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刚满周岁的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IDF，即将在10月份迎来第二届。和其他节展相比，“边缘题材”似乎成为它最显眼的标志。但这是恰到好处的偏好，还是稍有过度的偏见？
文 | 多米
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与中国美术学院的联合主办，让西湖纪录片大会从一诞生就夹杂着宣传任务与艺术培养的双重身份。
能明显看到，它的不一样在于：希望主流的价值和立意之外，能有更多跳脱出常规的新鲜血液。反映在第一届的入围和获奖作品上，变成了所谓“边缘题材”的江湖。
从获奖作品到评委理念，就显露出了对边缘题材的特别偏爱。许多看似荒诞的故事，在过去或现在真实发生着，当这些景象详细地呈现在荧幕上时，我们除了震撼于真实影像的能量，还会从更大范围开始重新雕琢自己对世界的认知。
边缘题材的纪录片从来都不缺少，但能够出现在大众舆论中的却屈指可数。从偏僻的场景、独特的事件到真正被人们关注的纪录片交流平台，对大多数纪录片团队来说，仅凭一己之力是难以实现的，这一步其实非常需要有纪录片节展的推动。
被“边缘题材”覆盖的第一届
2017年，第一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将奖项颁发给了五部题材迥异的小众纪录片，情节中常常伴随着矛盾和苦难。一方面它们独特故事背后体现出内核带出足够的真实感；另一方面也讶异于一个地方广电系统主办的节展能有如此大的宽容度。
2017年，《二十二》的上映掀起全球范围内对于“*安妇慰**”及其历史背景的讨论和反思。她们的声音提醒我们，战争带来的创伤远远超过想象。《道歉》同样在记录这段严肃的过往，并展现了*安妇慰**们在当今坚强而勇敢的行动。
“我意识到，羞耻的并不是我们。”
“我不想知道妈妈（*安妇慰**）的故事，她不说我也不问。”
在街头抗议，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并向家人讲述自己的过往。这些她们曾经回避的事情，如今终于鼓起勇气去实现。有些历史必须面对，《道歉》以纪录片的形式保留了如今这段真实而具有进步意义的故事。
一场日本社会突发案件的后续探寻之旅也成为西湖纪录片大会的选择。
10年前的秋叶原无差别杀人事件中，汤浅洋腹部被刺后留下了痛苦的后遗症。
汤浅洋对这名杀人犯最大的期待，是“能否告诉我真实的你”；而加藤除歉意以外并没有其他的回应。
于是，纪录片的镜头便顺着二人的联络信件，寻找加藤走过的路，看他看过的风景，试图从加藤的角度重新审视这场案件和它背后的故事。
在近代的中国，“90后爱国青年”的执拗和成长变化中蕴涵着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的影子。
“我是1990年12月26日出生，和毛主席同一天。”
“这个可口可乐不能拿出来，让人们看到这么爱国的行为，放上一个可口可乐简直是变味。”
“国家……我认为国家就是，政府。……怎么说呢？”
从高中到大学，小赵的思想在成长，在变化。虽然他自己竭力地否认，但他的矛盾和纠结在《少年小赵》跨越四年时间的影像中已经显露出来。
还有讲述年迈母亲照顾精神失常病儿的《罗长姐》，以及从穆斯林拳击女孩掌握命运的故事中提炼独立女性精神的《穿长袍的拳击手》；故事的主人公都在鲜见的境遇中展示出超越常人的品质。
“正能量价值观”的另一理解视角
如果将视线扩大到2017年IDF的所有40部参展影片，我们会发现那些传统意义上的“边缘”题材始终是这场节展所偏爱的方向。在这样的视角下，我们看到那些避开阳光的地方，人类历史上的伤痛（《道歉》《奥斯特利茨》《无处可藏》）、现代文明未曾到达过的地方（《世界尽头》）、荒无人烟的永久冰川（《女人和冰川》）……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这些仿佛处在现实彼岸的故事，全部由纪录片的镜头一帧一帧地呈现出来。
除了获奖作品中的“病儿的老母亲”“杀人事件嫌犯”“穆斯林拳击手”等人物，入围的作品中还有各式各样的少见的形象。大山里破碎家庭中的儿童（《我是一只过路的云雀的儿子》）、上海文学大师与他经历的战争年代（《1918》）、宗教与世俗社会交叠影响下的人生（《我的小喇嘛》），他们的人生我们难以想象，但多种境遇下的人文故事可以让人更加立体地了解生命可能的样貌，思考面对生活与苦难的态度。
