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本文由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毕业生Suhrith Parthasarathy 撰写，讲述了荷兰足球从克鲁伊夫时*开代**始的战术演变历史，在特有的美丽足球文化影响下，荷兰总是带着一份独有的悲情色彩，震撼整个足坛的“全攻全守”战术正是当时荷兰变革的产物，而这样的演变，却和荷兰当时本土的文化冲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来自尼德兰半岛的最著名的球队总是光荣的失败”——至少在外人看来确实是的。在荷兰这样把理想看的比实际结果还重的国家，人们不得不接受新的球队最终距离这个国家的首座世界杯冠军奖杯一场比赛之遥的现实。
在荷兰世界杯揭幕战面对西班牙的上半场尾声，当罗宾·范佩西打入了一个帅气的腾空鱼跃头球时，一切仿佛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下半场的比赛中，荷兰人更是不可阻挡。他们的足球令人兴奋，打破固有的思路，并且极富观赏性。曾经帮助西班牙人赢得2010年世界杯的著名 tiki-taka 艺术中场，被荷兰人撕成了碎片。随着接下来的四个进球，包括范佩西的第二个进球和飞翼罗本的梅开二度，一些人开始感叹：这是一个怎样的开始！
确实，这支荷兰队首战踢出了跟2010年决赛十分迥异的少有的绚烂足球。当年他们的基本战术就是用粗野的犯规阻止西班牙，但是现在他们的进攻水银泻地并且有很高的技术含量。不过，综合在随后的比赛中的表现，这场胜利并不足以昭示荷兰传统美丽足球的回归。其实，这也未必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在摧毁西班牙之后的，荷兰队放缓了他们追逐胜利的步伐，他们开始更多的依赖个别球员闪光的瞬间，“整届赛事我们一直在踢一种被动足球，”荷兰主帅范加尔很坦然的承认。历史上，荷兰队一直引以为傲他们踢球的方式——持续控球并且通过传球和跑动以智取胜。
在六月小组赛最后一场对阵智利的比赛取胜之后，荷兰国内的一些报纸已经开始指责这支国家队的比赛风格，一位荷兰记者甚至借用描述意大利防守足球的词汇形容范加尔的这支荷兰队是“荷兰式链式防守”。“这支球队”这位记者说，“已经变成为了迎合少有的进攻而缺少组织的橙色城墙。荷兰队现在用他们曾经激活比赛的方式将比赛拖垮，然后伺机突袭。”然而，范加尔显然并没有被这些指责干扰，在他率队战胜智利之后他说道，“你必须要选择一个能够保证你取得胜利的策略，而现在这个战术已经被证实可行了。我们不会放弃任何比赛，我们一直在取胜。”
你可能会忍不住问：“难道这不就是足球所在么？”
荷兰足球的故事和他们足球理念的定型开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一个身材瘦长的少年，约翰·克鲁伊夫被人们熟知。在那之前的很多年，荷兰的足球一直是陈旧又古板。他们那时使用一种最基本的只有两名后卫的W-M阵型。在1946年对阵哈德斯菲尔德城的一场友谊赛中，荷兰人被打的毫无还手之力。哈德斯菲尔德城，这个英格兰的产油小镇以8-2赢得了比赛，赛后，他们的射手汤米·劳顿评价道“我从来没在场上有这么宽松的空间”。后来，来自英格兰的教练维科·白金汉姆接手了当时荷兰的顶级俱乐部阿贾克斯，但是荷兰国内的球队依然在比赛时摆出W-M阵型。然而，正是在白金汉姆治下的阿贾克斯第一次表现出了前卫的思想和灵感的萌芽。
白金汉姆正如在乔纳森·威尔逊（Jonathan Wilson）的足球史书《反转金字塔》中描述的那样，曾经效力于亚瑟·洛夫带领的托特纳姆热刺，洛夫非常看重的传球和跑位战术模式，当时还是一个非常新颖而且相对不成熟的理念。白金汉姆试图在他率领的阿贾克斯将自己在热刺学到的付诸实践，从某种程度上讲，他还是成功了，他的阿贾克斯在1960年通过场均打入3.2个进球的疯狂进球表演赢得了荷兰的联赛冠军。
白金汉姆跟1964年的阿贾克斯，中间是年轻的克鲁伊夫。
在短暂的离开球队前往谢菲尔德星期三执教一个赛季之后，白金汉姆1964年再次回到了阿贾克斯。但是他没能复制之前取得的成功，足球一直向前发展，白金汉姆恪守的W-M阵型已经过时。他第二次入主阿贾克斯唯一真正的贡献，也是后来被认为非常卓越的贡献就是在1965年11月15日，在他被俱乐部炒掉的几个星期之前，白金汉姆给了年仅17岁的克鲁伊夫首秀的机会。随后，克鲁伊夫在他的第二场比赛，也是他的第一个主场比赛5-0大胜埃因霍温的比赛中收获了进球。
