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立志报考圣西尔军校
1904年，少年夏尔·戴高乐在父亲的启示下，做出了其人生的第一个重要选择：投笔从戎，报考圣西尔军校，做一名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效力的爱国军人。
一天下午，夏尔·戴高乐从圣母玛利亚学校放学回来，回到沃吉拉尔街383号的家中。他站在五楼套间的窗户下，朝沃吉拉尔街大门口望去，焦急地盼望着父亲归来。当时，亨利·戴高乐工作很忙，同时兼了几份工作，不仅在圣母玛利亚学校担任学监和哲学老师，而且还到圣热纳维埃夫中学去兼课，给那些准备报考巴黎综合工科大学的学生上法语课和文学课，以及给那些准备报考圣西尔军校的学生上历史课。
傍晚时分，父亲亨利终于下班回家了。当父亲走进家门，看见少年夏尔头戴一顶大礼帽，身穿一套黑色礼服和条纹长裤时，他就暗暗思忖，今天儿子的打扮穿着有些奇怪，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此时此刻，夏尔·戴高乐赶紧朝父亲迎了上去，亲热地拉着父亲的手，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亲爱的父亲，我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准备报考圣西尔军校。我将来要当一名军官。”
对于夏尔·戴高乐报考圣西尔的决定，父亲亨利事先是毫无思想准备的。突然从14岁的夏尔嘴里听到这番话，他心里感到非常惊奇，非常震撼。但是知儿莫如父，亨利很快就明白过来，为什么夏尔·戴高乐要放弃对文学和诗歌的爱好，转而决定将来有朝一日，要去报考圣西尔军校。
父亲亨利很早以前就观察到，夏尔·戴高乐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玩“小铅兵”游戏。他六七岁时就积攒零钱，到圣父街的一家商铺去买小铅兵的玩具，并用几年的时间，陆陆续续地积攒了800多个小铅兵。从那时起，少年夏尔在家里经常同三个兄弟玩这种有趣的小铅兵游戏。即使夏天到里尔外婆家去过暑假，他也要把那些小铅兵带到里尔公主街9号去，同马约家族的表兄弟们在一起，在装有观景窗的大客厅里，兴致勃勃地玩小铅兵游戏。
不仅如此，夏尔·戴高乐同他的三兄弟玩小铅兵游戏时，也要争着扮演法国和欧洲国家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大哥格扎维埃在游戏中经常扮演德国皇帝的角色，弟弟雅克和皮埃尔则分别扮演奥地利人、英国人或俄国人的角色，而夏尔·戴高乐总是让自己扮演法军统帅的角色。有一次，当格扎维埃觉得夏尔·戴高乐在小铅兵游戏中老是扮演法军统帅，让自己老演德国人时，他就要求同夏尔·戴高乐交换一下角色。但格扎维埃的要求却遭到夏尔·戴高乐的拒绝。因为夏尔·戴高乐认为，在他们四兄弟爱玩的小铅兵游戏中，唯独他自己有权成为法兰西的化身。
据说，在结束小铅兵游戏之后，夏尔·戴高乐还要同他的三兄弟继续玩一种新的“签约”游戏。对于这种所谓“欧洲国家签约，并辅之以裁军、瓜分土地和重新结盟”的游戏的热衷，是少年夏尔·戴高乐有了战后谈判意识的表现。这也是他从父亲那里了解到普法战争的失败、向德国割地的历史后才开始有了这种意识。
夏尔·戴高乐一天天地成长，到了青少年时期。他思想早熟，开始有一种想当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军人的抱负，这无论如何都让当老师的父亲亨利感到十分欣慰。
于是，父亲询问夏尔·戴高乐为什么要报考圣西尔军校。对于这个问题，青少年夏尔的回答是，他热爱法兰西，也热爱法兰西*队军**。法国陆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队军**。他要学习民族女英雄贞德的榜样，将来长大长高后就要去收复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去的领土阿尔萨斯和洛林。
听完夏尔·戴高乐的回答，父亲毫不犹豫地对他说：“亲爱的夏尔，爸爸支持你。”因为当父亲的心里清楚，刚才夏尔·戴高乐告诉自己报考圣西尔军校的决定，绝非心血来潮，而是他胸中怀抱的一种远大的志向。
圣西尔军校是法国最著名的一所军校。早在1803年1月28日，拿破仑·波拿巴就签署过一项关于在巴黎枫丹白露建立一所军事专科学校的法令。其使命就是要为法国*队军**培养第一批步兵军官和骑兵军官。
5年后，随着第一帝国的建立，拿破仑于1808年3月24日，将这所枫丹白露的军校迁到凡尔赛附近的圣西尔，并改名为圣西尔军校。与此同时，拿破仑将曼特浓夫人[16]当年为教育那些破落贵族家庭的女子而修建的那批老房子接收过来，改建为圣西尔军校的新校舍。
