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剧《墙头记》剧照
姚剧《墙头记》吸引了众多戏迷
姚剧《墙头记》座谈会现场
余姚新闻网讯(市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方其军）六个角色、两个人偶，原以为是折子小戏，实则是堂皇大戏。
地方剧团、地方人马，以为平常浅唱，却是堂奥精品。
“慈鸦知反哺，羔羊懂跪乳。人不孝其亲，*兽禽**都不如呀都不如……”
8月15日、16日，由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全新打造的姚剧《墙头记》在龙山剧院赢得满堂喝彩，反响热烈。
“场内时而静静欣赏，时而舒怀大笑，可见观众是喜欢上了。”专业人士称，“姚剧《墙头记》是一次倾向小剧场模式的探索，经检验，成效显著，可谓小人物、大主题，小制作、大情怀，小剧种、大作为。”
缘起
1962年珍藏的一册剧本
被移植或改编，有时是验证作品经典与否的重要标尺。比如，中国四大名著被多次改编或移植，难计其数。再比如，余华的小说《活着》被改编，拍成电影、电视剧，排成话剧，不一而足，说明其稳健的艺术穿透力。而剧种之间互相移植，更是司空见惯，比如耳熟能详的《半把剪刀》《双推磨》《秋香送茶》都是姚剧、甬剧、锡剧等剧种的传统小戏，有的可以明确哪个剧种原创，有的无法确认谁先谁后，姚剧剧目被移植得最广泛的应是《三篙恨》，据说取材于清雍正年间姚北发生的真实事件，曾被移植为甬剧、越剧、花鼓戏等，别名有《花烛泪》《龙凤怨》。
1962年，一个外地剧团来姚演出，演的是《墙头记》。当时，考入余姚姚剧团、成为姚剧演员不久的沈守良对此很感兴趣，向对方“取经”：“可否学习一下剧本？”对方答应了。那剧团演的是自己擅长的剧种，提供的却是秦腔剧本。沈守良一直珍藏着该剧本，想找机会移植为姚剧。2009年5月，已退休的他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姚剧)代表性传承人。“在其位，谋其事”，为了姚剧传承，他发挥余热——编写曲谱、培养苗子等。去年下半年，移植《墙头记》一事又被他记上心头。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主任倪乐辉知道后，表示支持。
《墙头记》原是清代文学家蒲松龄的俚曲作品，说的是一名张姓老人受儿子、儿媳虐待，后经老友“施计”，接受尽孝的悲凉故事。1958年，山东省淄博市五音剧团赵云生等人在某村庄发现《墙头记》俚曲脚本，排练成五音戏，取名为《二子争父》，公演后反响热烈。1960年，该作品恢复原名，经改编，由山东省梆子剧团排练，当年7月，晋京演出。之后，各剧种争相移植。
“想通过反映家庭伦理道徳的百姓故事，尽情发挥姚剧传统唱腔的艺术特色，展现诙谐、风趣的姚剧舞台语言艺术，也为余姚方言的保护传承提供一个艺术平台。”现年77岁的沈守良说，“在我的思维能力还管用的有生之年，总得再为姚剧做点什么，留下点什么。”去年11月，在忠于原剧故事情节、人物设置整体框架的前提下，沈守良对人物戏剧语言、唱段唱词、生活习俗等，予以“余姚化”改造和“余姚滩簧化”创作，着力体现时代信息，使之成为具有浙东地域文化、姚剧艺术特色的版本。今年5月，三易其稿后，姚剧《墙头记》付诸排演。
蒲松龄4回的俚曲《墙头记》被铺排成11场的姚剧《墙头记》。参照俚曲《墙头记》，可以解读到蒲松龄传递的某种气息，从清代到当下，从淄博到余姚，文学的烛火仿佛梦想照进现实。姚剧《墙头记》似乎场场都行走着隐形的“蒲松龄”。《厌父怨父》《欺父辱父》《拒父推父》《墙头弃父》，这是前四场，那位老父亲如何活在世间啊？儿子、儿媳那般苛刻、刁钻，特别是被推上墙头时，老人唱道：“大奎畜牲太不该，推我上墙就跑开。这墙头是我亲手垒，今日却成了我的望乡台。”令老人煎熬的不仅是身体上的饥寒，还有精神上的千疮百孔。好在，《好友救父》这场，老人的好友以银匠的特别身份“诱骗”，之后，两逆子演绎《争父夺父》，为抢先谋得不可知的财物竞相尽孝，好酒好菜、好衣好住，老人算是免去了身体之苦，但内心依然空洞、忧伤……
姚剧《墙头记》被搬上舞台后，笔者第一时间去看了。笔者认为，从这戏里可以看到创作者对于蒲松龄的致敬。开场，演员都戴着面具，这种暗示非常有意思。这就是芸芸众生，所有角色都是芸芸众生的组成，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王银匠来找兄弟俩时，两户人家非常平常，两个媳妇看起来也挺有礼貌。因此，他们对父亲的那种“恶”才那么明显、尖锐。以蒲松龄的某种精神参照，笔者清楚，对于普通人“恶”的那种警惕和管控是很重要的。
排演
