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名君按：今天发一篇曾经的亚洲球王李惠堂的故事。近期客名君对中国的足球历史进行了全面的回溯和研究。解放后至今的中国足球走得太晃荡，踉踉跄跄的，用数学来的语言来说，就是太过“离散”、从未“连续”，以致于中国人已经忘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近一百年前足球是中国人在亚洲唯一拿得出手的体育方面的“国艺”。民国时期的足球基本上国家不管（没能力也没意识管），但 以李惠堂为代表的足球人，为了给中华民族争一口气，努力锤炼这一份国艺，积极主动地向外看，向欧洲学习，争取到国外比赛。这些努力虽然困难重重，但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后来这些成果因为日本侵华等战争，化为泡影 。但是这些伟大的历史，依然有大量的资料记录着。客名君经过一年多的搜集，将很多资料串联起来，试图展现当时的历史情景。很遗憾，关于李惠堂的研究，目前还是很片面的，这可能也是中国足球发展不太连续的一个原因——不重视对体育史的综合研究，以讹传讹的东西、因意识形态区隔的情况特别多，导致最需要智谋的足球运动，反智主义现象反而很厉害。李惠堂，客家人，来自足球之乡梅州的五华县。今天讲一下他17岁时首次出征澳洲，一改澳洲人对华人印象的历史。
球王李惠堂打网球的情景（版权图片）
李惠堂不仅是足球大王，还得过全国网球冠军
这是中国足球队第一次出国打国际访问比赛。比赛时间在1923年。那一年，李惠堂17岁。李惠堂生于香港大坑村，父亲是梅州五华人。李惠堂在香港皇仁中学读书的时候，香港南华队组织了一次夏令营足球赛，15岁的李惠堂头角峥嵘，被南华负责人莫庆发掘，很快将他纳入南华甲级队队员。李惠堂因为精湛的球艺在香港声名鹊起，人称“球怪”。
1922年10月，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橄榄球联赛组织者，派遣新西兰著名的体育评论员亨利·米勒（A Henry Millard）和肖（Shaw），还有橄榄球教练库比特（Les Cubitt）来中国，计划邀请一支大学橄榄球队访问澳大利亚。
米勒为何作此想？原来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和一营支援法国前线的华工相处，感情深厚。战后他回到新西兰，在《奥克兰星报》（Auckland Star）工作，常在报上撰文宣扬中澳友谊，本人又对中国体育发展有浓厚的兴趣。但他误把远东运动会足球比赛当作橄榄球赛，向新西兰和新南威尔士橄榄球组织提议邀请中国队来访。
当他们抵达香港时，才发现中国还没开展橄榄球运动，但足球却非常盛行。米勒本想招收一些体格强健的年青人训练成橄榄球员，但发现报名者的体质都达不到要求。他到上海拜会南洋大学足球教练李思廉，还观看了1923年1月27日下午南洋大学和清华学校的比赛。于是他改变了主意，转向新南威尔士足球协会和联邦足球总会建议邀请中国足球队访澳。
李惠堂（版权图片）
新南威尔士足协对此不感兴趣，而联邦足总又无力独自承办。米勒于是在获联邦足总委任为全权代表后，在悉尼成立了一家澳大利亚旅游有限公司（Australian Tours Limited）来运作此事。他们前往上海向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竞赛委员会说明来意，提出费用由澳方承担，希望中国方面能集华北、华东、华南三地精英，组成国足赴约。
初步达成的意向为远东运动会中国筹备主任葛雷博士（Robert Gailey）任遴选委员会主任，选择7名华东球员，6名华北球员及4名华南球员组队。为了实地考察，米勒接受葛雷的邀请，由前大总统黎元洪赞助，随中国代表团同赴大阪。经过现场观战，米勒对国足的水平大加赞赏，认为和澳大利亚球队实力相当。回到上海后，米勒向葛雷提出，改以远东运动会上的国足11名主力为班底，补充6名华东和华北的选手联合组成中国足球队远征。
所以，这次是非官方的国足，因为在民国早期，根本没有官方的国足。此外，南华负责人莫庆对外都是称南华，连球衣上面都写的是南华，实际上还有华东的几个队员。
1923年7月8日，南华和赴港的米勒经过长时间会商后最终达成协议。南华同意派出12名球员，加上5名内地球员组队出征澳洲。南华很快成立了一支国足远征基金，短短四天时间就向社会各界筹募到4000港元经费。 另外还赶编出《祖国菁华》一书，详细记述国内体育发展，准备带到澳洲赠予侨胞，让海外华人都了解祖国体育事业近况。