光阴荏苒，圣西尔军校已经走过了百年的风雨历程。遵照拿破仑当年题写的“为打胜仗而受训”的校训，圣西尔致力于培养一大批军事精英，业已为法国陆军输送了数万名优秀军官。在这些精英人物中，有一些屡建奇功、彪炳史册的将帅，如帕特利斯·德·麦克马洪元帅（1808-1893），约瑟夫·加利埃尼元帅（1849-1916），福熙元帅（1851-1929），霞飞元帅（1852-1931），赫伯特·利奥泰元帅（1854-1934），菲利普·贝当元帅（1856-1951），1897年毕业的马克西姆·魏刚将军（1867-1965），1912年毕业的阿尔封斯·朱安元帅（1888-1967）等。
作为法国最重要的军校之一，圣西尔军校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就国内而言，每当7月14日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上举行盛大国庆阅兵式时，圣西尔的应届毕业生方队享有走在受阅部队最前面的殊荣。就国际而言，圣西尔的名气堪与英国圣赫斯特军事学院、美国西点军校、俄国伏龙芝军事学院媲美，它们并称为“世界四大军校”。
父亲亨利作为一位参加过普法战争的老兵，以欣慰的心情聆听夏尔·戴高乐报考圣西尔军校的志愿。为此，他不断勉励和鞭策夏尔·戴高乐加倍努力学习，上好圣母玛利亚教会学校，为将来报考圣西尔打好基础。
有了明确的学习目标，夏尔·戴高乐从1905年起就有了更大的学习动力，在中学时期变得更加刻苦用功了，他的学习成绩有了长足的进步。
1906年7月，在1905学年结束时，夏尔·戴高乐在圣母玛利亚学校获得了6个头等奖、1个二等奖和3张奖状。
1907年10月，夏尔·戴高乐转学到比利时图尔奈的安托万中学，他仍然是一名勤奋好学的优等生。
1908年10月，青年夏尔·戴高乐从比利时回国后，就在父亲的帮助和联系下，到巴黎战神圣母院街22号的圣斯坦尼斯拉夫中学，去读高考预备班。在圣斯坦尼斯拉夫中学，他也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1909年7月，夏尔·戴高乐顺利地通过了圣西尔军校的初试，并参加了有800人参加的复试。
复试结束后，夏尔·戴高乐特地到加莱的姨母和教母吕西·马约家里去过暑假。在此期间，他一边在维姆勒的海滨散步和游泳，一边耐心地等待圣西尔军校的录取消息。
夏尔·戴高乐也常去维姆勒游览名胜古迹。在19世纪初，这里曾经是拿破仑准备从海上攻打英国的一个军港。1804年，拿破仑在维姆勒海滨的维米尔小镇，为皇家近卫队的老兵竖立了一座高达54米的雕像。酷爱法国近代史的夏尔·戴高乐一有空，就到维米尔镇来，在拿破仑老兵的雕像下驻足、凭吊和沉思。
同年9月底，夏尔·戴高乐在维姆勒收到了父亲亨利从巴黎寄来的圣西尔军校的录取通知书。他立即高高兴兴地从海滨回到加莱，然后匆匆忙忙收拾行装。在告别姨母吕西之后，夏尔·戴高乐就急忙动身，乘东方快车回到了巴黎。
诚然，夏尔·戴高乐在1909年圣西尔录取的221名新学员当中排名为第119名，不是一个理想的成绩。但是，他的父母亲却对这个名次感到满意，因为他们觉得，夏尔·戴高乐在高考前时间很紧，只读了一年的预科，就已取得这样好的成绩。而夏尔·戴高乐本人也对这个名次表示满意，因为它毕竟圆了自己多年来的从军梦。
二、在33步兵团锻炼一年
1909年10月，19岁的青年夏尔·戴高乐怀着喜悦的心情，同圣西尔军校签订了一份为期4年的入伍志愿书，遂成为这所百年名校的一名新学员。
不过，新学员在考入圣西尔军校的第一年，是暂时不能走进圣西尔的校园和课堂的。因为按照国防部长安德烈颁布的法令以及圣西尔军校的相关规定：新学员在正式入学前，必须先到基层部队去当兵锻炼一年。圣西尔的办学宗旨是，新学员服役首先要学会服从，然后再学会指挥。
就这样，夏尔·戴高乐遵照父亲亨利的嘱咐，选择到驻守阿拉斯的法国陆军第1军第2师第8旅第33步兵团服役。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亨利认为，第三共和国的军人必须到像阿拉斯[17]这样的地方去接受艰苦生活的锻炼，才能百炼成钢，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驻守阿拉斯的第1军第33步兵团是法国陆军中一支响当当的精锐部队。在19世纪初，33团曾先后在1805年的奥斯特里兹战役和1809年的瓦格拉姆战役中，为拿破仑立下过赫赫战功，是法国获奖最多的功勋团之一。
因此，在亨利·戴高乐眼里，找到一个驻守阿拉斯的功勋团来开始其优秀军人的生涯，对夏尔·戴高乐未来的成长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也许是他替儿子选择到33步兵团服役的良苦用心吧。
1909年10月7日，夏尔·戴高乐从巴黎来到阿拉斯。这位年轻的二等兵先是到施拉姆小区的33团团部，向施瓦茨上校团长报到。接着，他又来到勒维斯军营的第3营营部，同第9连连长保尔·约瑟夫·贡达利埃·德图格尼、排长拉姆雷特·拉韦尔森等见面。33团的各级领导都向这位圣西尔新学员表示了欢迎。
接着，戴高乐从团后勤部门领到了一套二等兵的制服：茜红色的军裤，带绒球流苏的红色军帽，短上衣，深灰蓝色的军大衣，高帮皮鞋和护腿套，以及用厚布做的工作服。
谚语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戴高乐的军人生涯就是从阿拉斯33团3营9连当一名二等兵这一刻，才开始跨出了他的第一步。
