍体鳞伤的母亲，又被绑断右胳膊。如今已八十多岁，每逢气候变化，那长了疤的伤臂就疼痛难忍。就因为母亲是“反革命劳改犯”的家里人。
1961年春天，我“做贼”时被副队长抓住，劈头盖脸就是几巴掌。两只耳朵厚厚地肿了好多天，打伤了一个耳鼓膜，从此就有了个耳聋症。所以，我是村里有名的聋子，平时轻些，一到感冒或别的什么疾病，就基本上啥都听不清了。
二
爷爷当过“伪保长”，好在1949年前就去世了。父亲，生于1925年，1990年逝世，终年65岁。
父亲是距村子五里的“国立小学堂”首届毕业生。也是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我县创办中学时招收的第一届中学生。当时正逢中国大地抗日烽火燃烧的岁月，国家处于生死存亡关头。据有关资料介绍，国家正在用人之际，这批学生被集体吸收为“三青团员”，不久又集体转成了国民*党**员（*党**团合并）。1949年解放后，父亲按照上面的指示，去县政府登记，交代了自己的历史问题。政府经过调查，备了案，作了“历史一般问题”的处理结论。然后被安排到省城兰州“西北合作干校”学习，几个月后分派了工作。先后任职于盐关粮站，罗坝商店，罗坝粮站等单位，一直担任会计工作。
一个从旧社会跨入新社会的农村“小知识分子”，忽然受到了*党**的信任，培养；其热情地工作积极性可想而知。
父亲努力工作，要求进步，还想争取早日入*党**。
然而，命运却是与他唱的“对台戏”。
担任会计工作时，别人两只手打一个算盘。而我的父亲，有人盯账，他两只手打两个算盘，下来对账时，两个算盘上的数字分毫不差。聪明能干，工作能力强，在文化普遍不高的当时，父亲可以算是一个被“翘楚”的人才。身边的同志都给他翘大拇指点赞，更增加了父亲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
荣誉好，荣誉人人求之不得。
荣誉能增强一个人的自信力。但一个人过于自信，就很容易滑入骄傲自大的沟渠。如果把握不好，将会失去自我，会给自己留下终生的悔恨。还可能留下血淋淋的教训。
不识时务的父亲在赞扬声里，忘记了“名高妒起”“树大招风”和“皎皎者易污”的古训。竟然敢给顶头上司提意见。而且，将顶头上司的错误敢反映给上级“县联社”。在罗坝商店工作的两年多的时间，正在积极努力入*党**，热情工作中的父亲；被早就得罪了的顶头上司说：“国民*党**就是*党反**的，*党反**的人还想入*产党共**？简直是笑话”。
没过多久，领导就借“运动”的东风，开始整他，说他的账务不清。检察机关调查落案时，却找不出父亲一丝犯罪的证据，发回单位重新研究调查。研究来调查去一个月后，父亲的账务依然找不出一丝问题。没办法，想整你，有的是办法；狼要吃羊，难道还找不到借口？
终于被诬陷的“罪行”被判三年，历史问题（国民*党**员，三青团员）被判四年，加起来七年。
“*革文**”开始后不久，刑满释放回家劳动了几年的父亲，又被揪了出来，成了“残渣余孽”，历史反革命分子。
三
别小看了我的村庄，“*革文**”中的觉悟还是有相当水平的。除了父亲脖子上每天被挂黑牌，被“坐飞机”外；“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老虎不下狼儿子”，“黑心萝卜结的黑心籽”等等的恶词，就落在了父亲的儿子我的头上。于是村里，学校里，我与别的孩子就有了等级。别人从“红小兵”升成了“*卫兵红**”，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大串联”。我就羡慕地当听神话故事……
1972年高中毕业后，回乡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同期毕业的人，一个个招了工的，当了兵的，被推荐上了大学的。最次的也当了“社请教师”或大队，生产队的会计。我不受教育谁受教育？
毕业后至1980年的八年间，我先当基本队员修“大寨田”，后被派往离家二百多里路的洮坪深山老林里伐木育林。原始森林里，过着野人般的生活。至今，我的下巴上还有洮坪育林时，留下的一个纪念性的疤痕呢。
