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胡桂宝，这是我的故事》
（另标题：一个青年，曾差一点给国家避免几百亿的损失，没有成功，但也不应该被湮灭）
前言
十多年前出版自己的故事或许是冒着生命危险，几年前讲述自己的故事要冒着失业的风险，现在，都过去了。如果是“从农村少年到亿万富豪”这样的成功故事会很励志，很多人也希望从这样的故事中得到启迪，而一个不成功的普通人的故事，对社会、对其他人又有什么价值呢？沉迷于个人的失意和苦难是廉价的、可耻的，但我相信我所写的绝不只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关于时代、社会、人生……
父亲在他36周岁本命年里有了我，他的第四个孩子。那是阴历一九七二年腊月廿二，阳历1973年的1月25日。那一年大姐8岁，大哥5岁，二哥3岁。我的降生让父亲肩上的担子更重，让这个本已贫困窘迫的家庭更加艰难。
我出生在安徽省怀远县距离淮河只有几里路的一个村庄。
那时的农村是非常贫苦的，当时队里主要种红薯、胡萝卜、玉米等粗粮。那时还没有使用化肥和农药，小麦和水稻的产量很低，因而种的不多。每年分到每户的大米、白面只有很少一点。这点宝贵的米、面平时是不会轻易吃的。母亲说那时煮粥只能抓一小把米放进装了半锅水的铁锅里煮，只能烧出一锅米汤，根本捞不出一碗粥来。母亲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会拿出点面做几块“贴面饼”，看起来是一块白面饼，其实只有表面一层是白面，中间都是高梁面。如今每天都要吃的大米、白面在那时还是一年也难得能吃上几次的奢侈品。我是吃红薯稀饭与高梁面饼告别童年的。
1979年我7岁开始上小学，那时大姐读初一，大哥与二哥同班读三年级。村办小学与大队部连在一起，并排七间瓦房算得上是村里最好的房子了。教室里几排低矮的用土坯垒成的最多只有老师膝盖高的小方台便是学生的课桌。学生的板凳就是把一块块长条形的木板两头用土坯垫起来，木板很矮，即便是只有七八岁的小孩坐在上面也不得不盘起腿来。教室正前面中央墙上被不知用什么涂料涂得黑漆漆的一块便是黑板了。黑板前面有个半人高的大土台，那便是老师的讲桌。所谓的窗户就是墙上几个拉着铁丝网的大方洞。在冬天，寒冷的北风可以肆无忌惮地从这里呼啸着冲进教室里把孩子们的手、脸吹得红肿麻木。即便老师让孩子们从家中拿来塑料片封在窗户上，犀利的风刀也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塑料片撕开。那时冬天上课老师有时允许冻得支持不住的学生可以到后面墙角处活动活动身体。这时整个教室便都是此起彼落的跺脚声。
那时学校里总共有五位老师，校长是一位年过半百已教了20多年小学的老头，一年级时我便是跟着他学数学的。当时教我语文的是一位中年妇女，一个大队干部的儿媳妇，她只读到小学三年级。
一年级的学生永远是最多的，那时班上有40多人，大多在8、9岁。农村孩子大多读书晚，班上最大的有14岁，个子最小也是年龄最小的我只有7岁。也不知道是老师教得差还是学生不好好学，也或许是由于孩子们放学回家后还要去割草放牛到田间劳动影响了学习，每学期都有许多学生因为跟不上课而留级，以至于当我升到五年级时，和我一起读一年级的那些孩子只有4个还和我在一个班里，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每个班里都有我最初的同学，有一个男孩单是在一年级就读了四年。和我一起参加升初中考试的绝大多数都曾是我两位哥哥的同学。1984年我们学校有七人升入了乡中学，只有我和一个同学两个人是在小学从没有留过级的。
全乡有十多个村，却只有一所乡中学，每年招收的新生数量有限，以至于那时小学升初中的难度不亚于城里高中考大学。升不了初中的学生一半复读，一半就此中止了学业。至于那时的农村初中考高中，难度绝对远超过城里的高中考大学。我初中毕业那年，年级3个班有200多人，却只有30多个到县城去参加升学考试的名额，并且即便是这少得可怜的30多个名额也还有另外60多个复读生加入争夺。农村学生又有几人最终能考取大中专学校跳出农门？反正早晚都是要回来种田，还不如早点下学，不仅可以替父母亲做一些农活，还可以省下学费减轻家中的负担，更何况学习环境条件又是那么差，或许这也是很多农村孩子早早中止学业的原因吧！
