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男篮兵败世界杯，倒逼CBA大刀阔斧改革。
10月17日，CBA联盟召开俱乐部投资人会议暨股东会第七次会议，表决了一系列改革议案，涉及外援政策、国内球员工资帽以及青训准入等重要内容。
从2020-21赛季开始，外援政策开始实行4节4人次。此外，工资帽正式推出，国内单一球员最高合同工资限额为该赛季工资帽基准值（3600万）的25%，既900万元。
新政出台后，坊间舆论不一。没有人会恶意揣测改革的初衷，但上述改革措施本身存在着拧巴之处，或将CBA推向更加茫然的前途之中。
放开外援注册人数像皇帝的新衣
外援政策的调整力度颇大，实施4节4人次的同时，将CBA俱乐部可注册外援数量扩大到4人。在限制外援上场人次的同时，放开了注册外援的数量，让人感到拧巴。
过去几个赛季，CBA在外援使用方面政策一直在收紧，末节单外援政策，以及逐渐缩小了亚外的范围就是例证。大量外援涌入CBA，挤压了国内年轻球员的生存空间。此举是为了给国内球员更多的上场机会。
经过几年的培养，的确涌现出包括赵睿、赵继伟、孙铭徽等出色的后卫。但兵败世界杯，依旧导致舆论沸反盈天。在这样的当口，CBA联盟有了充足理由进一步限制外援的使用。于是乎，4节4人次应运而生。
明眼人马上就能看到，4节4人次将直接影响到CBA的观赏性，以及商业价值。这无需赘言，CBA终究是一个由外援决定上限的联盟。
如果将外援政策的调整视为开历史的倒车，似乎不够客观，因为新政放开了外援注册人数。细究起来，这个注册人数的调整更像是那件皇帝的外衣。
在当前的外援4节6人次政策下，越来越多的球队开始储备3外援，在面临伤病或战术需要的时候进行灵活调整。当外援使用次数下降的情况下，还有多少必要储备3个或者4个外援，2个外援已经足够应付正常的战术调整。除了志在夺冠、且财大气粗者，小俱乐部仍将会勒紧裤腰带过日子，2个外援甚至1个外援搭配1个亚外（如果亚外依旧存在的话）不失为更明智的外援使用政策。
放开外援注册数量只能起到掩盖CBA开倒车的事实。至于这一政策调整，能否提升国内年轻球员的实力也未可知。
过去几个赛季末节均是单外援，国内球员在关键时刻获得了大量的上场时间。但是关键球的处理仍主要掌握在小外援和队内明星球员手中，年轻人所获得的锻炼机会有限。尤其是在外援受限、CBA联赛整体水平下降的情况下，年轻球员在联赛中得到的锻炼未必如想象般那么大。
通过工资帽无法减负过于理想化
除了外援政策，CBA新政中正式出台了工资帽。出台工资帽的初衷是为了规范俱乐部的运营，改善其经营状况。据媒体报道，在投资人会议上，工资帽的出台得到了俱乐部的老板们一致通过。尤其可见，老板们苦球员高薪久已。
可这里面仍旧存在着颇多拧巴之处，其一工资帽仅限制国内球员，对于外援却并无限制。从各俱乐部的支出情况来看，国内球员的薪资与外援薪资基本相当。
在外援新政中，限制了外援的上场次数，但起不到降低外援薪资的作用。外援往往按照赛季或者按月签订劳动合同。放开外援注册数量，则有可能加大外援薪资方面的支出。一方面支付给外援的薪资面临上涨，一方面却要限制国内球员的收入，何其怪哉。
其二，在工资帽中对国内单一球员最高合同工资限额进行了规定。易建联、周琦等顶尖球员在2020-2021赛季将面临大幅降薪。
可在这一条款之外，还存在着各种特例。特例会不会成为保护伞？阴阳合同是否依旧存在？如果顶尖球员合同可以轻松逾越工资帽的限额，真正受到限制的则是海量的中产球员。他们的收入并不高，却要为工资帽新政埋单，他们的积极性如何得到保证？
篮球运动员对于身高有着特殊的要求，选材面原本就较窄。而且，相比足球等其他职业运动，篮球运动员职业寿命较短。更高的待遇是家长鼓励孩子们走上职业道路的决定因素。CBA工资帽的负面效应是否会波及到青训体系中，则有待实践检验。
从职业规范角度来说，工资帽是一个有效的举措，但如果此举的目的只是为了限制国内球员的收入，则很难发挥工资帽的正面作用。
改善俱乐部生存现状应靠开源
在NBA，各支球队的老板们也曾为球员的薪资发愁。大约十年前，联盟中半数球队无法实现盈利。