2020年奔涌的美学后浪
以戏带人、出人出戏是姚剧的良好传统。从1957年姚剧《半夜鸡叫》获省第二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出奖到1981年姚剧《烦恼的喜事》获省戏曲现代戏调演演出奖、1985年姚剧《强盗与尼姑》省第二届戏剧节获奖，再到《女儿大了，桃花开了》《母亲》《五月杨梅红》《王阳明》《浪漫村庄》《童小姐的战场》等揽奖难计其数，比如连续数届获省“五个一工程”奖，在地方小剧种里，这种现象十分罕见。剧目受到群众喜爱，一代代姚剧苗子在戏里得到锻炼，茁壮成长，普通的少年因为姚剧成了众所周知的“角儿”，姚剧艺术也在戏的传播、人的传承中得到良好的保护与发展，生生不息。
倪乐辉出于姚剧薪火相传的考虑，积极支持沈守良的“非遗传承”事宜，包括支持改编《墙头记》、主动担当制作人。他想把青年演职人员带动起来，导演、演员、作曲、灯光师、造型师等一起参与，做到创、排、演都由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的人员完成，没有缺环，即一支队伍能够包圆一个戏。他觉得，打造新戏，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更好地传承姚剧艺术，把戏立起来，把人育起来，再考虑群众评价、满足观众期待，然后顺其自然地去获奖。沈守良说：“在姚剧《墙头记》的唱腔设计上，我秉承对姚剧传统声腔的敬畏，继承、发扬与创新、发展相映成趣，尽力突出人物性格化唱腔，使姚剧唱腔能让老观众高兴、新观众喜爱。”
当然，基本保持自身队伍，适当邀请高水平的外援，以达到排练、学习、提高相统一的效果，是不错的选择。于是，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在全省物色导演，最终看中了国家一级导演倪东海。倪东海曾担纲姚剧《童小姐的战场》的导演，具有丰富的导演经验，且与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的演职人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今年5月，倪东海看了剧本，接受邀请。《童小姐的战场》是正剧，倪东海铆的是一板一眼的“正步走”，而《墙头记》有着对老人遭遇的悲悯，许多剧种为求“戏剧效果”，反其道而行之，往往会处理成喜剧。这让倪东海有了发挥空间。
姚剧《墙头记》总计8个角色，其中两个还是替代街坊或众生的人偶，也就是说，有名有姓的角色只有6个，都是主角，实施着较为纯粹的戏剧先锋探索，而全剧时长130分钟有余。演员在舞台上得“德、智、体、美、劳”全面呈现，十分考验体能与演技。剧中饰演长媳李巧妹的演员黄飞说：“一出戏能综合性地提升演员唱念做打的能力，《墙头记》更是淋漓尽致地发挥了我们演员的才能。”6个主角，4个是反面角色，通常“坏人”的戏份会更多些，也更富表现力。如此，演员身上需要更多真材实料的“玩意儿”。值得肯定的是，8位演员都将所饰角色演活了，无论身段形体，还是唱念做打。
倪东海导演的姚剧《墙头记》令人耳目一新、精神一振。比如，剧中的二儿子张少奎、二儿媳妇赵小兰以“达令”“么么哒”秀恩爱，时不时蹦几句“OK”“BYE”，别有意趣。二儿子、二儿媳对老人的灌酒套话，李巧妹嗤之以鼻，说：“唱姚滩的双花。”张大奎跟上：“头记唱双花，现在开始钓黄鳝哉。”王银匠像表演相声或小品一样与观众互动：“观众朋友们……”这都可理解为先锋戏剧理念的实践与运用。坊间称世界戏剧理论有三大体系，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布莱希特体系和梅兰芳体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可以理解为突出思想传达，梅兰芳体系强*情调**感与美的渲染和沉浸，布莱希特体系则重视“间离”效果，就是保持观众与舞台的距离，当戏剧的冲突形成时会突然打断，提醒观众“请冷静，你只是在看戏”。所以，在布莱希特的戏中，一名演员正好好演着，猛然拿起一块提示牌——“现在休息10分钟”。可以说，姚剧《墙头记》是对布莱希特理论的融会贯通，形成姚剧史上的新一轮戏曲美学“后浪”。
倪东海在姚剧《墙头记》有着新手法的大胆尝试。比如，老人休克，忤逆的儿子、儿媳不甘心没从老人口中套出财物的藏匿处，对老人进行喊魂，还喊得别具一格，有的用美声，有的用民俗唱法，有的用越剧戚派。能想出这一系列表现的招儿，真可谓“脑洞大开”了。儿子、儿媳从王银匠那里得知父亲藏有相当可观的财物时表现出的贪婪和狂欢，倪东海植入了探戈等西方舞台的表现形式，把人物内心的欲望可视化。姚剧演员跳起欢腾的探戈，应该说史无前例。剧中角色的舞蹈有多欢乐，那被揭示的形象实质就有多无耻。于是，喜剧的味道无法遮蔽。于是，有人说：“喜剧的根源是悲。”