乡中学距我家有七八里路，那时不过十一二岁的我总是一大早囫囵嚼块饼，喝几口稀饭就匆匆上路了。中午在校食堂自己蒸米饭，菜也需要自己从家中带，大多时候我能带的就只有一点腌菜。
那时候最怕夏天。夏天雨多，走七八里满是泥浆的土路的滋味可不是好受的，尤其对于一个背着沉沉的书包重重的饭盒的瘦瘦小小的孩子。但如果是早晨遇上阴雨还好，最怕早晨出门时晴空万里，而放学时却在大雨瓢泼，那可就惨了。没有雨伞也没雨衣雨靴，那时的父母也是不会接孩子放学的，如果等到天快黑了仍不见雨停，便只能把书包往教室里一丢抱着饭盒冲进雨里了。路上的泥浆会很快把鞋子粘成沉重的铅块，让人连腿也抬不起来，或者脚是抬起来了，而鞋子却仍陷在泥里，于是只能脱下鞋子拎着走。等到回到家，人早已变成了一个泥猴。不仅如此，等到洗掉脚上厚厚的泥块还常常会发现几处新添的伤口，也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被什么东西划破的。急于赶路的孩子是感觉不到疼痛的。
为了脚不受伤，也为了能走得更快，我那时在下雨天经常是走在堤斜坡的草上。从家到学校要走五六里大堤，穿着鞋子走在倾斜的长满青草的堤坡上不用担心会被泥粘住鞋子，可以走得快一些，怕只怕一不小心不留神滑倒了人便会骨碌碌地滚到坡下。好在坡下也是被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的草地，不用担心身上会沾上泥浆或者摔伤。只有一次我滚下坡时被自己拎的铝饭盒碰肿了额头。
记得有一次在冬天，雪刚开始融化，堤坝上还泥泞得很，我傍晚放学回家走在铺满雪的堤坡下，等到必须翻过大堤转到另一条路上时我却无论如何也上不到坝上去了。铺满雪的堤坡太滑，我往上走不了几步就又滑了下来，我试了一次又一次却总是失败。大堤的这一面是没有人家的田野，大堤上也看不到有人经过，眼看着只要翻过大堤再走几分钟就可以到家了，而我却被困在了雪地里，无法前进。我当时几乎要哭。但我必须回家，必须要翻过这道阻碍我前进的大堤，即便爬也要爬过去。我最后就是爬着上到堤坝上的。
那时村上还没有通电，晚上就着黄豆粒般大的昏黄的煤油灯光做作业，一不注意头发就会碰到灯火上，咝的一声，一股焦味便升了起来。
初三时我住校。一间宽大的瓦房里地上铺着稻草，中间用空心的水泥砖隔出一条通道，便是我们20几个人的集体宿舍了。没有床，席子和被子要自己从家中带。每个星期天我回家去带一个星期吃的米、干粮与菜。干粮是“死面饼”，用没有发酵过的面做成，又硬又干。菜通常是腌萝卜条或酱豆，一种自家用黄豆发酵制成的类似于豆瓣酱的咸菜。也许有时还会带一饭盒熟菜，炒豆芽或者青菜什么的，但那也不过只能吃一顿，剩下的六七天便只能顿顿吃咸菜。不仅是我，绝大多数学生都是这样。
学校里不卖菜，但偶尔也卖汤和馒头。那种柔软雪白新蒸的馒头对只能嚼干巴巴的已放了好几天的“死面饼”的孩子来说是怎样的一种诱惑啊！二两粮票加五分钱就可以买到一个这样的馒头，然而那时的我不仅没有粮票，甚至还从没有见过令多少农村人羡慕向往的粮票究竟是什么样。汤是不要粮票的，一毛钱一大饭盒黄豆芽汤，热气腾腾，香气四溢。一毛钱那时可以买一个鸡蛋，家中母鸡下的蛋母亲宁可拿到几里外的集市上去换钱也不会留在自家吃掉，我又怎么可能奢侈到一个人花一毛钱去买一饭盒汤喝呢？更何况我除了缴学费那天，口袋里是从来没有一分钱的。那时吃饭时如果去得早，能在食堂蒸饭的大铁锅里舀到一勺蒸饭后留下的开水喝，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学校里是不供应热水的，洗脸漱口蒸饭淘米都是用校园里的那口井水。有时冬天井里的水太少不够用，我们就到学校门前的那条小河边去破冰取水。
