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壹
2003年6月6日上午，
一个六六“全顺”的日子 ， 江铃集团中层以上干部突然接到了“下午召开重要会议”的通知。
当天下午，市长李豆罗亲临江铃集团总部，宣布江铃汽车集团公司班子人事调整。
在江铃工作二十载春秋，时年67岁的孙敏卸任，挂职南昌市政府顾问。
交接会上，即将离开江铃的孙敏对企业未来规划作了一小时的发言。最后意味深长地说:
“我有一点私心，希望江铃在新领导的带领下取得更好发展，不然我会很难过”。
市长坐镇宣布，江铃在南昌的地位之重；
孙敏一小时的发言，最后的一句话——“不然我会很难过”，他对江铃超乎寻常的不舍和重托，隔着20年后的时空，都能切身感受。
孙敏是太爱江铃这个他一手带大带壮的孩子。
他从1983年进入江西汽车制造厂（江铃前身）到2003年退休，孙敏几乎以一己之力改变了南昌汽车工业的历史，缔造了江铃的不朽传奇。
正是孙敏把江汽带到江铃，把全省最大的亏损户变成了最大的盈利户，
并创造了全省多项第一：第一家引进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公司；第一家进入中国五百强的企业；第一家上市公司............。
他也的确有个“私心”，就是在他任上，江铃营收上百亿。而这个目标其实已唾手可得，江铃在他退休的一年后就实现了。
在孙敏的时代，
江铃作为地方车企，可以与那些央字头的车企站在第一方阵，毫不畏惧，挺胸直立。
“只要组织上不调我走，我就把江铃作为我的终身职业，而不是把企业作为一个跳板”。
这是孙敏初到江铃时，对全厂上下表的决心。
他的这种特立独行，与同时代的很多国企领导截然不同。
他实在是太想牵着江铃再走一段路，
直到退休前，他还踌躇满志，按着自己的思路擘画着江铃的未来。
他对江铃的这种类似父母呵护、培养孩子般的执着热爱，或许也容易招致别人的“质疑”。
从一般惯例，孙敏“到站下车”的时间算是延迟。
与孙敏同龄，邯郸经验的创造者“刘汉章”比孙敏还早一年退休，可相比75岁退休的招商局“袁庚”，77岁退休的首钢“周冠五”，这些改革开放初期的风云人物，孙敏又是年轻的。
“我就作兴我们孙老板”，这是老徐听到的众多江铃老人发自肺腑的声音。
历史似乎总是在不断循环，
“ 老板 “ 这个词就颇具代表性。
改革开放前，老板一词给人的印象绝对是青面獠牙的吸血鬼形象；
改革开放后，发展经济是硬道理，从广东开始的老板叫法重新席卷神州。无论体制内外，这是人们对单位领导近乎公开的敬称。
如今改革进入“水深鱼大”的阶段，
在私企，老板这一词已经升级为董事长、董事局主席，而体制内对这类称呼逐渐杜绝。
可随着贫富差距，阶层分野，
民间对于老板亦或是企业家的曾经正面形象，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
但江铃的老人谈起孙敏，还是言必称孙老板。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却也是现实的。
当年江铃的工资、奖金，福利以及迎宾大道两侧那绵延成片的厂房和梨园小区都见证了江铃的辉煌。
孙敏也曾自豪地坦言：
“我的群众关系一直都不错，我在江铃，走到哪里，职工都会围着我。我跟工人很随便，跟他们勾肩搭背什么话都讲，工人跟我也什么话都敢讲，反倒是很多干部怕我。
我的威信怎么来的？企业里的所有政策都公开透明，我作现场报告时有电视直播，全厂职工都能听到”。
感谢孙老板的还有那些被江铃最早并购的江西洗衣机厂、南昌缝纫机厂、江西钢窗厂、南昌钢圈厂、江西水箱厂、南昌制动器厂，江西拖车厂等9家企业。
江铃的兼并，避免了这些厂职工日后大概率也是走向改制下岗的命运。
甚至也可说改变了这些厂里子弟的命运。当下内卷的时代，几代人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更显得弥足珍贵。
老徐写过很多老南昌的国企大厂，