7月14日，上午8时，三名入选征澳国足的华东球员申国权、王振声和张锡恩乘坐加拿大轮船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与南华国脚汇合。本已报名的北京及天津各一名华北学生球员最终因归期太晚而未加入，由南华派员代替。国足于 1923 年 7 月18 日乘坐日本吉野丸海轮由香港出发经菲律宾前往澳大利亚，在船上，国足召开会议，选举梁玉堂为队长， 黄柏松为副队长，李惠堂为中文书记，叶九皋为英文书记。[1]
此次远征澳洲的国足名单为：
领队：莫庆
队长：梁玉堂
副队长：黄柏松
守门员：刘庆祥
后卫：申国权、吴锦泉、陈苏
中场：梁玉堂、梁棣芳、王振声、黄瑞华、林玉英
前锋：彭锦荣、叶九皋、张锡恩、黄柏松、李惠堂、郭宝根、陈光耀
刚刚加入球队的小将李惠堂也在其中。后卫申国权是国足史上唯一一位朝鲜/韩国籍国脚，在上海乃至韩国体育史上鼎鼎有名，绰号“南洋君”，学生时代就作为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体育的一个人物被写入交大历史。先后任职于上海交大和韩国延禧大学（现延世大学），1932年和1948年分别作为中韩代表团成员两度参加奥运会。另外两位华东球员王振声和张锡恩都是复旦大学的学生。
初到雪梨，参赛前澳洲人在报纸上画了个*片鸦**烟鬼挂着辫子向球场走去的孱弱形象，标题是“明天中国足球队登场之前瞻”，讥讽中国队。南华队见画，十分生气。香港南华队员坐了二十多天船才到澳洲雪梨。刚上岸的第二天，1923年8月11日，国足于悉尼皇家农业球场（Royal Agricultural Showground）对阵澳大利亚最强的地区球队新南威尔士队（李惠堂在《足球》一书中翻译为：新南修威省联队）。临场观众多达40000人，大多是抱着对中国足球队的好奇心而来。
国足的首发阵容为：
守门员：刘庆祥
后卫：吴锦泉、陈苏
中场：梁玉堂、梁棣芳、黄瑞华
前锋：彭锦荣、叶九皋、黄柏松、李惠堂、陈光耀[2]
面对劲敌国足并不怯场，开场10来分钟，李惠堂就连入二球。先是叶九皋的劲射被对方门将扑出，李惠堂补中。再于禁区内获间接任意球，一拨一射，由李惠堂洞穿人墙入网。两球落后的新南威尔士队奋起直追，上半场结束前终于由伦纳德（Perce Lennard）扳回一球。
下半场，主队一上来就掌握主动权，不但利用南华防守时梁玉堂和刘庆祥相撞倒地的机会由汉科克（F.Hancock）再进一球将比分扳平，而且还乘胜追击，伦纳德梅开二度将比分反超成三比二。幸有刘庆祥高接低挡，尽显远东最佳门神的风采。李惠堂上演帽子戏法，全场则独中三元，令澳洲人大为吃惊。后来旅途劳顿的南华队因体力不支，最终把比分定格在三比三完场。南华虽只是战平，但其赏心悦目的传接踢法得到各方的赞誉。
当地刊物Bulletin1923年8月30日的漫画“李惠堂”[3]（版权图片）
这场比赛中，踢左内锋、身穿9号球衣、不到18岁的李惠堂一人独进 3 球的出色表现，更是开始引发了明星效应。从1923年征澳大利亚开始，李惠堂就穿9号球衣，9号，成了他踢球生涯中的著名代号。
国足在雪梨的首次亮相，让澳洲人刮目相看，当地舆论改讥讽为钦佩。12 日，还是那家报纸，刊登的则是“中国青年智勇兼全，以后球队万分当心”的报道。李惠堂则因“独建三功”获得澳方颁赠的“ 表演最佳特奖” — 一枚嵌有中澳*旗国**的金章。[4]金章上面嵌中澳*旗国**，还是袁世凯时期的五色旗。
1923年8月11日，香港南华征澳首场比赛李惠堂所获奖章
这一场足球比赛，国足首次亮相，李惠堂上场5分钟就上演帽子戏法，不仅为中国人民洗刷了东亚病夫的恶名，增加了民族自豪感，更让在澳洲的中国人感到扬眉吐气。
这场球，对中国人也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中国足球队以出色的球技和良好的身体素质改变了澳大利亚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振奋了民族精神，表达了球员们构建近现代中国民族体质新形象的内在诉求。南华队第一次让西方人见识了中国人作为体育强者的一面，最受鼓舞的还是那些在异国他邦的华侨。[5]
之后的球赛，国足基本上每隔三、四天就赛一场，像一部不知疲倦的战车。此次国足访问澳洲，除去航行一个多月外，其余三个月时间，共赛 24 场，结果 8 胜 7 平 9 负，进球 63个，失球 54 个。从部分场次成绩看，比分跳跃， 可见队员奔忙的程度。我们今天看起来并不合理，但是当时就是这样了。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足球外访，为之后上海大学生队、乐华队、三华队等的远征奠定了基础。从比赛记录看，在有进球的场次中，李惠堂的名字频繁出现。[6]此次远征澳洲的战绩中， 共射入63球，其中不到18岁的李惠堂一个人就射入31球，获得了“善射将军”之美誉。