虽然那时候的我极其活泼爱玩，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大概比大多数同学要少，但我的学习成绩却始终极其优秀，不管大考小考，几乎每一科都是年级的前三名，数理化考试更几乎每次都是满分，至于总成绩我是年级公认的无人可动摇的“永远的第一名”，甚至没有成绩与我相近的学生；我的作文经常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本班及其它各班宣扬讲评，甚至还破天荒地被语文老师用油印的方式“发表”，全年级学生每人一份。
除了学习成绩，全班年龄最小却一直担任班长兼学习委员的我初二下学期获得全校每年只有一个名额的“蚌埠市市级优秀学生干部称号”；在初三上学期学校举行的学习竞赛中，除化学成绩是第二名外，其它各科及总分全是年级第一名，我是年级也是全校惟一一位每一科成绩及总分都是年级前三名的学生。那天我拿到了七张奖状，包括一张蚌埠市物理协会颁发的我不久前代表学校到县一中参加全市初三学生物理竞赛取得的获奖证书。那次参加市物理竞赛，我只用了十几分钟就答完了试卷，然而监考老师却不允许我交卷出考场，原因是开考尚不到半小时。当我终于交了试卷出了考场走在校园中时，一位县一中的教师望见我拿在手中的参赛证非常惊讶而又关切地问：“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进考场？”
1987年我初中毕业，中考6科平均成绩90多分，物理、数学及总分成绩都是全区（介于县与乡之间的行政区域单位，下辖多个乡，现已撤销）第一名，其中物理98.5分(满分100分)，全县第一名；数学117分(满分120分)全县第二名。总分比县唯一一所重点高中县一中的录取分数线高了60多分，学校因此受到乡里、区里和县里的表扬和奖励。我考入了天津的一所工业学校，是村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一个考到直辖市学校读书的人。
天津四年我总共从家中拿了2000元钱，加上我从学校获得的各种津贴补助奖学金有1000多元钱（我基本每次都是一等奖学金），这3000多元钱是我在大都市天津学习生活四年的全部花费，包括我四年的往返车费与书本文具绘图仪器校服费以及种种杂费。1989年学校调查全校学生平均月基本生活费支出是100多元，而我连一半都不到。
我小学毕业那年母亲曾给我们兄弟三人每人做了一件黄布褂，大哥与二哥的两件是我在天津读书第一年仅有的上衣（我自己的那件已经太小了），两件几乎一模一样，以至于有人故意问我：“你怎么从来不换洗衣服？”大姐传给我的那只印有“向四化进军”的黄书包也成了一些人嘲讽的目标。我年少的心中有着强烈得甚至有些不正常的自尊，母亲至今不知道家中给我寄去的棉袄和棉裤我根本就一直没有从包裹中拿出来，在北方的冬天凛冽的风中，我的外衣下只有一件薄毛衣一条秋裤，我咬着牙以年轻单薄的身躯对抗着寒冷。
那时饭是很难吃得饱的。十五六岁正是长身体的年龄，米饭每顿至少要吃六两才不会感到饿，然而那每月的二十八斤半粮票其中只有六斤米饭票决定了我只能经常吃半饱。班上绝大多数是天津本市内的学生，他们是不会为吃不饱饭而发愁的。不知道是由于碱放多了还是其它什么原因，那时学校食堂里卖的馒头经常是又硬又黄，那种黄桔子一般的馒头常常连我这个吃玉米饼长大的农村孩子都难以下咽。然而再难以下咽也要强迫自己吃下去，因为我是不可能象别人一样把馒头丢进剩饭桶然后到外面街上的小饭店去吃的。
天津的涮羊肉是很有名的，在我学校对面的街上就有好几家卖涮羊肉的小饭店。那时冬天晚上下了晚自习课后常有同学三五成群地结伴去吃涮羊肉，但我直到毕业离开天津仍不知道涮羊肉是什么样。中专三年级时搞课程设计，经常一张图纸画下来早已过了食堂卖饭时间，这时候我也会到那些小饭店去吃，吃那种一毛五分钱一两的焖面。我总是一个人去吃，并且尽量走得离学校远些，生怕遇上同学，因为我的面里是从不放肉丝，甚至不放绿豆芽的。我不敢也不能奢侈，因为即便是在梦中，我也能看到父亲那早已有些弯曲的腰身，听到他那沉重的喘息声。