遗憾的是它们都相继沦为“留守处”，写他们是为了怀念那段不会再有的历史；
而江铃，从1947年的长运汽车站位置起步，
一路南迁，从包家花园、迎宾大道再挺进富山基地，几代人筚路蓝缕，开疆辟土，成为南昌工业一面始终猎猎飘扬的旗帜。
写江铃是为了祝福和殷殷期盼。
翻开历史，江铃崛起的八十年代中期，
国企第一轮改革的大潮下，全省其实能人辈出，风起云涌了大批明星企业。
可时过境迁，大浪淘沙下，曾经的辉煌大多已成昨日黄花，这更突显了江铃的可贵和价值。
江铃对南昌太重要了，
多年来处于中部洼地的江西很无奈，
环省会万亿GDP的南昌更显焦虑，也更体现做大南昌的使命担当。
在各地都在拼经济的时代，也有省市领导多次感叹：南昌要是多有几个孙敏就好了。
南昌地铁目前有四条线，印象中唯有江铃站是以企业命名的。万达在红谷滩这么牛，也只能按我大南昌老地名的叫法——卫东站。
近年来也曾听说过各种江铃的议论，
但我始终能为，在江西这样一个工业基础薄弱的地方，还能有江铃这样集工业大成的千亿车企，太不容易了！
作为老南昌，我只能为它“鼓与呼”。
这里要表扬“方老板”，南钢（方大特钢）给职工发福利，就选江铃的汽车。
PART 贰
江西本没有车企，胆子大了，也就敢造车。
历史往往充斥着反思与矛盾。
江西造车的历史始于1958年的*跃进大**时代，
江铃的前身，始创于1947年南昌汽车保养厂，当时已改名为南昌汽车修理厂，试制成功了一辆“英雄”牌三轮汽车，和一辆2.5吨“英雄”牌载重汽车。
这是江西史上第一辆自己制造的汽车，虽然没量产，但毕竟有过造车经验。
对比五十年代初创建的长春一汽，
国家重点投资，苏联全力援助，新中国第一辆汽车的诞生过程都是举步维艰，
只能感慨，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全国上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江汽人则是“一颗红心两只手，大锤底下造汽车”
胆子更大，魄力更足的还有之后军管时代的“程政委”。也正是这个饱受争议的省革委会主任，给江西汽车工业留下了宝贵的种子和基因。
1967年，程世清将江西汽车配件厂改名为江西汽车制造厂，开始仿制苏联嘎斯，生产井冈山牌汽车。
那个年代，在很多地方领导的认知中，
没有什么造汽车是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概念，而只是简单地认为，只要把职工积极性调动起来，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
1969年，珍宝岛之战后，出于备战的需要，
主政江西的程世清把工业战线突破口选在汽车工业上。
军人出身的他一声令下，全省各地同时展开生产1万辆汽车和10万台拖拉机的“大会战”。
此时的江汽又更名为江西井冈山汽车制造厂， 江西集中全省力量造车的时*开代**始了。
程世清还以井冈山的五大哨口命名了新成立的汽车制造厂：“黄洋界”，“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八面山”。
除却这五家汽车厂，
还先后有15个汽车主机厂、306个配件厂、152个拖拉机总装厂、102个动力厂“参战”， 其规模之大，战线之长，参加的人数之多，在江西工业的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程世清当年还说过一句在江西几乎妇孺皆知的话：
“江西决不做上海的殖民地 “ 。于是乎，南昌的一些轻工企业诸如：手表厂、缝纫机厂、自行车厂、保温瓶厂等都在其主政期间纷纷上马。
1969年《红旗》杂志在非常显要的位置，发表了标题是《一个小厂，一年也能干出500辆井冈山汽车》的文章。立即在全国引起轰动。
老俵这颗卫星一放，
搞得当时主管汽车的一机部领导非常被动。
上面问：“你们抓经济怎么抓的？搞了半天也搞不出名堂来，人家江西一搞就是500辆。对这样的汽车厂，你们要重点支持啊。”