关于夏尔·戴高乐在33团的军营生活，戴传作家刘聪进行过这样的描述：“这个又高又瘦的步兵，身上紧裹着一套军装，手持一支沉重的‘勒贝尔’步枪，毫无怨言，但却闷闷不乐地开始履行自己的天职。除放哨、演习、队列外，打扫卫生、削土豆等公差勤务，日复一日地使他在阴沉沉的兵营里经受没有尽头的煎熬。一些陌生、粗鲁、简单的人，整天盼着礼拜天放假，喝白酒，有些人净说淫秽的笑话，士官们粗野打人，伙食令人很不习惯。这一切在当地驻军里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他对这种生活感到枯燥乏味。”[18]
不过，这种枯燥乏味的军营生活也呈现其生动活泼的另一面，这从他同巴黎父母的通信中便可得知。
1910年1月21日，戴高乐致函父亲，汇报其在风雨中参加一次24公里行军的情况。信中写道：“不久后33团将要进行一次相当艰苦的行军考验，但这也是一次很好的训练。再说，迄今为止，尽管重负在身，但我还从未觉得行军困难过……实际上，对我个人来说，我过去行军时曾经担心过的麻烦是出在行军袋上。但这种麻烦现在却没有出现过。”[19]
接着，戴高乐在信中谈到他准备参加33团组织的一次士官生考试。他写道：“此次考试将在近两周内举行。除了那些我们必须知道的军事理论（军事理论不应该忽视）之外，我们也研究军事实践，换言之，研究在士兵面前保持亲切态度和指挥部队的艺术。”
在信的结尾，戴高乐还谈到其同圣西尔军校的几位同学聚会的计划。他写道：“明晚，我将邀请同学们在旅游者咖啡馆共进晚餐。这顿晚餐是我为巴黎的同学——巴里尼、皮约、贝尔纳多和洛坦预定的。而我们五个人在上周四，已经聚餐过一次，吃过阿拉斯的‘三王来朝节’饼了。”
4月初，*光春**明媚，万象更新，春天来到了阿拉斯。夏尔·戴高乐在33团9连，从二等兵晋升为下士班长。这是戴高乐到33团后的第一次晋升，他心里感到很开心，很温暖。
关于此次晋升，后来曾经广为流传过一则逸事。据说，与夏尔·戴高乐同期来33团当兵的圣西尔新学员，绝大多数都在此次升迁中晋升为中士。但是，像夏尔·戴高乐这样出类拔萃的新学员却无缘在9连晋升为中士。对此，人们议论纷纷，对第9连连长德蒂格涅上尉的做法提出质疑。面对质疑，德蒂格涅上尉以攻为守地回答说：“为什么你们想要让我提拔一个小伙子——他只觉得自己是陆军元帅——当中士呢？”
这年7月，法国北方又爆发了大规模的矿工*工罢**事件，社会局势变得非常紧张。33团奉命驻在阿拉斯和敦刻尔克，夏尔·戴高乐作为下士，参加过*队军**维护社会秩序的行动。
*队军**参加维护社会秩序行动，这是在20世纪初，法国工人运动进一步高涨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事件。
1900年至1904年期间，法国工人的*工罢**人数总计达90余万人，比19世纪末最后5年的*工罢**人数高出一倍以上。其特点是，不仅是*工罢**人数激增，而且*工罢**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和尖锐的冲突性，经常发生工人同警察的流血冲突。如1902年发生的那次矿工大*工罢**，提出了实行8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制，以及对年满50岁和在矿井工龄高达30年以上的老矿工发给养老金等要求。其规模之大几乎席卷了11个省，有几万名矿工参加，并且坚持*工罢**长达55天之久。
1909年至1910年期间，由于国内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在国际上受到1905年俄国革命的推动等诸多原因，法国北方的工人斗争焕发新的生机，出现了新的高涨。例如，1906年3月，库里埃煤矿发生矿井爆炸，有1100多名矿工在井下身亡。“三月*案惨**”发生后震惊全国，引发了北方省和加莱海峡省矿工举行抗议矿主、声援遇难者的总*工罢**，共有8.5万名矿工参加。*工罢**者决心将抗议斗争同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斗争结合起来，在5月1日国际劳动节之际举行全国性大*工罢**。对此，政府紧急调动*队军**，派2万多名军人开赴矿区，残酷*压镇***工罢**。矿工们群情激奋，奋起反抗，用石块将一名*动反**军官活活砸死，由此双方酿成一场严重的武装冲突。其结果是，这场持续52天的大*工罢**最终以矿工被迫让步，接受矿主增加10%的工资而宣告结束。
往事不堪回首。夏尔·戴高乐在1910年当兵锻炼期间，先后奉命在阿拉斯和敦刻尔克参加过33团维持社会秩序的行动。
关于维护阿拉斯社会秩序的行动，戴高乐将军的大儿子、海军上将菲利普·戴高乐曾在回忆中直言不讳地写道：
“这是一段不愉快的回忆。7月14日，我父亲在阿拉斯，在人群的喝倒彩的声音中*行游**，这些人群在社会*党**领袖饶勒斯的鼓动下，紧握拳头，高呼：‘*倒打**三年兵役制！’当父亲回忆起这些*行游**场景时，他喊道：‘可怜人！’这些*行游**者认为，工人国际已经实现了*工罢**者的团结，来阻止任何战争的爆发。在这个时期，德国社会*党**人大量地投票，赞成拨款给德国皇帝，加强德国*队军**。法国的社会*党**人则从未改变过其立场。他们的主导思想是乌托邦。”[20]