那时家里用稻草织草绳和草毯卖给县里的水泥预制品厂，有不多的一些收入。父亲还去淮河边的运沙船上给人家卸黄沙。父亲早出晚归，中午就坐在河堤上嚼自带的干硬的“死面饼”，父亲怕耽误干活，甚至不去距离不远的护堤老人那里讨些土井水喝。父亲用扁担挑着两筐足有一百多斤的黄沙在船舷与岸之间的那条悠悠颤动的长木板上走下来把沙倒进车厢中，再走上船去重新装满，反反复复，这样干一天能挣五元钱。父亲还挖过鱼塘，修过涵沟，都是些又脏又累又苦的活。一次村上有户人家需要许多蒲草找人下河去割，10块钱一天。10块钱一天在当时当地是一个很高的工钱，然而那是在深秋时节，要在齐腰深又冷又凉的秋水中泡一天是很容易生病的，连许多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知难而退，父亲却自告奋勇报了名。
（注：上面部分最初写于1989年10月，起因是语文老师布置了一篇题为《我的家乡》的作文作业，16岁的我写出了一篇几千字的《悠悠岁月》，好象是有些跑题了，不过，却把语文老师读哭了。1991年7月重写，增加了1989年以后的事情）
也许每个人在小的时候心中都有一种叫做理想的东西，我年少时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很多孩子所谓的理想可能是长大后工作能有多少收入；能有怎样的社会地位；是不是很轻松、很体面；是不是能出人头地等等，而那时候我向往成为一名科学家只是一种朴素的喜欢，我喜欢求索、喜欢探寻未知的东西，这种乐趣是任何其它东西不能代替的。然而现实却过早地破碎了我的这个理想。
1987年10月，我到天津读书后收到的第一封信是二哥写来的。至今仍清晰记得二哥在信中写了一首古体诗，诗中有一句“轮下重辗千古恨，众人皆笑我独哭”，那段时间我一直想哭，然而除了二哥，没有人会懂得我为什么想哭。
现在初中毕业读中专的学生大多是学习不好、考大学无望的，或者是由于家庭经济原因，父母希望孩子早些工作的。而在那个时代，农村最优秀的初中毕业生是上中专而不是上高中考大学，中专的分数线也要超过县重点高中的录取分数线。虽然学生和家长以及老师都不清楚中专学习什么，学成之后会做什么，却知道只要一考取中专，农村户口立刻转成城市户口，毕业后国家会安排工作，成为国家干部，端上铁饭碗，在学习期间就会得到国家的种种补贴和津贴。似乎不管是从初中考中专还是从高中考大学，农村孩子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考取国家干部吃上商品粮端上铁饭碗，但只有最优秀的学生才有可能初中毕业考取中专，而读高中似乎只不过是给中考没能考取中专的学生一次补考国家干部的机会，再读三年，还要多花家中很多钱，最后也未必能考得上。那个时候农村初中每考取一名中专生都会得到当地政府的一笔奖金，考取中专的学生数量是衡量一个初中学校教学水平的第一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那时农村孩子几乎从一踏进初中大门就开始听到老师们在耳边不停地鼓气：“好好念，要是能考上中专，这辈子就不用再种田受累受穷了。”中专是在无数农村孩子和他们父母的梦中放着金光的山顶，如果中考成绩能够达到中专的录取分数线，极少会有人为了读高中考大学放弃读中专，甚至很多考取了高中的学生会选择复读，两年甚至三年，就是为了能考取中专，
比我大两岁的二哥中考成绩比县重点一中录取分数线高了30多分，比中专录取分数线高了20多分，这在当地乡农业中学的校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二哥成了村历史上的第一个中专生。
当两年后我考出了比二哥更辉煌的成绩时，父母亲欢天喜地，二哥却忧郁地说：“也许你不该考得这么好。”很多邻居向父母祝贺：“孩子从此之后就是国家的人，端铁饭碗了，一辈子生活都有保障了……”然而我一心只想读高中考清华或中科大将来成为科学家，并且绝不让步。
母亲大骂：“你以后有个饭碗不用种田就行了，当什么科学家干什么？”父亲也大骂：“全中国都绝不会有人考取中专不去上去读高中的。你要是去读高中人家都会说你是神经病……”