反响
期待姚剧多元繁荣的未来
确实，姚剧《墙头记》为姚剧的创作与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8月16日上午，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举办姚剧《墙头记》座谈会，邀请省内专家开展研讨，由省文联《大舞台》执行主编叶志良主持。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黄先钢说：“我们看到了一个地地道道属于姚剧的剧目，改编、导演动了很多脑筋，寻找符合姚剧、又有现代感的样式。像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拥有这样一支男演员队伍非常不容易，在省内不多，女演员也很优秀，如此才有条件推出这样的好剧目。”原省文化厅文艺处处长周冠均说：“这戏让我感觉到姚剧回归戏曲本体了，一次解放性的回归，一次戏曲本体的回归，观众对姚剧希望的回归，且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
省戏曲联盟主席陶铁斧说：“观看《墙头记》，感触非常深。我觉得，这是唤醒民族文明、众生理智的作品，具备浓厚江南地域特色和纯粹地方剧种特性的作品，原汁原味又跳出紧箍范围而让姚剧不失本体、吸收新风尚的作品，融整体艺术性、规范实验性和娱乐探索性为一体。”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王锦文说：“经典剧目在艺术探索过程中需要一戏一格，每出戏的风格都是不一样的。《墙头记》的风格是什么？展示姚剧在探索传统剧目上有怎样更新的表达？这戏的可贵在于本质上非常‘姚剧化’，看不到别的戏曲的影子，不会混淆，可以说做到了一戏一格。”
省戏剧影视创作中心主任胡月伟说：“姚剧《墙头记》体现了三个需求，一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需求，二是本土地方剧种的艺术需求，三是剧团要生存、提高生产力的需求，类似小剧场的模式容易实现低成本、高效益。”《中国文化报》浙江站站长徐继宏说：“我觉得，姚剧《墙头记》的成功之处，一是主题的时代性，二是题材的地方性，三是演绎的趣味性，四是意义的教化性，五是观念的思辨性，六是定位的精准性。戏为民而歌，本为民所创，戏应该是让市场来接受的。我很欣喜地看到，整个剧场是满场的，说明群众喜欢。”
《中国文化报》浙江站资深记者骆蔓说：“这戏很好看，舞台很简洁，桌子、板凳、木椅子的组合、拆分代表着场景的变化。服装也很漂亮，演员表演得可圈可点，深度夸张的分寸感把握得很好，性格刻画得非常生动，音乐特别好听，用姚剧来讲这样日常的、琐碎的生活，非常有亲切感。我觉得，《墙头记》用姚剧来表现是非常贴合的。”省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蒋中崎说：“尽管是外来的传统戏，但是经过沈守良和倪东海的创作，这戏变得非常有姚剧特色、乡土特色。这戏是传承、保护姚剧特色的教科书式的一个范本，在传承、创新姚剧中起到引领作用，达到‘修旧如旧’的要求，所以，我觉得这戏是非常成功的。”
那天，演出刚结束，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访问学者朱为总在观众席向台上致意，传递的是肯定与鼓励。从事戏剧专业学习的多位研究生同样关注姚剧《墙头记》，例如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研究生程杨昊说：“从遴选剧目进行改编到成功搬上舞台，处处彰显着创作者的巧思。在制作人倪乐辉、导演倪东海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沈守良的妙手‘育种’下，《墙头记》这老戏在东南沃土上抽出了新芽。”更值得一提的是，姚剧《墙头记》影响了青少年观众，河姆渡镇翁方村的杨群在微信朋友圈感慨：“女儿看了姚剧《墙头记》首演后，对我说，这部姚剧版的‘开心麻花’是她看懂的第一部姚剧，或者说第一部看懂的戏曲，也由此对姚剧、对戏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我以后多带她去剧院看戏。”
(来源：余姚新闻网-余姚日报 编辑：徐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