关于维护敦刻尔克社会秩序的行动，戴高乐将军本人曾在时隔37年后的1947年11月，在科隆贝寓所，进行过回忆。将军对副官居伊上尉说：
“当时，施瓦尔茨上校对充满着敌对情绪的矿工说：‘来吧，来吧，你们不要逼我们做我们不想做的事情。’施瓦尔茨还向人群建议做这样的交易：‘如果你们待在原地不动，那我就命令部队把*刀刺**拔下来（原文如此）。于是，矿工们的情绪变得平静下来，施瓦尔茨便命令部下把*刀刺**插进他们的刀鞘。’
“顿时，从矿工中间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他们不断地呼喊着口号：‘当兵的，同我们在一起！’当然，这样的要求在施瓦尔茨这个可怜的团长脑子里，是不成问题的。其结果是，陆军部长下令对33团的行动进行一次调查。上级到33团来做过一些调查。每个士官都要写一份报告。我颇为自豪地写了自己的报告……当然，我那时只是一名中士班长。”[21]
戴高乐父子的讲述使我们对当年夏尔·戴高乐在阿拉斯33团参与维护社会秩序的情况，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就这样，1910年9月，圣西尔新学员夏尔·戴高乐结束他在33团3营9连的一年锻炼，从阿拉斯返回了巴黎。幸运的是，9月27日，他在离开33团前夕从下士晋升为中士。
三、在“菲斯届”学员中名列前茅
1910年10月，巴黎的天气已经变凉了。但这种秋风秋雨的气候，却丝毫没有影响夏尔·戴高乐的快乐情绪。
10月14日，圣西尔新学员戴高乐中士冒着滂沱大雨，来到巴黎西南郊的凡尔赛。他在风雨中跨进了圣西尔军校的大门，迈着坚实的军人步伐，朝着其多年来孜孜以求的军校梦走去。
在圣西尔第94届的新学员中，戴高乐的考试成绩位居中游，身高却是最高的。看见身高1.95米的戴高乐鹤立鸡群，直挺挺地站在大家中间，有些调皮捣蛋的同学就灵机一动，给他取了一些诸如“公鸡”“芦笋”“铁丝”“两米”等绰号，以博大家一笑。对此，戴高乐倒是显得落落大方，毫不在乎。这种与人为善的态度很快就缩短了他同其他同学之间的距离，使他们能够融洽相处。
不久后，戴高乐致函父亲和母亲，介绍其进入圣西尔校园后开始的新生活。在致父亲的信中，夏尔·戴高乐主要是表达他对父亲亨利的无限感激。他写道：“您是第一个在我的名字上加上圣西尔军校学员身份的人，这是合乎事理的。虽然此次成功考进圣西尔军校的因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还是得益于您的帮助，应当要归功于您。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
在致母亲的信中，戴高乐主要是汇报他在走进圣西尔军校之后前几周的学习情况。他对母亲让娜写道：“我们新学员的活动日程排得很满，有课程，有军事训练，有击剑、马术、体操、擦亮*刀军**等等。虽然我们有过到33步兵团锻炼一年的经历，但现在，我们刚刚走进圣西尔军校，就遇到学校安排这么多的活动，的确是累得有些腰酸背痛的。”
此外，戴高乐还在信中谈及一些在圣西尔军校发生的新鲜事。比如说，新学员一进圣西尔校门，就必须把头发剃光。所以，他想到学校第一次放假他回到家里时，父母亲看到他剃的光头的样子，是肯定会大吃一惊的。他对父亲写道：“哎呀，您将看到我是一个光头，因为我们新生进校时，学校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们交给理发员和他们的剃头推子。”
通过上述两封家信，我们可以看出，经过33团一年的艰苦锻炼，这位雄心勃勃的圣西尔学员在告别33团之后，又很快地适应了军校的新生活。在圣西尔，学员们必须严格遵守纪律，履行军校的作息时间：早晨5时30分起床，紧接着——早餐，上早操，上击剑课、骑术课和德语课，打扫军营卫生——午餐，军事训练，学习——晚餐，自由活动时间，直至晚10时熄灯等。
在戴高乐眼里，晚饭后的两小时自由活动时间是非常宝贵的。他喜欢利用这段自由时间，同要好的伙伴在宽敞的校园里散步。渐渐地他开始养成了同几个伙伴聚在一起，在林荫大道上散步，讨论国内外时局和军事形势问题的好习惯。此时，欧洲大陆业已分裂成以法、英、俄为一方的协约国和以德、奥匈帝国、意大利为另一方的同盟国，双方都在强军备战，以瓜分世界的势力范围。战争的威胁已经越来越逼近法兰西了。
在校园里还必须学会圣西尔流行的语言。也就是说，在校园里必须说圣西尔军校的特殊用语。例如，在圣西尔的口语里，历史课叫art mili，而art mili的本义是“军事艺术”；地理课叫gogo，其本义是“傻瓜”；地形测量课叫tapir，其本义是“上个别辅导课的学生”；行政管理课叫chienvert，其本义是“绿狗”；法学课叫chienjaune，其本义是“黄狗”；防御工事课叫barlette，其本义是“修女的遮脸巾”；炮兵课叫bronge，其本义是“青铜”，等等。凡此类行话，新学员是必须首先学会的，否则就无法同大家进行交流。[22]