我坚持不肯读中专被愤怒的父亲打出了门，我不吃不喝在田野里躺了一天一夜才回家。我以为我可以读高中了，我一边等县一中的录取通知书，一边梦想着将来在科学王冠上摘一颗明珠，哪知最后收到的竟是一张来自天津的中专录取通知书。全乡都轰传开了：一个孩子刚14岁就被国家选到大城市天津去读书了，是国家级的重点中专学校，将来一定出息得很。我万没想到事情竟会发生这样的转折，自己的命运竟无法由自己来把握。我终于知道原来是我的母亲一路打听询问找到了几里外的我的校长家，共同更改了我的升学志愿，粗暴地为我选择了人生方向，并且不容我改变。当我背着沉重的行囊独自北上天津，回首望见的是乡亲同学们无比羡慕与嫉妒的目光与父母亲的笑脸，我欲哭无声，只有仰起头，不让大颗的泪滴往下流。
很多年以后，母亲顺口说，之所以不要我读高中要我读中专，是因为她以为我一上中专就可以拿工资，再也不用家里花钱了。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因为这时候二哥正在读中专，并没有工资，虽然没有学费，但生活费还总是需要的。但不管怎样，母亲改变了我的一生。
从此家乡变成了故乡，一个孤单瘦小的少年开始独自面对整个世界，在一条偏离了自己最初梦想的道路上一路跋涉前行，无法回头。
虽然人已经进了中专学校，但我考大学将来成为科学家的心仍未死。心中痛苦不堪的我不甘心今生成不了科学家，我一边读着中专课程，一边自学高中教材，我年少的心中天真地以为只要我能自学完高中的全部课程，我就可以去报名和高三毕业生一同参加高考，还可以考清华或中科大，还可以成为科学家。我让大姐从家中寄来了她读高中时的全部课本。在繁华的大都市中，在60分万岁的中专校园中，一个外省乡下来的孩子独守着寂寞孤单也独守着自己的梦与理想，没有理解没有赞扬没有鼓励却有许多不解的讥讽与嘲弄。我几乎每晚都要学习到夜里十二点钟教室熄灯。
我平生的第一个日记本是在读中专后买的，那之前14年我的思想极为简单，没有什么忧伤，更没有什么痛苦，只有一个理想：好好读书考大学将来成为一名科学家，当这个理想随着我读了中专而变得难以实现的时候，我开始知道什么叫痛苦，什么叫忧伤。于是我开始有了一些也许是那个年龄的孩子不应该有的思想与心情，也开始学着把自己的心情和思想用文字表达出来。我在这个日记本的封面写上了名称《成长的声音（一）》。
这时期我写了很多随想，虽然稚拙，却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少年的心路历程：
路在何方（1987年11月）
我带着朦胧的梦想，追求向往的明天，但闪光的依旧在闪光，我的周围却已被黑暗弥漫。
我高声问：“路在何方？路在何方？”
飘渺的声音传来：“路在脚下，路就在你脚下！”
于是我又抬起了前进的脚步，但脚下却一片空茫，我高喊：“何处是我落脚地？”天高地阔，却无人应答。
我犹豫，彷徨，我寻找，寻找……
为什么生活告诉我要去上下求索，却又阻拦我的脚步？命运为什么要这样戏弄我？
尽管（1987年11月）
尽管，我知道，在这人人浑浑度日的环境中不甘平庸、追求理想、勤奋求索是何等艰难——孤独，寂寞，被讽刺、嘲笑；
尽管，我知道，要想有所作为，困难重重，
然而，既然生活已经塑造成了我今日的性格与灵魂，我又怎能不去珍惜它，完善它？
绝不松懈，知难而进，是我永远的倔强性格！
永不沉沦，奋发向上，是我不灭的坚韧灵魂
我中专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7门课平均97.5分（每科满分100分）。尽管年级有20多名外省学生，大多和我一样来自农村，并且也是初中毕业本地区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甚至有的和我一样也是从小学到初中毕业的“永远的年级第一名”，但我和读初中时一样，期中和期末考试都是年级总分第一名。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把太多的时间放在上课上，我更多的时间是用在了自学高中课程上。
1988年7月，我中专的第一个暑假回老家，大姐的第二次高考再次落榜。大姐说高考的物理和数学实在太难。大姐的手中恰好有当年高考的数学和物理空白试卷及标准答案。这时已自学完高中数学和物理全部课程的我让大姐按高考的标准时间给我计时，我要模拟一下如果是我去考成绩会怎样。结果我不仅在规定的时间答完了题，成绩都是几乎满分！（这很少会有人相信，所以我也从没有给任何人讲过。）