在关注这些陌生独特故事的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IDF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之心。近来，我国出现了许多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综艺节目和影视作品，这样的趋势在纪录片领域同样可以见到。落于时代身后的那些优秀文化，需要被更多人了解和记忆。于是，像《南宋》《我在故宫修*物文**》《璀璨新火3D》这样的作品也就成组地出现在IDF节展的入围名单中。
在西湖纪录片大会的官方介绍中提到，大会以“I Documentary Fact，我纪录事实”为学术宣言，倡导纪录片回到真实本源，回归人文关怀的正能量价值观。它其实提供了另一种对“正能量价值观”理解的视角，虽然在第一届的举办中稍微显得有点用力过猛，几乎看不到任何传统意义中“主旋律”的纪录片。
事实上， “边缘”题材纪录片与“主旋律”纪录片并不是隔着银河，在日常景象的价值意义也不必分个高下，希望第二届能看到更高的包容度。毕竟，纪录片真实坦白的态度以及拍摄条件的“*界无**限”正使这种艺术形式拥有了兼容与推动多元化的能力。看似“脱离日常实际”的话题，反而是更加周到和全面地覆盖真实存在的人间场域。
如果能看到曾经势不两立的“边缘”题材纪录片与主旋律纪录片能够产生对话，那便具有更为长远的意义。
新锐节展，需要酝酿更多能量
2017年的大会评审团主席由傅红星和来自法国的伊夫·让诺共同担任。在评审团中，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成员构成，便是IDF多元并序的一项基础。在傅红星看来，“举办国际影展的好处，就是可以了解不同文明、不同社会状况下，人类的生存状态、环境和人们的思想。展映本身、讨论本身，就是一次很好的交流。”
IDF对于纪录片独特性的重视，其实从一开始就浸透在评审组的看法和共识之中。对于评审的原则，伊夫·让诺表示，“纪录片的观点应该非常的犀利，应该具有差异化，这才是纪录电影真正的性格和特点。一部纪录电影的观点才是它的本体。”
不过也要看到，由文化背景差距较大的这些独立制片人作为评审团体，来评阅其他同行的小众作品，虽然在尊重差异性方面非常重视，但却容易陷入对他者文化“过度照顾”的怪圈。因此，IDF的评审在追求个性之余，更要警惕自身失去专业而理性的目光和标准。
在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的宣传片主题篇之中，闪过了各种各样的画面。太空漂浮的宇航员、野生动物与自然、海空战争、废墟与儿童、古迹遗址等等，当所有景象远去，是西湖窗前一个驻足盼望的身影。以节展为窗，浏览古今中外生命的痕迹，寻找还未为人熟知的角落，强调作品的独特与个性，正是IDF在“回到真实本源，回归人文关怀”理念上的实践。
那么当这些风格迥异的小众纪录片，被推上IDF国际节展平台后，其影响力是否得到了有力推动呢？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IDF显然还没有这样的能量。正如国内许多节展平台的处境一样，纪录片奖项获得的关注往往低于其他影视类奖项，这时奖项对于作品知名度的加持便非常有限。尤其是专门做纪录片的节展平台，平台本身影响力就受限，对于纪录片的推动力暂时也就只能体现在对纪录片团队的激励上，对作品的讨论范围也常常局限在纪录片人的圈子中。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新生的纪录片节展影响力有限，自身平台暂时比较低调，但却能看到国内纪录片节展的相互支持、相互促进。2017年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中获得“D20年度新锐奖”的纪录片《罗长姐》，正是FIRST青年电影节“山下纪录片实验室”推出的首部作品。在众多具有优秀品质和独特立意的作品中，IDF的这一选择，不仅是在专业上对“山下纪录片实验室”的一种肯定，也实现了国内纪录片平台之间的良*交性**流和互动。
今年10月，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将举办第二届活动，继续征集全球范围内的优秀纪录片与创投计划。IDF是否会延续“小众”题材的偏好，10月就会有答案。而更重要的，是它作为新生的国内纪录片节展，能否迅速找准位置，提升自身平台的影响力，从而更好地促进行业发展。这不仅是IDF接下来的目标，也是国内大大小小纪录片平台共同面临的命题。