1911年7月1日，圣西尔军校将1909年入学的第94届学员命名为“菲斯届”学员。这时，法军以平息骚乱和保护侨民为借口，派兵占领了法国殖民地摩洛哥的首都菲斯城。德军则以牙还牙，将“豹式”炮舰、“柏林号”巡洋舰开进摩洛哥的阿加迪尔港湾，由此爆发了摩洛哥战争。[23]因此，夏尔·戴高乐在7月初成为一名“菲斯届”学员。
在圣西尔课堂的两年里，戴高乐在学习上取得了重大进步。在第一学年（1910年10月至1911年9月）的年终考试中，戴高乐的努力得到了一定的回报，其成绩排名从入学考试的第119名，上升到第45名。在第二学年（1911年10月至1912年9月）的年终考试中，其排名又大大提前，从第一学年的年终考试排名的第45名上升为第13名。应当说，这对戴高乐来说，是飞跃进步的两年，也是喜获丰收的两年。
1912年7月14日，戴高乐同圣西尔军校的“菲斯届”同学一道，喜气洋洋地参加法国国庆节的活动。作为风华正茂的圣西尔军校的应届毕业生，他不仅参加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举行的国庆阅兵式，而且在分列式检阅中加入了圣西尔方队，当了这个第一小方队的排头兵。亨利·戴高乐和让娜·戴高乐夫妇携带全家人，兴高采烈地到香榭丽舍大街去看国庆阅兵式，为戴高乐和圣西尔方队加油助威。
当晚，戴高乐和“菲斯届”学员还应邀参加了由圣西尔学校组织的一个盛大的毕业晚会。戴高乐在圣西尔毕业前夕，从中士晋升为少尉，实现了他八年前想当军官的梦想。
在圣西尔军校毕业生的档案室里，至今还保存着“菲斯届”学员戴高乐的考试成绩卡和毕业评语。考试成绩卡上显示，在戴高乐的各科成绩中，军史、地理、地形、行政管理法规、工程、炮兵、野外演习、强体力训练等科目均为优秀，击剑和马术刚好及格，唯独射击没有及格（低于20分制中的10分）。戴高乐的毕业成绩在“菲斯届”的211名学员当中，排名为第13名。应当说，戴高乐少尉名列前茅，是“菲斯届”学员中的一名佼佼者。
毕业评语显示，戴高乐获得了圣西尔军校各级领导的高度好评。连长的评语是：夏尔·戴高乐的品行“无可指摘”，他很聪敏，性格“正直”，为人热情，他的军人个性“突出”，相貌也讨人喜欢，他的步行能力“很好”，等等。
营长写的评语是：戴高乐富有军人的气质，非常忠诚，非常自觉，指挥若定和坚强有力，将来是一位出色的军官。
圣西尔军校校长的评语是：戴高乐进入圣西尔军校以来不断进步，具有许多才能、活力、热情、指挥力和决策力。将来必定会成为一名好军官。
毫无疑问，戴高乐少尉的毕业成绩和评语俱佳，这无疑为这位圣西洋毕业生展示出一片锦绣前程。因为按照圣西尔军校的规定，应届毕业生主要是根据其毕业成绩来选择其毕业后服役的兵种。戴高乐拥有“菲斯届”排名第13的优秀成绩，自然有优先选择兵种的权利。比如说，他可以选择当时法国*队军**中最好的兵种——骑兵。在20世纪初的法国，骑兵仍然是一个高贵的兵种，对于血统高贵的贵族子弟来说仍然有很大的吸引力。然而，戴高乐少尉当时对兵种所做的选择不是骑兵，而是步兵。
为什么戴高乐要做出到步兵部队去服役的这种选择呢？对此，菲利普·戴高乐作出了这样的解读：
“我父亲认为，骑马打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作为*队军**摩托化的先兆，军马是用于把士兵运送到战场上去，牵引炮队和*弹炸**（就像后来靠铁路运输那样），并且侦察敌情和发现敌人。但另一方面，父亲也认为，军马笨重，费用昂贵。因此，军马适用于那些很富裕的人。在那时，一些骑兵军官是很有钱的，以至到了不在意领取那些小额薪水的地步，有时竟忘了领取他的薪水，或将钱分发给自己的下级军官，这是应该受到指责的。总之，对父亲来说，在1912年，步兵是战争的王后。”[24]
由此可见，在选择未来服役的兵种问题上，戴高乐少尉采取了务实的态度。所谓“步兵是战争的王后”就是说，只有在步兵部队里服役，才能以最实际和最有效的方式，为保卫祖国而冲锋陷阵，建功立业，以完成一名爱国军人担负的神圣职责。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两年前，戴高乐的从军梦首先就是要保家卫国，英勇杀敌，而且这种建功立业的愿望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了。
四、到阿拉斯33团服役的少尉
1912年10月，正当德国军国主义甚嚣尘上、战争乌云布满法兰西和欧洲天空之时，戴高乐少尉告别圣西尔军校和他亲爱的父母，怀着一腔报国热血，踏上了奔赴阿拉斯33团服役的军旅之路。
10月10日，戴高乐是从巴黎北方车站，登上开往阿拉斯的火车的。在戴高乐随身携带的手提箱里，装有一本著名作家夏多布里昂所著的《墓外回忆录》。从此，戴高乐同这部自传体小说相伴，并且经常默诵书中拿破仑的那段青春寄语，来激励自己的青年时代。拿破仑说：“青春是一种迷人的东西。那种以青春为起点、走向花冠般美丽的人生，犹如雅典的舰队启航，前去征服西西里岛和投入艰苦的埃纳战役。”
当日，戴高乐就抵达了阔别两三年的阿拉斯。当戴高乐少尉到施拉姆小区的33团部报到时，他感到一切都像1909年第一次见到33步兵团时那样，既新鲜又亲切。但此次报到与第一次报到时相比，有所不同的是，他有幸结识了新来不久的中校团长菲利普·贝当。[25]
不过，贝当团长接见戴高乐少尉的时间很短。这位比夏尔·戴高乐大34岁的圣西尔校友只说了两句话：“我欢迎您到*队军**来服役。您被安排在萨利塞迪上尉的第6连。”