于是，时任一机部汽车局副局长的“胡亮”带了一队人到江西考察。他们把所有汽车厂都看了一遍。除了井冈山汽车制造厂外，还有那五大哨口命名的厂子。
考察后，胡亮他们认为相对于另外5家地市汽车厂而言，还算井冈山汽车厂条件较好，如果集中到一家，中央应该能给予支持和投资。
因此，他们就跟省机械厅和井冈山汽车厂商量，想重点扶持 “ 井汽 “ 。
可遗憾的是，
按理说至少对“井汽”是个重大机会，可当年井汽的负责人却向程汇报： “胡亮那个工作组来考察，他们反对遍地开花，反对我们五大哨口的其他厂，说要搞只能搞井冈山汽车厂”。
同样的话语，不同的情境下，
惹得程政委大发雷霆。后来胡亮一行见到他时，他拍着桌子，把胡亮等人大骂一通：“我不要你们的臭钱，你们给我回去。”
江西汽车工业就这样失去了一次国家投资的机会，但也不可否认，正是程世清当年开启的全省汽车大会战，使得赣鄱大地很多地市都有了生产汽车的“种子”。
八、九十年代，在中国客车市场如日中天的上饶客车厂、安源客车厂，其生产汽车的基因都是源自于这段尘封的历史。
顺带一提的是，传闻甚广的二汽本来选址江西，事实并非如此，可多数人还是选择相信，原因或许在于人们喜欢把这类似的话题，当做发发牢骚的重要依据。
据二汽选址领导人之一的“陈祖涛”回忆，
二汽选址，战备需求是第一考虑，当年曾考虑了陕西、四川、湖北、湖南、贵州几个偏西的省份，并没有江西，并且从战略纵深的逻辑推断，位于中部的江西的确并不合适。
倒是二汽的老厂长“陈清泰”因为毕业留校，曾短暂随清华下放到南昌的鲤鱼洲农场。
江汽在当年那种技术和装备条件下，生产的汽车质量可想而知，但在计划经济时代，产品只要生产出去，国家统购统销。
七十年代，由于卡车紧俏，想买井冈山牌汽车，还要凭关系弄指标。虽然这已是客户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
由于制造成本比同类产品要高，
而价格却卖得便宜，其实江汽从1968年制造汽车起，便连年亏损。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到1984年前，累计亏损达到5600万元，成为江西省最大的亏损户。
1970年，下放江西的*云陈**同志也曾来到江汽考察，据相关资料回忆：
*云陈**从进入工厂到离开，整整考察了90分钟，他没有说更多的话，只是对工人阶级在极度艰难、艰苦的条件下依旧坚持工作而感到伟大。
第二年，*云陈**还去考察了南钢，看到厂里老旧落后的设备，他也多次说了同样的话。
面对江西工业的现状，掌管经济，见多识广的*云陈**同志，在那个特殊年代，只能也只有感慨“工人阶级了不起”。
但他去了从上海搬迁过来的新余 “ 江钢 “ ，
看到该厂当年生产出的钢丝竟然可以细如发丝，*云陈**非常激动和欣喜。
而彼时的孙敏，正蛰伏在井冈山脚下的泰和县农机厂，积蓄着这里中国革命摇篮的“能量”，十年下放，磅礴待出。
由此再联想到当年*小平邓**下放在南昌长堎，
*震王**在抚州红星垦殖场，
在那个特殊岁月，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几大政治巨头都曾在赣鄱大地休养生息。
江西真是个好地方！
PART 叁
1959年的秋天，北京八机部里来了个年轻人。
23岁的孙敏从吉林工业大学汽车系汽车设计专业毕业，分配到刚成立，急需人的八机部（农机部）科技司，主管拖拉机业务。
巧的是，当时的部长，就是曾担任江西第一任省委书记的“陈正人”。
孙敏虽然是顶级汽车专业科班出身，但搞了前半辈子的确是拖拉机。
也是他和江西有不解之缘。
1964年，孙敏在四清运动中，由于家庭出身，被下放到江西拖拉机厂从事设计工作，担任江拖设计科的一个组长。
顺带一提的是，江拖当年人才济济，光孙敏这个组就有本科毕业生36名。66年的运动初期，孙敏作为技术核心的“黑干将”就被揪了出来。
幸运的是，江拖当年在南昌不仅抓革命，盛产“运动员”，也是全省“促生产”的标杆单位。