在我中专的前两年，那是几乎没有星期天也没有节假日的两年。1989年5月，我的中专第二年下半学期，已经自学完高中全部课程的我给家乡的蚌埠市二中与怀远县一中的校长各写了一封信，请求能到他们学校参加1989年的高考：“我随时可以参加高考，并且一定能考取清华或中科大。”而这在当时也是绝不可能实现的，中专学生是不可以参加高考的，毕业后也不允许。三校生可以参加普通高考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我终于放弃了，1989年6月的一天，我扔掉了自己的全部高中课本，那晚我流着泪写了一段日记：
“人生的许多时候虽然是身不由己地走在并非是自己心甘情愿选择的道路上，然而既然路已经无法改变，已经不能再回头，那么仍频频回首张望另一条路上的风景究竟是一种应该坚持的执著，还是一种不敢面对现实的不自信？痛苦也好，无奈也好，但也许我们更应该去做的事是首先把正踩在我们脚下的这条路走好，一路走去，我们或许会发现前面原来竟也有着属于这条路所特有的美丽风景。成不了科学家，或许我会因此在另一道路上创造辉煌……”
中专四年，我的学习成绩在年级始终是名列前茅。除了学业，我还如同一个饥饿的孩子闯入了一间藏满食品的仓库，贪婪地阅读了学校图书室与天津西郊区图书馆的很多书籍，主要是历史地理和科学哲学方面。少年的我也写了一些自以为很有思想很深刻的文字，比如《祭苏联》等等。
1991年夏天，在我过了18周岁后的第一个7月，我以优秀的学习成绩完成了中专四年的学业，当我终于拿到学校发给我让我到安徽省轻工业厅的报到证时，我的心中不仅充满了对家，对父母亲人的牵挂，更充满了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憧憬和走上工作岗位后一定要好好工作报效国家的豪情壮志。尽管这时故乡的土地上正风大雨大，淮河的洪水涛涛（注：1991年夏天淮水洪水），但这么多年的艰难已经让一棵稚嫩的幼苗成长为挺拔的小树，年轻的心中不畏惧任何人生风雨。
年轻的我心中依然壮志凌云，相信自己的前途将是一片灿烂辉煌……
（本篇重写于1991年7月我中专毕业离校前）
后记：
1991年我以优秀的成绩中专毕业，被分配到安徽蚌埠市的一个私营五金工厂，在车间里干着高强度的工作，一个月61元的“国家干部标准工资”，去掉在郊区租一个最简陋房间也至少30元的月租，一天一元钱的生活费用不足以每天在路边吃三碗清汤面条。国家干部身份变成了一个失去了土地的进城打工仔，既没有退路，也看不到未来。还突然发现，自己被安徽省轻工业厅分配的这家“省厅重点企业”竟然是一个以工厂为道具，虚构出口利润不断骗取国家和银行资金的*子骗**工厂。年轻的自己一心想保卫国家财产，试图揭穿这个*局骗**，曾给报社写信，也曾集体到省里举报，也写出了平生第一篇几万字的纪实报告亲自送到合肥的一个杂志社后，却使自己的境况更加艰难。（注：1993年底我在这篇纪实报告的基础上写出了第一部几万字的自传；10多年后，这个工厂发展成了2010年底时因为骗贷已达数百亿，惊动了国务院银监会才事发的“天宝系”，老板逃到了国外，2014年时，在国际刑警的红色通缉令上赫然出现了他的姓名。）
1993年，20岁，仅仅准备了很少的时间，和普通高三学生年龄相近的我在蚌埠市参加了成人高考。不久之后，1993年5月我离开蚌埠南下广东打工，两个月后我回到蚌埠市，但当我拿着超过本科录取分数线100多分的录取通知书去当地一所成人高校报到时，却被告之，因为录取人数不足一个班，当年不开班，可以为我保留学籍，等以后哪年人数够开班了我再去报到。但我再也没有去过那所学校。不久再次离开了蚌埠市。
家乡已经是再也回不去的故乡，只能流浪和打工。睡过网吧、浴室、火车站，也露宿过街头和荒野。
大上海，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有繁华的南京路，路上有美丽的霓虹灯，但对我来说，我和大上海的第一次接触只有冬夜寒冷的风。1995年1月，我22周岁生日前几天的一个深夜，露宿上海火车站附近街头的我写了一篇《浪子之歌》：