报到后，戴高乐就被安排在阿拉斯街16号的商务饭店，同33团的里夫中尉同吃同住。与此同时，里夫的传令兵也负责帮戴高乐整理内务。
戴高乐少尉的本职工作是担任3营6连教官，协助连长萨利塞迪上尉，做好6连的连队建设。
戴高乐教官上任伊始，对本职工作是非常负责任的。他每周召开一次连队干部会，同他们讨论军事训练问题，并针对军事训练中出现的问题，研究相关的解决办法。通过这些周会，戴高乐了解全连的下级军官和士官，指导和帮助他们提高工作能力和责任心。总之，全连官兵都喜欢上了戴高乐的课，爱听他的课堂“教育”。
戴高乐教官的工作作风是少说多干，联系士兵群众。从周一到周六，他坚持天天阅读阿拉斯的地方报纸《时报》等，给全连官兵留下一个既工作认真，又勤于学习的好印象。到了周日，他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总是准时到圣尼古拉教堂去做弥撒。见此情景，有些官兵说：“天国的圣父从未忘记向夏尔·戴高乐问好。”
戴高乐教官通过努力工作和请示汇报，很快就给萨利塞迪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与萨利塞迪的关系也不错。这位6连连长认为，夏尔·戴高乐教官对工作充满热情，一丝不苟。作为教官可以亲自参加6连的军事训练，并在训练中吃苦耐劳。他的发令简明而准确，在点名时没有叫错过新兵的名字。
戴高乐的优秀表现在33团是有目共睹的，所以他很快得到33团团长贝当的欣赏。在服役的第一年里，戴高乐获得了贝当团长的关注和重视，被列入了33团干部的培养名单。
1913年春天，当33团进行干部考核时，贝当团长曾写下这样的评语：“夏尔·戴高乐少尉1912年毕业于圣西尔军校，在221名毕业生中排名第13名。自1912年10月来33团工作后，一直表现突出，是一名具有真正价值、给未来以最大希望的年轻军官。他全心全意地投身于教官工作，曾经就巴尔干岛冲突原因问题做过一次精彩的讲演。”[26]
同年10月1日，戴高乐在贝当上校团长的关怀下，从少尉晋升为中尉。贝当团长亲自将军官制服袖口上的两道杠（条纹）授予戴高乐，并当面表扬说：“夏尔·戴高乐中尉非常聪明，热爱其军人职业，怀有工作热情。这样的表扬是名副其实的。”
回顾夏尔·戴高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在33团工作的工作表现可以看出，戴高乐教官对6连的建设做出了贡献，贝当团长对他的表扬也是有现实根据的。
此时，在一战爆发前夕，戴高乐在6连对士兵们进行过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1913年秋天，戴高乐对当年应征入伍的6连新兵，发表过一篇《关于如何树立爱国主义》的讲话。这是戴高乐军人生涯中发表的第一次讲话。
戴高乐在讲话中，首先谈到了*队军**的重要性问题。他对新兵们说：“法兰西拥有一支捍卫国土的*队军**。如果没有这支*队军**，那就不再有法兰西了。可是，为了建立这支法兰西*队军**，就必须拥有法兰西的士兵。为此，法兰西号召自己的儿女为祖国服务。正是为了响应号召，你们参军了。法兰西也将通过你们，维持法国的秩序和让法国人遵守秩序。”
戴高乐在讲话中，重点谈到了为什么要参军当兵的问题。他对新兵们指出：“你们现在来到了第33步兵团。你们不再是普通的老百姓了。你们已经成为一名士兵……你们心里是否已经想到过为什么当兵的问题？法兰西是一个民族……世界上还有其他的民族。当然，这些民族都想要侵略法兰西，以便征服法兰西。这就是说，阻碍我们的法语自由，剥夺我们的行动自由。”
戴高乐在讲话中，还谈到了法国实行两年兵役制的问题。他强调说：“请你们听好！为了进行现代的战争，仅仅在心里热爱祖国、在手里握有一支步枪和在枪口插上一把*刀刺**，那是不够的……还必须善于使用它们……有谁知道，1913年对于法兰西的未来，是否真的是一个决定性的年份呢？”
1914年6月，在一战爆发前两个月，戴高乐还对6连的下级军官发表过一篇题为《关于爱国主义正确性》的讲话。
戴高乐在讲话中，首先谈到了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问题。他说：“亲爱的战友们，如果世界上存在一种真正的、慷慨的和无私的感情的话，那么爱国主义是这种感情的主干部分……这是不能否定的。如果取消爱国主义，那么其后果是不仅在军人的心灵里熄灭一个利人利己和进行自我牺牲的热情之源，而且在法兰西社会中，对人们的道德思想进行打击，这是一个也许不能弥补其损失的打击。”
戴高乐在讲话中，特地谈到了民族沙文主义的价值问题。他说：“爱国主义是一种真正的信仰，人们有义务来服从爱国主义。”但与此同时，他明确地肯定沙文主义的价值，指出：“即使沙文主义是一种极端的观念，它的价值也比一种往往是嘴上说说、但不能付诸行动的爱国主义高一百倍甚至一千倍……正是这种被某些人认为极端的、热烈的爱国主义，铸就了法兰西民族，并且在此后的14个世纪里捍卫了法兰西。”