香港报纸以头版特大标题称他为“球王”（King of Football）。随队记者曾靖侯赋诗： “万人声里叫球王，碧眼紫髯也颂扬。还有细腰红粉女，争相罗拜更如狂。”一诗写出当时李惠堂在澳洲扬名并收获大量粉丝的情景，包括一位痴情美丽的澳洲女孩安妮，但他们的情缘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因为李惠堂已经心有所属。李惠堂从远征澳洲之后，便有了“球王”的美誉。
1923年国足访澳战绩[7]
1923年11月17日，国足完成了在澳洲长达3个多月的巡回访问比赛，乘半岛东方轮船公司（俗称铁行轮船或大英轮船公司）的阿拉弗拉（Arafura）号海轮从悉尼出发回国。途中经北婆罗洲山打根，还和当地足球队踢了一场友谊赛。 结果李惠堂上演大四喜，叶九皋、郭宝根各进一球，以6比1轻松胜出。
1923年11月19日，上海申报馆主办的《教育与人生》周报刊登了中途离队回国两名华东国脚申国权和王振声的爆料，称国足访澳受到不公平待遇。一抵澳洲即被强迫和米勒开设的私人公司签订新合约，载明旅澳期间须受该公司指挥，收入概为公司所有。可见澳洲的米勒，也利用国足的勤奋比赛，大捞了一把。
球队出发前筹得1500英镑经费，前面14场比赛门票收入约15000-16000英镑，又有当地华人的捐款， 扣除费用后的盈余应不少于10000英镑，而国足上下却分毫未得。申王二人向驻墨尔本中国总领事馆投诉，领事召集各方开会调停，结果却是“签约者留，反对者走”。两人对会议结果自然深表不满，于是收拾行装，在领事馆安排下回国[8]。
华东国脚申国权和王振声两人还在文章中提到，国足领队莫庆主要让南华球员上场，而华东球员中，除张锡恩基本坐稳右内锋主力外，申、王皆只上过一场。莫庆每次比赛都是固定使用十二、三人，连续征战，疲惫不堪，难以展示中国足球应有的水平。文章还提到，莫庆对外皆以南华之名代称国足，球衣、徽章、横额、来往文件等皆用南华之物，以至于当地媒体只知有南华，不知有国足。这场在《教育与人生》上的论战一直持续到1924年。[9]
一个精彩的头球[10]，从当时的照片可以看到中国球员球衣写的是“南华”[11]
这场临时组织的“国足”的首次外访，虽因仓促组队留下了一些争议和遗憾，但其历史意义非凡。近代中国经济贫困、国衰民弱，“东亚病夫”的耻辱骂名，深深刺痛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领队莫庆回忆当时心境，道：“东西各国骂吾为病夫，……四万万人中有三万万七千五百万为病夫矣”。[12]
中国近现代足球运动员心中“东亚病夫”的民族隐痛，在球赛中表达了构建近代中国民族体育新形象的内在诉求。1923 年国足远征，开体育界外出之先河，将西方社会对中国人的传统认识一举打破。
李惠堂民国17年（1928年）编的《足球》一书中回忆了他外征的历程，当时足球队远征外国，为改变国民体育地位、改善华侨形象立下了赫赫功劳。他说，“我国‘东方病夫’之征号，锡自外人，良以往者侨胞离国谋生，类多羸弱者流，驼其背，曲其腰，毫无丈夫气。外人之未来华者，遂存中国国民不外如是之心理。”
“病夫之名，有自来也，挽近我国，应最新之潮流，亦起而研究体育，昂长七尺，不让碧眼黄须。虽天赋体质悬殊，然吾人向上图进之心，未尝稍落人后。于是病夫之诮，已渐不上外人唇舌间矣。祛讥雪耻，吾人乃知外征球队职工，尤不可没也。”[13]
莫庆也曾经回忆过这次远征[14]：“是次派队前赴澳洲，与当地一流好手比赛，本人以主席兼任领队，李惠堂君任中英文随军秘书。该次征澳洲共赛二十四场，造成八胜，七和，九负战绩，备受当地人士及华侨之欢迎。此次远征，开日后本会足球队南游之先河。当下凯旋返港，轰动全港侨胞。”
赴澳球队合影
（后排左一为莫庆，后排右三为李惠堂，版权图片）
南华队员回港不久，即参加了香港足球总会举办的甲级足球赛。李惠堂作为南华的砥柱球员之一，继续在南华效力。当时香港足球总会由英国、葡萄牙、美国、法国旅华人诸队组成，每年举行一次甲级足球赛。其中足球水平以英国最高。历届冠军皆为英国所得，之前的华人队总是名落孙山，被西方人称为“豆腐球队”。
而这次在澳大利亚数月的角逐中，南华队队员球艺大进，正如李惠堂说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时参加球赛的有华人队和西人队，以西人队为主，南华队不但获得了甲组锦标赛资格，而且将西方人的足球队杀得一败涂地，首次夺取了甲组冠军，李惠堂功不可没。