参加“苗河水库”工程大会战，一年后又加入“红河水库加固工程”拉土的人流中……再以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有幸当上了一名兰州铁路局“天兰线电汽化工程”501队的合同工人。两年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我们的合同期也到了；全县240名合同工人，全部被送回了家。
我常常这样给人说：我是“改革开放”的头一个受益者……有了人身的自由。十亩土地上，我想什么时间干，就什么时间干。想种什么庄稼，就种什么庄稼。风里来雨里去，起早摸黑的劳累，都是我心甘情愿的。乏了，累了，歇会儿再干。没有谁喊叫我，没有谁无缘无故地骂我打我。除了父母偶尔的唠叨外，谁敢对我指手画脚？
村庄里，我的庄稼年年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几十年来，几乎年年都是大丰收。吃不完的余粮，卖了，养活我的一家老小，供给三个孩子上学读书。
所以我的诗《小平啊，我一定努力种好粮食》，《小平啊，我的粮食丰收了》在《诗刊》，在“央视”亮相，获奖。
四
“改革开放”初期，还未出现外出打工现象，山大沟深别无出路。我们自古有“农不兼商一世穷”之说，只靠几亩薄田难以养家糊口。没有经商的本事，经再三思考后我开始学医，经当时的天水地区卫生局考核合格后，发证准许行医。这一“行”便是十八年。十八年里，我一手耕种着我的山坡地，一手给人把脉开处方。
对于文学的爱好，是从小学五年级时开始的。
“*革文**”开始后的那几年，学校无书可读。我们天天跟着大同学参加批判会，呼喊口号。大到全公社的群众大会，小到学校的学生斗校长，老师，学生斗学生。正在这期间，我偶尔得到了一本《青春之歌》。
一部《青春之歌》读得我废寝忘食，夜不成寐。别人喊口号时，我口上动着，心里，还在替书中的林道静和余永泽的婚事，担着心。
也从此有了读书的瘾。以后便偷偷摸摸，千方百计地寻找书读。只要能借得到的，什么都看，小说，诗歌，散文，《百家姓》，《千家诗》。中国的，外国的等等什么都能吸引我。甚至报纸上标语口号式的“诗”，能读到的，都尽量抄下来认真地读，默默地背诵。这好像成为了我的一种习惯，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这习惯持续到高中，以及学校毕业后的艰难生活里。或者，可以说直到现在。
几十年来，在繁忙的农活中，常常是一边读书，一边偷偷的写，偷偷地向外投稿。投出去的稿子，大多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了。无消息，并不气馁，下决心继续努力。好在我的“不气馁”，我的“努力”，并不影响我的庄稼。
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羡慕的不是谁的官做大了，谁一锄头挖出来了一疙瘩银子。而是谁在报刊上发表了什么文字，哪怕几十个文字。听到邻村的谁在某刊物发表了一首诗，便于敬佩中也莫名地兴奋。就想象着：这个人一定不是“凡人”。就一定设法去找到他，见一见他。
至今，我仍将那些能在报刊上发表文字的人，视为自己的知己，都当成我最亲的亲人和朋友。
1987年，有幸结识了刘志清老师。他是我省曾经著名的农民诗人。单位派他到宽川乡参加“整*党**”工作。正好他包的是我们大队。得到消息时已是一个月后，我高兴的在另一个村子里寻找到了他。我们交往了两个月后，他离开了我们大队。临走时，我交给他几首习作。他回去后去兰州参加一个会时，将我的习作给了在“兰州晚报”打工的金吉泰。
金吉泰应该是我诗歌写作道路一个重要的引路人；1987年3月31日的《兰州晚报》“农村版”上，发表了我的《小路》。这首诗仅仅12行，是金老师从我42行原作中选出来的。42行中择出来12行，每一个字又都是我写的……我恍恍惚惚有了点感觉：诗，应该是这样写啊……
对于往事的回忆，能给人以情绪的感伤，给人以灵魂的触动，给人以精神的动力，给人以行动的力量。
五
诗，是什么？
有人说，诗是英雄穷途末路的长哭。有人说诗是书生生不逢时的感喟。有人说，诗是官宦流放贬谪后的不平。有人说，诗是哲人退居山水的寄托。有人说，诗是情人望断归帆的伤痛。还有人说，诗是壮志难酬的惆怅，诗是浪迹天涯的彷徨，诗是向往而不得的苦闷，诗是爱情相思而难遇的忧伤……总的说来，诗，很少很少是热闹的产物。
我的诗是什么？也许，也许什么都不是。