仅仅一个多月，孙敏由于在厂里表现不错，加上当时他又是技术骨干，很快就“解放”出来，变成了促生产的骨干。
据江拖老人回忆，孙敏刚来时，
起初一些老工人对他并不待见，原因是孙敏的穿衣打扮和生活习惯颇与大家格格不入。按过去的说法就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较浓。
但接触久了，大家发现，
孙敏这个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工作起来不分日夜，铆足劲干，并能解决很多技术问题，于是印象大为改观， 后来上面来调查，工人们便说：“孙敏是个好同志”。
1971年，由于孙敏的爱人在南柴下放，按当时的政策，男方一般跟女方走，于是孙敏离开江拖下放到江西泰和县农机厂。
这一去就是10年。
世事如棋局局新。
多年以后，世纪之交，曾经的“铁牛”轰然倒下，江铃接手江拖，改为铃拖。
2006年，又因为江铃陆风汽车重走玄奘取经路的文化品牌活动，终点在印度。
为了盘活江拖，经人介绍给江拖找了个印度“婆家”马恒达，可印度人只吃得惯咖喱，哪消化得了中国的市场，短暂的结合后，江拖彻底消失在历史的记忆中。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谁也不曾料想，正是因为下放，孙敏迎来了事业上的第一波高峰，“连中二元”。
据孙敏回忆：对我来说，下放倒是好事，
泰和县农机厂革委会主任“赵木根”是个老工人，他很重视技术。对我们这些技术员，他都一个一个地了解，了解清楚后他说：“孙敏这个人最有本事。”于是我被任命为技术组组长。
最初，程世清让我们厂搞小四轮拖拉机。他不听汇报，搞现场比武，一年要比好几次。
每逢春耕夏耕或夏收夏种时，圈好一大片地，让大家都参与，他站在旁边看，看谁干的活最漂亮。我设计的小四轮拖拉机在全省第一，这样我在泰和县就小有名气了”。
后来因为程世清的下台，江西的小四轮拖拉机也受到株连，上面不让搞了。
小荷刚露尖，就当头一棒，这事放在别人身上，至少一蹶不振个几年。
此时的孙敏已经显露出他日后能成为企业家，而不仅仅是技术人员的特质。
他主动请缨，“跑部进京”，利用在部里的人脉资源，为小小的县农机厂，申请到国家级的课题合作项目：研制水稻联合收割机。
于是部里农机院牵头，整合江西、广东、云南等省农机研究所的技术人员，以泰和县农机厂的技术人员为骨干，
孙敏作为项目实际负责人的南方水稻小型联合收割机歼灭战组，就在井冈山脚下成立。
并且很快出了成绩，
几次现场评比都获得全国第一，并在*倒打**“*人帮四**”后，光荣获得全国科学大奖。
孙敏也因此参加了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
当听到小平同志那两个著名的论断“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时，坐在前排的孙敏激动地热泪盈眶。
此时的会场上还有一个33岁的年轻人，作为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的获得者，也和大家同样激动，他就是后来创立了华为的任正非。
经此二次“初试牛刀“，
孙敏开始在省机械系统崭露头角。
1980年，省机械厅调孙敏到机械设计院当室主任，并成为八十年代初我省第一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科技干部。
彼时的孙敏还是孙工、孙主任，还不是后来江铃人一听名字就肃然起敬的孙老板。
但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已经奔涌而来，
“龙门陡开，江鲤腾跃“，
已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孙敏心中的“蓝莲花”。
第一季完，第二季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