“清晨阳光下蓬头乱发的你是城市街道上不和谐的风景，一道道鄙夷的目光中你可曾一次次听到望子成龙的父母教导子女的声音？他们说：‘孩子啊，你看那蹲在街角的可怜孩子，定然曾经是校园里淘气顽皮的学生，你可要好好学习，将来才不会像他这种样子！’
黄昏暮色中行人匆匆各自归家，无处停泊的你像只迷途的羔羊。先找一个僻静的角落把行囊放下吧，你要学会不去在意别人厌恶的神情！
夜半梦醒冷冷月光如水，清辉缕缕射进眼里溅起丝丝愁绪，寒风中瑟缩的你是不是在梦中想家？你从哪里来，又往何处去，有没有人关心你的未来和过去？”
从15岁开始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经历、思考、心情，取名《成长的声音》。1996年时，我在苏州的一个台资电子厂里做跟随生产流水线三班倒的纯水处理工，每天要搬运和搅拌硫酸和盐酸，在经常弥漫着刺鼻气味的恶劣环境里，平均每天工作12小时，连续一年只春节休息一天，回顾自己23年走过的道路：曾经是老师心目中前途无量的天才少年，曾经是乡亲眼里未来光明的国家干部，却成了一个没有家乡的流浪打工仔；为了理想而奋斗，变成了为了生存而挣扎。曾经回过老家，想歇一下过了年再外出，却被全家人驱赶出来：“这里没有你的户口，你可以死在外面，绝不能回来……”一次次走投无路，一次次饥寒交迫，一次次露宿街头。曾经在漫漫寒夜靠电灯取暖一夜未眠；曾经在冬天的凄风冷雨中蜷曲在野外公路边的涵管里过夜；曾经在广东顺德的冲压厂打工时手指被钢板刮得鲜血淋漓，留下永远的伤痕；曾经差一点遭遇车祸成为广东野外路边的无名尸体。在苏州的这个电子厂里很多次因为化学药物过敏眼睛红肿，也曾经胳膊被硫酸烧伤，成为终生的印记；也差一点成为当地农村的上门女婿……我想，如果我能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这应该是一部敏锐反映时代的某些侧面，能够让社会有所思考的作品。1993年底时曾写过的第一部几万字的自传文稿大部分已经丢失，我一边工作一边在集体宿舍的高低床上重新写出了十多万字的自传《成长-为什么流浪》，但一直没能出版。
1998年10月。我随工厂搬迁到了上海，做流水线上的维修工。经历了一段最终败给现实的短暂爱情。当爱情结束，我重新读自己留下的一些日记，感动了自己，也激起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点自命不凡，我对那个女孩说，我会写一本书，如果能够出版，或者我以后会有更好的工作，不用再做维修工，也许我们就不用分手了。我感觉我能够成功。
我一边每天正常上班和加班，一边只用了10天时间写出了一个10万字的爱情故事，然后加入了《成长—为什么流浪》的一些内容，这部《成长-上海非常爱情故事》寄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几个月后，我收到了出版合同，是作为纯文学的长篇小说出版，并不是那种自费出书。并准备参加一个月后2000年5月在成都的全国书展，向全国发行。奇迹发生了，但爱情却并没有挽回，而且，曾经的女友打电话给出版社，不管我是写小说还是写自传，内容都不能写一个外地打工仔和一个上海女孩恋爱并分手。在那个夏天一个黄昏，在北京的出版社办公室里，我面对着已经印刷完成的书的封面，在一张“因侵权终止出版合同”的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抱着厚厚的书稿走出出版社的大门。这本书一年多之后才死而复生得以发行，当我终于在上海书城的书架上看到这本没有作者的姓名和任何介绍，甚至连主人公也没有姓名的书，没有喜悦，只有感伤。后来，有读者通过各种方式寻找联系我，甚至到上海找到我，想知道后来的故事。现实生活中，我仍然就是一个平常普通的工厂机修工。