我依然赶着毛驴耕种着十多亩薄土，依然忙里偷闲读点书，默默地写几首诗。即使没有什么严谨的理论，缺少深刻的哲理，少有诗歌的现代美学。但是我想，如果这个庞大社会的一个小小的角落，能从我的笔下，多多少少展现出点什么来，那我就没有白费力气。而且，我手写我心；每一首诗，都尽力争取能给我的读者们，带来些微的乐趣抑或细小的感动。这些都是我多年来，努力争取想做到的；尽管许多依然不尽人意。但，也不希望全都尽人的意。
我也曾有过“好好学医”，挣点小钱养家糊口，把日子过好；一是山乡医“事”的是非太多，咱“一介书生”难以应对，不得不退。二则一看见那如砖头样的书本，洁白如雪的稿纸，就什么都淡了。就想读书，就想写作。于是想，那坚忍地报残守缺而初衷不改者，可能将主宰我的一生。虽贫困潦倒，也在所不惜，甘于受之。目的，大概就是忍不住想活成文坛一只小小的“狗”，能于这个复杂的人世上，“汪汪”地叫上几声。
芸芸众生里，自古“人骑马我骑驴”的事太多了。
现在终于活成为“老狗”了，才明白：原来“大狗”是天生的。“大狗”不是“小狗”长大的。小狗也有值金值银的，不是谁想成“小狗”，就随便能成的。
六
2001年2月，我的《村庄》《乡戏》在《诗刊》头条发表。其实此前的1998年1月，我的组诗《溢满情歌的乡土》，5月份的《飞天》组诗《家在甘肃》，99年1月份《诗刊》组诗《春华秋实的村庄》等，几乎都在刊物的头条发表了。
2001年4月16号，我应邀参加第一届“甘肃诗会”，兰州大学从事诗歌评论和研究的常文昌教授，在发言中提到了我与我的部分诗作。也就是在这次会上，他称我为“农民诗人”。会后，诗人李老乡说：“从农民诗作者成为一名‘农民诗人’，是你南山牛取得的成功。”并说“凡是吃‘皇粮’的，都不算农民诗人；南山牛才算是农民诗人，因为他至今没有吃‘皇粮’”。
诗人，《飞天》副主编马青山见面的头一句话是：
“你的诗写的好：
……风啊
长城都挡不住的颜色
比草深得多……（《家在甘肃》）
有人写了几十年，没有让人记住的一句。”
省文学院副院长高凯说：“南山牛大器晚成啊”。“南山牛是诗人，不是农民，农民写不出诗来。农民把诗写不到《诗刊》上去”。
诗人，原甘肃省作家协会主席高平后来说：“我早就说过，南山牛不是农民……”
面对老师们，我什么都说不出来。但心里明白：我是农民，除务农外，还能写几首诗，其余一窍不通。
比如当乡村医生走村串户，治好过一些小疾小患。结果，连讨回欠账的本事都没有。弃医后，很多难以讨回的欠款，决定咬紧牙关给免了。医生也不再干了，一心一意当农民，再节约点时间，当“诗人”吧。“生命可能平凡，但绝不可以平庸”。这句话，也深深地影响了我。我不能像村庄里的大多数一样，混混沌沌一辈子，把自己种成一棵无精打采的庄稼。
我写诗，首先一定要懂得怎样做人。
我总觉得对于诗人，世上再没有比虚伪更可怕的东西了。我深信，真诚能拯救诗歌的贫困，也能拯救一个精神，物质都贫困的人。对于虚伪，装腔作势，我从来深恶痛绝。
诗言志，诗更传情，无情则无诗。文学是人学，诗学是情学。情的内容中最重要，最感人的，应当就是真诚。
我写诗，得感谢我一字不识的妻子。自从我们结婚以来，除了与我一起干其他庄稼活儿外，她是村里第一个担稀粪的女人。那时候的“担希粪”，是一般男人都嫌脏，嫌臭的活儿，很少有人干。妻子是村里第一个扬着鞭子赶着毛驴，扶犁耕地的女人。自古以来“男耕女织”， 扶犁耕地的女人，至少在我的村子里，当时还没有先例。
还得感谢我的因贫困而愚昧，自私，狭隘的村庄。它深深地伤害过我，甚至在我人生的关键处，卡死过我的出路前程，但我不会记恨。一些可恨的人，他只是借着大环境耍“二杆”。或者他本就是个人渣。
村庄，当然也是全国广大农村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也是我的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忽然想起了现代文坛大师郁达夫先生来，就请先生为我这篇拙文补上几行结尾吧：
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
剧怜病骨如秋鹤，犹吐青丝学晚蚕。
一样伤心悲命薄，几人愤世作清谈。
何当放棹江湖去，浇水桃花共结庵。
（原《家在甘肃》后记）
修改于2016年9月
2021年2月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