最近几年，NBA的工资帽一直上涨，但球队的盈利能力却逐年上升，估值也屡攀新高。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已经写过，2016-17、2017-18这两个赛季骑士队是联盟唯一亏损的俱乐部。他们为了夺冠签下了多份大合同，导致每个赛季需要缴纳5000万美元左右的奢侈税。
球队的盈利能力上涨主要归功于NBA联盟在转播权以及赞助方面收得盆满钵盈。换言之，俱乐部的门票收入、周边产品收入相对固定，更多需要仰仗联盟的造血能力。
CBA同样如此，每个赛季的票房收入在1000万上下，周边产品收入可忽略不计，收入主要仰仗CBA的分红，以及俱乐部商业赞助。CBA很多俱乐部无法盈利，并不完全受工资的拖累，主要还是CBA整体营收能力欠佳。
新出台的工资帽既规定了上限4800万，也规定了下限2400万。这未必能够给生存在贫困线上的俱乐部减负，反而有可能加重负担。
据我了解，吉林、同曦等小俱乐部经常可以通过控制球员工资实现盈利。如果联盟中所有俱乐部都是这种小作坊的模式，CBA的商业价值和影响力将会逐渐萎缩，最终坠入深渊之中。个别小俱乐部苦苦挣扎，受地域等多种因素制约。活着就是硬道理，联盟应该允许这种情况以特例的形式存在。
但是，工资帽下限增加了它们生存的难度，有可能导致投资人心生去意。倒逼可以活下去的俱乐部退场，谁又愿意成为接盘侠呢？
表面看起来，现在的工资帽，为豪门球队减负，但由于各俱乐部财政状况不透明，以及各种特例、阴阳合同的存在未必真正能够起到减负作用，而给小球队的增负却是实打实的。
工资帽无法从根本上改善俱乐部的盈利能力。改变CBA俱乐部普遍亏损的现状，更多需要CBA联盟去造血。这就需要CBA的观赏性、商业价值、影响力与日俱增，在转播权、商业赞助等方面跃入新的台阶。
左右互搏的“周伯通”
新的矛盾随之产生，CBA联盟到底应该是以自身商业价值第一，还是以为中国男篮培养人材为重中之重。
想要从根本上解决CBA俱乐部的生存困境，联盟需要做的就是在商业领域大刀阔斧，提升盈利能力。吸引更多的外援来到CBA，提高联盟的观赏性，从而吸引更多的赞助商，在与转播机构的谈判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但是，CBA联盟与中国男篮的关系，迥异于NBA与美国男篮的关系。姚明身兼中国篮协主席、CBA联盟掌门人之职。这种复杂的关系决定了CBA联盟与中国男篮是血脉相连的关系。
知名公众号“苏群”在相关文章中分析指出：“CBA公司的独立性在这次投票中起了关键作用，即CBA的事由CBA自己决定。”
但我恰恰并不能完全认可这一观点。如果单独从CBA角度来说，应该以联盟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推行工资帽有现实考量，但限制外援且外援没有工资帽于情于理难以说得过去；如果站在中国篮球的角度考虑，限制外援找到了理论依据，但工资帽又有可能影响到国内球员的积极性，以及家长对孩子投身篮球这项运动的热情。
CBA出台的一系列新政，多处让人觉得拧巴。即便不考虑背后可能存在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控，姚明的双重身份也决定他需要平衡两方利益，就像“老顽童”周伯通一样，在思维层面不时要左右互搏。当中国男篮成为了众矢之的，通过联赛“为国养士”的念头就占据了上风。
在我看来，如斯科拉所建议的彻底放开外援政策并不现实，但在外援使用方面可以维持现状不变，开倒车的思路实乃下下之策；工资帽早晚会成为CBA联赛的标配，但前提是各俱乐部的财政状况更加公开、透明，现在上马过于匆忙；改善俱乐部生存状况的根本之道在于CBA价值的提升，节流不如开源。
整个新政最拧巴的地方在于：CBA联盟希望改善俱乐部的财政状况，却又为了中国男篮的未来牺牲联赛的观赏性和商业价值。
- 等到CBA真正变成了一个成熟的职业联盟，一定会反哺中国篮球。只不过决策者们缺乏足够的耐心等待瓜熟蒂落，一定要拔苗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