为了强调民族沙文主义的价值，戴高乐甚至在讲话里引经据典，援引了高卢将军维尔琴盖托里克斯（公元前72年—公元前46年）、法兰西民族女英雄贞德和法兰西元帅维拉尔（1653-1734）的语录。他认为，如果这些杰出人物不是民族沙文主义者，那法兰西的史册上就永远不会出现他们的名字。
戴高乐中尉在1913年10月和1914年6月，先后发表了两次关于爱国主义的讲话，对6连的官兵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其目的是要让他们在思想上做好反对德国侵略者的战争准备。这在当时的备战形势下，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
此时，在和平的局势下却暗藏着一股战争的火苗，而且它正在向法国的东部逼近。1913年3月，法国驻德国大使曾特地从柏林返回巴黎，就德法两国发生战争冲突一事，向法国政府和*队军**发出了严重警告。法国大使指出，德国皇帝纪尧姆二世将是法国的敌人，他嘴里经常念叨：“我们要让德国的*药火**保持干燥。”
此外，法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也变得越来越激烈，在法国北方尤其如此。因此，戴高乐还像三年前那样，奉命参加了33团在北方执行的维持社会秩序的行动。不过，此次执行任务的地点与三年前不同，不是在阿拉斯和敦刻尔克，而是在阿拉斯东北20多公里的朗斯。
对于当年在朗斯维护社会秩序的行动，戴高乐是一辈子都铭刻在心的。
1947年，在时隔34年之后，戴高乐将军在科隆贝寓所拉布瓦瑟里，对副官居伊回忆过此次朗斯行动。他在谈到当年目睹的凄惨场景时说：“马群从矿山里跑了出来，跑到那些聚集在一起的矿工家属的身边。这些矿工的妻子满脸都是忧伤，她们目光沉郁，好像在被人审讯一般。对此，值勤的我感到十分震惊。”[27]
接着，他又满怀对矿工贫困生活的同情说：“马群离开了矿山，就意味着这是一次漫长的*工罢**。也意味着矿工们的家里再也没有面包了，贫困来了……”
最后，他在谈到矿工同33团的亲密关系时不无深情地补充说：“同样使我感到震惊的是，33团同当地矿工之间存在着亲密的关系。在朗斯现场的大多数矿工曾经在33团服过役，所以，他们认出了眼前这些穿着军服、执行任务的老战友。有人对我喊道：‘您好，我的中尉！’然后，我从这些矿工中间，认出了我的一些老伙伴。”
五、同贝当团长成为忘年交
从1912年10月至1918年11月，戴高乐上尉在33团工作了整整6年之久。这个6年包括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12年10月至1916年3月，他在33团工作和战斗；第二个阶段则是1916年3月至1918年11月，他继续属于33团，但实际上却被囚于德国战俘营。
如果说戴高乐在第一个阶段的时间里，在33团有什么重大收获的话，那就是他同贝当团长建立了友谊。这是一种超越上下级关系的忘年交关系。
戴高乐是在1912年10月10日认识贝当团长的。这时，戴高乐少尉才22岁，是一个充满朝气的青年军官。而贝当中校已经54岁了，迈入中老年时刻，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要解决从中校团长晋升上校团长的问题，二是从*队军**退休后，回加莱老家养老的问题。无疑他这时正处在人生的低谷时期，而且还会很快走下坡路。
当戴高乐同贝当认识时，他对贝当的第一眼印象是，这位33团团长长得老气横秋，看上去像是已经过了花甲之年。贝当同戴高乐一样身材高大，金黄的头发有些稀疏，下巴上长着一绺高卢人的小胡子。戴高乐在就近观察中还发现，贝当团长的蓝眼睛里闪出一道冷冰冰的目光，目光里面似乎隐藏着一种农民的狡黠、冷漠和警觉，以及一种心灵深处的忧伤和怨恨。
尽管如此，戴高乐发现他同贝当有许多在人生经历方面的共同点。比如说：
他们都有北方的渊源。戴高乐生于北方省省会里尔，贝当则生于相邻的加莱海峡省的戈西-阿拉图尔。可以说，他们是法国北方的大同乡。
他们都是在教会学校里接受启蒙教育的，长大成人后终生笃信天主教。可以说，他们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
他们都是圣西尔军校的校友。戴高乐毕业于1912年，贝当则毕业于1879年，比戴高乐早33年。可以说，他们是同出一门，也都具有圣西尔军校的精神。特别是他们在军事理论研究上都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敢于对官方制定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提出质疑。可以说，他们有共同的叛逆精神。
正是由于这些共同点，再加上他们在工作中没有利害冲突，他们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兴趣爱好。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贝当团长仁途坎坷，这也是他同年轻的戴高乐中尉经常交往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里，不妨回顾一下贝当的人生足迹。