可能完全没有必要通过一个天才教练将克鲁伊夫的天赋挖掘出来，但是里努斯·米歇尔斯（Rinus Michels）确实那个天才的教练。米歇尔斯接替了白金汉姆在阿贾克斯的帅位，但是上任之时，他并没有一个特别的战术计划。他最初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球队更加职业化——保证健康的身体同时熟练一般的技术。米歇尔斯放弃了W-M阵型，采用了4-2-4（四个后卫在两个中路中场和四个前锋身后）。但是，正如威尔逊描述的一样，这没有任何特别激进的地方，它仅仅是采用了后来欧洲绝大多数球队采用的战术。
直到六十年代中期，不仅仅是阿贾克斯，整个足坛都开始发生巨变。就像大卫·温纳在他的荷兰足球沉思录《明亮的橙色》中所描写的，“一场文化的革命开始在城市中沸腾了”，整个荷兰都陷入到了一种无政府主义情绪中。当碧翠丝公主宣布她和德国贵族克劳斯·冯·阿姆斯伯格在阿姆斯特丹的婚礼计划时，一伙有共和倾向的名为 Provos 的青年无政府主义者威胁要扰乱整个婚礼。后来，当局出面缓和情绪。不过，他们没有跟*乱动**分子发生对抗，反而是加入了仪式的狂欢。后来的几年中，温纳写道，“阿姆斯特丹变成了欧洲的艺术、性、*品毒**和摇滚的中心。”
里努斯·米歇尔斯（Rinus Michels），左一
克鲁伊夫并不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但是他对于这次混乱中表现的那种打破规则和旧思想的意识十分欣赏。整个荷兰的社会好像都在呼吁着改变，不仅仅是在政治上，在剧场里，在艺术上，也包括在足球上。克鲁伊夫是个催化剂，作为一个球员，他无与伦比，即使位置上是一名前锋，他却很喜欢回到本方半场拿球，带动着比赛的发展。
米歇尔斯需要一套能够最完美适合他队中这名现象级天才的战术体系。他后来研究出来的战术是一个引起近乎于神话般的共鸣的杰作——“全攻全守”或者成为“整体足球”，一套完全根据克鲁伊夫个人特点量身定做的战术。它强调不同位置球员之间的快速传递，当一名球员离开他在阵型中的指定位置的时候，其他位置上的球员快速的互相补位，这使得对手经常感觉像是坐在旋转木马上。
这个战术成功的核心就是强调对于空间的掌握：无球状态下，压缩球场空间；有球状态，拓宽球场空间。当这个战术完美执行的时候，对于所有的观众，都是一场视觉的盛宴。温纳在他的书中描写到“其他的国家和足球文化可能孕育了很多伟大的射手，拥有炫目个人技巧的足球明星和更高效可靠的冠军球队，但是从来没有谁能够像荷兰人那样抽象的想象并且建筑上的构造出这样的战术风潮。”
全攻全守足球从来没有给荷兰国家队带来它的足球魅力配得上的绝对的成功，在1974年世界杯，由米歇尔斯带队，以克鲁伊夫为核心的荷兰顺利通过淘汰赛。但是在决赛面对西德的比赛中，尽管早早取得领先，最终却1-2败北。那场失利可以作为一种常见的荷兰模式，一个跟他们足球一样卓越的悲剧的缩影。在随后的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中，没有米歇尔斯和克鲁伊夫的荷兰队又一次的杀入了决赛，在决赛对阵东道主的比赛中，又一次被击败。他们踢得非常的出色，但是尽管凭借着扳平一球将比赛拖入加时赛，他们仍然以1-3失利。
即使荷兰队1988年捧得欧洲杯，70年代的球队依然代表着这个国家始终不变的痴狂，他们的失败加重了他们的传奇色彩。在《明亮的橙色》中有一段有杰里恩·海内曼的精彩的描述，他暗示了为什么70年代的球队代表了荷兰人的光荣。“说起大阿贾克斯征服欧洲的时代”，海内曼说，有好多次跑位仅仅是为了踢球。
“正常的踢球方式是你想进球，所以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进球。但是在阿贾克斯，你看到他们仅仅是为了踢球，为了完善这样的战术模式。”他告诉温纳，“他们单纯地踢球。突然间他们可能会想要进一个球，但是有时候他们不想。这是非常像艺术家的行为。进球是一种可能的选择，但是他们更真实的目的就是为了足球本身的美。”
海内曼的感想可能看上去有些古怪。但是就连克鲁伊夫都曾经也说过，“没有什么奖牌比为按自己的方式踢球欢呼更好了！”然而与此同时，体育毕竟是一种竞技的角逐，好的足球并不一定总是美丽的足球，70年代的荷兰队拥有足够多天赋异禀的球员，去踢一种既能够实用获胜又极富观赏性的足球。
带领着一支在世界杯之前不被太看好的年轻队伍，范加尔看重的是如何能够赢得比赛，为了努力做到这一点，他不断地切换使用不同的战术。世界杯上好像没有其他教练能够像他一样出色的解决每一个战术上的问题。根本上讲，正如他自己所说，荷兰队在世界杯上表现出来的确实是被动的，但是这并不代表比赛的乏味。
实际上，正如在全攻全守的体系中，范加尔队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更大的体系中的一部分。他的球员们像一支队伍防守，每一个人都压迫对手，压缩空间，在本方半场压迫程度更深。当赢得球权时，他们以快速的令人窒息的速度对对手进行垂直的快速打击。这一点，正如我们在对阵西班牙的比赛中见到的一样，很有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