2004年底时因为在维修设备时发生工伤，我的右手一个手指受伤，不能再从事原先的工作，2006年初，我离开了工作了11年的这家公司。因为没有大学学历，不仅多年来我一直比做同样工作的同事工资低很多，我在上海交了5年的社保2003年也被停止，工伤离职也没有得到任何补助。只有中专学历想在上海找一份管理或者技术工作非常困难，但去做普通工人我不甘心，而且当时手上的伤对体力劳动也有影响。面对生活的压力，我做了一件或许不应该的事情，我在网上发布了自己的故事，讲出了自己是《成长—上海非常故事》的作者，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文字方面的工作，并结识了上海电视台的一个编导，2006年7月我参加录制了上海电视台的一期情感节目，讲了自己写这本书的过程，但没有讲曾遭遇取消合同及停止发行，节目播出后有来自全国的很多读者和观众联系我，有的想向我买书，有的想知道后面的故事。但我没有再多做宣传，一个原因是我不喜欢有的读者仅仅把这本书当作一部爱情小说，甚至是那种情感实录；另一个原因是这时候我刚刚用另一种违背自己准则的方式找到了一份工作，谎称自己是大学毕业应聘进入一家企业担任设备管理工程师，我不能让公司的人知道我的经历。
这时不想更多宣传，还有一个原因，我在书中写的*子骗**工厂，也就是我中专毕业分配的那个安徽蚌埠市的五金厂，这时正如日中天，那个当初的小工厂老板已进入了“福布斯”富豪榜、拥有香港和A股的上市公司、大手笔冠名中超球队，所到之处，都是省长省委书记迎接；随处表态，都是百亿的投资；让我心有顾忌。书中的这一部分在出版时也曾让出版社有所顾虑。我的这本自传大概是当代文学史上唯一一部作者试图以文学作品揭穿一起正在发生的惊天诈骗案件的书。我差一点就成功了，如果我的书在2000年出版，当时有足够的宣传和社会关注，如果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局骗**提前十年被揭穿，国家应该可以少损失几十亿吧？
从1995年我进了苏州的台资工厂上班开始 ，当时每月有工资有一千多元，这时候内地的平均工资也就两三百元，老家一个农民家庭一年的纯收入也就一两千元，每年过年回老家，我给每个侄女侄女的压岁钱都是100元，给父母至少 1000元，而当时当地，一般过年大人给孩子的压岁钱是5到10元钱，已成家子女给父母的过年费是50到100元。
后来我先后安排大哥和小妹到上海打工，我在上海郊区买了房子，不仅接父母过来住，每年寒署假几个几岁十几岁的侄儿侄女们也都到上海住在我的家里。也几次借钱给家人。
2009年10月，我36岁才结了婚，我2003年时在打工的这个上海松江小镇上花约20万元买了一套两室两厅80平米的住房，此时价值40多万元，已还清房贷，还有10多万元的积蓄，每月工资5000多元，生活虽不富裕但也并不艰难。没有养老保险的我准备按揭在上海再购买一套50万元左右的住房，计划退休前能够还清房贷，将来一套自住一套出租养老。
然而人生却再一次急转弯，由于家庭亲人的原因，我约50万元套在了安徽巢湖市的一个商铺上，不仅10多万元积蓄都被掏空，还有20多万元的银行*款贷**和10多万元的个人债务。这个商铺一直租不出去也卖不掉，这对生活和婚姻都是沉重的打击。我不想把上海的房子卖掉还债，那几乎相当于我过去20年的奋斗一下子清零。由于经济压力无奈将不满一岁的女儿送到妻子的农村老家寄养。
又经历了离婚，失业，40岁还在壮年身体也健康，不应该找不到工作，但事实却是，管理和技术岗位需要大学学历，而底层的工作要求农村户口。我用自己的真实中专学历在网上发出了无数的求职信，却没有得到过一次面试机会。我也曾多次到上海的劳务市场去找过普通工人工作，但几乎所有岗位都要求40岁，甚至35岁以下，我更被告之，即使没有年龄问题，因为我是非农业户口，单位社保需要交的多，工厂都不会要。人生充满讽刺，有点走投无路的感觉。没有积蓄，背负着40多万元的欠债，人到中年，我再次开始流浪。
家乡再一次成为不能回去的地方。
回不去的故土，找不到的亲情，童年，已恍若隔世！
如果我病困街头，有谁会向我伸出援手？
如果我客死他乡，有谁会来处理我的后事？
如果我老无所依，流浪街头，有谁会知道，我的童年和少年故事？
（2016年以后，我再一次一步步从困境中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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