李惠堂在这次出征中的出色表现，也给国内足球带来了强大的正面效应。1924 年春，纽西兰足球总会有鉴于中国 1923年赴澳大利亚征战成绩之优异，当地居民对中国情形极为隔膜等因素，为联络两国感情，特致书于上海青年会，邀请中国大学生队到纽西兰一游。上海青年会当时还是外国人把持，接到邀请便积极行动，开始遴选各校足球精英组成队伍，并临时取名中国大学生队。
李惠堂（（版权图片）
中国大学生队由香港大学、南洋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岭南大学的学生组成，加上领队（香港青年会干事 A.E.Done）共 17 人。费用由纽西兰球队筹备。此次征战历时四个月，于 1924 年 5 月出发，11 月返回，虽然只胜了 4 场， 但这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大学生队伍远征海外，且战胜的还是当时全世界最富裕的民族之一纽西兰（新西兰）。
新西兰人对于体育尤为重视，尤其是全黑橄榄球队，环球欧洲，所遇比赛，尚未有败绩。这支大学生队伍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大学生队伍远征海外，更代表的是当时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式。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中国竞技体育主要由一些社会团体和外国人把持，所以1924 年纽西兰足球会联系的是上海青年会，领队也是外国人（香港青年会干事），一切事务全由洋人操办。直到 1924 年 10 月，在全面收回教育主权运动的背景下，中国才有了首个自己的国家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这一年，李惠堂的婚事也遇到了一些波澜。1925年，球王的父亲李浩如想让李惠堂与童年所定的五华秀才张双昭之女成婚，但李惠堂已与青梅竹马的客家女孩廖月英相恋。此时李惠堂的弟弟已经长大，家中生意已经有了帮手，并且当时因“五卅*案惨**”，香港经济一落千丈。
李惠堂是个孝子，见家中情形可以让自己放心，便带着廖月英到上海成婚，在中华人寿保险公司找了一份工作。当时上海足球运动方兴未艾，足坛气氛热烈，球队、球迷十分活跃，但整体的球风和技战术水平有待提高。因为球王李惠堂“逃婚”的这段生活小插曲，沪上足球迎来全新的发展高峰。
“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两位“国艺”大师大展身手，成为民国文化和体育的两座高峰。
（版权图片）
[1]中国足球研究院资料
[2]Kangaroos and Dragons- The 1923 Chinese Football Tour of Australia
[3] Li Wai Tong. Bulletin,30 August 1923, p. 31
[4]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足球协会.中国足球运动史[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3:340.
[5]李惠堂. 球圃菜根集[M]. 前锋体育书报社. 1948年12月. P1
[6] Kangaroos and Dragons- The 1923 Chinese Football Tour of Australia
[7]Nicholas Dennis Guoth. The 1923 Chinese Football Tour of Australia[D]. Australian NationalUniversity，March，2010, P1.
[8]《教育与人生》1923年总第6、10期，1924年总第24、27期.
[9]《教育与人生》1923年总第6、10期，1924年总第24、27期.
[10] A good header. Sydney Mail. 22. August. 1923
[11] The 1923 Chinese Football Tour of Australia
[12]京师大学堂第二次运动员纪略[N]. 大公报，1906-05-06。
[13]李惠堂.足球[M]. 1928. P41
[14] 1970年莫庆《南华体育会演进之忆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