菲利普·贝当（1856-1951），全名为亨利·菲利普·贝诺尼·奥美尔·约瑟夫·贝当。1856年4月21日，菲利普·贝当生于加莱海峡省的戈希·阿拉图尔，出身于一个农耕者家庭。其父奥马尔-弗南·贝当（1816-1888），其母科洛迪尔德·勒格朗（1824-1857），他们生有五个子女，菲利普排行第四。
贝当早年就读于加莱海峡省的圣奥梅尔的教会学校——圣贝格坦中学。1870年，在其叔祖父勒费沃弗神父的影响下投笔从戎，就读于圣西尔军校。1878年毕业后进入山地步兵团，任少尉。1888年就读于陆军大学。
1878年至1900年的22年间，贝当升迁很慢。当了5年少尉，7年中尉和10年上尉。1900年，贝当在44岁时才熬到了少校营长。
1900年，贝当担任马恩河畔-沙隆军营的射击学校的教官。1901年，担任陆军大学副教授。1904年至1907年间，1908年至1911年间，两次担任陆大的步兵战术学教授。
1912年6月，担任阿拉斯第33步兵团中校团长。此时，他在加莱海峡省圣奥梅尔购买了一所乡间别墅，准备从*队军**退下来后回老家养老。
然而，战争风云的到来使贝当突然撞上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好运。
1913年10月。贝当晋升为33团上校团长。两个月后，他又晋升为第8旅旅长。
1914年8月一战爆发时，贝当就连升四级。8月3日，出任第4步兵旅旅长。8月31日，出任第6步兵师指挥官，晋升为准将（旅级将军，二星）。9月14日，晋升为少将（师级将军，三星）。10月20日，出任第33军指挥官，晋升为中将（兵团级将军，四星）。
至于1915年的贝当，他还要在战争的血与火中平步青云，飞黄腾达。考虑到本节的主题不要超越一战爆发后的主题，我们还是回到1913年，贝当在33团处于人生低谷的那个的话题吧。
那么，究竟怎样来解读一战前贝当的仕途坎坷呢？根据我们查到的相关史料，主要有两大原因。
第一个重要原因是，贝当对官方军事理论的质疑和离经叛道。相关的情况有四点。其一，贝当曾质疑当时的官方的军事理论（主张火力的密集高于火力的准确，优先使用骑兵的冲锋和上*刀刺**实行攻击）。他主张使用大炮，炮兵和弹幕射击，以便让步兵前进。
其二，贝当反对1867年训练条令中规定的防御条款，认为“唯独进攻才能赢得胜利”。
其三，贝当鼓吹“火力论”，强调“火力杀人”，主张演习、物质（军事物资）力量、运动、主动等因素。
其四，贝当在人际关系上存在问题。如他曾指责加莱将军的战术（用*刀刺**向机枪掩体冲锋），招致军方高层的敌视，导致国防部长拒绝任命贝当为将军。
对此，戴高乐在1938年出版的《法兰西和它的*队军**》一书中指出，一战前的法军领导人墨守成规，反对在*队军**中使用重炮和飞机。相反地，贝当鼓吹火力论，认为重炮和飞机具有*伤杀**力，是法军整个军事行动的基础。这就“导致法军统帅部反对贝当的晋升”。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贝当在私生活方面有些不检点。相关情况也有四点。
其一，贝当的喜好。据说，贝当早年是在教会学校和多明我会修士的启蒙教育下长大的，但他早就抛弃了宗教信仰。贝当对人们声称：“我喜欢两样东西，甚于其他一切，这就是爱情和步兵。”
其二，贝当的浪漫主义天性。据说，33团团长贝当在阿拉斯工作时，是一个56岁的单身汉。“他对女人有一种与其年龄不相称的和过于明显的癖好。只要身边出现一个穿裙子的女人，那他就会马上坐立不安，失去理智。”
其三，贝当的风流倜傥。据说，他在阿拉斯做了一件风流韵事，就是明目张胆地抢走画家的妻子欧仁妮·德·埃兰（化名妮妮），并同她长期同居，直至1920年结婚时为止。
其四，贝当在阿拉斯遇到的桃花运。据说，贝当经常受到女人的追逐。举例说，有时候，贝当独自外出，既不穿军服，也不带警卫。为了避免遭到女人的拦截，他养成了骑自行车的习惯。他先是到阿拉斯的红十字广场去，下榻在当地最高级的旅馆“宇宙宾馆”。在那里，自然有一位女子正在等待着团长大人的到来。
关于贝当团长在阿拉斯的私生活，克洛德·居伊曾在他回忆戴高乐将军的传记中披露过戴高乐在二战后私下发表的议论。举例说，1946年，戴高乐曾在科隆贝寓所，亲口对这位关系亲密的副官居伊说：
“贝当几乎不轻易相信别人，但这种不轻信却是枉费心机的。我是在他吐露隐情之时认识这位老团长的。究其原因，首先是他早就认识我，其次是他喜欢女人……贝当喜欢女人，就像男人在52岁、53岁或者54岁的时候喜欢她们一样，而我瞧不起女人，就像男人在20岁的时候瞧不起她们一样。换言之，我和贝当随时都在谈论女人问题。每周我们俩都从阿拉斯乘火车回巴黎，是同路人。总之，我们在巴黎，有时还‘擦肩而过’。”[28]
接着，戴高乐还对居伊说：“当时，贝当觉得，他的军人生涯遭到了女人的牵连……我记得，有天晚上，在阿拉斯演出了一出根据克洛德·法雷尔的小说改编的话剧《*杀暗**的男人》。贝当在剧院的一个包厢里看戏。演员热米埃在剧中扮演德·塞维涅上校的角色，他在舞台上念白说：‘我没有取得成功，但是我在这里（用手指着自己的头脑）有某样东西，在这里（用手指着自己的心脏）有某样东西。’看到这里，贝当团长开始哭泣起来……”[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